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青工”:另一种你不知道的中国青年
2020-02-24 17:58

“外来青工”:另一种你不知道的中国青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原文标题:《中国“外来青工”群体的变迁与发展》,作者:谭建光


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创办经济特区以来,带动“外来青工”的热潮,即大量内地山区农村的青年前往沿海地区、大中城市务工谋生。他们既是创造经济财富的有生力量,也是促进社会治理创新的活跃群体。


调查发现,伴随时代的发展,“外来青工”群体也分化为“上班机器人,下班木头人”“上班挣钱人,下班休闲人”“上班技能人,下班充电人”“上班创新人,下班公益人”等类型。


同时,“外来青工”的社会角色意识不断演进,拥有“边缘人”“陌生人”“参与者”“融合者”“贡献者”等不同的认知心态。


“外来青工”作为一个折射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群体,对它的梳理及它带给我们的启示,值得关注和研究。


关键词:改革开放;外来青工;边缘人;参与者;贡献者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0年创办经济特区之后,产生了一个全国关注乃至世界关注的新群体——“外来青工”,即离开户籍所在地,到大中城市或沿海地区务工发展的青年群体。据国家人社部的数据,从改革初期的百万外来工(农民工)群体,到如今接近3亿人的外来工(农民工)群体,其中80后出生的“外来青工”占50.5%,即有1.5亿人[1]。


这些“外来青工”主要在非公企业(外资企业、港资企业、台资企业、私营企业等)和社会组织等工作,或者自谋职业、自由就业,成为社会不可忽视的巨大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现在,很多青年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社区里,在网络空间、虚拟社会里,在农民工群体、个体工商户、网民、‘北漂’、‘蚁族’里......里面很多有本事的人,有的人甚至可以一呼百应”[2]。为此,对于“外来青工”这个折射时代痕迹的群体,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笔者结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跟踪调查广东深圳、东莞等地区“外来青工”发展的资料,以及随后到福建厦门、浙江温州、江苏苏州,还有北京、上海、重庆、成都等地的比较研究资料,再通过查阅和整理理论文献,进行初步的探讨,就教于青年研究同行。


一、研究说明


“外来工”及其“外来青工”这个概念,源于“外来人员”“流动人员”,历史上是指离开出生地到另外一个地方谋生的人群,现代以来主要指离开户籍所在地到另外一个或多个地方谋生的人群。


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分析,“我常在各地的村子里看到被称为‘客边’‘新客’‘外村人’等的人物。在户口册上也有注明‘客籍’的。


在现代都市里都规定着可以取得该地公民权的手续,主要是一定的居住时期。但是在乡村里居住时期并不是个重要条件,因为我知道许多村子里已有几代历史的人还是被称为‘新客’或‘客边’的”[3]。我国传统上往往是区分“本地人”和“新客家”,而且一般社会经济平稳发展的时候流动较少,遇到战争或灾害的时候流动较大,所以对于“外来人口”“流动人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学和经济学领域。


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渐建立的户籍制度,使得人口流动受到管理和制约,除了“计划性”(产业建设、支边开发等)、“运动式”(上山下乡等)、“自然灾害型”(20世纪60年代初自然灾害)流动较大之外,一般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群体自由流动。


改革开放后,社会结构出现许多新的变化,其中“外来工”及“外来青工”是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这个群体的称谓纷繁复杂,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提法:一是“外来工”“外来青工”或者“打工者”“打工妹”,这是源于民间和广泛流传的称谓。二是“外来人口”“外来人员”“流动人口”“流动青年”等,这是人口学等领域的称谓。三是“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外来务工人员”“外来务工青年”等,这是政府管理和服务方面的称谓。四是“新××人”,如“新深圳人”“新厦门人”“新莞人”等说法,这是地方政府部门力求促进融合的称谓。


此外,还有各种不同的称谓,有些希望体现褒义,有些尽量体现中性,还有一些是部分人流露出的贬义等。我们在本项研究中选择用民间性、流传广的“外来工”(不分年龄)、“外来青工”(18~35岁)称谓,最直接也最贴切。


伴随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丰富,视“外来青工”为“铁板一块”的观念逐渐改变,外来人员及其青年的分化受到关注。


依据20世纪90年代的调查,李培林在《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分析,“流动民工经过职业分化,实际上已经完全分属于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即占有相当生产资本并雇用他人的业主、占有少量资本的自我雇用的个体工商业者和完全依赖打工的受薪者”[4]。


这是从社会学角度对流动人口的分析,对于“外来青工”的变迁也有启发意义;也就是说,外来务工人员及其青年经过务工谋生的经历和积累,出现阶层分化,仅保持流动身份或名义,成为业主、个体户、务工者等多种类型。进入21世纪,变化更为明显。


张良驯等在《中国青年政策的创新发展》中分析,“青年人口的流动比重高,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14~35岁青年流动人口有13537万,占青年人口的29.27%,占所有流动人口的51.88%。


这一次的人口普查数据是流动人口变化的一个拐点。一方面,2008年即改革开放30年后,伴随内地、山区的小城镇发展、新农村建设,加上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的生活成本增高,一部分农村青年选择在村镇附近谋生发展,减弱了外出务工的热情。另一方面,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风暴以后,依赖出口贸易为特点的东南沿海经济发展遇到困难,吸收外来务工人员的数量逐渐减少”[5]。


从不同机构对于“外来青工”的数据变化追踪调查的结果看,存在波浪式的变化。一方面,“外来青工”的总人数趋于平稳,改变了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不断增长的状况;另一方面,“外来青工”的分层多样,从普通工到熟练工、技师,再到经营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创新创业人员、公益服务人员等,产生许多值得注意的发展变化。


本课题对于“外来青工”的研究,主要采用文献分析和追踪调查的方法。一方面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对于“外来青工”、新生代农民工等研究的论文和著作,获得理论观点的借鉴和启迪;另一方面根据笔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外来青工”调查分析与教育辅导的经历,从接触的现象和积累的认知中获得启发。


本文作为研究成果的一部分,着重梳理“外来青工”发展变化的脉络,也对“外来青工”的不同心态进行分析,探讨“外来青工”现象对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


二、改革开放时代“外来青工”的发展变化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创办深圳经济特区开始,由最初的百万“外来青工”涌来,到后来的千万“外来青工”分布在各行业、各企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如今,全国各地近3亿流动务工人员,其中1亿多“外来青工”,在各大中城市、沿海地区务工谋生、做出贡献。梳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外来青工”群体发展变化脉络,可以用他们不断变迁的流行语言进行描述,分为以下四种状态。


1.上班机器人,下班木头人


深圳经济特区创办初期,出现非常简陋的“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及补偿贸易)企业、“港资企业”、“外资企业”,其实最初是前两类占大多数。


有一种说法,就是“皮包公司”办工厂,即香港人夹着一个皮包,来到深圳办理手续,租一块地方就办起工厂。这样,引进外国及港澳的生产流水线,招募“洗脚上田”的农民工青年,就开始“接订单”“开工挣钱”。但是,这时期对于“外来青工”的利益、需求、权益、难题等缺乏关注,也缺少关爱和保护的政策。


1985年担任深圳经济特区团委书记的廖军文介绍,“特区的建设者来自全国各地。他们中许多人远离家乡和亲人,在这样一个人地生疏、情况复杂的地方,十分需要组织的关心和帮助”[6]。然而,刚刚兴办经济特区、刚刚引进外资及港资企业、刚刚出现外来务工群体、刚刚面临务工权益纠纷,这些新现象、新问题在“摆脱贫困”“经济发展”的大目标下面,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最初的百万“外来青工”生存在较为艰难的环境之中。


在深圳市的一个工业区,因为外商不关心务工青年利益,又经常加班赶货,员工心存不满,流传一首打工青年的打油诗:“一早起床,两脚飞奔,三班打工(上午班、下午班、晚上加班),四海为家,五点放工(下午五点),六时吃饭,七滴鼻涕,八把眼泪,九(久)久下去,十(实)死无疑”[7]。


虽然缺乏文采,却道出了实情。最先发现和关注“外来青工”的生存、生活、劳动、发展问题,积极探寻解决对策的是共青团组织。20世纪80年代,深圳、厦门、珠海以及广州、东莞、佛山等地的团组织就开展“外来青工”“外来青年”“青年劳务工”等专题的调查研究,提供调查数据和案例报告给当地党委政府,也报给国家劳动部门等,争取为新出现的外来务工人员群体争取权益,提供关心和支持,帮助他们获得合理合法的劳动生活权利。


从理论研究的视角看,这个时期“外来青工”处于“自发、零散、无助、困顿”的状态,为了增加一点点的经济收入,需要忍受诸多的不公平与不人性。这些状况引起社会学者和青年学者的关注,提出了尊重务工人员需求、保障务工人员权益的观点和建议,也引起各级党政部门的重视,将劳动权益保障逐渐纳入政策制度范畴。


2.上班挣钱人,下班休闲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外来务工群体逐渐壮大,从数百万人到数千万人,再发展为3亿人左右的规模。“外来青工”一直是最活跃、最突出的力量。他们不仅仅要务工、谋生、挣钱、养家,而且也有文化休闲、娱乐享受的需求。虽然工作环境艰苦、生活条件差,不能享受良好的休闲文化活动,但也不能阻止他们对娱乐的追求。


与此同时,深圳、厦门、珠海、广州、宁波、温州等沿海开放地区,共青团组织也在探索提供“外来青工”文化生活的途径。深圳“大家乐”就是团市委适应“外来青工”的文化需求兴建的一个露天简易舞台,“由观众自荐报名,自选表演形式,自费(交五角钱报名费)上台表演。就这样,一种自荐、自费、自演、自娱、同乐的群众文化娱乐活动诞生了”[8]。


“大家乐”热潮的现象引起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等专家的广泛关注和研究,作为探究社会底层的青年“自我表现、自我满足”的案例,成为改革开放后青年个性追求变化的代表。也许在今天的文艺家、专家学者看来,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非常普遍的“大家乐”舞台,既缺乏艺术性,也缺乏享受感,但是在那一代的“外来青工”看来,就是展示个性、发泄自我、享受生活、追求梦想的最佳途径。


笔者曾经在深圳经济特区调查,询问街头的“外来青工”:“你们是否知道深圳团市委在哪里?”许多“外来青工”回答不出来。我们就换了一个问题:“你们知道‘大家乐’舞台在哪里吗?”“外来青工”异口同声回答:“知道呀,红荔路一号。”


其实,红荔路一号就是深圳团市委所在地,也是团市委下属的“青少年活动中心”最初搭建简陋实用的“大家乐”舞台的地方。这件事启发各级党团组织,要联系和凝聚群众特别是青年人的时候,首先要寻找到他们最迫切的需求,最愿意做的事情。


40年前创办的“外来青工”“大家乐”舞台,就像今天各级团组织创办的“青听”新媒体、“晴朗星空”青年网络等,都是联系群众和凝聚青年的有效途径。“外来青工”在辛勤务工谋生之余,热烈追求文化、休闲、娱乐,既是反映出人的天性和本性需求,也有机会学习和掌握生活多方面的素质,对于健全人格、全面发展具有价值。


我们认为,不论是改革开放初期“外来青工”的“大家乐”热潮,还是网络时代“云养青年”“抖音青年”“直播青年”的时尚,都反映出年轻一代不仅仅满足于物质生活,而且在不同环境中都追求个性展示和兴趣发展,追求精神文化的表达,追求在社会上的“发声”,这就是青年的“本性”,应该引起社会的重视。


3.上班技能人,下班充电人


进入21世纪,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贸易竞争激烈,低档次、低水平的“三来一补企业”“来料加工企业”“皮包公司企业”等逐渐失去生存发展空间,一批批技术技能要求高的外资企业、港资企业、私营企业等随之兴起。这样,对于“外来青工”的谋生形成新的压力。


风笑天等在《社会变迁中的青年问题》中分析,青年农民工“在工作特征上表现出收入水平低、劳动时间长、就业稳定性差的特点;在工作保障上表现为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小;在职业发展上表现为技能培训比例低和发展空间小”[9]。


为了应对这种产业的变化,“外来青工”的就业方式和生活方式也不断调整。一方面,新一代的“外来青工”之中,越来越少文盲半文盲,而是具有高中或初中毕业水平的人员。他们来到沿海地区、大中城市之后,经过社会或企业的简单培训,掌握一定的技能技巧,就能够适应企业生产的技能要求。


这一时期对于外来务工人员中“熟练工”的需求成为外资企业、港资企业、私营企业的共同特点,也催生青年“熟练工”这一具有竞争力的群体。另一方面,“外来青工”不满足自己的素质现状、能力现状,争取各种机会学习进修,希望体验“知识改变命运”的收获。


崔铭香在《青年农民工的生存境况与学习行为研究》中分析,青年农民工的学习动机类型有四类:一是职业进展型,适应工作;二是社会刺激型,生存需要;三是认知兴趣型,为了求知;四是外界期望型,为了他人[10]。


这样,“外来青工”的需求已经不是单一性、简单性的,而是具有复合型、多样性,既要谋生挣钱,也要休闲快乐,还要学习提升,等等。各地共青团组织适应“外来青工”的需求变化,就开辟“青工成才”的新渠道、新路径,广东省率先在2011年探索实施“圆梦计划”。


“圆梦计划—新生代产业工人骨干培养发展计划”(下称“圆梦计划”)是由共青团广东省委联合多个单位共同实施的公益项目。该项目瞄准新生代产业工人提升综合素质的核心诉求,按照“政府支持一点、学校优惠一点、青年承担一点”的思路,每年资助10000名在粤务工的新生代产业工人参加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习[11]。


从“圆梦计划”实施情况看,越来越多的“外来青工”通过政府扶持和团组织支持的方式完成大学学业,成为企业的管理人才、技术人才,或者走向社会成为创业人才、创新人才,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我们看到,这里体现两种要求的对接:一种是社会对“外来青工”的要求,希望有技能、有经验、有本事,能够在新兴的产业中发挥作用、创造效益;另一种是“外来青工”对自身的要求,希望能够学文化、长知识、有文凭,有机会成为社会中的人才。


中国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恰恰是需要青年一代将智慧、知识与技术、技能相结合,为国家和地区创造新业绩、创造新效益,这也是“外来青工”发展转型的机会。


4.上班创新人,下班公益人


改革开放以来,在“外来青工”中就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即流动青年人才。主要是指研究生或大学生毕业后放弃分配的工作单位,流动到其他地区工作,因为各种原因未能迁移户口,同样属于“流动青年”或“外来青工”。


据北京的一项调查,“截至2014年12月,北京市流动青年为400万人,其中310万青年流动务工人员......90万青年流动大学毕业生(蚁族)”[12]。中国对外经贸大学的廉思教授对“蚁族”(北漂)的调查研究成果引起全国的关注,各个大中城市、沿海地区的流动大学毕业生(研究生)也自认为是“蚁族”群体[13]。然而,我们的调查发现,恰恰是大量研究生、大学生毕业后流入沿海地区的外资企业、私营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力量,发挥新的创造价值。所以,这些新型“外来青工”并不认同传统的自我画像,提出了“上班创新人,下班公益人”的新群体认同。


具体而言,就是这些知识型、技术型的“外来青工”,在企业工作的岗位主要是管理、技术部门,为产品设计、流程创新、市场拓展、企业传播做出贡献,有更强的成就感和自豪感。


同时,他们下班之后,在休闲、交往之余,出现“热爱公益、热心服务”的新特点。究其原因,一方面他们是有知识的“外来青工”,更加追求个人的价值实现,自主参与公益、奉献服务,更能够体现现代人的社会价值;另一方面,他们有很多人在大学期间就当过志愿者,对于爱心群体的氛围非常留恋,即使出来漂泊和工作,也乐意通过公益活动、志愿服务聚集同类型的群体。


我们调查组在深圳市的座谈会上,提出这四个“外来青工”自我描述的词语,几位新生代青年就插话说:“我们正在对号入座,发现我们符合‘上班创新人,下班公益人’的描述。”


由此,我们发现“外来青工”群体的构成正在发生变化,从最初的文盲半文盲,到随后的初中技校生,再到高中毕业生成为主体,乃至于如今大学毕业生的“外来青工”崛起,放弃安逸工作生活条件,前往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拼搏创造,希望在做出贡献的同时获得成就感、获得幸福感。


我们认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包括“外来青工”),恰恰需要既具有创新创造活力,又有公益志愿情怀,这样才能够在追求自己前途发展的同时,为增进社会友善互助、和谐美好做出贡献。


以上四种状态,既有年代发展变迁的痕迹,也有同时代类型区别的印记。我们对这些状态进行详细、深入的分析,就能够探寻“外来青工”群体发展的特征,也能够折射时代变革的轨迹。


三、“外来青工”社会角色意识的变化


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来青工”群体的研究,不仅要探讨其群体本身的变化轨迹,还要探讨其群体的社会观念意识、自我认知意识等等变化。因为,“外来青工”的“自我意识”构成,很多情况下不是简单的自我构建,而是在将自身与所处城市的社会环境比较,与所处地区其他群体比较,与来自不同省市青工群体等多视野、多触角比较,从而构建“自我的群体形象和对外态度”。课题组通过调查分析,归纳出“外来青工”社会观念角色意识的几个主要特征。


1.“边缘人”意识


大量“外来青工”的调查报告、研究文章都关注其“边缘人”意识,既有劳动工作条件、经济收入条件的差异造成的角色边缘化,也有文化生活差异造成的意识边缘化。


林志斌、张立新等在《打工者:参与式行动研究》中分析,“打工者收入的不稳定性,无社会保险和健康保险,使他们不仅贫困而且非常脆弱,时刻面临着陷入更深的贫困的危险。而且,除了物质贫困,他们还经历着精神上的贫困,包括没有归属感、精神生活贫乏、社会歧视和社会隔离”[14]。


早期研究较多关注的是“单向的边缘化”,即“外来青工”虽然在大中城市、沿海地区务工挣钱,但是并不认同是“城市人”“沿海人”,意识和心态上仍然认同自己是“乡下人”“家乡人”。然而,21世纪以后的研究成果,逐渐揭示出“双向边缘化”的倾向,一方面务工青年无法融入和认同所在的劳动城市;另一方面务工青年也无法回归乡土生活,无法回归家乡的简朴。


这种既不能在大中城市、沿海地区“落地生根”,也不能回归家乡“生儿育女”的困惑,成为新生代“外来青工”的双重困惑。调查发现,如果不能化解或缓解这种“双重边缘化”的困惑,就会导致较多的心理失落和行为偏差问题,成为社会的一种负担。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单向边缘化”或“双向边缘化”心态,都是造成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如果“外来青工”不能被所务工、所生活的地区接纳,处于边缘地位,就对所在城市、所在地区缺乏责任感、缺乏维护感,甚至由于“边缘”的困惑和苦恼而产生偏激行为、极端行为,影响社会的安全与稳定。为此,不论是党政部门还是群团组织,都在探寻帮助“外来青工”消除“双重边缘化”,促进多方面融入的路径。


2.“陌生人”意识


恰恰由于“外来青工”在所处的大中城市、沿海地区具有“边缘化”状态,难以真正融入,就带来另一种相关的“陌生人”意识,即对于其他人的“不熟悉、难接近、有隔阂、多戒备”。


这种心态,让“外来青工”产生很多的苦恼与困惑。最早成立注册志愿服务社团—义工联的深圳特区,在初期的服务对象,绝大多数就是外来务工青年群体。


从最早的“热线电话”到随后的“信箱服务”,再到广播、电视开始聆听“外来青工”心声,提供心理志愿者解答的服务等等。“人生地不熟”“缺乏熟人朋友”“感觉孤独”“不被理解”等一系列“外来青工”倾诉的问题,反映出他们在所务工、所生活的城市缺乏关心和支持的社会体系。


在社会学的研究文献中,有大量成果表明,人们的陌生感、隔阂感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戒备乃至敌意。“陌生人”意识的长期存在和影响,让“外来青工”对社区缺乏融入和爱护,对他人缺乏理解和信任,对生活缺乏安定和追求,容易引发偏差行为和矛盾冲突。


为此,大中城市、沿海地区的共青团组织、青年志愿组织都探索和寻求帮助“外来青工”建立信任关系、建立关爱圈子,消除心理隔阂、消除排斥心态,不断构建“外来青工”的生活融合机制。


3.“参与者”意识


“外来青工”的社会参与感和社会参与意识是逐渐形成的。伴随他们在大中城市、沿海地区务工谋生的时间持续增多,不论是企业内需要维护劳动权益,还是社区中需要获得生活权益,都要改变“陌生人”“旁观者”角色,增强主动参与的心态。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广东深圳外资企业的务工青年,与在浙江温州私营企业的务工青年,都逐渐滋生维权和参与的意识,也爆发过一些维权与参与事件。


此时,如何引导“外来青工”的理性和有序参与,成为党政部门和群团组织重视的问题。从深圳、珠海、东莞、宁波、温州、苏州等地的情况看,“外来青工”组建公益组织、志愿组织,成为既能够互助服务又能够有序参与的一种途径。这样,既能够防范“外来青工”追求权益时的极端行为,也能够在关爱互助、维护权益的时候形成团体的力量,与企业据理力争。


“外来青工”从被漠视的“边缘人”,转变为通过社会参与获得自己的权利和发声机会的人,逐渐受到大中城市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获得较好的发展空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于扩大公众参与、完善治理体系有多方面的论述,成为激励“外来青工”参与企业治理、参与社区治理、参与群体治理的动力。


中国新时代的社会发展,就是要构建不分阶层、不分身份,让任何社会群体包括“外来青工”都能够在共建共治共享中获得机会,真正体现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从这一角度看,“外来青工”的“参与者”意识逐渐增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4.“融合者”意识


“外来青工”对工作与生活城市的心态,从“这个城市与我无关”到“这个城市有我的印迹”,是一种观念意识的变化。从我们的调查情况看,“外来青工”的社会融合呈现两个方面的趋势:一是“外来青工”与所在社区的融合。过去,“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的界限是泾渭分明的,并且互相戒备、互相防范。


随着几十年的交往交流,本地人口包括居民、村民了解大多数“外来青工”是朴实的、正直的,就增加了生活、文化的交往合作,促进了文化融合。二是“外来青工”不同省市之间的融合。原来“外来青工”中的“老乡帮”小圈子泛滥,“湖南帮”与“四川帮”矛盾、“河南帮”与“重庆帮”矛盾等等,虽然没有太大的利益纠纷,只是一些原有偏见歧视及一些挑拨离间,就造成务工人员之间的冲突事件。


现在,随着新一代“外来青工”文化素质和社会见识的增加,不同省市之间的误解、偏见不再轻信,加上各级党政部门、群团组织在外出务工人员中建立党组织、团组织,进行健康有益的引导,促进了不同省市“外来青工”之间的理解和融合。


最近几年,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地在社区党委选举中增设“非户籍人口”委员制度,即选举一位外来务工人员中的优秀党员担任务工所在社区的党委委员,参与沟通户籍人员与外来人员的关系,反映外来务工人员的利益诉求,提供解决问题、促进融合的有效措施。这种做法具有积极的效果,为“外来青工”满足利益需求提供了多样化的渠道,促进了融合,减少了社会隔阂、社会矛盾、社会冲突。


调查组在与专家学者交流“外来青工”发展状况的时候,关于社会融合方面,大家提出了“融洽、融入、融合”三个概念,体现三个层次的进展。


“融合”是“外来青工”对于务工地的其他人,虽然不一定完全认同、交往密切,但是能够理解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能够理解其他省份务工人员的生活习俗,相安无事、相处融洽。“融入”是“外来青工”对于务工所在地的社区生活逐渐接纳,逐渐能够成为生活的一员,逐渐拥有参与和表达的权利。


“融洽”是“外来青工”与其他青工、与社区居民形成良好的关系,互相关心、互相支持,融洽生活、共同发展。我们认为,这种“融洽、融入、融合”三阶段的观点,对于促进“外来青工”的社会融合具有启迪,特别是区别不同青工的需求,提供不同阶段的引导,就能够逐渐构建和睦友善的社区环境。


5.“贡献者”意识


通过调查发现,早期的“外来青工”“贡献者”意识是非常淡薄的。他们认为自己就是“混口饭吃”“挣点小钱”,本地群众认为他们是“来淘金的”“来谋生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越来越多关注和宣传“外来青工”的积极贡献。一方面是为企业做贡献,不论是外资企业还是私营企业,正是获得大量“外来青工”的应聘和工作,才能够创造财富,才能持续运行和发展。二是对所在城市和地区的贡献,“外来青工”的辛勤劳动,不仅承担了“流水线生产”“最苦最累岗位”的工作,而且创造了所在地区的经济产值和财政收入。三是对国家的贡献,不论“外来青工”在哪里创造的价值,都是国家经济增长的组成部分。


地方的党政部门、群团组织越来越多面向外来人员特别是“外来青工”宣传其劳动和贡献,让他们感觉自己有价值、受到尊重,逐渐提升生活的意义。


沈杰等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青年发展状况研究》中分析,“上一代农民工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比例为31.3%和27.7%,而青年农民工从事制造业的比例上升到44.3%,从事建筑业的比例仅为9.7%。


同时,青年农民工在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等服务行业的比重有所上升(占9.3%、12.3%),分别提高了3.5个和1.2个百分点”[15]。


这就反映出“外来青工”在不同社会行业的贡献逐渐增大,从原来的单纯是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到现在拓展到商业、服务业、科技行业、信息行业、旅游行业等等。“外来青工”从仅仅被视为“淘金者”,转变为理直气壮地务工谋生、挣钱养家的同时,意识到自己为当地为国家做出贡献和成就,领会到人生的新意义、新价值。


我们认为,“外来青工”对于“贡献者”的理解,标志着自我认同的飞跃。从被动、消极的“淘金者”心态到主动、积极的“贡献者”心态,让“外来青工”对于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更有发言权,对自我发展和自我成长更有自信心,真正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


四、几点启示


从改革开放40年到特区创办40年,在这种机遇下诞生的“外来青工”群体,从少到多、由小变大,成为影响大中城市、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的新兴力量。我们回顾和梳理“外来青工”成长变迁的过程,获得以下启示。


1.“外来青工”是转型时代的产物


中国当代的“外来青工”是转型时代的产物。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有“青年垦荒”“青年支边”“三线青年”“上山下乡青年”等流动状态,但都是计划经济推动的部分群体变化。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外来青工”,却是向市场经济转型、向对外开放转型、向城市化转型等进程中,内地农村和山区青年大规模、长时期、稳定性的自由流动趋势,并且不断扩大内涵外延、覆盖更多对象。“外来青工”最初仅仅指流动农民工青年,随后扩大为小城镇流动到大中城市或沿海地区的青年,再后来也包括流动大学毕业生即“流动知青”。


根据周拥平等人的《平凡的奋斗:京、沪、穗三地流动知青调查》一文分析,“以往约束毕业生的两大要素—户口和档案,在目前日益成熟的市场化大环境中,已经逐渐失去其原来积累的功能性内涵,而仅仅留下形式化的外壳”[16]。


可以预测,伴随中国社会经济继续转型发展,“外来青工”仍然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其发挥的社会作用和产生的社会需求值得重视。


2.“外来青工”是经济变迁的动力


从最直接、最重要的价值看,“外来青工”首先是经济变迁的动力,是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具有极大贡献的力量。


一方面,他们从最初到深圳、厦门、东莞、苏州、温州、宁波等地区的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务工谋生,到后来到北京、上海等地的商业和服务业务工谋生,为当地创造了新的经济价值,成为新型产业、新兴企业发展主要力量。另一方面,“外来青工”打工挣钱所带回家乡农村的财富,成为促进乡镇产业振兴、消费发展的经济资源。


许多农村小店铺、小企业等开办的“第一桶金”,就是外出务工人员挣回来的。所以,改革开放以来,外来务工人员特别是“外来青工”的劳动,为城市与乡村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不可低估。


3.“外来青工”是文明传播的力量


调查还发现,“外来青工”成为社会文明的传播者、城乡文明的传递者。从20世纪80年代深圳“大家乐”舞台的遍地开花,到内地乡村青年文化的逐渐繁荣,其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特别是网络时代,“外来青工”在大中城市、沿海地区接触的新文化、新思潮,很快就通过手机、电脑以及网络、微信、微博等传播到内地乡村。


周敏在《“快手”:新生代农民工亚文化资本的生产场域》中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快手短视频平台的主要用户群体之一,不仅找到了自己生活中的娱乐消遣的网络空间,同时在这个平台获得了更多的关注与话语权......但快手也随之被认为是‘农村人’‘小城镇’喜欢玩的手机应用,被贴上‘土’的、‘低端’(low)的‘土味文化’标签”[17]。


我们如果剔除“标签化”的一些误导,客观追踪和分析“外来青工”的文化兴趣变化、文明习性培养,就可以看到城市影响的特殊性、积极性,也可以看到通过他们将城市文明带回家乡,促进城乡文明交流与融合的积极作用。


4.“外来青工”促进制度体系变迁


当代中国“外来青工”群体的发展壮大,不仅仅为自己的生活与社会的文化带来变化,而且不断推动和促进社会制度体系的变化和进步。


最早期的时候,“外来青工”的谋生发展是处于“自发自由”“自生自灭”的状态,既缺乏政策制度的支持保障,也缺乏社会观念的容纳。伴随外来务工人员特别是“外来青工”群体越来越大,对社会经济做出的贡献越来越明显,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党政部门开始思考和推动接纳、保护、支持“外来青工”劳动、生活、发展的政策制度。


孟艳利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偏好与影响因素》中分析,“可以说,社会地位认同低、自觉不被接纳等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是农民工向往农村文化、仍然愿意回到农村的主要原因,相反,也是农民工愿意融入城市的原因。这就启示我们,对农民工的帮扶,不仅要注重其经济收入的提升,更要提升农民工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18]。


“外来青工”面临的这种“两难处境”恰恰也是国家和地区政策制度要解决的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9],其中就包含创造“外来青工”积极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有效途径。


40年来,针对“外来青工”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党政部门、共青团组织不断推动法规政策的制定、修订和完善,如200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各部门各机构也印发具体落实的实施意见。这样,“外来青工”群体通过追求自身发展和社会贡献,也不断促进社会的公平发展、城乡的合理流动,从而推动社会体制变化,让社会结构充满生机活力。


中国的“外来青工”群体,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现象,更是经济特区创办后的新现象。这一群体的自身变化以及带来的社会观念意识、社会制度体系变化,都成为当代中国变迁的重要元素,值得关注和研究。本文仅仅是粗浅的探讨,为学界同仁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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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周敏“.快手”:新生代农民工亚文化资本的生产场域[J].中国青年研究,2019(3):18.
[18]孟艳利.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偏好与影响因素[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6(6):43.

[19]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6.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原文标题:《中国“外来青工”群体的变迁与发展》,作者:谭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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