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 解佳（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博士后）、孙九霞（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文标题《自由或自私?都市青年视野中分裂的背包客形象及其成因》，题图来自：图虫创意
摘要：背包旅行在当下中国青年人群体中日益流行，但是围绕着背包客文化却出现了复杂的社会评价，现有关于背包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这个群体本身，忽略了这种文化背后的社会语境。本研究以都市青年这个与背包客文化最为相关的群体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焦点小组访谈，探索其对背包旅行的认知与态度，解释背包旅行为何流行及其为何面临复杂的社会评价。
研究表明，都市青年将背包客视为追求自由的群体。作为一种自由的旅行方式，背包旅行受到推崇，因为这是较强个人能力与较高经济地位的体现。然而，青年群体对于自由的认识和评价却是多层次的，如果将背包旅行发展为一种生活方式，大部分人则并不认可。在个人偏好、事业心、传统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影响下，过分强调个人意愿的生活方式被视为是自私的。背包客文化像一面棱镜，反射出个体化社会进程中都市青年复杂的人生境况。
关键词:背包客;生活方式;都市青年;焦点小组
一、引言
“背包客”虽然由英文backpacker翻译而来，却成为我国近年来最受瞩目的文化现象之一，连英国《卫报》也关注到:“在西方嬉皮士沿着丝绸之路从欧洲到亚洲进行探险的半个世纪之后，中国的青年背包客们开始享受在路上的乐趣”[1]。
20世纪6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四海为家的嬉皮士被视为现代背包客的雏形[2]，社会条件的改变终结了这场文化运动，但一种主张旅程自由而有弹性、崇尚节俭与入乡随俗的旅行理念却被保留了下来，随着西方背包客的步伐传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西方文化、消费主义、户外运动热潮、互联网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城市中产阶层成为第一批中国背包客，并创造性地发明了“驴友”这个词，形成了群体认同[3][4]。
经过20多年的发展，背包旅行在中国渗透到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和年龄阶层，例如出现了“穷游”与“花甲背包客”，也演变出更多形式，如“打工旅行”和“间隔年”，背包旅行不仅指代一种旅行方式，也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伴随着背包客队伍的庞大，这个群体的媒体形象也日趋复杂。2015年，一封“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辞职信成为年度金句，放弃稳定生活而去流浪四方被视为勇敢地追求诗意生活[5]，然而在频频曝光的驴友安全事件中，背包客又成为缺乏安全意识的冒险者，浪费宝贵的社会救援资源[6]，以川藏线为代表的“搭车旅行”，究竟是体验生活还是蹭吃蹭喝，也引起了广泛的社会争议。
为什么背包旅行在当下中国，尤其是青年人群体中日益流行?为什么围绕着背包客文化出现如此复杂的社会评价?复杂评价的背后折射出当下青年怎样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这又与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有何关联?
现有对于背包客的研究多集中于这个群体本身，却忽略了这种文化背后的社会语境。背包客现象之所以频频引起热议，并不是因为背包客群体的数量在社会中占多数，而是该文化所折射的人生理念与价值观富有争议，是整个青年群体矛盾心理与复杂现状的反映。
因此，本研究另辟蹊径，以大学生和年轻白领组成的都市青年为研究对象，通过焦点小组访谈，研究其对背包客的认知与态度，进而了解他们在行为层面如何处理休闲与工作、个人理想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背包客文化是一面棱镜，反射出都市青年复杂的人生态度。本文不仅还原了背包客文化在中国兴起的社会背景，展示了中国都市青年的旅行观念和生活观念，同时揭示了背包客“自由”与“自私”矛盾面貌背后的复杂因素。
二、文献回顾
中国的背包客文化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2006年，朱璇对该群体进行了首次比较完整的调查，通过127份问卷概述了彼时中国背包客的人口特征。该群体的平均教育水平非常高，97.2%的受访者完成了大学教育，同时，52.5%的受访者年收入至少4.8万元，并且绝大多数居住在一线城市。据此，大多数受访者是都市中产阶级。在年龄方面，35.5%的受访者在26~30岁之间，其次是31岁~35岁(26.2%)。
值得注意的是，25岁以下的中国年轻背包客人数极少，而在西方国家，25岁以下的年轻人是最常见的背包旅行群体[7]。朱璇提出，以下三方面因素或许阻碍了中国青少年背包旅行:首先是“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传统文化，深受孝文化影响中国人不倾向于长途旅行;其次，18~25岁的年龄阶段中，大多数年轻人忙于学习或处于职业初期，此时旅行或许会妨碍他们的学业或职业发展;最后，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下，中国青少年受到家庭的精心保护，而背包旅行往往被视为具有一定的风险[8]。
城市中产阶级之所以成为中国背包客的主要群体，是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后现代文化的影响[9]。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富裕城市的中国人正在经历一场精神危机，都市中产利用冒险和探索性的背包活动来抵制日常的沉闷，以及逃避日益制度化的现代世界[10]。同时，中国的背包运动起源于户外活动，因此也只有中产或上层阶级才能负担昂贵的户外设备、培训课程、会员费等，因此背包旅行也是一项“烧钱”活动[11]。
然而，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背包客的人口统计特征发生了重要的变化。2010年，Chen等通过青年旅舍开展了一项包含450份问卷的全国性调查[12]。在416名受访者中，78.6%的人年龄在21~35岁之间。值得注意的是，25.6%的背包客受访者是学生。近1/3的人表示，他们的月收入在1500~3000元之间，远远低于中产阶级的收入，但也有近1/3的背包客被认定为中产阶级。
2012年，余志远进行了另一项调查[13]，根据449份有效问卷，21~25岁人群成为背包客的最大群体(35.9%)，其次是26~30岁年龄组(27.8%)，70.3%的受访者正在大学学习或已经获得大学学位。在职业方面，大多数是学生(22.5%)，55.8%的人表示他们每月至少挣3000元，20%的人月收入超过6000元，大多数人住在城市(94.9%)。
比较以上三项调查的结果，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过去10年中最显著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到这项活动中，特别是学生背包客人数不断增加，大多数背包客是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以后的青年人，即所谓80后与90后。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朱璇在多年前指出的阻碍中国年轻人进行背包旅行的障碍业已消除?目前尚没有实证研究进行解释。第二个趋势是背包客的社会地位不仅限于中产阶层。上述2010年和2012年[14]的调查表明，与中产阶级相比，收入相对较低的背包客越来越多。背包客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学生或者从事收入并不高的工作，这也符合近些年“穷游”在我国的兴起[15]。在背包客的人口统计特征中，唯一变化不大的是较高的受教育程度。背包客往往独立旅行，与当地社区进行深度接触，因此需要较高的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与受教育程度最为相关[16]。
随着背包客群体的壮大、背包客的年轻化与社会背景的多元化，针对中国背包客的研究议题也愈发多样。例如，Chen等通过动机将背包客分为自我实现者、目的地体验者以及社交爱好者[17]。
刘鲁等以身份认同感为依据，将中国背包客群体分为经验型和业余型两类，前者较后者具有更高的身份认同感，且更强调和坚持背包客群体的传统规范，更加偏好偏远地区[18]。Cai等着眼于结成小团体出境旅行的中国背包客，指出注重集体感的文化传统在维护团体和谐、旅程顺畅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19]。
Zhang等人通过定量研究发现中国背包客社会认同的建构主要与外在型动机、工作中的异化感等心理特征有关，而与行为特征关系不大[20]。同时还有研究发现，中国背包客的身份认同感建立在“比大众游客优越”的基础上，面对着越来越庞大的背包客群体，一些跟风者和作秀者被认为是“假背包客”，他们与大众游客之间的区别越来越小，使得背包旅游的特殊性遭到质疑，背包客群体的面目愈发模糊[21]。
因此，现有关于中国背包客研究都敏锐地观察到了该群体年轻化、多元化的趋势，并从各个角度分析了这个群体的特征与内部的多元性。研究者们也都指出背包旅行在年轻人群体中的流行与中国社会持续发生的巨大变化密切相关。可惜的是，并没有实证研究从更大的社会背景入手去探索为什么背包客群体产生了年轻化的趋势、是什么因素使得背包客群体的形象变得复杂。因此，有必要超越背包客群体本身，关注与之相关但数量更为庞大的社会群体，寻求解释背包旅行发展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深层原因。
由于改革开放、独生子女政策、互联网普及等引起的社会变迁，80后与90后青年的价值观、人生观与世界观在诸多方面的确与前辈存在着诸多差异。已有研究表明，80后具有注重个性的自我完成、注重自我感受、接受新事物的意识和能力强、思维独立、具有批判精神等十大特征[22]。进一步将90后和80后的价值观进行比较，又会发现90后比80后更具有后物质主义价值倾向，表现为对金钱的重视程度更低，对政治上自我表达的需求更高以及利他行为的参与度更高[23]。这些研究固然帮助我们理解中国青年，但其刻画的整齐划一的面目无益于解释群体内部的多元性以及群体处境的复杂性，也无法回答随着生命周期和社会角色的改变，进入职场、结婚、生子的80后与90后在价值观与人生观方面是否也会发生改变。因此，富有争议的背包客文化为深入探索当代都市青年的生活理念提供了适当的切入口。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了解都市青年对于背包客文化的认知与态度，由于背包客文化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且本研究少有先例可循，因此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中的焦点小组法[24]。
焦点小组以研究者的具体问题为指导，通过小组讨论收集数据。与所有定性方法一样，焦点小组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的特征，然而，与一对一访谈不同，焦点小组创造了一个与现实相似的社会环境，参与者不仅可以分享他们的意见，还可以听取和回应他人的观点。
在讨论过程中，参与者可以澄清或修改想法，通过互动和交流，被访者甚至可以意识到自己潜藏的观念。由此，焦点小组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启发研究者探索共识和辩论是如何形成的，进一步识别影响不同观点的因素，研究人员还能够发现尚未考虑到的问题与研究主题[25]。因此，焦点小组较为适合用来探索都市青年视野中的背包客形象及其成因。
本研究选取了与背包客文化最为相关的群体—都市青年作为参与者，因为他们与背包客有着相似的成长经历和社会背景，比较熟悉背包客文化，是背包客主体的“同辈群体”和“参照群体”[26]。同时，是否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对人们参与旅游等休闲活动影响很大，而且求学与工作两种不同的生活状态也会对青年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产生影响[27]，因此本研究又区分了大学生与青年白领两个群体。
焦点小组成员是通过滚雪球方式招募的，作者广泛联系了对研究课题可能感兴趣的朋友、学生、师长等亲朋好友，向他们发送了研究说明，且确保研究的匿名性。焦点小组参与者的年龄限定在20~35岁之间，每组有男性和女性同时参加，同时保证每位参与者在该组中至少有一位熟人，以降低其陌生感，提高参与讨论的热情，按照焦点小组操作指南，每组4~8人比较恰当[28]。
2014年5月，作者招募到18位大学生组成3个焦点小组，参与者平均年龄为23岁，有10位女性参与者和8位男性参与者，均为未婚。2015年1月，作者又招募到17位青年白领组成另外3个小组，参与者的平均年龄为27岁，其中有7位男性，10位女性，有4人已婚。
参与者整体受教育水平较高，11人获得了硕士或以上学位，其余人获得了学士学位。参与者来自包括私营企业、科教文卫类公共机构、国有企业等在内的各行各业，平均工作年限为3.3年。根据上海社科院2016年公布的数据，仅有14.4%的居民收入超过10万[29]，与国内最发达地区的数据相比，本研究的焦点小组中，有64.7%(17人中有11人)的参与者年收入高于10万。综合考虑参与者的教育背景、职业和年收入，他们可以被视为中国的新中产阶层[30]。
6组焦点小组的主持人均由第一作者担任，在取得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录音，讨论在拥有圆桌的餐厅或咖啡厅的包间进行，所有参与者自愿参加，主持人仅支付饮料、零食费作为感谢，每组讨论持续1.5~2.5小时。讨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
(1)在您的印象中，“背包客”是怎样的人?
(2)您觉得背包客的生活是一种非主流的生活方式吗?如果是，您怎么看待这种生活方式?如果不是，为什么这不是一种非主流的生活方式?
(3)您喜欢旅行吗?多久旅行一次?您旅行的目的一般是什么?什么因素阻碍您出行?
作者采用主题分类的思路对焦点小组讨论资料进行处理和分析。在质性研究数据软件Nvivo10的帮助下将各组对于同一问题的回答进行归类，同时围绕着“背包旅行”“非主流生活方式”等核心议题对组内与组间差别进行对比，这也是焦点小组材料处理的一般方式[31][32]。
特别重要的是，现场笔记和录音帮助研究者还原讨论的现场，因此围绕着某个特定问题的组内讨论也会被记录下来，有助于观察某种观点是如何展开，共识是如何达成的。同多数定性研究一样，基于焦点小组的解释性分析不可避免地反映了研究者的观察和理解[33]。
四、研究发现
背包客:“自由”的象征
对于所有本研究的参与者来说，“背包客”和“背包旅行”并不陌生。背包客有可能是身边的师友、旅行中遇到的人、电影电视里的人物以及社交媒体上的明星。C1(被访者姓名均采用匿名处理，下同)、C5和C6在同一所大学学习，不约而同地提到学校里有一个同学因为骑行去西藏而“出了名”，在全校做了旅行分享，引起轰动。
B2说自己遇到过一个60多岁的美国人，是“真正的背包客”，背着一个大而破旧的背包，没有家庭，因为他说“把一生都献给了旅行”。E1说出国游玩时经常遇到世界各地的背包客。D2则分享道，自己是在英国留学期间，在欧洲自由行才了解到青旅和背包客文化。显然，全球化的社会背景使得中国的青年一代有机会接触到各种旅行方式和生活方式。
同时，媒介在背包客文化的形成和传播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首先，背包旅行是近年来全球影视作品中的热门话题。例如，E1和E2都观看了电影《朝圣之路》(2010，美国)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C6则对中国电影《等风来》(2013)印象深刻。她说，在这部影片中，女主角通过背包前往尼泊尔“理解了幸福的意义，终于找到了自己”。其他诸如《摩托车日记》(2004，美国)、《荒野生存》(2007，美国)、《美食、祈祷和恋爱》(2010，美国)、《转山》(2011，台湾)以及《后会无期》(2014，中国)等都被多次提及。
除了电影，社交媒体、电视节目和畅销书塑造了不少知名背包客。例如，E5对著名的美籍华裔背包客谷岳了如指掌。谷岳在20多岁时辞去了通用电气公司一份高薪的技术工作，放弃了在西雅图的稳定生活，开始全球旅行。2010年，一部20集的纪录片《搭车到柏林》在互联网平台和中央电视台播出，引起广泛关注，同组的E1和E5都看过这部纪录片。
A2是年轻女背包客“猫力molly”600多万粉丝中的一个，她喜欢看猫力的旅游照片，觉得背包旅行“很时尚”。听了A2的发言后，A5补充道，他读过背包客小鹏写的两本旅游书。小鹏的经历与谷岳颇为类似，也是放弃了稳定的高薪工作而踏上了全球旅行之路，他在微博上拥有超过1000万的粉丝。
不难发现，通过亲身经历或者媒介，都市青年们广泛接触到背包客文化，而在他们眼中，“爱自由”是背包客最为突出的特征。在小组讨论中，A5的这段话获得了成员的一致认同:
背包客是热爱自由的人。他们不受生活琐事或者规范的限制。他们有勇气打破传统规则。背包和手提箱很不一样，你的手解放了，还有你的身体。你感觉自由了，然后你可以忠于自己，并找到你真正想要的。
“自由”的第一层含义，就是旅行中的自由。都市青年认为背包客旅行的目的是纯粹的，行程是自主的，而旅伴也是自己选择的，这是都市青年们在旅游中赞赏和向往的“自由感”。几乎每位参与者都表达了自己喜欢“自由行”多过于“跟团游”。例如，C6在讨论中抱怨道，“跟团游有太多的限制，你总是跟着导游，没有一点自主权”，成员们纷纷表示赞同。
C7则进一步补充道:“我跟爸妈出去，我们想看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在大学生组，不少参与者表达跟父母在一起旅行时不自由，而在年轻白领组，大家则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与同事，尤其是领导一起旅行时，感到极不自由。D3说:“单位的团建活动，总是老板决定去哪里，做什么。”F5则谈到，她第一次参加由工作单位组织的休闲旅行时，因为和一个同事在集市上逛得时间有点长，就被领导批评了，从此她便将这类活动视作工作而不是休闲。
“自由”的第二层含义，指背包旅行是一种自由的生活方式，绝大部分参与者认为，背包旅行作为一种旅行方式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之间有很大的区别，正如A2在讨论中概括道:“旅行者有目的地。旅行结束后，他们会回家。但是，背包客既没有目的地也没有家，他们总是在路上。”A6则把背包客比作中国古代的“大侠”，他们四海为家，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
在西方社会，这种背包客被称为“生活方式型旅行者”(lifestyle traveller)，他们一次又一次从旅途中回到日常世界，却一次又一次重新出发[34]。无论是B2所提到没有家庭的美国背包客，还是为人所熟知的小鹏和谷岳，都拒绝定居、从事稳定的工作、结婚生子这样一个大部分人都遵从的生活轨迹。
当背包旅行被看成一种自由的生活方式，“不受社会义务约束”是重要的题中之意。在F组的讨论中，F3说她总是把家庭放在第一位，即使在旅游时，也总是选择适合她的女儿的活动。F5表示强烈同意，说:“可能是背包客和像我们这样的游客之间的根本区别。
背包客不需要考虑别人。他们做一切为自己，我们总是要考虑其他人。”F4紧接着补充道:“是的，所以这就是自由。背包客的生活就很自由。”在讨论中，参与者们还指出，自由的生活方式不仅意味着背包客们不受社会义务的约束，而且不受世俗关于幸福和成功的定义的约束，忠于自己的内心。
在一些参与者的眼中，背包客是忠实于自己和勇于追求梦想的人，B2称那位60岁的美国背包客为“理想主义者”，而D4也用这个词来形容背包客，“他们是理想主义者，不追求名利。他们自己定义成功与幸福”。A4说:“背包客可能看起来有点邋里邋遢，但这是因为他们不在意外表，只在意自己真正关心的事情。”B3也提到:“背包客虽然总是穿得破破烂烂，但过着自由而纯洁的生活，他们的精神丰富。”
因此，全球化的社会背景和媒介在背包客文化的传播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通过亲身经历和各种媒介，都市青年们或多或少对背包客文化有所熟悉。
“追求自由”被视为背包客最重要的特征，然而“自由”的背后却有着多层次和多维度的含义。首先，背包旅行指代一种自由的旅行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被等同于“自由行”，即行程自主和旅伴自定，只是背包客选择的地点可能更偏远、旅行的时间也比一般游客更长。
其次，背包旅行也被认为是一种自由的生活方式，背包客们的自由既来自摆脱社会义务的约束，也来自一定程度上摆脱社会规范的约束，仅仅忠于自我。因此，都市青年对背包客文化的关注，本质上是对“自由”的探讨。但是，在都市青年眼中，“自由”并不总是积极的。
“自由”的阴影:“我可能像背包客一样旅行，但我永远不会像背包客一样生活”
大部分都市青年表示他们羡慕背包客在旅行时的自由，这是因为“自由行”比“跟团游”显示出更强的控制能力和探险精神，也从侧面展现了更强的文化自信和经济实力，充分符合本研究中都市青年的社会阶层和教育背景属性。
多位参与者带有自豪感地提到自己自助出境旅游的经历，例如E1在出国时总是选择自由行，对Airbnb和Trip Advisor等自助旅行网站非常熟悉。F5在美国度蜜月时选择了租车自驾而不是跟团游。有意思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跟团旅游被视为时尚，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因为只有少数人能负担得起[35]。
而在这项研究中，跟团游被视为是过时的、是能力不够的人的选择，参与者们纷纷表示在选择旅行模式方面存在着“代沟”。正如C1所说，“祖父母和父母辈喜欢跟团，他们是观光客，而我们喜欢自己探索目的地。他们不想冒任何风险，他们觉得跟着导游更安全。我们不一样，我们是新一代”。F4在讨论中也说，“80后这一代更喜欢自助旅行，而且可能经济发达地区的人更喜欢自由行”。在这里，F4所说的是否为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论述清楚地表明她的观念中将自由行与更高的经济地位联系在一起。
Xiang在研究中国出境自助游客时指出，他们往往花几周甚至几个月搜索整理目的地材料，称为“做功课/攻略”，这个过程不仅有助于减少因陌生引起的焦虑，加强对旅行的控制，而且满足了旅行者的学习动机，是个人能力的体现[36]。
因此，都市青年们欣赏背包客，欣赏自助游，是因为这代表了更强的个人能力和更高的经济地位，换言之，只有那些拥有更多时间、金钱以及学习能力更强的人才更有可能背包旅行。正如鲍曼所指出的，自由的概念总是与权力密切相关的[37]，相应地，在流动性方面享有更多的自由始终表明享有更大的权力[38]。
概括地说，都市青年所仰慕的“自由”与强大的个人能力和较高的社会地位联系起来，通过自由行，他们将自己与大众游客区别开来，将自己与“祖父母/父母”或“经济地位低”区别开来。在这个意义上，都市青年对背包客所享有的“自由”的褒扬并未偏离凡勃仑在《有闲阶级论》的经典论述，背包旅行就是当代中产的阶层象征，是阶层消费品味的体现[39]。
但是，当“自由”并不指代更强的个人能力或更高的社会地位时，参与者们的态度便开始变得复杂，这集中体现在参与者对“背包客是否非主流”这个问题的讨论上，因为研究者并没有为“非主流”做出明确定义。在D组中，大家针对“非主流”是否含有贬义展开争论，最后D1说:“如果非主流指的是少数，而不是贬义词，那么背包客就是非主流，我觉得每种生活方式都应该得到尊重，但是背包客那样的确实是少数。”他的说法获得了一致认同。在A组的讨论中，A1同样提出用数量来定义非主流，并获得支持:
我认为定义非主流的最好方法是使用数量。否则，每个人都可以使用自己的标准。这样的话，背包客是非主流的，因为他们是社会中的少数。我可能像背包客一样旅行，但我永远不会像背包客那样生活。
良好的教育背景和较为丰富的经历使得大部分参与者对多元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表示尊重，但绝大部分明确表明自己对像背包客一样生活没有兴趣。总结来说，个体差异、事业心、家庭责任和社会制度四个因素被用来解释他们为什么拒绝背包客那样的生活方式。
首先，一部分人强调这是个性使然，他们更喜欢“稳定的生活”，例如D3。C3和C6则都用“很传统”来形容自己，C3说:“我不想离家很远。我喜欢和父母住在一起。”事业心则成为第二个拒绝“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的个人原因。C1说:“我不会像背包客一样生活，我年轻的时候有很多事要做，可能退休以后可以这样长期旅行。”E5与C1的说法如出一辙，“我觉得年龄至关重要，大多数年轻人会努力工作，安顿下来。但是一旦退休了，可以到全球旅行，是年轻时候的一种补偿吧”。F1介绍他们公司有个政策:如果员工放弃假期，可以得到奖金。
他说很多人跟他一样，都选择奖金而不是假期。因此，大多数都市青年实际上认可稳定生活和金钱的重要性。正如Liu在最近一项研究中国大学生时指出的，中国大学生有着务实的人生态度，即“中产阶级家庭梦想”[40]。
第三个重要的因素是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文化。F3有一个1岁的女儿，她在讨论中说:“生了孩子后，我感受到了压力，这跟一个人生活完全不同。你会自然想要一个更大的房子和更大的汽车，我必须为这个孩子负责，给她创造好的生活环境。”同组的F5是一个正在怀孕的母亲，她补充说:“我同事的孩子今年上幼儿园，学费在4万元左右。
我现在得考虑这种事情，我不想我丈夫承担所有的负担。”F3和F5站在母亲与妻子的身份表示家庭责任的重要性，而其他参与者则都强调了“孝”的重要性。例如，D1说:“父母、伴侣与一般朋友不同。朋友都是宽容的，或者说他们其实不那么重要，然而，你和你的父母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因此，你做的每一个选择，都必须考虑父母。”小组中的所有其他参与者都同意，D3进一步补充说，如果能说服父母，如果爱人也喜欢这种生活方式，那么就可以把背包旅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最后，参与者们还指出，社会环境也并不支持背包客这样的生活方式。F3在讨论中提到:“可能发达国家拥有更好的社会福利，所以他们可以没有顾虑地追求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放弃工作去背包旅行，你回来后会有什么呢?”D组则从亲子关系与养老角度展开了讨论，如D1所说，西方父母对孩子的生活干预程度不如中国父母，在西方国家，孩子完成学业后，父母就自由了。但是，中国的父母被认为要对孩子的婚姻负责，甚至对孙辈的教育负责，在这种情况下，即便退休，也未必能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
基于上述理由，大多数参与者认为背包客的生活方式并不可取，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仍有3名参与者—A5、B4和E6表示支持这种生活方式，尽管他们是组内的少数派。这3位参与者均认为比起所谓事业心、家庭责任等，忠于自己的内心是最为可贵的，而能够顶住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也是勇敢的。他们的观点，事实上支持了青年一代的价值观更为多元的结论[41]。而各组最终都选择用数量，而非褒贬来定义“非主流”，也是尊重不同生活方式和尊重组内不同观点的体现。
本研究表明，对大部分都市青年来说，稳定的生活、成功的事业、履行社会责任比自由的生活方式更为重要，如果一个人过于坚持追求个人自由而不顾亲人的反对，极有可能被视为“自私”，并不是值得赞赏的行为。在参与者们看来，“随心所欲”未必就能带来幸福，个体幸福是与事业成就、家庭关系等因素密切相关的。随着80后与90后步入就业、结婚、生子等新的人生阶段，他们对于个体和家庭关系的看法可能会发生重要的变化。
早期关于独生子女一代的研究和新闻报道通常认为这一代人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倾向于以牺牲父母的福祉为代价追求个人理想[42][43]，然而，新近的多项研究则表明，独生子女一代与父母的关系实际上更为紧密，两代人在经济上和情感上相互依赖，这一方面是由于核心家庭结构所导致的，另一方面是由于个体化社会中“家庭”凸显为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社会单位[44][45][46][47]，本研究的结论支持了以上观点，即都市青年，尤其是中产青年的人生选择不是个体偏好的结果，他们也不是所谓自我中心的一代。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背包客文化为切入点，展示当下社会都市青年的旅行观念和生活观念。“自由”被认为是背包客文化的核心，但是自由是多层次的和多面向的。都市中产阶层青年们追求自由是有限度的，绝对的自由被视为自私。都市青年对自由的向往体现在对背包客的旅行方式的推崇上，这也是背包旅行及自由行越来越流行的原因。都市青年认为背包客旅行的目的是纯粹的，行程是有弹性的，旅伴是自主选择的，这种自由实际上是较强的个人能力和较高的经济地位的反映。
然而，对绝大部分都市青年来说，背包旅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难以接受的，个体偏好、事业心、传统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是他们拒绝这种非主流生活方式的主要因素。因此，背包旅行作为一种旅行方式被认为是时尚和富有勇气的，但是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背包客则面临着自私、缺乏事业心等批评。在研究中，虽然大多数参与者表示生活方式是个人选择，但他们同时指出，负责任的选择绝不能仅仅考虑个人感受。
正是因为都市青年对背包客作为一种旅行方式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进行了区分，并且对这两者持有截然相反的态度，背包客文化的社会评价才显得如此复杂。
本研究的参与者主要是大学生和青年白领，是中产及其预备人群，他们对背包客文化的态度与其特定的社会阶层以及成长背景密切相关。在中国社会个体化的进程中，个人能力得到推崇，个人意愿得到尊重[48]，因此，作为个体自由象征的背包客文化受到欢迎，而同时，作为接受了良好教育，父母在经济、情感上做了巨大投入的一代，其充分认识到个体生活方式与人生路径的选择需要与社会，尤其是家庭的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49][50]。
大多数人对于极端强调个体意愿的非主流生活方式持保留态度。背包客文化像一面棱镜，反射出都市青年复杂的人生境况。由于背包客文化开始影响其他社会阶层群体与不同的年龄群体，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以此为线索，探索诸如非中产阶层青年、老年群体的旅行方式与生活观念，研究社会变迁下人们价值观与行为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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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 解佳（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博士后）、孙九霞（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