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期间,我在北京
2020-01-26 16:46

非典期间,我在北京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尚儒客栈”(ID:CMCC-ningyu),作者:宁宇,虎嗅获授权发表,题图来自图虫创意。

                                                                                                                                           

刚刚进入2020年,我们就遭遇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很多人把这次疫情和2003年的非典相比。幸运的是,我还存了很多当时的电子文档,包括编制规范时的中间文档,这些素材帮助我回忆起,十七年前非典肆虐的时候,一直在北京的我是怎样的心路历程,我是怎么走过那个春天的。


一步步靠近的危险


在2003年3月份到来之前,我没有感到有什么危险,当时觉得,只要远离广东人就没事了。


每年的元旦之后,电信运营商都会把全国各地的人召集开会,部署和讨论新一年的重点工作。那年开会的时候听说广东香港在闹传染病,所以在工作会或者研讨会上遇到来自广东的同志,大家都有意无意地保持着距离。而广东的同志们也很自觉,避免和其他同事们有接触。


3月,听说北京也有病例了,而且人民医院的大夫被就诊的患者传染了,但是我还是没什么恐慌情绪,觉得自己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只要是远离医院,多喝热水,传染病和我就是两个世界。


但是进入到4月,事情有些不对头。一些传言不断被证实,内心的恐惧感越来越强烈。


恐惧感产生的最初原因,是了解到“得这个病是可以死人的”,后来说是“得上之后致死率不低”,再增强是因为“没有药能治”。恐惧感到顶点的时候是听说“只能用激素治疗,有严重后遗症,但为了保命顾不上了。”


这些信息串起来,就意味着一旦被传染上,不死也得带上伤。


促使恐惧感越来越重的另一个因素,是患病者的身份。从“朋友的朋友”到“朋友单位同事”,从“同事听家里人说的”再到“同事家里的亲戚得了病”,身边的案例越来越多,自己和患者的关联度也越来越近,我至今还记得离非典病例最近的那一刻,听说隔壁的中国电信大楼里也出现了疑似病例。


于是,我也开始戴口罩,熏白醋,喝板蓝根,也开始抢购和囤积各种生活物资,也顾不上查找信息的准确性,以及管用不管用,只要不是那种对身体有损伤的,都用上。


但从4月底开始,渐渐的,我不那么害怕了。


因为非典防控的知识基本普及到位,大家都知道在室外通风条件好的情况下,带着口罩就基本能避免相互传染;而且确实每个人都是带着口罩的。


因为在封闭的室内频繁消毒,每次消毒后都要做记录并显示出来。进出办公楼都要测量体温,发烧者会被立即识别出来。


因为单位强制每人每天早晚两次上报体温,如果出现发热者立刻隔离并上报,可以确信周围同事都健康。


足够的科普、足够的重视加上足够的防护,给我带来了足够的安全感,所以就不再有那么强烈的恐惧感。


特殊时期的工作方式


4月下旬之后,官方对疫情的处理态度发生质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成为超越一切的最重要因素。


移动集团公司要各个部门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工作方式,只要能继续工作,不一定要来办公室上班。当时我们部门的正职临盆在即,于是她回家待产,我来主持弹性工作。


我把部门的人分成三组,每一组都是部门里不同专业的组合。其中第一组和第二组互为AB角,实行互不见面的轮班制(一组工作一天),即便有一组人里出现了非典患者,那么这一组人隔离观察,完全不会影响另一组继续工作。第三组则在家待命,万一出现极端情况,比如移动集团大楼里出现非典患者,就会在封楼的同时,把两组人全部进行隔离观察。那样的话,就要靠第三组撑局面了。


十七年前,通信和办公手段远没有现在先进,要靠邮件和文档实现工作的无缝衔接,难度还是蛮大的。所以我们就整理出全部门的工作清单,对于时间紧迫优先级高的事情,要求AB角同时推进,并在文档中详细记录进展,便于别人随时接手继续做;而没有那么急迫重要的,就由一人推动为主,减少因交接过于频繁而带来的偏差和成本。


那时候大部分工作节奏都慢了下来,所以即便只用三分之一的人力,也没有对工作造成太大影响。


抗击非典是一场战争,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坚守岗位。


时任北京移动计费业务中心主任的李海,在非典期间带着全家离开北京去了加拿大,由于担心不被批准,他没有请假就直接走了。李海是入职北京移动的第一个研究生,在通信网络方面专业能力非常强,在计费业务中心任职可以迅速提升在市场业务方面的能力,但这次不辞而别,直接断送了自己的美好前程。


李海的出走让北京移动计费业务中心没了当家人,此时接棒的既要懂业务又能稳定军心。北京移动安排市场部副总经理接管计费业务中心工作,这位临危受命的"接盘侠"就是现在亚信科技的CEO高念书。


侥幸无恙的规范编制


在非典期间,我还组织完成了几本规范的编写工作。


按照常规,每年春节后都会启动业务支撑系统规范的编制工作。2003年按计划,是要编写BOSS容灾备份系统规范、BOSS网管系统技术框架,以及客户管理系统、商业客户支撑系统(B-BOSS)的试点规范。


技术标准和规范的讨论和编写,需要从全国各地抽调省移动公司的精兵强将,厂商也积极派专家参与。2、3月份的时候疫情并不严重,四本规范涉及不同的领域,所以当时参与的有上百人,都集中在邮电管理干部学院。邮电管理干部学院是现在中国移动大学的前身,位于非典中名声大噪的小汤山。


规范编制人员刚刚进驻的时候,一切都很正常;后来通过网络大家了解到越来越多的信息,气氛越来越紧张,恐慌情绪渐渐蔓延。我严令大家封闭在会议地点不许出门,用物理隔离的方式简单粗暴地切断传染途径,避免人员流动带来病毒。


记得有一次,大家正在会议室里讨论,突然一位同事进来问:“有人觉得自己发烧了,体温计在谁那儿呢?”几十号人瞬间谁都不说话了,身体和手上的动作也全部静止,我的脑子也一片空白,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跟着走到病号那里。幸运的是,这位兄弟体温正常,只是讨论累了,需要休息。


在完全封闭隔离的环境中,与会人员的工作积极性非常高,经常晚饭后还在加班加点,目的就是为了能早点儿结束,赶快离开这里。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规范编制的进度比预期提前了十天。4月21号进行评审,之后用一周的时间进行补充完善。26号全体人员离开小汤山回自己的工作单位。出于安全考虑,他们绝大部分被要求在家里自我隔离,一周后没有发烧才能回去上班。


4天之后,小汤山医院启用,北京市SARS病人都转入该医院治疗,直至疫情最终结束。


如今回想起来也真有些后怕:参与的上百人中如果出现一例患病,作为组织者,我的麻烦就大了。


一次偶遇的见义勇为


五月中旬之后,虽然确诊的人数还在不断上升,但人们已经适应了在非典的阴影笼罩下的生活,甚至开始体验这种生活状态下美好的一面。


那时的北京,街上的人少了,公交车不挤了,到处都被严防死守消毒杀菌无死角,非常安全。偏巧那年没有大风沙,天空湛蓝空气清新,是好几年未曾有过的美丽春天。


虽然非典还没有结束,但已经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态度和作息方式。大家意识到身体健康的重要意义,以及锻炼身体和抵抗疾病的因果关系,自发地健身强体。


那个周六下午,我和开心娘从家(白纸坊)骑自行车去复兴门健身,转过西便门桥后沿着二环向北骑。远远看见一男子裹着件黑色的皮大衣快步向前走。我还和开心娘说:这个人也不嫌热,都快6月了,还穿成这样。


街上几乎没有人,除了这个黑衣男子之外,就是一个年轻女孩儿在路边步行。当我们夫妇骑车超过去大概十几米的时候,突然听见身后女孩儿大声呼救,回头一看,那个黑衣人已经将女孩儿扑倒在绿化带上了。


光天化日之下,这种袭击居然就发生在北京二环路边。当时我把车子一丢就往回跑,飞身去救人;与我同时冲过去的还有两三个人,好像是在旁边的胡同里,听到呼救声冲出来的。


我跑过去的时候,看见女孩儿满脸是血,而男子除了皮大衣之外什么都没穿!我们几个人合力把男子按在地上,同时高喊"救人啊,抓流氓",但这个家伙反抗的力量太大,我们三四个人竟然不能把他从女孩儿的身上扯开。


这时候有几辆车在路边停了下来,都是听到我们的呼救声过来援助的。其中一个五大三粗的人跑过来,照着黑衣男子的下体就是一脚,只听得一声惨叫,黑衣男子放开了手,我们趁势把女孩儿解救了出来。不知道谁把自己的皮带解了下来,把男子的双手绑在身后,几个人用脚踩着,让他动弹不得。


救人的同时,我们打了报警电话,几分钟之后,一个骑着摩托车的交警赶到了,但看到现场场景,有些不知所措。又过了几分钟,一辆警车赶了过来,下来几个戴口罩的警察,第一件事是用手铐代替了皮带,第二件事就是给男子测体温。这个时候我们几个人面面相觑,眼神中好像都是在说:"我们怎么没想到呢,万一被传染上怎么办?"


又过了一段时间,救护车来了,下来的医生护士给女孩儿清理伤口。女孩儿看起来不到二十,哇哇地哭着说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伤口清理之后才看清楚:她的耳朵被这个男子硬生生咬掉了一块肉!


救护车拉着女孩儿走了,我们几个人还在草地上找,结果被咬掉的那块肉真的被我们找到了。甭管有用没用,我们都要求把这块组织给病人送过去。这个时候那个交警大哥冲了上来说,交给我吧!然后用纸巾包好骑上摩托追救护车去了。


这时候警察已经把那个男的押上了警车,对我们说:"谢谢你们。请你们留下联系方式,如果有什么情况的话可以联系;另外方便的话,你们谁陪着去做一下笔录?"闻听此言,好几位都摆手拒绝,留下信息之后就走了;而我想着反正也错过了健身的时间,还是配合下公安机关吧。


于是,在二龙路派出所,我做了人生的第一次笔录,平静地把全过程给警察讲述了一遍。听当时警察的说法,这很可能是一起精神病人随机性的袭击事件。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个被我们救的女孩儿叫什么,她的耳朵后来有没有修复,伤人的男子是什么情况,最后受到什么惩罚。


结语


2003年春天发生的事情,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理想和成长轨迹,不知道我写的这些有没有唤起当年一起抗击非典的战友们的回忆。我只是一个非典期间在北京恪守本职的普通人,那段时间里有很多人表现得更出色,他们的事迹和成果比我优秀太多。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恪尽职守、各司其职做好本职工作的人,我们才赢得了抗击非典的最终胜利。


十七年过去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又开始肆虐。我的判断是:病毒的杀伤力不比上次非典更严重,而如今的条件也远比当年好很多,所以对于战胜疫情,我充满信心。


2020,我们一定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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