大国城记 :一场跨越万年的人文主义巡礼
2019-12-26 20:52

大国城记 :一场跨越万年的人文主义巡礼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智本社(ID:zhibenshe0-1),作者:清和,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1935年,34岁的胡焕庸在中国地图上画了一条倾斜的直线,从东北边境的黑龙江黑河市(原名瑷珲)一直连接到西南边境的云南腾冲市。这就是著名的黑河—腾冲线,也叫胡焕庸线。


这是一条神奇的分界线,是中国人口分布、经济水平、城市发展的分水岭。以此线为界,超过90%的人口居住在胡焕庸线东侧,即占全国土地面积43%的东南部地区;只有6%左右的人口居住在广袤的大西北。


此后八十余载,“城头变幻大王旗”,东北从伪满洲国摇身一变为“共和国的长子”,集千万宠爱于一身,而如今却人去楼空,产业凋零,还落个“投资不过山海关”的污名。


若将东北鹤岗市与南国深圳特区相连,一条体现中国城市发展、人口变迁以及时代命运的生命线展现在世人面前。


曾经的煤炭重镇鹤岗,如今一套房子换不来深圳的“立锥之地”,抵不过一平米安居房。从北到南,沿着这条生命线,大量人口、英才南迁,资本、项目南下,信息、技术南流。


一些城市在罗马式大基建和焦炭城市的惯性上积重难返。当资源枯竭、杠杆加满、人口流失,城市便逐渐萎缩,衰落,甚至消失。最终留下的是,钢铁与砖头构筑的铁壁坚城,以及原地等待的孤寡老幼。


南国那头的深圳,正在演绎一曲曲“冰与火之歌”:这座城市拥“双区”之势能,携总部经济之重剑,正大步流星般地迈入大都市圈时代;然而,经济失速、房价高企、挖路刺激、工厂迁移,正在给这座明星之城抹上一层灰云。


一个中国,一北一南,一朝一夕,渐行渐远……


“最后一位人文主义者”、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在他的鸿篇巨著《城市发展史》中开篇即提出这一扣人心弦的问题:


“城市会消失么?或者说,我们整个星球将会变为一座巨大无比的蜂巢——那只不过是城市消失的另一种形式。驱使人们居住到城市里来的那些生活需求、愿望,如今能否在更高水平上重新实现耶路撒冷、雅典、佛罗伦萨等城市似曾兆示过的一切?”


“除了‘死亡之城’和‘乌托邦’以外,还有没有一种切实可行的选择:建设一种无内部矛盾、能不断丰富人类、促进人类不断进化的新型城市,是否可行?”


在远古村落,先祖母亲用温柔的臂膀、充盈的乳汁以及强悍的身躯,捍卫人类繁衍生息之所,缔造了爱护养育之温情良德。


从远古村落演进到罗马城邦,再到焦炭城市,如今进入大都市圈时代,人类城市历经千万年更迭,误入罗马帝国大基建与大英帝国大机器之迷途,彰显着王权制度与市场逻辑,展现了一副人文主义与现实主义激荡碰撞的历史画卷。


远古村落:先祖母亲的乳汁与勇敢


罗马城邦:基建狂魔的荣耀与代价


焦炭城市:工业机器的物欲与罪恶


大都市圈:人文主义的拷问与回归


大国城记,一场跨越万年的人文主义巡礼,探索“芒福德之问”,思忖中国城市之前途。


1、远古村落:先祖母亲的乳汁与勇敢


耶路撒冷,一座圣城。


这座命运多舛、战火连绵的圣城,孕育着早期的城市之光。


大约在中石器时期,尼罗河至幼发拉底河一带的远古先祖便停下来迁徙的脚步。


最后一次冰期消退,气候由寒转暖,人类首次获得更为充足和稳定的食物来源,远古人类的大脑和性器官进化显著。采食变得容易,食物剩余开始出现。盐的发现以及腌制、熏制技术的进步,原始人类可以调节余缺,开始摆脱长期朝不保夕的生活,并逐渐逐水草、洞穴而居。


贮藏和定居,开启了人类原始村落文明。


食物充盈,性需求不再因饥饿而受到抑制,相反性功能变得持久而强烈。所谓“饱暖思淫欲”,远古村落成为了人类生息繁衍之地,主要功能只有两个,一是食,二是性。一个是生命的维系,一个是生命的繁衍。


反常识的是,考古学家发现,村落文明实际上是女人创造的。


大约距今一万年左右,世界不少地方的远古村落已会驯化动物,种植食物以及饮食正规化。早期的农业革命开始出现,豆类、瓜类、麦类植物出现,牛羊被驯化,并用于托运,狗已成为家畜,并起到看家护院的作用。


此时,不少远古村落实行外族群婚制,村落便成为人类繁衍及幼儿养育的集体巢穴。这方面,女人有天然的优势。


女人温柔的母体以及充盈的乳汁,确保了幼儿免于饥寒。男人一般在外打猎,村落自然留给了女人守卫和照看。但是,由于生产力极为低下,男女性别的分工显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明显。


除了养育幼儿,其它时候女人们俨然是一个个精壮的男人。在村落里,她们打制石器,驱狼赶虎,挥锄刨地,筑建篱笆,编制藤筐,捏制泥罐,修筑房舍,挖掘地窖,搭建畜棚,驯化牲畜,改良品种。


此时的女人不是顶半边天,而是创造了整个世界。她们养育幼儿,保卫家园,肩负技术革新的重任。


在新石器时期,女人开创了皿器革命。在旧石器时代,石器是打制而成的石斧、石片以及尖利石具,主要用于狩猎、分切、械斗。但到了新石器时代,制造技术已从打制演进到了磨制。石制、泥制、陶制、青铜、铁制、玉等皿器出现,极大地促进了远古村落文明。


缸、瓶、罐、瓮、桶、钵、箱、瓢、盆、碗、坛等皿器可以储存食物,防止老鼠、蚊虫、敌人偷食,防止生鲜食物腐烂变质,有利于家庭食物供应的稳定以及调节余缺,同时促进商品交换及效用最大化。


村落,最早是庇护、养育的场所,也是女人创造的爱之容器。在古希腊神话中,最原始的饭碗是依托阿芙罗戴特(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乳房取型塑成的。在古埃及楔形文字中,“房舍”或“城镇”这些字样也可指代“母亲”。


从村落到城市,实则是这一器皿的扩容,是爱抚养育的延续。芒福德说:“城市正是吸收了这些村庄习俗,才形成了城市自身强大的活力和爱抚养育功能;正是在这样基础上,人类进一步发展才成为可能。”


从远古村落中,我们可以看到城市的影子。村落的洞穴、房舍、畜棚、水渠、地窖、谷仓、栅栏是远古城堡,以及今日都市的雏形。用于隔离猛兽侵犯的栅栏,后来演化为城市的防卫城墙。饮水沟渠,晋升为城市的自来水系统。排水暗沟,进化为城市大型的下水道系统。地窖和谷仓,分别是城市防空洞和仓储中心的雏形。


世界不少远古村落都有过生殖器崇拜,其中巨大的阴茎雕饰,演化为城市的宝塔、纪念柱以及高楼。对雄壮生殖器的崇拜以及审美,似乎写进了人类的基因里。时至今日,不少伟大的建筑设计师依然喜欢取型于硕大的阴茎来勾勒巍峨的大厦。


在新时期时代,在尼罗河河谷、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以及以地中海东岸的新月形地带,涌现了大批原始村落,并逐渐演化为远古城镇,如古巴比伦王国首府巴比伦城、古巴比伦尼亚首府乌尔城、古巴比伦苏美尔古城尼布尔城、古埃及尼罗河三角洲上的太阳城,等等。


几乎所有的远古城镇都起源于农业发达的原始村落。在美索不达米亚河套冲积平原,大片淤泥与沼泽,当土地水分排减,强大的肥力供谷物生长。在今天耶路撒冷附近,这里是全球唯一雨热不同季的地区,冬季多雨潮湿,夏季炎热干燥,适合栽培野生谷物和易于驯养动物。


人口是城市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人口的堆积,村落就可以发展为城镇。今日,人口等于城市的落后观念及政策,在巴西、墨西哥一些国家已出现严重的“反城市化”、“大城市病”问题。


从村落到城镇,依赖于社会分工、公共秩序以及公共设施的进步。


随着驯化动物、种植以及灌溉技术的进步,外出狩猎的投入产出比已低于村落驯化以及种植。于是,当年在外狩猎的男人逐渐回到村落,他们凭借生猛的体魄,驱赶狼虎猛兽,刨地耕田。此时,男女社会化分工才逐渐明显,女人回归家庭,彰显女性魅力,温柔、美丽、妩媚;男人的社会地位也开始提高。


从原来直接诱捕猛兽,摄取食物,到驯化动物,施肥耕种,这说明迂回生产开始出现。社会分工和迂回生产出现后,第一个不直接参与生产的职业从男性猎手中诞生了。随着村落越来越庞大,村落安全是一个族群的生命线,男人猎手们开始承担着保村护院的专职工作。


由于男人猎手不直接参与生产,他们缺乏食物来源,因此村民拿出部分剩余食物供其充饥。这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一批公务员。但在当时,这并不能理解为保护费,更多的是集体分配。


到了父系氏族年代,这些出色的男人逐渐成长为令人尊重的英雄猎手,渐而成为部落或村落酋长,甚至是至高无上的国王。


古巴比伦传说中的吉恩杜便是一位英雄猎手——“拿起武器驱赶狮子,使牧羊人能以安睡;他擒获豺狼,捕捉狮子,使牧民们能躺下休息;恩吉杜就是他们的守卫者,恩吉杜是一个勇敢的人,一个盖世无双的英雄。”古巴比伦王、编著了伟大的汉谟拉比法典的汉谟拉比也自称是其臣民的牧者。


酋长的出现,意味着王权制度、等级体系的出现,以及私产的强化。原始村落是一个直接生产、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体系,而猎手、酋长和国王出现之后,村落开始向有组织的分工明确的早期城市演进。于是,城市的猎手(军队)、税官、盐官、建筑师、巫师、法典、程序、宫殿、庙宇、大学、道德体系、公共设施以及奴隶产权,就逐渐形成。所谓的“城市革命”便出现。


从分散、自治的远古村落到早期城镇进化,最重要的变量是酋长或国王的出现。苏美尔人传说中的吉尔伽米什,是一个勇敢的猎手,一位捍卫部族的酋长,是巴比伦神话传说中埃里克国的国王,还是乌鲁克城周围城墙的建造者。


在王权制度下,国王指挥着成千上万的人建造城墙、战壕、宝塔、庙宇、祭坛、宫殿、金字塔,开凿水渠和运河。同时,国王掌握着臣民及奴隶的生杀大权。


与猎手的出现类似,城市最早起源也来自防卫。早期城市,更准确讲是城寨、城堡以及卫城。最为著名的莫过于雅典卫城,筑于山丘之上,便于防御敌人进犯。今中国闽西、粤北、赣南客家土楼在当年亦是防御工事之用。


公共设施及秩序,是一个城市进化的标志。分散自治的远古村落不具备高度组织化的公共文明。在世界各地的远古村落中,村民都会驯化和饲养狗解决满地粪便,用猫来消灭自带病菌的老鼠,以此来维护公共卫生。古埃及和当今的印度村落都擅长驯化蛇来消灭鼠害,以防鼠疫传播。


从村落发展到城市,这种“土办法”难以解决人口密集的公共卫生问题。事实上,城市公共卫生进步也极为缓慢,为此人类差点付出了屠城灭种的代价。早在公元541年,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拜占庭帝国首府君士坦丁堡就爆发了鼠疫。14世纪中期,欧洲爆发人类历史上最为致命的“黑死病”(鼠疫)


但真正体现远古城市荣耀的是墓穴和庙宇,而不是发达的商业及技术。


远古人类对死亡感到恐惧,又颇为好奇。墓穴,尤其是对先祖的供奉,便成为强化权威的工具。墓穴,是城市最早的胚胎。古埃及金字塔、各种宗教的宝塔以及国王古墓,成为一座城市最为庄严的核心。


墓穴,是“死人城市”,而庙宇,则是活生生的、效用最高的城市设施,如著名的雅典卫城里的帕提农神庙,古罗马城里的万神庙。


庙宇,垄断了这座城市的信息、财产及政治权力,是世俗政治与宗教统治的交汇之地。至于政教合一,还是教为政所用,完全取决于两者势力的斗争。


耶路撒冷,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共同的圣城。其中圣殿山、哭墙属于犹太教,阿克萨清真寺和圆顶清真寺属于穆斯林,圣墓教堂和苦路属于基督教。这座孕育了三大宗教的圣城,却一直在宗教冲突与世俗政治争斗的战火上滚烫。


在《圣经·列王纪上》记载,所罗门即位后,花费了七年时间在城内建造了第一座圣殿,即所罗门圣殿。此后的400年,直到前586年所罗门圣殿被毁,这座圣殿成为全国唯一的宗教场所和朝圣的中心。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著名的《菲德罗篇》记载,古神特乌斯向埃及国王塔姆斯法老炫耀其发明文字。塔姆斯大为不快,担心文字的发明会打破其对信息的专属垄断权。


时至今日,各国各城的灵魂建筑,不是墓穴,就是庙宇。在欧洲,哥特式教堂,便是这座城市最高的、最富丽堂皇的建筑,是这座城市的精神,也是古代教权、王权统治的核心。


社会分工和迂回生产的进步,推动着从远古村落向远古城堡演进。王权制度的出现,促进城市往高度组织及公共秩序方向进化。村落走向城市,不是人口之堆积,建筑之叠加,而是生产力、分工组织、公共设施及秩序之进步。


但城市王权的出现,是否意味着远古村落先祖母亲们创下的哺育爱抚之良德的消失?


2、罗马城邦:基建狂魔的荣耀与代价


公元79年8月24日下午一点左右,意大利南部的维苏威火山爆发。伴随着一声巨响,火山口迸射出大量的岩浆和碎块,犹如暴雨般地覆盖了山脚下的一座繁华城市——庞培城。这一景象被远在30公里外的小普林尼看到并记录下来。


这场灾难对庞培城来说是毁灭性的。但由于整座城市被岩浆和火山灰埋藏于地下,反而为人类保存了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最为生动的、真实的城市原貌。


1748年考古学家发现这座“地下之城”。2015年,考古学家和科学家对这座千年古城进行修复。如今,这座栩栩如生的罗马时期的古城呈现在世人眼前。


庞贝城由奥斯坎斯部落兴建,经古希腊统治,在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时期达到巅峰。在公元前89年,庞贝城被罗马人占领,此后罗马共和国开始对其输出“城市模式”。到这座城市毁灭之时,这座仅有0.64平方公里的意大利小城,发展成为贵族富商云集的闻名遐迩的酒色之都。


罗马帝国的统治,拥有一套完整的殖民输出模式。罗马人最早懂得如何管理人口稠密的城市。他们对殖民城市的规划及管理颇有讲究,不少殖民城市的街道及广场都具有浓重的“罗马城”风格。根据罗马人的城市规划理念,大部分城市都最好保持不超过5万人口。


庞贝城,拥有2.5万居民、100多家大小餐馆、4座公共浴室、2座普通剧场、2座体育场、7家妓院和10间各色庙宇,是罗马贵族商人最为理想的纵欲之城。同时,这座城市的中央,与罗马城一样,建设了一个面积为466英尺*124英尺的市政广场。围绕着广场,还有一座容纳整个城市人口的大型竞技场、朱庇特神庙、阿波罗神庙、众多商铺、法庭、联排别墅以及各类商业及市政设施。


当时,庞贝城商业之发达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在4.5-7.9米宽阔的石铺街道上,各类商店密集排布于街道两边,店内摆放着饼干、面包、山羊奶酪、葡萄酒、器皿以及各种肉类。


商业街上还有七家风味别致的妓院,每家妓院二楼房间摆放着一张床,墙上挂着一副不可描述的淫秽图画,并写着“仅供男宾观赏”。


庞贝城的艺术品数量之多、创作之精美,让世人惊叹。仅广场之上的雕像就多达40座之多,公共浴室、神庙、私家花园都林立着栩栩如生的雕像,古典柱廊、厅堂廊庑布满各种壁画。


更有趣的是,街道上的涂鸦多达15000条,写着公职候选人的竞选宣言,情侣互传的讯息,还有罗马诗人魏吉尔和浦洛珀夏斯的诗句,等等。阅读这些涂鸦,人们仿佛置身于这座生机勃勃、趣味盎然的古罗马城市之中。


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城市已经发展成为了城邦。当时,欧洲处于封建领主制社会,类似于中国商周时期。所谓封建,即封土地,建诸侯。城邦,实际上是“城市国家”,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的邦国、诸侯国。从远古村落到远古城市,王权制度起到关键作用。这也就决定了早期的城市源于宗教、政治力量,而非商业。在美索不达米亚文字中“商人”一词“特指庙宇里专门管理对外做生意的僧侣”。


城邦,是宗教及政治城市的巅峰之作。希腊城邦集合了神庙、圣殿、祭坛、公墓、市政广场、议事大厅、公共会场、法庭、公共浴室、公共食堂、体育馆、运动场、剧场等等。著名的城邦有雅典城邦、斯巴达城邦。


雅典卫城,取名于智慧女神雅典娜,是一座由坚固的防护墙壁拱卫着的山冈城市。这座面积约为4千平方米的城邦,高地东面、南面和北面都是悬崖绝壁,人只能从西侧登入,是雅典人避难之所。城内,有雅典娜胜利女神殿、阿尔忒弥斯神殿、帕特农神庙、市政广场等。


得益于易守难攻的要塞,雅典人在这座卫城里吹着爱琴海的暖风,呼吸着自由的空气,过着散漫、无拘无束的生活。这座自由之城,创造了雅典民主议事制度,缔造了璀璨的人类文明。


在希波战争之后,雅典成为了希腊的霸主,雅典的统治势力及文化达到巅峰,希腊各城邦建立了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古希腊人在哲学思想、诗歌、建筑、科学、文学、神话、民主制度等诸多方面都造诣极深。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圣,还有毕达哥拉斯、梭伦、泰勒斯等贤才。古希腊文化是整个西方文明的精神源泉。文艺复兴所谓复兴,实际是复兴古希腊文化。


在民主议事以及开放自由的文化下,雅典城邦的世俗政治的权力比较小,整个城市的公共建设水平很低,街道狭小混乱,公共卫生糟糕。大量垃圾堆积在城边,弃婴丢弃在垃圾堆上,猪狗成了清道夫。雅典人不但摒弃了王权的迷信,甚至对神明的敬畏也大不如其它城邦。在帕提农神庙,神像与普通人的身高差不多,完全没有高大威严之势。在古希腊的神话世界中,神祗与普通人一样好色,爱偷懒,喜欢占小便宜,争风吃醋。


雅典并未将其民主制度及自由文化带到其它城邦,相反他们对后者实施了残酷的殖民统治。当时,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对雅典霸权极为不满。斯巴达城邦是一种典型的寡头政治、贵族统治。与雅典的民主化、城市化、自由化相反,斯巴达城邦独裁、集权、保守,崇尚武力精神,轻视文化教育,打击城市文明。在整个斯巴达城邦,看不到一座宏伟的建筑,没有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和一句经得起推敲的诗句流传于世。


公元前431年,斯巴达与雅典两大同盟爆发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果,保守的、文化落后的、独裁的斯巴达击败了民主的、开放的、城市化程度高的雅典。不少历史学家说,这是一场野蛮对文明的胜利。“历史科学之父”、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详细地记录了这场战争。


雅典人战败后,古希腊快速衰落。此时,一个小城邦开始在意大利中部崛起,那就是古罗马。经过四次马其顿战争,古罗马征服了马其顿并控制了整个希腊。所幸的是古罗马继承了古希腊的政治体制以及文化传统。


此后,罗马势力范围不断扩张,罗马已经超出了城邦概念,逐渐建立了一个横跨亚欧非大陆的地中海王国,即罗马共和国。


与雅典松散的世俗政治相比,罗马共和国拥有更加强大的政治力量。他们比雅典人更加擅长建设和管理城市。古罗马人在城市设计上极度追求完美,理念领先,管理科学,注重人文主义精神。


古罗马城在鼎盛之时,人口达百万人,是同时代最大的都城。这座庞大的都城坐落在七座小山丘上,城墙跨河依山曲折起伏,整体呈不规则状,像一只蹲伏的雄狮。


整座都城以罗马广场为中心,罗马广场是市政广场,四周遍布神庙、会堂、元老院议事堂、凯旋门和纪念柱等。广场西南面至今还残存的古罗马斗兽场,能够容纳将近5万观众,是古代最宏大的剧场建筑,专供奴隶主、贵族和自由民在此观看斗兽或奴隶角斗。


从凯撒大帝开始,罗马广场北面和东面建造了各种以帝王命名的广场,如著名的图拉真广场。广场包含图书馆、会堂、浴场、体育场以及规模宏大的自来水渠系统。


古罗马人很早就认识到城市公共卫生系统(稳定的供水、整洁的街道以及有效的排水系统)的重要性,否则人聚集一地必死无疑。公元纪年开始,罗马城内就有6条清洁水管道每日输送用水;100年后有10条水管每天供应2.5亿加仑水。公共浴场用去一半的水,剩下的供应200万居民每天50加仑,相当于今天的200多升。


大约在公元70年韦伯芗皇帝时期,罗马城内就建造了一座配有大理石便池的建筑,要付费使用。这或许是人类最早的公共厕所。英国直到1851年伦敦世界博览会时才建造了第一个公厕。公元1世纪罗马城市人可能都无法忍受19世纪英国人以及21世纪印度人的卫生习惯。


在殖民统治上,罗马人显然要比雅典人更具智慧和格局。他们将这种追求完美的城市设计及管理,复制到各统治城邦。在叙利亚的帕美娜、黎巴嫩的巴勒贝克、土耳其的以弗所以及庞培城等遗迹中,我们能看到罗马人对城市设计的执着。庞培城实际上是古罗马城的奢华版。


今天欧洲不少城市街头都有免费直饮的饮水龙头,方便路人和游客使用。这些直饮水系统在古罗马一些大型城邦就已经出现。喜爱沐浴的古罗马人还修筑了石筑水渠,将温泉热水和清水引入城中公共浴室。他们还根据引水落差自然产生的压强,在庞培城建造了自然压力产生的喷泉。


所以说,古希腊出诗人和哲学家,而古罗马出政治家和城建工程师。


公元前27年,元老院授予盖乌斯·屋大维“奥古斯都”称号,罗马共和国进入帝国时代。在图真拉时代,罗马帝国达到极盛,西起西班牙、高卢与不列颠,东到幼发拉底河上游,南至非洲北部,北达莱茵河与多瑙河一带,构筑了一个疆域辽阔、经济繁荣的强盛帝国。


罗马帝国,是古代欧洲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时代。


公元395年,狄奥多西一世将帝国分给两个儿子,罗马帝国一分为二,从此走向衰落。


公元410年,阿拉里克率领日耳曼西哥特人围攻罗马城,城内奴隶叛乱,罗马城被攻破。476年,日耳曼人奥多亚克废黜西罗马最后一个皇帝,西罗马帝国灭亡。从此,欧洲进入近一千年的中世纪。


中世纪被欧洲人文主义者认为是“黑暗时代”。在这将近一千年的历史中,整个欧洲大陆失去了古希腊、罗马古典时期的文化自由、商业活力以及民主制度。


在神圣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统治之下,罗马教皇建立了教皇国,严厉打击异端,强化思想控制,“宗教的言论置于个人经验和理性活动之上”;封建领主割据带来频繁的战争,生产力和科技长期停滞。


神圣罗马帝国的城邦出现了严重的“逆城市化”,罗马古典时期的繁荣商业、完善的公共设施、先进的城市文化逐渐消失。城邦逐渐沦为“庄园城邦”、大农村,城市服务于领主的封建土地及农业生产。


罗马帝国体现了古代城邦帝国统治力所能够达到的极限。芒福德将罗马帝国形容为“一家极为庞大的城建企业”。他认为,罗马帝国是单纯扩张城市权力中心的产物。在罗马帝国崩溃前,它已经在疆域内建立了5627座城市。诗人那玛提亚努斯如此称赞这个帝国:“你建造了一座版图辽阔的都城。”


与雅典人的自由散漫相比,罗马帝国执着于攻城略地,大搞基建。在芒福德看来,罗马帝国的灭亡早有征兆:


“无论从政治学或城镇化角度来看,罗马城都是一次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罗马城市的历史曾不止一次发出典型的危险警告,警告人们城市生活前进方向不正确:哪里人口过度密集,哪里房租陡涨,居住条件恶劣,哪里对边远地区实行单方面剥削,以至不顾自身现实环境平衡和谐——这些地方,古罗马遗风便几乎自行复活。”


“如今情况正是这样:大规模竞技场,高耸寓楼,大型比赛、展销和足球赛,国际选美比赛,被广告弄得无所不在的裸体像,经常的性感刺激、酗酒、暴力等等,都是地道的罗马传统……这些东西便是厄运临近的征候。”


同样的配方,同样的味道。


在文治武功方面,罗马人显然更擅长“武功”,他们越来越抛弃雅典人的哲学及文化传统,沉迷于好大喜功的建造富丽堂皇的城邦。哪里有帝国的铁骑,哪里就有罗马式的市政广场。仅凭征战抢劫和赋税徭役,根本无力支撑如此庞大的基建规模。前赴后继的广场、体育馆、竞技场、剧院,耗尽了帝国国库的所有银两。


后期,罗马帝国只能“大印钞票”,一而再再而三地减少货币金银含量,让货币贬值以维持这种城邦扩张模式。赛维普时期,金银币的重量减少了30%,之后,金银币的金属含量达到惊人的程度,金币没有金,只含2%的银。


“直升机撒钱”的结果是,罗马物价飞涨。公元2-3世纪罗马城爆发严重通货膨胀,帝国经济遭受重创,政权岌岌可危。戴克里登基后试图增加货币含金量控制物价,但是金银耗尽后罗马物价依然飞涨。无奈之下,戴克里化身“神灵”命令物价不得上涨,试图用官方定价抑制通胀。然而,通胀依然将强大的罗马帝国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在教皇格里高利一世时期,古罗马图书馆被付之一炬,古罗马的城市精神彻底堕落,取而代之的是无知与粗鄙。


芒福德不无叹息地说道:“公元394年,奥林匹克举行了最后一次运动会,474年罗马浴场流尽了最后一滴水。529年雅典学院关闭了,这是最重要的希腊精神象征,没有它,社会生活会变得过分追求物质满足。”


“至此,古典世界的古老灯火便一盏接一盏熄灭了……讲求体魄健壮而又精神健康的古希腊文化,同基本上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古罗马文化一起从欧洲消亡了。”


3、焦炭城市:工业机器的物欲与罪恶


14世纪中期,一场蔓延整个欧洲的黑死病杀死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欧洲人。罗马天主教的权威遭遇严峻的挑战,分裂、起义、冲突四处横行,神圣罗马帝国摇摇欲坠。


1453年5月29日,经过两年的包围,穆罕默德二世攻克君士坦丁堡,拜占廷最后一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殉国,漫长的中世纪宣告结束。


欧洲史学家认为,神圣罗马帝国覆灭才是欧洲历史的起源。神圣罗马帝国之前分裂的十几个王国逐渐独立,并演化成今天欧洲的国家版图:


法兰克王国分裂成法兰西、意大利、德意志,布根地王国是今天的瑞士,西哥特王国是西班牙,苏维王国是葡萄牙,伦巴地王国是奥地利,盎格鲁-撒克逊王国是英国。


不过,真正撕开封建帝国城邦口子的是一群维京海盗及贩夫走卒。


855年,维京海盗包围巴黎向查理勒索了7000磅白银,885年围困巴黎达一年之久。维京海盗对神圣罗马帝国的威胁大大超出了抢劫的范畴,他们在封建领主城邦之外的边缘地带、村落发展起了久违的商贸与市场。


882年,维京海盗在斯拉夫地区组建了基辅罗斯公国,盘活了西北欧与东欧、西亚的商贸。基辅罗斯公国与拜占庭、西欧北欧各国、东方阿拉伯各国有着频繁的贸易关系。


维京海盗多次进攻君士坦丁堡,逼迫拜占庭签订了4个商业性条约(907、911、944、972 ),保障了基辅罗斯人在拜占庭的商业特权。维京海盗初期施行巡回索贡制,将索取到的粮食、蜜蜂、毛皮、酒等物销往拜占庭。


受海盗的武力及商贸冲击,西欧原本荒凉的村落,慢慢发展成为乡村集市及小型城镇。城镇里的人多数是从城邦领地里出逃的农民、奴隶,这些没有土地的人为了谋生成为“贩夫走卒”,成为资本主义第一代“迂回生产者”——与村落时代的领主先人“猎手”类似,但前者受市场驱动,后者受权力驱动。


领主最初无视这些小打小闹的城镇,国王也默许城镇力量兴起以削弱领主势力。然而,日复一日,手工业者和小贩苦心经营,城镇日渐兴旺。领主开始觊觎城镇财富,城镇小贩则花钱雇佣兵力对抗入侵的领主骑士,城邦与城镇之间开始了长达百年的械斗。最终的结果是,领主拥有对商贩征税的权力,但是不得骚扰、干预城镇管理。


斗争的结果实际上有利于城镇的发展,城镇的兴旺促使越来越多手工业、农奴从领地逃往城镇,农奴与领地的依附关系遭到挑战。农奴逐渐成为自由的劳动力,瓦解了领主经济,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城镇兴起带来的劳动分工,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城镇财富增加,而低效率的领主经济体系导致领主财富日渐缩水。


最早的城邦兴起于远古村落,其推动力是王权制度;而近代城镇依然兴起于村落,但其推动力变成了商贸与市场。近代城镇与封建城邦之间并无任何继承关系,相反封建城邦对因市而兴的近代城镇起到抑制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历史的演进并非连续性的。


1293年,佛罗伦萨工商业者自行颁布《正义法规》,第一次彻底将领主踢出了城镇决策会议。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地中海沿岸城市,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勇于开拓的商业精神率先崛起。市民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欧洲的舞台。


1437年,在佛罗伦萨,不受基督教控制的犹太人,获得四张执照,允许在佛罗伦萨城内建立银行,从事贷款业务。这是一个现代金融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此后,精明的犹太人在欧洲各地建立了银行分支机构,遍布欧洲的银行网络初具规模。依靠银行起家的美第奇家族是15世纪前后几百年间欧洲第一名门望族。这个家族赞助了包括米开朗琪罗在内的众多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被称为“文艺复兴教父”。


新航路开辟之后,欧洲贸易中心从地中海转到大西洋西岸,西欧河流的主要出海口在北部联省。尼德兰,地处西北欧低洼地带,是神圣罗马帝国鞭长莫及之地。当地人多数来自四面八方而来谋生的流民、乞丐、海盗、渔民以及贸易商。他们比较少接受罗马教皇的控制,对商业及牟利敏感。


16世纪开始,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沼泽地里挖出了不少港口,商船逐渐驶向欧洲各国,逐渐成为因商贸而兴起的港口城市。此后,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地中海城市衰落,鹿特丹、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等西北欧城市崛起。


从威尼斯到阿姆斯特丹,再到英国伦敦、曼切斯特,欧洲开始改变远古巴比伦、古罗马因宗教、政治造城的传统。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著名建筑师克里斯托费·雷恩在伦敦大火之后,提出伦敦重建规划,他不是把圣保罗大教堂而是把英格兰银行摆在城市最重要中心位置。


从此,市场取代了教堂,工商业取代了世俗政治,成为近代城市功能的核心。


随着机器化生产的革命演进,廉价丰富的食品、棉纺织品输送各地尤其是乡村。在蒸汽时代,英国一年的纺织品产能超过过去半个世纪,欧洲乡村人开始摆脱寒冷危机,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大幅度下降。


16世纪开始,英国人口快速增加,大量乡村人口向城市集中。英国率先开启了人类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城市化大潮。在工业时代,英国建立了一个罗马人难以企及的世界帝国。


1851年5月1日,历史上第一次世博会万国工业博览会在英国隆重召开!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诚邀各国贵宾参加盛会。会场上,一个比伦敦圣保罗大教堂还大3倍的水晶宫赫然耸立!作为工业时代的重要象征物,水晶宫是将大英帝国的荣耀托举到历史的高度。


连维多利亚女王都在日记中激动而骄傲地写道:“……欢呼声,每张脸上洋溢的笑容,建筑的宏伟,棕榈树,鲜花,树,雕像,喷泉,乐器,我亲爱的丈夫,这次“和平节日”的创造者,把地球上所有国家的工业联合了起来确实让人感动,永远值得纪念。……”


十八十九世纪,西方国家享受着巨大的廉价的人口红利。人口规模造就了城市规模,为强大的工业生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16世纪伦敦人口为25万,巴黎18万。1800年,伦敦人口达95万,巴黎超过50万。50年后,即1850年,伦敦人口翻番,超过200万,巴黎超过100万。到了1900年,西方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有11个,其中包括柏林、芝加哥、纽约、费城、莫斯科、维也纳、东京、圣彼得堡、加尔各答。


但是,紧靠人口数量并不能创造城市文明。大量人口短时间内往城市集中,城市变得极为拥挤。随着工业化城市不断扩张并侵吞郊区乡村土地,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加入到了城市化大军之中。基础设施以及城市公共用品供应不足,住房紧缺,房价及房租快速上涨;公共卫生糟糕,低收入者的生存环境极为恶劣。


巴黎警察厅长在1684年的备忘录中写道:“惊人的悲惨生活折磨着这个大城市的大部分人口。”巴黎约有4万到4.5万人沦为赤贫的乞丐。


英国是全球最早实施公共福利的国家,很早便颁布了《济贫法》。但是,由于当时推行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政府没有足够的税收提供更多的公共用品。


18世纪,英国人对大规模人口的城市管理经验,可能还不如公元1世纪的罗马人。古罗马人早已建立了一整套城市公共卫生体系,很早就有公共厕所和自来水系统。直到伦敦世博会,英国才建起第一个公共厕所;19世纪中期,纽约才有第一管干净的自来水。显然,此时的英国更像古希腊时期的雅典城邦,走向了大搞基建的罗马帝国的另一个极端。


倘若公共设施不足、社会秩序混乱,原始村落母系养育爱抚之公序良德丧失,那么一个古老的安全因素也将消失,而一个个瘟疫、丑恶、犯罪的温床便从此诞生。


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将这种糟糕的工业城市称之为“焦炭城”。“焦炭城”给人类带来无与伦比的物质财富和工业文明,将城市的“钢铁之躯”扩展到史无前例的宽度与高度。但是,“焦炭城”也毁灭了传统城市乃至村落遗留下来的宝贵传统。


狄更斯的《双城记》道出了伦敦与巴黎这两座城市,以及那个时代的“天堂与地狱”双面特征: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


这是一个信任的时期,这是一个怀疑的时期;


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


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人们正踏上天堂之路,人们正走向地狱之门。


城市的繁荣似乎宣告着工业文明的全面胜利,也预示着同田园牧歌般昔日的挥手作别。


机器的轰鸣声、巨大的烟囱、繁荣的商业以及在密集街道上疾驰的汽车,成为了城市的主角。伴随着噪声、烟尘和硬渣,奔驰的火车打破了许多城镇和乡村的宁静。


城市已然变为从事经济活动的工商业城市,很多人因工作赚钱放弃了宗教、文化、艺术、戏剧等活动,甚至放弃了生活,丢掉了爱情,失去了家庭,损失了健康。


城市因产业而兴,人口因产业而走,城市为产业服务,成为了那个时代城市的主旋律。


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记录:“在1838年以前,不论是曼切斯特或是伯明翰,都没有在政治上成为一个自治体。它们只是人堆,是堆放机器的大杂院,而不是推动人类社团去谋求更好的生活。”


但是,19世纪的不断爆发的瘟疫以及工人运动一次次地给焦炭敲了警钟。


19世纪30年代霍乱横行于欧洲,英国改革家埃德温·查德威克开始发动城市公共卫生革命,城市公共卫生体系逐渐建立。


19世纪晚期,一个名叫霍华德的英国皇室记者观察伦敦穷人的糟糕生活后,认为伦敦城是一座公开的邪恶之城,让如此多的人拥挤在一起是对自然的亵渎。霍华德在1898年提出的计划是制止伦敦城的发展,同时重新分布周边乡村的人口,那儿的村庄正在衰落,方法是建一个新的小镇——花园城市。


霍华德“花园城市”的提出具有乌托邦和浪漫主义色彩,但是第一次让人们思考,城市的发展或许不能放任自流,城市为了什么。


1920年,经济学家庇古发表了《福利经济学》,阐明了“劫富济贫”的正当性。在此前后,德国、苏联变天,西方政治家被迫着力改善城市福利,提供更多公共用品。


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新政”彻底改变了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二战后,西方国家以及不少新兴国家在城市建设上恢复到了“罗马模式”,基建及公共用品扩张达到空前。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之后,焦炭时代的城市环境恶化逐渐被遏止。


美国纽约在二战后接过了世界经济权杖。纽约,是一座真正的“魔都”。电影《北京人在纽约》有一句经典台词:“如果你爱一个人,就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那就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


当年,在那个“最为显赫的晚餐”上,汉密尔顿与杰斐逊完成了一笔伟大而富有争议的“交易”。纽约与合众国永久首都擦肩而过,从此挥别了政治,走上了产业兴城之路。汉密尔顿播下的金融种子以及北方工商势力,决定了这座城市的百年命运。


二战后到七十年代,受“婴儿潮”冲击,大量人口涌入纽约。当时的纽约与伦敦、巴黎一样还是工业重镇,大量工厂分布在市区,市区居住环境很糟糕,人口极为拥挤。很多人选择逃离市区,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完善,汽车已经普及,在郊区购买一幢大HOUSE是当时纽约人的美国梦。1970年,美国城市郊区人口超过中心城市人口。大量白天在市区上班的人晚上便回到郊区宽敞的家中,纽约市中心便沦为“鬼城”。


当时,蓝领工人和穷人买不起郊区的大房子,只能租住在市区的公寓楼、工厂房。直到现在,我们依然看到纽约摩天大楼的旁边街区遍布着低矮破败的公寓楼。


芒福德一向对大城市颇有微词,他显然更喜欢霍华德的“花园城市”。在芒福德看来,大城市就等于是大杂烩、暴力之城、丑陋之城,是一个恶魔、暴君,一具行尸走肉,必须要废除它。他认为,纽约的中间地带(商业区和住宅区之间)是一块“彻头彻尾的杂乱之地”。


在当时,否定和怀疑城市的论调颇为盛行。斯坦恩曾说,城市是“一种混乱中产生的偶然……是许多自我中心的、不明智的、个人的、随意的、充满敌意的癔想的总和”。鲍厄认为,城市的中心是“一块充满噪音、污物、乞丐、纪念物和竞相聒噪的广告之处”。


在当时,从原始村落、罗马城邦,到焦炭城市,城市是什么,城市为了什么,城市是手段还是目的,到底城市服务于人,还是人服务于城市,这些确实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美国著名的城市规划师简·雅各布斯在其巨著《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焦炭时代的城市问题:“缺乏研究,缺乏尊重,城市成为了牺牲品。缺乏倾听,缺乏理解,缺乏包容,人成为了牺牲品。”


4、大都市圈:人文主义的拷问与回归


1970年代是个关键分水岭。


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此后,全球进入浮动汇率和信用货币时代。浮动汇率诱发的套利空间,极大地推动了全球投资银行的发展,期货、期权、信托等金融衍生品不断地扩张。


这意味着,以金融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开始在纽约湾区兴起。


1970年代,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爆发,微软、苹果等科技公司相继成立,并快速发展。这意味着,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开始在旧金山湾区兴起。


从1973到1982年,美国经历了十年左右的滞胀危机,经济遭遇重创。但是,在里根总统和美联储主席沃尔克的强势改革的推动下,美国走出了滞胀泥潭,接着全球化浪潮重构了一个国际新秩序——“里根大循环”(索罗斯定义)


然而,这是一个畸形、失衡的全球化秩序。在这个大循环中,凭借强美元的优势,纽约金融蓬勃发展,又因弱出口、高赤字,传统“五大湖区”的制造业日渐凋零。此后,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出现“铁锈地带”芳草萋萋与华尔街纸醉金迷的两极分化。纽约越来越膨胀,并形成纽约湾区,而“世界钢都”匹茨堡、“汽车之城”底特律则沦为空城。


在美国西海岸,风险资本与科技企业天然契合,硅谷插上金融资本的翅膀翱翔于旧金山湾区上空。


1970年代开始,焦炭之城衰落,金融城、科技城、现代服务城以及大都市圈崛起。


随着传统工厂衰落和现代服务业兴起,轨道公共交通快速发展,越来越多人往大城市周边迁移,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周边形成一个个卫星城,最后构成了一个个大都市圈,最为顶级及规模宏大是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


大都市圈成为了美国城市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大都市区生活,成为全美社会的主体。


1920年,美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1930年,美国一半人口居住在距离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地区内。到1990年,美国80%的人口(超过2亿)居住在268个大都市圈。其中,人口百万以上的大型大都市区发展尤其快,到1990年时,已经有1.3亿以上人口居住在40个大型大都市区,占全美总人口的五成以上。


根据2010年美国的人口普查结果,美国人口排名靠前的十大“大都会地区”有:纽约-北新泽西-长岛(1890万人)、洛杉矶-长堤-圣塔安纳(1283万人)、芝加哥-约列特-纳珀维尔(946万人)、达拉斯-沃斯堡-阿灵顿(637万人)、费城-卡姆顿-威尔明顿(597万人)、休斯敦-糖城-贝敦(595万人)、华盛顿-阿灵顿-洛克维尔(558万人)、迈阿密-劳德代尔堡-庞帕诺海滩(556万人)、亚特兰大-沙泉-马里塔(527万人)、波士顿-剑桥-昆西(455万人)


在大都市圈,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国际性都市中心,金融产业、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及商业,逐渐替代了原有的工厂和仓库。大量经理人、交易员、工程师、医生、律师、教师、研究员等进入城市高楼办公。


同时,大都市的公共环境、公共福利及配套水平到得大幅度的提升,生活、购物、上班、休闲、旅游都极为便利,时间成为了人才最大的成本,富豪及高级白领逐渐从郊野大HOUSE迁回到城市中心。


新兴产业入主城市,人才重回都市中心,助推房价大幅度上涨。从1970年代到2007年次贷危机之前,美国楼市经历了史诗级的大牛市。持续上涨的房价和租金,逐渐把蓝领工人和低收入者逼出了城市中心。当年,很多穷人在郊区买不起房子只能租住在市中心,如今这群人又因没有足够的钱在市中心居住而被迫搬到郊区。


此时,城市竞争已经由原来的人口规模,进入到了人力资本的时代。城市经济增长不依赖于数量型,而是效率型和知识密集型。人口多寡不再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取而代之的是人口素质。


从原始村落、罗马城邦,再到焦炭城市、大都市圈,中国城市在过去四十年间,吸收了西方千年城市历史的精华与糟粕。


1980年代开始,里根打造“里根大循环”,与中国改革开放在时间上、空间上、产业结构上高度契合。


在全球化时代,产业迁移,经济繁荣,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城市化大飞跃。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城市遍地开花,享受着巨大人口红利的珠三角、长三角出现超大规模都市。人口、货币、产业的大规模扩张,中国房价也经历了20年的大牛市。


很多人一度相信房价会一直上涨,然而近年各地房价亦步亦趋,人们的楼市信仰有所动摇。最近黑龙江鹤岗爆出万元套房彻底击溃了国人楼市迷信。再联系“全面放开户籍限制”政策,城市抢人大战愈演愈烈,人们恍然发觉,中国的城市盛宴正在分化,有些依然热火朝天,而有些已经日薄西山。


由于工业化、信息化同时并进,深圳、上海、广州等大都市跳过了焦炭城市的步骤,直接跃进到了金融、科技及服务业大都市时代。


早期,人们还能在深圳华强北、笋岗、泰然、蛇口以及北环一带看到部分工厂及库房,如今这些工厂基本上搬离了关内,取而代之的是写字楼与商业。华强北早已成为中国电子第一街,泰然建起了NEO大厦,笋岗仓库计划改造为高端商务区。蛇口正在被前海-太子湾-后海覆盖。如今,几乎整个深圳关内都被金融、科技、商务区及昂贵住宅区所占领。


与当年纽约、旧金山湾区类似,大量人口向中国深圳、广州、上海以及周期都市圈集中,逐渐形成庞大的都市圈。这些年,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级战略,剑指与纽约、旧金山、东京齐平的世界级湾区。


未来,中国城市分化会超出人们的想象。倘若将东北鹤岗与南国深圳连接起来,一条中国城市未来的生命线便涌现。越来越多人口、资本、人才、企业、项目将源源不断地沿着这条线,进入各大大都市圈。而“出超”的城市,难以避免地走向衰落,甚至消失。


中国超级城市正在进入大都市圈时代,国家战略层面也在“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而不少内地城市还在罗马模式和焦炭模式的合体中越走越远、积重难返。过去十几年,这些城市依靠货币红利、资源红利、人口红利,像罗马帝国一样大搞基建,楼房拔地而起,房价蒸蒸日上。


但当货币退潮、资源枯竭、人口流失时,这个城市的前途急转直下,地方债务如山,产业凋零,环境恶化,留下一座座空城在招呼着嗜血的幽灵。


有些人做了一个“脑洞大开”的比较:德国第三大慕尼黑人口145万,中心区房价超过9000欧元一平方米;与鹤岗相近纬度的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人口数仅为93.4万,房价也超过了3000美元每平方米;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仅有60万人口,中心城区房价也已经超过每平米2000欧元。因此,人口超过百万的鹤岗市房价潜力无限。


过去四十年,中国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经济衰落和楼市熊市。在很多人心中,经济和房价一直都会增长。


可惜“树不会长到天上去”。罗马帝国的基建扩张模式在达到极限时崩塌。依靠房地产支撑的城市,依靠货币刺激的增长,在杠杆加满后,脚步自然停歇,甚至坠入深渊。


在焦炭城市时代,人口与资源是核心,那个时代钢铁之城、煤炭之城崛起。在过去,鹤岗、大庆都是教科书级别的焦炭雄城。但是,当资源耗尽,烟消人散,焦炭城市很可能只剩下铁锈厂房与断壁残垣。


城市,会消亡吗?


这个问题,过去四十年,我们不曾想过,但现在想还来得及。


芒福德说:“以便城市舞台上上演的每台戏剧,都具有最高程度上的思想上的光辉,明确的目标和爱的色彩。通过感情上的交流,理性上的传递和技术上的熟练,尤其是,通过激动人心的表演,从而扩大生活的每个方面的范围,这一直是历史上城市的最高职责。它将成为城市存在的主要理由。”


我们的城市,是否尽责?是否有存在的理由?


潜力,并不代表着未来。人口,也不再是城市前途的保障。在大都市圈时代,人才,才是一个座城市的未来;人文主义,才是一座城市应该有的职责。


城市发展为了什么,城市为了谁,这是一个关系城市前途及市民福祉的问题。城市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服务于消费福利?开放户籍让农民进城接盘房子,还是房子供人以家园之温馨、港湾之安全?城市发展是让人“996”赚钱供房,还是提高人类居住品质?


几十年来,我们是不是把目的与手段完全搞反了?


只有告别罗马式的造城运动,焦炭时代的劳动力“资源观”,回归城市服务于人,而非服务于城市,城市才有人文主义气息,才有人为其前赴后继,创造伟大的城市文明。


万年前,人类的先祖母亲,用她们温暖的臂膀、充盈的乳汁以及刚强的身躯,建造了一座座原始村落。原始村落成为了人类繁衍安息之所,成为哺育爱抚之港湾。


万年来,罗马城邦的虚无主义、焦炭城市的经济主义,侵蚀原始村落先祖母亲捍卫的情感与灵魂。如今,原始村落已经被冰冷的钢铁楼宇埋葬,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人类聚族而居、造城建房的目的。


正如芒福德所言:“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为形,化权能为文化,化朽物为活灵灵艺术形象,化生物繁衍为社会创新……城市乃是人类之爱的器官,因而最优化的城市经济模式应是关怀人、陶冶人。”


后记


芒福德说:“城市总是不断地从农村地区吸收新鲜的、纯粹的生命,这些生命充满旺盛肌肉力量、性活力、生育热望和忠实肉体。这些农村人以他们血肉之躯,更以他们的殷望使城市重新复活。”


谨以此文致敬“最后一位人文主义者”刘易斯·芒福德!


推荐阅读芒福德先生的鸿篇巨著《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与前景》。


参考文献:


【1】城市发展史,刘易斯·芒福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简·雅各布斯,译林出版社;

【3】空间经济学,藤田昌久、克鲁格曼、维纳布尔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美国城市从死到生的轮回—— 旅美札记,高昱,腾讯大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智本社(ID:zhibenshe0-1),作者:清和         

本内容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虎嗅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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