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的一阵风,吹不来“白鲟复生”的奇迹
2020-01-04 19:08

社交媒体的一阵风,吹不来“白鲟复生”的奇迹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家-腾讯新闻”(ID:ipress),作者:宋金波,题图来自图虫网。


2020年代第一个让人动情的新闻热点竟然是白鲟。


据说,“白鲟灭绝”的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阅读量过5亿。好几位微信好友给我发来“白鲟灭绝”的新闻链接。有的是约稿,有些是求证。也难怪,走进新时代的第一条大新闻,是关于一个物种的灭绝。



我愿意相信那些悲伤、感慨、唏嘘的情绪都是真的。但我个人对这条新闻所称的“白鲟灭绝”本身完全无感,没有意外,没有震惊,没有特别的悲悯。



近日,一篇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整体环境科学》(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的研究在社交媒体中引起巨大讨论。该论文的通讯作者是著名的鲟类专家、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首席科学家、研究员危起伟博士,论文的第一作者是其弟子张辉博士。论文表示,预计早在2005~2010年时,长江白鲟便已灭绝。


我甚至认为,这是一个多少在蹭热点的新闻。新闻太过突出“宣布灭绝”的学者的个人身份,新闻的核心信息其实是“宣布”而非“灭绝”。而“宣布”一个物种的灭绝,通常来说,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结论为准,新闻中的相关学者宣布的,其实也无非是IUCN的这个结论。但如果以IUCN会议的时间作为节点,那是2019年9月的事;如果以IUCN预计更新受威胁物种红色名录、修改保护级别作为节点,则应该是2020年6月的事。“白鲟灭绝”之所以成为热点,不过是因为卡在2020年代新时间点上的“抢先宣布”,多少有些人为添加的戏剧性。它主要是一个传播事件,而非专业领域的新闻。


绝大多数痛悼白鲟的网友,大概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就是白鲟这个物种的所谓“死讯”。“云祭奠”时似乎“音容宛在”,但白鲟究竟什么样,与“好吃”的中华鲟有什么区别,我相信都不甚了了。


论文中展示的白鲟图片


稍微对专业领域有些了解的人,也都不会震惊。其实白鲟的灭绝,在2005年后,就已经是一个难以挽回的事实。“宣布灭绝”的这个节点,某种意义上,只是仪式性的。


在刚刚过去的21世纪10年代,从IUCN的红色名录上看,有大批被宣布灭绝的物种。其中有些是有中文译名的,但大部分只有一个拉丁名。其中有些物种,比如罗德里格斯蓝鸽,在18世纪后就没有见到过实体,确认灭绝,却拖到了21世纪。



如果你的一个亲友失踪了三十年,无论你对他有多深的感情,在依法宣布在法律意义上“死亡”的时候,都不至于像突然间的噩耗那样悲痛欲绝。


我为什么要对一个漫长时间里的死亡感到骤然的悲伤?


不知道这样会不会让你的伤感程度降低一点。


但我直觉地相信,那位留下白鲟第一张照片的外国人,约翰·汤姆逊,如果他活到今天,知道他“作品”的主角作为一个物种在21世纪成为绝唱,或许会有真正的、发自内心的遗憾。


1871年1月31日,约翰·汤姆逊在经过石首的时候写道:“我们在这里买了两条鱼,一条像鲑鱼,另一条像是白拉克斯顿船长(Captain Blakiston)描述过的那种。在这条鱼宽阔而无牙的大嘴前面有一根长长的尖刺,据说是用来攻击猎物的武器,那张宽阔的大嘴同时用作一个陷阱。从刺的尖端到尾的末端,全长四英尺两英寸,刺有十四英寸长。鱼腹是白色的,鱼尾和鱼鳍白里透红,背和头都是青灰色。”


白拉克斯顿船长即托马斯·白拉克斯顿(ThomasWright Blakiston, 1832-1891),英国博物学家,探险家。1862年曾带领一支探险队溯长江而上,著有《长江上的五个月》(Five Months on the Yangtze)一书。汤姆逊为买来的那条白鲟拍了照片,虽然没用到他自己的书里,却送(或卖)给了法国地理学家何可律一份拷贝。


世界上第一张长江白鲟的照片,约翰·汤姆逊1871年1月31日摄于石首


约翰·汤姆逊这样的人,对于自然的情感和认知,是严肃的,值得尊重的。


几乎所有物种,在走过一个临界点后,比如,种群数量低于最小生存种群,灭绝就是一个只待时间验证的事实。


几乎所有——所以就有例外,有奇迹。


最大的奇迹之一,是朱鹮。


2018年5月,中国曾向日本赠送一对朱鹮种鸟。这也是时隔十一年中国再次向日本赠送朱鹮。


朱鹮在日本,被视为神鸟、瑞鸟,曾广泛分布于日本各地。明治维新(1868年)后,由于滥捕,数量骤减。日本在1934年、1952年分别将朱鹮列为“天然纪念物”“特别天然纪念物”,但在各种因素作用下,日本朱鹮数量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跌破三位数,并一路下滑。


1970年代,日本将拯救朱鹮的希望寄托于中国。而当时中国在1964年以后,就再无朱鹮出现的记录。1981年,在陕西洋县,发现了世界上最后的野生朱鹮种群,只有不过七只。而当时日本仅有的五只朱鹮,已经捕获后进行人工饲养,并于2003年最终灭绝。中日两国携手努力,将中国的野生朱鹮从灭绝的边缘拯救了回来。目前,由那7只朱鹮繁育而成的野生种群,在中国已经达到3000多只,在日本也有500只左右。


大宅壮一非虚构文学奖获奖作品《朱鹮的遗言》,主要讲述的就是佐藤春雄、高野高治等人在朱鹮面临生存危机之时,开始采取各种措施,从初期的单打独斗并面临他人的嘲笑,到几位好友齐心协力而居民开始了解保护朱鹮的意义,再到政府介入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关注,最后又出现了中日之间互相借鉴,共同推动朱鹮保护计划的故事。


《朱鹮的遗言》中,佐藤先生讲过一句话,“我把朱鹮看作是生命,而不是鸟”。朱鹮的命运得以逆转背后,是人类观念的觉醒。人类如何尝试偿还“破坏自然的罪行”,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共处,并更加了解生命的意义——这一进程,不只是保持了物种的多样性,更体现了人类社会本身的进步。


书写另一个物种保护奇迹,也更为知名的作品,是乔治·夏勒的《最后的熊猫》。在西藏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时,常遇见当时已经将关注点转向青藏高原的乔治·夏勒博士。他后来将这段工作的成果写入了《青藏高原上的生灵》一书。


《最后的熊猫》中写到了很多细节,可以很容易让人感受到,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来到中国,试图为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事业提供帮助的夏勒,面对着的是非常不同的一个世界。差异显然不仅限于具体的、技术层面的保护工作本身,也体现于文化、体制、传统……而四十年来中国在生态保护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显然不仅体现了,也仰赖于社会各领域、各层面的进步。


《朱鹮的遗言》,[日] 小林照幸 著,王新 译(图左),《最后的熊猫》,[美]  乔治•夏勒 著,张定绮 译(图右)


人类为什么要保护自然,保护野生动物?在我学过的大部分教科书里,说得最多的,仍然是“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生态保护意识在中国的溯源,经常引用的是诸如《吕氏春秋》中:“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这类常识表达。但我内心里,对这种朴素、原生乃至功利的认识论,是否能成为今天生态保护的源流,是存疑的。就好像中国古人很早就意识到电的存在,但这一认识距离发电机的发明,实在太远。


我一直认为生态保护意识是现代性、理性的,它一定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依靠文明的自省与反思,才可以成为普遍的认知与行动。但它又不可能完全是现代性与理性的,因为它的出发点,是深存于人类内心的,对于生命与自然的爱。


理性的算计与质朴的情感都是生态保护意识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从根本上来说,生态保护意识在一个社会普遍扎根,必然与这个社会在价值观上的升级同步。理性而功利的算计可能失灵,因为一个物种的存在可能与很多人的利益无关,质朴的情感也可能失效,因为有些物种并不是那么讨人喜欢。只有基于对生命本身价值的关注、尊重,才有可能形成持续的推动力量,才可能将这种意识化为一种群体甚至国家的行动。


中国邮政曾发行的白鲟纪念邮票


人类社会真正在生态保护上采取有效的行动,其实也不过是一两百年间的事,包括那些保护工作做得最出色的发达国家,在两百年前,也都有过臭名昭著的破坏自然生态,甚至有意进行物种灭绝的记录。迄今为止人类在生态保护上的一切进步,与人类生命价值观念的普遍觉醒,基本也是同步的。


当然,这种进步,也一定不会只发生在某个单一领域。


只有在普遍的个体价值观念觉醒,个体意识能够转化为行动的前提下,我们对于某个物种的理性与情感,才可能成为长久的愿力,而不是沦为社交媒体上呼啸而过、不留痕迹的一阵风。


丝毫没有贬低这阵风的意思。但光有风,终究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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