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大家-腾讯新闻”（ID：ipress），作者：宋金波，题图来自图虫网。
2020年代第一个让人动情的新闻热点竟然是白鲟。
据说，“白鲟灭绝”的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阅读量过5亿。好几位微信好友给我发来“白鲟灭绝”的新闻链接。有的是约稿，有些是求证。也难怪，走进新时代的第一条大新闻，是关于一个物种的灭绝。
我愿意相信那些悲伤、感慨、唏嘘的情绪都是真的。但我个人对这条新闻所称的“白鲟灭绝”本身完全无感，没有意外，没有震惊，没有特别的悲悯。
近日，一篇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整体环境科学》（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的研究在社交媒体中引起巨大讨论。该论文的通讯作者是著名的鲟类专家、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首席科学家、研究员危起伟博士，论文的第一作者是其弟子张辉博士。论文表示，预计早在2005~2010年时，长江白鲟便已灭绝。
我甚至认为，这是一个多少在蹭热点的新闻。新闻太过突出“宣布灭绝”的学者的个人身份，新闻的核心信息其实是“宣布”而非“灭绝”。而“宣布”一个物种的灭绝，通常来说，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结论为准，新闻中的相关学者宣布的，其实也无非是IUCN的这个结论。但如果以IUCN会议的时间作为节点，那是2019年9月的事；如果以IUCN预计更新受威胁物种红色名录、修改保护级别作为节点，则应该是2020年6月的事。“白鲟灭绝”之所以成为热点，不过是因为卡在2020年代新时间点上的“抢先宣布”，多少有些人为添加的戏剧性。它主要是一个传播事件，而非专业领域的新闻。
绝大多数痛悼白鲟的网友，大概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就是白鲟这个物种的所谓“死讯”。“云祭奠”时似乎“音容宛在”，但白鲟究竟什么样，与“好吃”的中华鲟有什么区别，我相信都不甚了了。
论文中展示的白鲟图片
稍微对专业领域有些了解的人，也都不会震惊。其实白鲟的灭绝，在2005年后，就已经是一个难以挽回的事实。“宣布灭绝”的这个节点，某种意义上，只是仪式性的。
在刚刚过去的21世纪10年代，从IUCN的红色名录上看，有大批被宣布灭绝的物种。其中有些是有中文译名的，但大部分只有一个拉丁名。其中有些物种，比如罗德里格斯蓝鸽，在18世纪后就没有见到过实体，确认灭绝，却拖到了21世纪。
如果你的一个亲友失踪了三十年，无论你对他有多深的感情，在依法宣布在法律意义上“死亡”的时候，都不至于像突然间的噩耗那样悲痛欲绝。
我为什么要对一个漫长时间里的死亡感到骤然的悲伤？
不知道这样会不会让你的伤感程度降低一点。
但我直觉地相信，那位留下白鲟第一张照片的外国人，约翰·汤姆逊，如果他活到今天，知道他“作品”的主角作为一个物种在21世纪成为绝唱，或许会有真正的、发自内心的遗憾。
1871年1月31日，约翰·汤姆逊在经过石首的时候写道：“我们在这里买了两条鱼，一条像鲑鱼，另一条像是白拉克斯顿船长（Captain Blakiston）描述过的那种。在这条鱼宽阔而无牙的大嘴前面有一根长长的尖刺，据说是用来攻击猎物的武器，那张宽阔的大嘴同时用作一个陷阱。从刺的尖端到尾的末端，全长四英尺两英寸，刺有十四英寸长。鱼腹是白色的，鱼尾和鱼鳍白里透红，背和头都是青灰色。”
白拉克斯顿船长即托马斯·白拉克斯顿（ThomasWright Blakiston, 1832-1891），英国博物学家，探险家。1862年曾带领一支探险队溯长江而上，著有《长江上的五个月》（Five Months on the Yangtze）一书。汤姆逊为买来的那条白鲟拍了照片，虽然没用到他自己的书里，却送（或卖）给了法国地理学家何可律一份拷贝。
世界上第一张长江白鲟的照片，约翰·汤姆逊1871年1月31日摄于石首
约翰·汤姆逊这样的人，对于自然的情感和认知，是严肃的，值得尊重的。
几乎所有物种，在走过一个临界点后，比如，种群数量低于最小生存种群，灭绝就是一个只待时间验证的事实。
几乎所有——所以就有例外，有奇迹。
最大的奇迹之一，是朱鹮。
2018年5月，中国曾向日本赠送一对朱鹮种鸟。这也是时隔十一年中国再次向日本赠送朱鹮。
朱鹮在日本，被视为神鸟、瑞鸟，曾广泛分布于日本各地。明治维新（1868年）后，由于滥捕，数量骤减。日本在1934年、1952年分别将朱鹮列为“天然纪念物”“特别天然纪念物”，但在各种因素作用下，日本朱鹮数量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跌破三位数，并一路下滑。
1970年代，日本将拯救朱鹮的希望寄托于中国。而当时中国在1964年以后，就再无朱鹮出现的记录。1981年，在陕西洋县，发现了世界上最后的野生朱鹮种群，只有不过七只。而当时日本仅有的五只朱鹮，已经捕获后进行人工饲养，并于2003年最终灭绝。中日两国携手努力，将中国的野生朱鹮从灭绝的边缘拯救了回来。目前，由那7只朱鹮繁育而成的野生种群，在中国已经达到3000多只，在日本也有500只左右。
大宅壮一非虚构文学奖获奖作品《朱鹮的遗言》，主要讲述的就是佐藤春雄、高野高治等人在朱鹮面临生存危机之时，开始采取各种措施，从初期的单打独斗并面临他人的嘲笑，到几位好友齐心协力而居民开始了解保护朱鹮的意义，再到政府介入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关注，最后又出现了中日之间互相借鉴，共同推动朱鹮保护计划的故事。
《朱鹮的遗言》中，佐藤先生讲过一句话，“我把朱鹮看作是生命，而不是鸟”。朱鹮的命运得以逆转背后，是人类观念的觉醒。人类如何尝试偿还“破坏自然的罪行”，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共处，并更加了解生命的意义——这一进程，不只是保持了物种的多样性，更体现了人类社会本身的进步。
书写另一个物种保护奇迹，也更为知名的作品，是乔治·夏勒的《最后的熊猫》。在西藏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时，常遇见当时已经将关注点转向青藏高原的乔治·夏勒博士。他后来将这段工作的成果写入了《青藏高原上的生灵》一书。
《最后的熊猫》中写到了很多细节，可以很容易让人感受到，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来到中国，试图为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事业提供帮助的夏勒，面对着的是非常不同的一个世界。差异显然不仅限于具体的、技术层面的保护工作本身，也体现于文化、体制、传统……而四十年来中国在生态保护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显然不仅体现了，也仰赖于社会各领域、各层面的进步。
《朱鹮的遗言》，[日] 小林照幸 著，王新 译（图左），《最后的熊猫》，[美] 乔治•夏勒 著，张定绮 译（图右）
人类为什么要保护自然，保护野生动物？在我学过的大部分教科书里，说得最多的，仍然是“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生态保护意识在中国的溯源，经常引用的是诸如《吕氏春秋》中:“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这类常识表达。但我内心里，对这种朴素、原生乃至功利的认识论，是否能成为今天生态保护的源流，是存疑的。就好像中国古人很早就意识到电的存在，但这一认识距离发电机的发明，实在太远。
我一直认为生态保护意识是现代性、理性的，它一定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依靠文明的自省与反思，才可以成为普遍的认知与行动。但它又不可能完全是现代性与理性的，因为它的出发点，是深存于人类内心的，对于生命与自然的爱。
理性的算计与质朴的情感都是生态保护意识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从根本上来说，生态保护意识在一个社会普遍扎根，必然与这个社会在价值观上的升级同步。理性而功利的算计可能失灵，因为一个物种的存在可能与很多人的利益无关，质朴的情感也可能失效，因为有些物种并不是那么讨人喜欢。只有基于对生命本身价值的关注、尊重，才有可能形成持续的推动力量，才可能将这种意识化为一种群体甚至国家的行动。
中国邮政曾发行的白鲟纪念邮票
人类社会真正在生态保护上采取有效的行动，其实也不过是一两百年间的事，包括那些保护工作做得最出色的发达国家，在两百年前，也都有过臭名昭著的破坏自然生态，甚至有意进行物种灭绝的记录。迄今为止人类在生态保护上的一切进步，与人类生命价值观念的普遍觉醒，基本也是同步的。
当然，这种进步，也一定不会只发生在某个单一领域。
只有在普遍的个体价值观念觉醒，个体意识能够转化为行动的前提下，我们对于某个物种的理性与情感，才可能成为长久的愿力，而不是沦为社交媒体上呼啸而过、不留痕迹的一阵风。
丝毫没有贬低这阵风的意思。但光有风，终究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