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群金字塔顶端的人，控制着全世界46%的财富。他们是谁？如何赚钱？又如何思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ID：ceibs-cbr），作者： Chrystia Freeland，编辑：周琪，Photo by Sharon McCutcheon on Unsplash
近几十年来，全球财富分布呈现几大趋势。一方面，极端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中产阶级日益壮大，另一方面，“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平等”成为了房间里那头令人不安的大象。
数据显示，当今世界，只有不到1%的人口拥有100万美元以上的财富，他们被称为“顶级富豪”。
这群金字塔顶端的人，控制着全世界46%的财富。他们是谁？如何赚钱？又如何思考？
菲茨杰拉德说，富人与你我之辈不同。恐怕没有人比现任加拿大外长克里斯蒂娅·弗里兰对这句话的感触更深。
从政之前，克里斯蒂娅做了20多年财经记者，跟踪研究全球顶级富豪是她日常的主要工作。
克里斯蒂娅·弗里兰
她把对巨富阶层的贴身观察写在了《巨富：全球超级新贵的崛起和其他人的没落》一书中，堪称富人版物种起源。
克里斯蒂娅开拓了一条通往“富宅”之路，打探里面住着的那些人，既关心他们的钱从哪儿来，是先天继承还是后天积累，也关心他们的钱怎么花，比如是否将增长的财富全都用来累积更多的财富。
这一切终将导向一个问题的答案：赢家通吃的时代来了吗？
以下是“富宅”内的一手观察：
出名趁早
19世纪英国经济学先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写道，工业革命的环境转变如此之快，一些行业的长期经验反而成了绊脚石。许多行业要求人们快速了解新思想，并迅速适应新环境，这种敏捷的反应远比长期经验更有价值。一个人在50岁后赚的钱可能没有在30岁前赚的多。
马歇尔一百多年前的论断在今天依然适用，尤其在互联网世界，“快跑”“迭代”“时间窗口”反复出现，和敏捷的反应相比，经验显得没那么重要，它们在青春面前黯然失色，一些时候甚至成了固步自封的元凶。
在搜索框键入“中年程序员”，最先出现的关联词是“出路”。他们是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卡萝尔·格雷厄姆眼中“沮丧的成功者”，他们焦虑不安的源头在于经济地位的不稳定，他们担心随时可能失去工作和积蓄，由此跌入收入谷底。
格雷厄姆提出“快乐的农民和沮丧的百万富豪”悖论——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中雄心勃勃的中产阶层其实没有更稳定的社会中的穷人幸福。
但如果你在更年轻的时候崭露头角，局面会大不一样。美国许多重要的技术企业都是从大学宿舍孵化出来的，许多对冲基金的创始地点也在宿舍，许多俄罗斯寡头在学生时代就进军商业。凭借趁早取得巨大成功，他们不仅有效抵御了经济变化莫测的风险，也在把握稍纵即逝的机会时更有底气。
想进入超级富豪的圈子，就算竞争不是从幼儿园开始，也是从高中开始——争夺精英大学录取名额的竞争向来激励。对于有望成为未来1%富豪群体一员的学生而言，他们必须艰苦奋斗，创立公司或是交出漂亮的成绩，进入高盛或麦肯锡之类的精英公司，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不惜借助违禁药物延长学习时间。
超级富豪们早早领悟了一个道理：不是每个人都有“第二次机会”，出人头地要趁早。《广告时代》杂志201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今生想要挤入1%的富人行列，在35岁前年收入要达到10万美元。
告别躺赢
超级富豪中，金融家占据相当大的比例，他们生活的动力不是文化发展、四季变化或是家庭传统，而是最近一笔生意的要求或市场情绪。没有什么词比“资本孤儿”更适合形容他们的身份，“一周有四个晚上都要离开家”才是地位的象征。
盛产富豪的华尔街员工这样描述自己：我们清晨5点起床，工作到晚上10点，甚至更晚。我们有头寸时通常都顾不上起身去厕所。我们只有不到一个小时吃饭、午休。我们不要求组成工会。我们50岁退休，连养老金都没有。我们的高报酬和艰辛付出是相衬的。
实干家取代“盖茨比”成为超级富豪文化中的政治正确。爵士时代的富人“生来富有”，就像电影《燃烧》中家境优越的Ben，精神生活远观纸醉金迷，近看荒芜一片。20世纪以来，高管层（实干的富豪）取代资本拥有者（食利阶层），占据了收入等级的最高处。
《福布斯》2012年亿万富豪榜上有1226名富豪，其中的840名属于“白手起家”类。如今的顶级富豪几乎不会生来就穷困潦倒，以至于与机遇完全不沾边，但他们的巨大财富通常来自辛勤工作、聪明才智和很大的运气成分。总体来说，他们不是贵族，而是经济精英；他们不仅专注于消费财富，而且一心创造财富。
白手起家的致富经历让精英们相信“高付出高回报”，越有钱，越努力，进一步拉开了金字塔尖与底层的差距。
教育驱动
硅谷文化的盛行背后是技术极客的崛起，如今，哪里有顶级富豪圈，哪里就有技术极客的身影。
墨西哥电信巨头卡洛斯·斯利姆将自己能够获得大量财富归功于自己出众的数学能力。黑石集团创始人、华尔街“王中之王”史蒂夫·施瓦茨曼说，他之所以能获得成功，是因为他总能从收集的大量数据中“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模型”。
技术达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超级精英教育带来超大规模的经济回报。
经济学家发现，大学教育带来的工资溢价从1970年的0.382上升到2005年的0.584，增长了50%以上——工资差距增大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高等教育的薪酬回报大幅增加了。
生活在城市里的中产阶级父母们对此早有觉察，精英教育的高价值引发了一场适者生存的教育竞争，这场体现达尔文进化论观点的竞争从幼儿园就开始了。“输在起跑线”上的恐惧催生了一批焦虑的“虎爸虎妈”。
数据更加令人不安：根据昆士兰大学经济学家约翰·奎金的统计，常春藤盟校一年级新生总数仅占美国大学适龄人口的近1%，这群1%的18岁青年在跻身未来1%的成年富豪群体方面具有极大优势。
进入一所“正确”的大学是胜负攸关的人生大事，在教育投入上的拮据，似乎意味着早早关上了通往“巨富”的窄门。
跨国社团
超级精英的全球化早在学校里就开始了。要通往顶级富豪圈并不需要专属护照，但确实有个途径，那就是母校——美国的常春藤盟校，再加上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以及世界顶尖商学院。
在这个世界，你在哪儿获得MBA比你是哪国人更重要。
再也没有“人才流失”，只有“人才流动”。顶级富豪正形成一个跨国社团，他们互相之间的共同点比他们和家乡同胞的共同点还要多。无论他们定居在纽约还是香港，莫斯科还是孟买，当代的顶级富豪正在抱团形成一个新的世界。
位列顶级富豪目的地榜单的是瑞士达沃斯经济年会、奥斯卡颁奖典礼、戛纳电影节、美国太阳谷峰会……他们觉得有义务出现在那里，和聪明人和有趣的人待在一起。
对超级富豪而言，世界不再分成一个个国家，而是分成富裕地区和贫穷地区。他们踏入的圈子由“利益”，而不是“地理范围”划分。北京离纽约很远，但看上去和纽约很相似。你能见到同样的人，能在同样的饭店吃饭，能在同样的旅店入住。从伦敦移居香港，比从纽约的一个区搬到另一个区还要容易。
变革响应
在过去10年里，《财富》500强企业首席执行官的平均任期从9.5年下降至3.5年。即使是超级精英的工作也不稳定，而且越来越不稳定。
乔治·索罗斯认为“市场是摧毁‘自我’的机器”，位居高层者更需要时时保持警惕，随机应变，不行动相当于坐以待毙。
超级精英们擅长识别并主动适应变革。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种天赋。多巴胺是一种触发愉悦感的大脑物质，它同好奇、冒险和创业精神相联系，在不确定的环境中能有助于人们取得成果。
几乎所有人都是事后诸葛亮，政治和社会、商业和市场中的变革历来难以预见，即便在变革开始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仍不愿承认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变革时刻恰恰是即刻创造财富的时刻，响应变革带来的经济溢价巨大，造就了超级精英，并进一步拉开了1%和其他人的差距。
索罗斯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获益颇丰，但数以百万的人丧失了工作、住宅和退休储蓄。对于赢家而言，变革带来了意外之财；对于败者而言，变革带来了灭顶之灾。
在《巨富》的结尾，弗里兰意味深长地借威尼斯共和国的兴衰隐喻今天：威尼斯的崛起始于康曼达契约，它鼓励投资家资助旅行者出海贸易，为所有人打开经济之门，精英阶层不断壮大。但好景不长，既得利益者对开放经济体的流动性产生疑惧，他们采取行动“锁定”自己的特权利益，当“经济闭门”为社会流动画上句号，威尼斯自此由繁荣走向衰败。
随着顶级富豪与其他人的经济差距变成鸿沟，他们开始居住在“大门紧闭”的全球社区里，他们需要抵御贪婪和资本的短视，避免重蹈威尼斯商人的覆辙。亨利·福特说，他需要工人们（包括他手下的工人）赚够钱买他公司的车。归根结底，赢家通吃，对顶级富豪而言，真的是一件好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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