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建设和社会发展:年青一代真比老一辈进步吗?
2020-01-12 08:34

中国乡村建设和社会发展:年青一代真比老一辈进步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ID:whzh_21bcr),作者:钱理群,头图来源:图虫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往被人们所忽视的乡村建设也越来越主流化。在本次访谈中,长期关注乡村建设、青年人成长和志愿者文化的钱理群先生,讨论了他对于乡村建设问题和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看法。钱先生认为,乡村问题是近现代以来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许多仁人志士的努力都可以被归入这一脉络之中。他指出,不能把“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混为一谈,今天的年青一代有个人主义的权利观,相比老一代人是一种进步,但是今天中国社会的问题在于,包括青年人在内的各个阶层都失去了精神追求,失去精神追求的人纷纷诉诸本能生存法则,在维护个人利益时容易发展到极端,就成了利己主义。而乡村建设,则能为青年一代提供发展完整人格的机会。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村建设


访谈人: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开始投身乡村建设。而自“乡村振兴”战略被提出以来,乡村建设似乎越来越“主流化”。很多人摇身一变都成了“乡村振兴”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但实际上是否真的改善了乡村的现状是颇为可疑的。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钱理群:在最近的文章和演讲中,我已经提到要开始认识这一变化。晏阳初当时也讲,参与“乡村建设”的人多了是个好事,但太多之后就可能会变质。今天的“乡村建设”面临的也是这一状况。


在中国做乡村建设的确不容易,但是对此也不必太悲观。面对今天这个局面,我认为,中国的乡村建设还要再在体制中沉潜十年。在中国做“乡村建设”需要两种精神:其一是韧性,不能想着一下解决总问题,必须认识到乡村建设是长期的事情;其二是智慧,就是要善于在种种制约条件下寻找和开拓生存与发展的空隙。


我还注意到,乡村建设进行了这么多年,其中有发展也有变化。早期的乡村建设,更多的是通过社会参与去改变农村。但后来你们的这些新的探索—如创办市民农园,开展让市民包地、种地参与农业生产等活动—实际上体现了通过经济引领乡村建设发展的特点。


如今温饱已经不成为问题了,所以年青一代在寻找新的精神追求。我觉得乡建活动受到年青一代的欢迎,就与此有关。因此,年青一代在精神追求方面的变化,为今天及未来的乡村建设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乡村建设也为年青一代提供了发展更健全人格的机会。


实际上,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今天的乡村建设也很有吸引力。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在实现我们年轻时期的理想——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提出了要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消除城市和乡村的差别的目标。


我之所以觉得乡村建设在将来会有很大的发展余地,也是因为你跟年轻人讲要解决大的政治问题、国家问题,他不见得懂,也不见得感兴趣;但他们对乡村建设这样的活动可能会感兴趣,因为乡村建设为青年人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一条路径,也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一种意义。


当然,任何事情一旦变得时尚了,都会面临新的危机。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种事情也得容忍,哪怕今天年轻人是为了玩而参与,也总比不参与强。你也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有理想,有自觉的信念,这是不太可能的。


访谈人:近期,您编撰的《安顺城记》马上就要出版了。这本书可以说是传承地方文化的有益尝试。您怎么看待地方志编写、地方文化继承与发展和乡村建设之间的关系呢?



钱理群:在我看来,地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也是乡村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我自己也觉得,编写《安顺城记》是我近年来做得最成功的一件事。我也很期待,将来会有更多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年乡建人,投入到这项事业中来,把地方志书写推广到全国各地去。


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总结了一些民间修史的策略。首先,民间修史必须是本地人和作为书写者的外地人的结合,必须找到在地性和外部性的互动对接。比如我写贵州安顺的历史,就必须是黔人和黔友——也就是我这样的外地人——的结合。让我直接去写乡土,我也写不了;但是,没有我也不行。借着这个互动对接的机会,我们也可以培养出一批人去关注他们家乡的历史和文化。例如,我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就把我在贵州结识的五六代人都动员了起来。再一个经验就是,一定要找到当地有巨大文化影响的人。我们这次的成功,也来源于政府的资金支持,以及当地社科联提供的协助。


此外,还可以围绕地方史开展很多延伸活动。比方说我在安顺市,举办市民读书报告,让这些地方的作者给市民去讲安顺的故事。对于这类文化活动,市民是很有积极性的,因为是在他自己的家乡举办的关于他们家乡的公共演讲。另一个例子是用新媒体的方式,抢救性地拍摄一些古村落、古树、古建筑的视频。地方政府和当地市民,对此也很有积极性,因为这些是地方的文化名片,把它们拍摄记录下来也是一种历史传承。再下一步,就是编写乡土教材,现在这方面仍然有限制,但我一直想推动乡土教育通识化。


但要注意的是,今天的乡村建设,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开展的,我们今天的乡土是世界视野下的乡土,因此今天的乡土教育也必须是在地化与国际化的有机统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孩子们提供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可能性。再进一步,还可以把地方上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成旅游资源。因此从编写地方史开始,以此为中心推广延伸开来,不要只出一本书就完事了,而是要把它做成普及性的系统工程。


乡村建设、社会建设与“志愿者文化”


访谈人:进入21世纪后,“志愿者群体”开始登上中国社会的舞台,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和知识分子的关注。近年来,您也在关注这一现象,并致力于编辑、出版《志愿者文化丛书》。在这套书里,您将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和卢作孚这四位乡村建设先驱纳入“志愿者”的行列,其中像卢作孚的乡建工作几乎已被历史遗忘,对此,您是如何考虑的?这些乡建先贤的实践和思想,可以为今天的青年志愿者提供怎样的资源和精神给养?


钱理群:“志愿者文化”是我在志愿者活动和乡村建设活动中慢慢形成的一个概念。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我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它们的思想文化资源来自哪里?当时大家认为主要是港台地区和国外的一些资源,而我想要寻找本土的思想资源。


最初,我在“西部阳光行动”做过一个演讲,讲鲁迅的思想资源对志愿者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的影响和意义。后来我觉得不够,在鲁迅之外还要寻找其他思想资源,这样就想到了晏阳初当年的乡村建设这一派的理论和实践。他们对解决中国问题有一个基本判断:中国是农业人口最多的国家,因此要建设好中国,必须从农业、农村入手。在当时,这实际上是全国性的思潮,但有不同派别:一派可以称为“农业技术派”,这一派认为重要任务在于发展现代农业;晏阳初是“乡村建设派”,毛泽东是“革命派”……但他们都是为了解决乡村问题。实际上乡村建设和中国革命是有内在联系的。


在考察中国的近现代历史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从乡村入手来改变中国的大的脉络和思路。近代以来,许多仁人志士的努力都可以被归入这一大脉络下,只是大家是从不同角度来展开具体工作的。我觉得这是近现代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个相当核心的问题。今天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关心乡村建设的人,仍然保留了这一判断——即认识到中国农村问题的重要性;或者说中国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不能离开乡村,不能完全简单地走西方工业化道路。


此外,我之所以开始关注“志愿者文化”,还涉及一个很大的问题—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在现代转型过程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那么今天我们应该如何重新建设社会呢?



传统中国社会皇权不下县,县以下有庞大的乡绅阶层,有乡村社会—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民间社会—政府的管制力不像现在一样一直渗透到最基层。我们今天所做的乡建实践,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恢复传统的民间社会。但是恢复传统的民间社会,也不能完全走由乡绅来管农村的老路,还得发动普通农民来参加,由此构成乡贤和乡民共同构建的民间社会。


这就涉及另外两个大问题。我之所以对志愿者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特别感兴趣,是因为我觉得中国现在存在两个大问题。第一个问题的思路来自鲁迅,也就是我们仍然面临着国民性改造的问题和思想启蒙的要求。第二个问题,传统中国社会始终没有社会组织: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有国家体制,有商业市场主体,但是没有“社会”,这是我们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大缺陷。所以,我认为志愿者组织和乡建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在重新建设社会,这就是一种社会建设。所以我参加志愿者活动和乡村建设,都是为了思想启蒙和发展社会组织这两个目标。并且,志愿者活动和乡村建设是通过渐进、和平的方式,去应对以上两个根本性的社会问题。


访谈人:您认为前面提到的四位乡建先驱,对今天投入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和青年,有哪些核心的和比较重要的参考?


钱理群: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他们越来越注意到农民的组织化问题。这四位开始都是做教育,但都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最开始他们都是偏启蒙的,早期他们是从技术教育入手,改善农村的教育现状,这是必要的;后来就慢慢注意到了公民教育,这就是一种发展。进一步,再考虑到比较全面的乡村建设,注意到了怎么使农民组织化的问题。外来的人不能代替本地农民,最后还是要农民自己解决乡村的问题。外来者再支持,也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而农民组织化了就会意识到问题所在,并找到解决办法。


“再沉潜十年”:青年人的精神成长


访谈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的工作就是借助乡建、支农等途径来培养青年,您对此有什么期待和建议?您当年提出的“精致的利己主义”,影响非常大。我们在一线工作,也深知各种利益对青年学生的诱惑。我们的判断是,许多中国青年其实都有本能的向善心理,社会主义传统环境的熏陶和父母的培养,也给他们带来了关于公平正义的最基本的诉求;但体制和媒介,又有对个人占有和自我实现的诱导。这两者之间其实有一些冲突。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更好地把想上进和向善的孩子调动起来,能够让他们找到一种合作式的、而非原子化或个人化的实现方式?


钱理群:应该注意的是,我提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不是“个人主义”,不能把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混为一谈。其实十几年前就有批评,很多人认为“80后”不行。我当时就有发言,说历代人都对下一代人有不满,但最后下一代人都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最后都接了班。所以着急干吗?用不着发愁。你看你们这些“80后”不也成了今天中国社会的骨干吗?


所以我觉得对今天的年青一代,也要有一个全面的看法。今天的年青一代有个人主义的概念,有维护个人利益、个人权益的自觉性,相比我们这一代人这是很大的进步。大公无私,专门利人,毫不为己,要求有些太高了。现在的一代人自己能够维护自己的权利,也包括他自己的物质享受,在现代的时代条件中还是需要肯定的。


但问题在哪里?不仅是年青一代,而是整个中国的国民都失去了精神追求。失去了精神追求后人要活着怎么办呢?就只能靠维护自己的利益,把维护个人利益发展到极端以后,就成了利己主义。按鲁迅的说法就是把个人的悲欢看作是整个世界,眼中没有他人,我自己快乐就好,不快乐就不好。个人利益成了唯一追求的东西,其他的东西我都不管。


我最近有一个讲话,也是我的忧虑,就在讲当下的国民性问题。包括青年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党内党外,从上到下,都面临着一个国民性问题——现在整个中国最大的困境是整个民族没有了精神追求,就只能靠本能在生存,本能的生存法则就是趋利避害


如果年轻人整体上都以趋利避害作为自己人生的价值尺度,这是非常危险的。什么事有利我就做,什么事不利我就躲避。现在的体制也鼓励这种形式逻辑,听我的就有利益,不听我的就没利益。这是现在很多问题的根源,构成了最大的民族困境。每个人都是两面派,不同场合说不同的话。上上下下都是这样,孩子和家长说话,和他自己在群体里说话,和老师说话,都不一样,而且还是高度自觉,做得还非常娴熟。这是非常麻烦的事情。人不能完全没有精神追求。现在人的精神追求,一是个人利益,另一个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但是爱国主义如果发展到一种极端简单化的形态,也是不利的。


从当下的问题来说,你们现在做乡村建设,正是针对这一问题。做乡建就不是趋利避害,因为可能会对“个人利益”有所损害。


现有的困难就在这里,做乡建的挑战也来自这里。趋利避害、本能生存是大多数人的选择,而乡村建设是少数人的选择。你们做了另外一种选择,利益在这里,困惑也在这里——因为是少数人的选择,你就始终是孤独的。我始终能感觉到,做这些事,孤独就是你的命运。尽管为了对抗这种孤独感,我们可以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结伴或抱团取暖,减少一点孤独感,但从根本上、总体上来看,这个群体就是孤独的。


访谈人:最后一个问题,您是从90年代末开始关注所谓的“另类”青年,或者说是理想主义青年。看了您的文章之后,我们都很有感触,您当时提出“沉潜十年”,刚才又说要“再沉潜十年”,该怎么理解?



钱理群:我讲“再沉潜十年”,是有一个前提的,即我是针对温饱问题解决了的学生一辈来讲这个话的。更年轻的一代,不能向他们提过分的要求。今天的年青一代(尤其是大学生)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了,实际上面临两种选择。


第一种是你们这样,更多地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同时又做一定的学术研究,并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为什么讲“沉潜十年”呢?因为必须要做长期准备。在改造农民的国民性方面,我是悲观的,但我说自己也是“总体悲观,态度积极”。这是一个长期性的工作。为什么说“再沉潜十年”?这是针对你们这个年龄层次的,你们也就有十年时间去做自己最想做的事,因此真正能够发挥的时间其实不太长。在这个时段里,你应该以最大的限度去做你最想做的事,“沉潜十年”就是去努力做出对你来说最好的成果。


第二种,对于那些不参加社会实践,只是专门搞学术的人而言,同样也需要“沉潜十年”以及“再沉潜十年”。从学术的眼光来看,80年代直到今天,中国学术界没有或者说很少产生真正能够在历史中留得下来的著作;也没有大师级的人物。虽然有很多很好的、有价值的著作,但是真正能够在理论上有创造的,几乎没有。其中一个原因是,今天的学者坐不下来。或者说,80年代以来的时代潮流,推着学者不停地变换研究课题;但大家真的都坐不下来,真正有推动性和原创性的理论始终没有出来。


中国学者面临一个很现实,同时却又很难回答的问题,就是:很多文明古国都消失了,但是中国传统却能够一直传承下来;现在全世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很多都垮台了,但中国却没垮,不但没垮,还继续发展着,这一切是为什么?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有责任用理论去回答这些问题。一个真正搞学术的中国人,他的奋斗目标应该是创造出一个对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具有解释力和创造力的理论。你们研究乡村建设,最终也是要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我提出了一个口号,叫作“总结20世纪的中国经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乡村建设研究也要纳入这个体系。只要能有一些特别有才华、有理论准备的人,投入这一工作中去,就可以做出理论创造,对20世纪中国提出一个具有解释力和批判力的理论。注意我讲了两个方面:能把历史经验解释清楚,同时也具有批判性。之所以“再沉潜十年”,就是因为我觉得在你们这一代人中,是有可能实现理论的创新与突破。


我一生中有两个精神基地:一个是最底层的贵州,一个是最高层的北京大学。中心和边缘,高层和底层,精英和草根,我出入于这两者之间。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人生经验和学术经验。任何一面都有局限,如果你永远待在农村,视野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而当你到了北京,和农村断了联系,比如很多人改革开放后考上大学,从此就会觉得那些农村是自己苦难的源泉,提都不想提,离得越远越好。但我更希望能把苦难转化为资源,所以我始终都有安顺这样一个根据地。我觉得你们也应该有一个具体的根据地。做乡村建设,可以往这方面努力,把乡村作为自己的根据地,根据地的意思就是:那儿有一群和你有关系的人,你随时可以回去;但你又不局限在那儿,而是还可以和世界交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ID:whzh_21bcr),作者: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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