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好好休闲一下的时候,都花多少钱?
2020-02-26 16:44

你想好好休闲一下的时候,都花多少钱?

本文来自公众号:全球传媒学刊(ID:GlobalMediaJournal),作者:张铮,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吴福仲,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原文标题《从社会分层到文化消费分层:基于职业视角的考察》,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19年第2期。


【摘  要】本文以个体的职业状态作为切入视角,探究社会分层如何影响文化消费分层。通过对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5的实证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不同职业地位群体的职业收入、工作时间以及文化消费呈现出显著的组间差异。2)总体而言,职业收入越高、工作时间越短、职业地位越高,则文化消费行为越频繁。3)职业地位调节了工作时间对文化消费的影响。4)职业收入、工作时间以及职业地位存在三向交互作用,协同作用于文化消费。


【关键词】文化消费;社会分层;职业地位;职业收入;工作时间


一、问题的提出


文化消费是公民文化权利实现的重要路径(徐望,2015)。文化消费之于信息获取、精神享受、就业能力与社会交往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金晓彤、崔宏静,2015)。由此,文化消费的分层也必然带来信息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政治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分层。


已有学者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证实了文化消费对于社会整合与居民的社会融入有推动作用(王蒙蒙、李光明,2016);而反向观之,文化消费的群体分殊与阶层差异,也必然会带来群体的隔离、社会的分化与不公平的再生产。


在凡勃伦(Veblen)、布尔迪厄(Bourdieu)和迪马吉奥(DiMaggio)等人的影响之下,西方社会逐渐关注到文化消费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关联,多数学者的实证研究也验证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文化消费的差异(Kraaykamp & Van Eijck,2010;Yaish & Katz-Gerro,2012)


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文化消费产品的占有(Lizardo,2008)、文化活动的参与(Oakley & O’Brien,2016)与文化消费的模式(Van Eijck,2015)等层面上。一方面,文化消费的分层也加剧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符号性区隔(Bowler,1996);另一方面,文化消费也通过文化资本的积累作用于地位获得与阶层再生产的进程(Scherger & Savage,2010)。而国内对于文化消费的研究多集中于经济学视角和文化研究的视角,少有学者在社会分层的视角之下对文化消费进行检视。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意味着大众消费也必然进入新阶段,而文化消费是新常态下消费的新趋势(张京成,2016)。文化消费的社会分层正是理解新时期社会公平议题的重要路径。


由此,本文认为,对于文化消费的研究有必要引入社会学的视角去追问:文化消费的分层与社会分层如何互动?而职业,作为现代人不可化约的生存与生活状态,是否会影响个体文化消费?如果有,职业又是如何影响着文化消费的分层?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 文化消费与社会分层


文化消费是指对精神文化类产品及精神文化性劳务的占有、欣赏、享受和使用等(徐淳厚,1997)。“文化消费”是“休闲消费”的一种,主要包括教育、文化娱乐、体育健身、旅游观光等方面。“文化消费”具备“休闲消费”的特质——以物质消费和闲暇时间为前提基础,因此,“文化消费”有时也被称作“休闲文化消费”(郭鲁芳,2011)


文化消费是具有阶层性的。在农耕时代,随着社会性生产剩余的出现,产生了参与直接生产的人和借由社会剩余而寄生的特权阶级的阶层分化现象(Rojek,2000)。特权阶级不需要也不愿意参与直接生产,有闲成为特权阶级的象征。凡勃伦通过对“有闲阶级”(leisure class)的“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进行分析指出,炫耀性消费是上层阶级对物品超出其实际功用和生存所需的浪费性消费(Veblen,2014)


布尔迪厄认为,文化消费体现了社会区隔(distinction):不同阶级群体拥有不同的文化消费“品味”(taste)。此外,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相对分量,对文化消费实践的影响甚大(Bourdieu,1979)。在此基础上,迪马吉奥等人补充了“文化嵌入”(cultural embeddedness)的概念,认为文化消费这一经济行为既与地位荣誉相关联,又与其他生活领域的资源和机会相关联(DiMaggio & Mohr,1985)。由此可见,文化消费的分层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


国外多数研究也从实证层面回应了文化消费分层的议题。研究表明,教育水平的差异是文化活动参与的重要因素(Nagel,2010);文化消费的模式受到职业地位和收入的影响(Chan & Goldthorpe,2007)。除此之外,性别、种族、年龄也会影响个体的文化消费(Stark et al.,2013)。另一些学者注意到了文化消费作为闲暇消费的重要特质,并指出:有偿工作、劳动供给与时间分配显著影响了个体的文化消费(Gimenez-Nadal & Sevilla,2012),闲暇时间的群体性差异也造成了文化消费的分层(Veal,2016)


具体到我国的现状,占绍文、杜晓芬(2013)将农民工文化消费行为影响因素归结为文化认同、收入、出生阶段、受教育程度、日均工作时间。高莉莉、胡慧源(2015)研究发现,家庭文化资本和个体文化资本对于文化消费均有显著正向影响。靳卫东等(2017)基于CFPS数据,发现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健康状况以及是否参加医疗保险均对居民文化消费影响显著。本文讨论的是个体层面的文化消费分层,因此本文将以上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进行检验。


(二)职业与文化消费


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中,职业是每个成年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经由工作获取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尽管整体社会的经济系统更加高效,整体闲暇时间日益提升,但人们的日常生活依然被有偿工作所主宰。有偿工作依然是我们观察和评估日常行为的重要途径(Gershuny,2005)


本文将职业状态作为考察文化消费分层的进路,原因在于它既影响着个体的收入水平与时间分配,又是社会地位的重要指征,分别对应了三种类型的社会分层——收入的分层、闲暇的分层与地位的分层。收入、时间与地位的综合作用,将更有助于理解我国文化消费分层的内在机理。


一方面,职业收入的增长激发了居民进行文化消费的欲望,并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雷五明(1993)认为,收入水平是对文化消费影响最强的变量。高莉莉、胡慧源(2015)利用2010年CFPS数据研究指出,收入较高的群体显著增加文化消费时间支出。张永庆、蒋海霞(2017)基于问卷调研对上海市的文化消费现状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月收入对文化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有正向的预测作用。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职业收入越高,文化消费行为越频繁。


另一方面,工作时间的投入挤占了文化消费的时间,进而影响着文化消费的潜能。


Heckscher(1958),工作是闲暇的反义词。这两者的关系被视为一种交易——要么选择有报酬的工作时间,要么选择没有报酬的闲暇时间。胡志坚等人(2003)也指出:闲暇时间是一种时间配置的状态,与劳动时间形成一对范畴。Glorieux等人(2010)的实证研究表明,自由时间的增多使得人们能够更频繁地参与到各种休闲活动之中。占绍文、杜晓芬(2013)的研究发现,农民工文化消费行为受到日均工作时间的影响,并指出工作时间过长阻碍了文化消费活动。由此,本文假设:


H2:工作时间越短,文化消费行为越频繁。


值得注意的是,工作收入与工作时间往往互相影响,互相制约。Gershuny(2000)明确提出了“工作—休闲”的悖论:在消费和满足的过程中,生活质量的标准也在不断提升。生活质量的标准越高,我们就越要努力工作以赚取更多的收入去维持它,这同时也导致了闲暇时间的减少。


那些工作最努力的人有最多的钱可以花,却只有最少的闲暇时间去消费。而王琪延、韦佳佳(2017)的研究指出,休闲时间的社会分层反映了人力资本的差异,部分群体失业率高,导致了他们的“被迫休闲”。休闲时间的增多,未必直接带来文化消费的提升,“有钱”与“有闲”都是进行文化消费的必要条件,而两者却互为悖论,互相牵制。由此本文假设:


H3:职业收入与工作时间存在交互效应,对文化消费行为产生影响。


Alderson等人(2007)更指出,相较于收入,职业地位对于文化消费的影响更为重要。所谓职业地位是指具体职业所含有的权力、财富、声望的差别而表现出来的社会地位的差别。在韦伯的分层观念影响之下,职业地位也常常被用作社会分层的指示器(仇立平,2001)。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分工的细化,不同职业之间的协作关系、利益分配关系以及层级差异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不同职业地位群体之间“惯习”和“品位”存在差异,由此本文假设:


H4:职业地位越高,文化消费行为越频繁。


H5:职业收入和工作时间对文化消费行为的影响受到职业地位的调节。


H6:职业收入、工作时间和职业地位三者之间存在三向交互作用,对文化消费行为产生影响。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样本来自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全国各地的学术机构共同执行,总体议题框架是社会结构、生活质量及其二者之间的内在连接机制,是研究中国社会状况连续变迁的最佳资料。


2015年CGSS项目调查覆盖全国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478个村居,经统计,共完成有效问卷10968份。本研究聚焦于职业状态与文化消费,因此筛选出其中的在业者,并对异常值和缺失值进行处理,共得到有效样本4377份。


(二)变量选择及处理


1.因变量


文化消费是本研究的核心因变量。根据文献梳理,并参照李小文、陈冬雪(2016)和姜周、吕巍(2016)的研究,本文将文化消费行为的频率作为“文化消费”的操作化定义,对应问题:“过去一年,您是否经常在空闲时间从事以下活动”,并选择“看电视或者看碟”“出去看电影”“读书/报纸/杂志”“参加文化活动,比如听音乐会、看演出和展览”“在家听音乐”“参加体育锻炼”“现场观看体育比赛”以及“上网”等作为衡量文化消费的指标。


对以上变量进行正态化处理,并采用因子分析方法进行降维。经检验,KMO测度值为0.808,Bartlett球体检验的p值小于0.001,故认为,原有变量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计算因子综合得分,并转换为1~100分的指标值,得分越高,则代表文化消费行为越频繁。


2.自变量


职业是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具体而言,可以划分为职业收入、工作时间与职业地位。


职业收入对应问卷问题:“您个人去年(2014年)全年的职业/劳动收入是多少”,为了避免异方差性的影响,将该连续变量进行对数转换,生成新变量“年职业收入对数”。


工作时间对应问卷问题:“一般每周的工作时间[__]小时?”对异常值和缺失值进行剔除。


职业地位对应问卷问题:“您目前的工作具体职业名称是?”参照6类EGP编码和洪岩璧(2017)的研究,将从业者划分为六个职业阶层地位,分别为:(1)农民;(2)工人,包括技术工人和体力工人;(3)服务人员;(4)个体工商户;(5)办事人员;(6)管理者和专业人员,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企业中层、机关中层和一般干部。


数值越大,代表职业地位越高。为了便于分析,本文还将职业地位二等分:管理者和专业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为“优势群体”;服务人员、工人和农民为“劣势群体”。


3.控制变量


根据前文的文献梳理,本文将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性别、年龄、户籍、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健康感知以及是否参加医保。




(三)模型选择


本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一般方程式为:



其中,β0为回归方程式的截距;β为净回归系数(partial regression coefficient),代表在控制其他的变项以后其相应的X变项对Y变项的效果。


具体到本文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模型:




其中Y表示文化消费;Xi表示控制变量(i=1,2,…,7,包括性别、年龄、户籍、婚姻、教育年限、感知健康、医保状况);In表示年职业收入对数;Ti表示周工作时间;St表示职业地位的连续变量;Xj表示职业地位的类别变量(j=1,2,…,5,包括管理者和专业人员、办事人员、个体户、服务人员和工人);St'表示职业地位的二分变量(以劣势群体为参照)


模型A1对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A2在A1的基础上加入职业收入、工作时间以及作为连续变量的职业地位,为了更准确地分析不同职业地位群体的文化消费差异,A3则在A1的基础上加入了职业收入、工作时间以及作为类别变量的职业地位。模型B1检验了收入与时间的交互效应,B2检验了职业地位分别与收入和时间的交互效应,B3检验了收入、时间与地位的三向交互效应。


三、实证结果及解释


(一)文化消费分层的概况:


相关分析及差异检验


从表2可知,职业收入与工作时间显著正相关;职业地位与职业收入显著正相关;职业收入与文化消费显著正相关;工作时间与文化消费显著负相关;职业地位与文化消费显著正相关;而职业地位与工作时间的相关不显著。此外,针对控制变量与研究变量的相关分析发现,性别、年龄、户籍、婚姻状况、教育年限、健康状况以及医保状况与研究变量存在显著相关,由此,在假设检验的过程中,有必要将上述变量予以控制。




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对不同职业地位群体的职业收入、工作时间与文化消费进行差异检验。结果表明,不同职业地位群体之间的工作时间(F=421.30,p<0.001,Eta-squared=0.325)、职业收入(F=42.74,p<0.001,Eta-squared=0.047)和文化消费(F=444.69,p<0.001,Eta-squared=0.337)都存在显著差异。


由表3可知,随着职业地位的提升,职业收入均值也随之提升。工作时间均值从长到短依次为:服务人员、工人、个体工商户、管理和专业人员、农民和办事人员。文化消费的均值从农民到办事人员呈现出依次递增的趋势,而职业地位最高的管理者和专业人员的文化消费均值低于办事人员,但两者差异并不显著(MD=2.26,p=0.505)



值得注意的是,工作时间越长并不一定意味着职业收入越高,即不同职业地位群体的工作时间投入与职业收入并不对等。对此,古典劳动供给模型给出了一个可能的解释:当工资水平较低时,休闲时间的替代效应强于收入效应,人们选择增加工作时间,减少休闲时间;而当工资率水平足够高时,休闲时间的收入效应占据主导,人们减少工作时间选择休闲(王琪延、韦佳佳,2017)。由此,工作时间的分层也受到了收入分层的影响。


(二)文化消费分层的影响因素:


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清晰地呈现职业对文化消费的影响,本文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模型检验中发现,六个模型均达到显著水平(p<0.001),VIF值在1.01~2.177之间(<5)、Tolerance在0.453~0.979之间(>0.1),说明本研究的相关变量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


模型A1为控制变量,纳入了个体的性别、年龄、户籍、教育年限、感知健康和医保状况。回归分析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性别对于文化消费没有显著影响;年龄越小,文化消费行为越频繁;非农业户籍者比农业户籍者文化消费行为更频繁;未婚者比已婚者文化消费行为更频繁;受教育年限越长,文化消费行为越频繁;感知健康比感知不健康者文化消费行为更频繁;医保状况对文化消费没有显著影响。


模型A2在模型A1的基础上纳入了“年职业收入对数”“周工作时间”和“职业地位”三个变量。结果表明,年职业收入越高,文化消费行为越频繁,H1成立;周工作时间越短,文化消费行为越频繁,H2成立;职业地位越高,文化消费行为越频繁,H4成立。由此可见,职业收入、工作时间和职业地位是影响文化消费行为的重要因素。


模型A3在模型将“职业地位”作为类别变量加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农民,办事人员的文化消费行为频率最高,管理和专业人员次之,紧接着分别是个体工商户、服务人员和工人。




(三)作用机制的边界条件:


交互效应检验


从上述的回归分析可知,职业收入、工作时间和职业地位对文化消费频率均有显著影响,而这三者是否会产生交互作用,协同对文化消费产生影响呢?本文将通过交互效应检验进行回答。




模型B1检验了职业收入和工作时间的交互效应。结果表明,交互项的系数不显著,即交互作用不显著(t=0.558,p=0.577),因此H3不成立。由此可见,在控制变量确定的情况下,职业收入和工作时间对于文化消费频率的影响是相对独立且效应是相对稳定的。


模型B2检验了职业地位分别与职业收入和工作时间的交互效应。结果表明,职业地位与职业收入的交互效应不显著(t=1.141,p=0.157)。而职业地位与工作时间的交互效应显著(t=—2.784,p<0.001),即工作时间对文化消费行为的影响会受到职业地位的调节。


具体而言,在职业地位劣势群体中,随着工作时间的加长,文化消费也会随之增长(simple slope=0.072,t=4.707,p<0.001);在职业地位优势群体中,文化消费会随着工作时间的增长而降低(simple slope=—0.227,t=—10.075,p<0.001)


这意味着,对职业地位弱势群体而言,工作时间的增长对文化消费行为具有促进作用;对职业地位优势群体而言,工作时间对文化消费行为具有抑制作用。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对职业地位劣势群体而言,工作时间的增加能够带来收入的增长,进一步提升了他们进行文化消费的可能。而对职业地位优势群体而言,工作越忙碌,对闲暇时进行文化消费的挤压效应越明显。



模型B3检验了职业收入、工作时间和职业地位之间的三向交互效应,结果表明,这三者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t=—3.016,p<0.001)。具体而言,在职业地位弱势群体中,职业收入对其文化消费的正向影响效应从强到弱依次为为:较长工时(simple slope=0.366,t=15.948,p<0.001)、中等工时(simple slope=0.337,t=19.837,p<0.001)和较短工时(simple slope=0.309,t=14.421,p<0.001)


这意味着,于职业地位弱势群体而言,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职业收入对文化消费的正向影响在逐渐增强,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的趋势。而在职业地位优势群体中,职业收入对其文化消费的正向影响效应从强到弱依次为:较短工时(simple slope=0.399,t=17.866,p<0.001)、中等工时(simple slope=0.358,t=14.924,p<0.001)和较长工时(simpleslope=0.318,t=8.382,p<0.001)


这意味着,于职业地位优势群体而言,随着工作时间的加长,职业收入对文化消费增长的正向影响在逐渐减弱,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减的趋势。



如图3所示,对职业地位劣势群体而言,不管对于低收入群体(simple slope=—0.011,t=—0.652,p=0.515),中等收入群体(simple slope=0.017,t=1.046,p=0.296),还是高收入群体(simple slope=0.046,t=1.778,p=0.076)而言,工作时间对文化消费的影响均不显著。


对职业地位优势群体而言,工作时间对文化消费的负向影响效应从强到弱依次为:高收入(simple slope=—0.216,t=—7.534,p<0.001)、中等收入(simple slope=—0.176,t=—8.050,p<0.001)和低收入(simple slope=—0.135,t=—3.563,p<0.001)。这意味着,相较于职业地位劣势群体,职业地位优势群体更容易受到工作时间的负向影响,且负向影响的效应随着职业收入的提高而增强。




四、结论与讨论


(一) 主要结论


本文以职业为核心解释变量,在社会分层的视角下探讨了职业与文化消费之间的关系。主要发现如下:


1.职业状态的群体差异影响着文化消费的分层:不同职业地位群体的职业收入、工作时间以及文化消费呈现出显著的组间差异。总体而言,职业收入越高、工作时间越短、职业地位越高,则文化消费行为越频繁。


2.职业收入和工作时间之间的交互效应不显著;职业地位对职业收入的调节效应不显著;职业地位显著调节了工作时间对文化消费的影响:工作时间正向影响了职业地位劣势群体的文化消费,负向影响了职业地位优势群体的文化消费。


3.职业收入、工作时间与职业地位三者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协同作用于文化消费:对职业地位劣势群体而言,职业收入对文化消费的正向影响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而增强;对职业地位优势群体而言,职业收入对文化消费的正向影响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而减弱,工作时间对于文化消费的负向影响随职业收入的提高而增强。


(二)社会分层与文化消费分层的互动


随着经济社会重心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传统的大规模生产模式被以消费为主导的生产模式所取代,消费作为一个新的视角逐渐成为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社会分层分析范式。社会学家们更倾向于将消费视为一种社会行为,并且一直致力于建立起社会分层与消费分层之间的关联。正是遵循着这样的思考脉络,本研究指出,职业作为社会分层的一种类型与表征,对文化消费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


不可否认的是,文化消费的分层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它是社会分层的延伸和再生产的结果。凡勃伦强调了文化消费中的经济差异,布尔迪厄强调了文化消费中的身份差异,而在现代消费变迁的历程中,时间的稀缺性已经变成产业社会的核心价值(诺沃特尼,2011),这一点却常常被忽略。约瑟夫·皮珀(2005)指出:闲暇是文化的基础。山崎正和(1987)认为,消费的本质是对时间的消耗。时间作为一种资源要素,也参与到了消费的过程中。


本研究也从实证的层面证明了地位、收入与时间对于文化消费的影响,它们分别对应了三种类型的社会分层:经济的分层、闲暇的分层以及地位的分层。职业地位是财富、权力和声望的综合指征,职业地位的分层往往意味着教育程度、生活方式以及消费方式的分化,这也造成了不同职业地位群体进行文化消费内在意愿、“惯习”以及资源可及性上的差异。


此外,职业收入为文化消费提供了必要的经济资源,工作时间又影响着时间资源的分配。更重要的是,这三者往往相互牵制,并共处于同一幅“有限资源图景”(the image of limited good)之中:一种确定的职业状态往往对应一种相对确定的职业收入、工作时间与职业地位。收入、时间与地位未必都能够兼得,或者未必都能公平分配,由此职业状态对于文化消费分层的作用机制便生成了。


鉴于此,本文在收入、地位、时间的互动关系中去探究职业对文化消费的影响,这三种资源要素的不同排列组合形式对文化消费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不同情境之下,这三者对于文化消费的促进或抑制作用强度也存在显著差异。在“有钱”和“有闲”不可兼得的情况之下,对于边际效应的考量更有助于我们去甄别,不同社会群体进行文化消费的“稀缺资源”究竟是什么。


于职业地位弱势群体和收入水平较低的群体而言,经济资源的稀缺性要大于时间资源,一定范围内工作时间的增加并不会限制他们的文化消费,反而有促进作用;而于职业地位优势群体和收入水平较高的群体而言,时间资源的稀缺性要大于经济资源,工作时间的增加会限制收入对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由此,对既往一些研究所提供的结论中不加甄别地建议降低工作时间和提高居民收入,应当予以补充和修正。


此外,本文还发现,劳动力市场还呈现出更为严重的分层现象:“优势地位短工时高收入”与“劣势地位长工时低收入”的状况并存,且两者的文化消费差异最为悬殊。这使得劣势群体陷入了收入、时间、地位的“三重困境”,致使其文化消费水平低下,而文化消费的匮乏又会进一步影响他们的职业技能、职场表现和职业地位的获得,陷入不平等再生产的循环之中。


由此,要弥合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阶层差异,不仅需要决策部门系统性地考量收入分配、工时限制以及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更需要从社会意识层面,激发“文化消费”的意愿和内生动力,并反思现代化转型进程中“工作至上”的社会文化。


(三)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


1)对于职业状态的考量,未能将无业者考虑进来,仅考虑了在业者的职业状态与文化消费的关系,建议后续的研究可以将无业者的文化消费也纳入考量。


2)对于职业地位的划分采用了较为简化的形式,后续的研究可将职业地位做进一步细致的类型学划分。


3)由于样本局限,对文化消费的考察仅关注了文化产品、服务或活动的使用和参与,未能将文化消费的支出、水平、结构及消费方式纳入研究,后续的研究可从这些方面更为细致地描述文化消费的分层现象。


本文参考文献从略,完整版请参看刊物原文


本文来自公众号:全球传媒学刊(ID:GlobalMediaJournal),作者:张铮,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吴福仲,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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