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原标题：《流动中的小镇青年:心怀远方还是惦念故乡——基于CMDS2016数据的实证研究》，作者：郭未（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鲁佳莹（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集团)节目研发与受众研究中心研究实习员）
摘要：本文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2016年的数据，使用MNLM、SELMLOG等计量模型，探究社会发展及其变迁背景下，流动中的小镇青年的定居意愿及其背后存在的可能解释机制这样一个社会学议题。计量结果发现，小镇青年心怀远方抑或惦念故乡与否在空间上呈现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住房、社会资本、累计流动时间对于小镇青年的流动也有着重要的影响。研究结果对于城镇化背景下的人口迁移及其福利政策建构有着积极意义。
关键词：小镇青年;流动人口;定居意愿;返乡意愿;城镇化
一、问题提出
对于小镇青年中的“小镇”，截至目前，学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本文结合胡谱忠等在其研究中对这一群体的指代，认为这里的“小镇”指县(级市)及乡镇较为合适[1]。小镇青年是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之下的一个特殊存在的群体。同众多农村流动人口一样，小镇青年的流动受到根本性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因素的驱动。但其在社会适应、心态转变等诸多方面仍有别于农村进城务工者，因为前者的出生和成长虽然远离城市，但也不完全疏离城市，其对于城市的地理阻隔和心理阻隔与农村环境成长的流动人口不同，他们可以较快熟悉城市生活，并习得生存于城市的技能。
当然，居于城市的小镇青年依然会存在自我身份认知的不确定性，以及与之相伴的矛盾与纠结。进一步地，从“单位人”到“社区人”的时代，“城乡二元结构”同时扩展到了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之间不平等的二元格局—“城市二元结构”[2]。随着城乡融合时代的到来，“小镇”的发展也获得越来越多的城市化红利，以地级市和部分较为发达的县级市为代表的中小城市，成为城乡关系的连接点，并影响着小镇青年对在外发展的际遇考量以及其对故乡“情愫”牵绊的博弈[3]。
因此，本研究即是探讨流动中的小镇青年的定居意愿(回到故乡，抑或留在或是流向他乡城市、城镇等)问题。基于已有的研究，本文将定居意愿问题简化地理解为流动中的人们在城市中长期居住的愿望，而不论其是否具有当地户籍[4]。总体而言，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探讨中国流动中的小镇青年的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与影响机制，并对留在异乡的小镇青年的流入地选择做进一步的深化分析。
二、文献、分析框架、数据与研究方法
1. 文献梳理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与迁移一直伴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进程。流动人口的流迁行为是一个复杂的时间函数[5]。学术界一般将具有明确且较长时间居住在某地的打算称为居留意愿，而不论其是否具有当地户籍[6]。研究表明，居留意愿更关注于流入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社会接纳环境和生活压力等综合因素，比较少侧重于直接利益相关的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以及土地权益[7]。以往研究显示，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整体上并不高，但似乎有逐年增长的趋势[8]，并且，相较之下，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整体上会更低[9]。
国内关于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研究主要建立在“推拉理论”基础上，在迁入地因素层面，学者一般认为，住房状况、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是影响流动人口居留决策或落户的重要因素[10]；在迁出地因素层面，学者认为一般应包括收入风险、资源禀赋等[11]；个人因素，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婚姻家庭、居留时间、迁移范围、社会交往、心理融合等，一般来说，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其居留意愿也越高，在流入地居住时间越长，其居留意愿越高[12]；制度因素，即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有着显著影响[13]。
郭星华与郑日强则认为今后的相关研究应给予地域属性足够的关注，需要探索地域文化及其他地域要素对流动人口回流(返乡)的可能影响[14]。学者也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对流动人口返乡进行了研究，其认为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网络的效力在社区的空间范围之内才能得到发挥，是社区精英人物及与其有亲密关系的社区成员留守或回流的原因[15]。
2. 分析框架
流动中的小镇青年，按照前文中的讨论，其一指户籍层面，当调查中受访对象出生于“县(级市)”或“乡镇(政府所在地)”，并且其具有非农户口，则为我们所研究的小镇青年；其二，在年龄层面，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化组织(UNESCO)指出虽然联合国曾将青年定义在15岁~24岁之间，但是这个界定并不是唯一的和固定的，其随着时间和社会情境会发生变化，再结合Settles与Steinmetz两位美国学者2013年在其著作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of Family for the 21st Century中对于Young Adult的介绍可知，广义上的青年应该涵盖Youth(15岁~24岁)和Young Adult(25岁~44岁)，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将青年的年龄定义在15岁~44岁[16]。
具体来说，本研究是探究迁入地与迁出地宏观社会经济背景特征下，小镇青年立足于家庭、社区及个体而为的留城与返乡的抉择问题。从城市视角来看，户籍制度促成了城市的分层格局，形成了“社会空间等级”差异;从个人视角来看，不同规模城市中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受到个体特征、家庭要素以及社会资本禀赋等多种因素影响；最后，个人的定居或返乡意愿进一步形塑着不同城市与乡镇在空间上的社会结构。
因此，本文的核心响应变量包括两个。第一，返乡意愿，主要是在比较视野下考察小镇青年对返乡和流动的选择。第二，流入地级别，特别关注于继续流动的小镇青年对于“流入地级别”的选择，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也就是说，进一步对小镇青年群体进行延伸考察，以探求小镇青年心怀远方还是惦念故乡背后影响因素的“小镇”特征。结合前述文献综述以及基于可使用的调查数据，核心解释变量重点在于空间异质性、人口基本特征、家庭要素、社会资本这四个方面，这些变量的具体操作化将在下文的“变量设置”部分进行详述。
3.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原国家人口计生委(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2016年的数据。CMDS是一项大规模的全国性流动人口抽样调查项目，其样本基本覆盖了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流动人口的集中流入地。
本文主要采用CMDS2016中的个人问卷(A卷)和CMDS2016社区问卷(C卷)数据，调查对象是“全国在调查前一个月前来本地居住、非本区(县、市)户口且2016年5月年龄在15周岁及以上的流入人口”，同时依据受访者对“出生年月”“户口性质”和“您老家(户口所在地)所处的地理位置”问题的回答筛选出纳入本次研究的有效样本。
具体来说，本文以44岁作为“青年”群体的年龄划分的上限，将户口所在地为“乡镇政府所在地”和“区县政府所在地”且户口性质为“非农业”和“非农业转居民”的青年归为小镇青年，这是本文的核心研究对象。另外，为了进行群体比较，本文还纳入了农村青年和城市青年作为参照对象。最后，获得有效的小镇青年样本为10051个，农村青年样本为86203个，城市青年样本为3780个。
(1)变量设置
第一个响应变量是“返乡意愿”。根据CMDS2016个人问卷(A卷)中的问题305“您今后是否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5年以上)”的回答，将“返乡”归为“故乡”，赋值为“0”;将“打算”和“继续流动”归为“他乡”，赋值为“1”;将用于测量摇摆状态的“没想好”赋值为“2”。
第二个响应变量是“流入地级别”，分为“农村”“小镇”“地级市”以及“省会/直辖市”这四类。在具体操作化上，对于继续流动的小镇青年依据CMDS2016个人问卷(A卷)中的问题309“您打算去什么级别的城市”的答案对应;对于选择留在本地的小镇青年，对应的是CMDS2016中的个人问卷(A卷)中问题305中选择“打算”的这部分应答者，而按照问卷(A卷)设计，选择“打算”的应答者将会跳过问题309，因此我们不能直接从CMDS2016个人问卷(A卷)数据获得这部分受访者“流入地级别”的任何信息，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另外匹配CMDS2016调查中的社区问卷(C卷)内设置的“本村/居委会所在地属于下列哪种类型”这一问题的回答来获得与A卷中的问题309相对应的答案。最后，我们将上述这两个问题的回答统一设置成一个分类变量，归为“农村”“小镇”“地级市”以及“省会/直辖市”这四类。
解释变量中的空间异质性含有三个变量：一是“户籍所在区域”按照受访对象户籍所在省份，结合国家统计局最新区域划分，将其归入西部、中部、东部和东北；二是流入地行政级别，分为农村、城镇、地级市，以及省会/直辖市；三是“当前居住状况”，按照CMDS2016中的个人问卷(A卷)中问题302“您现在住房属于下列何种性质?”的答案归为“租房、住自购房、住自建房、其他(非正规住房)”四类。
人口特征含有四个变量：一是年龄；二是性别；三是累计流动次数，归为1次、2次、3次及以上三类；四是累计流动时间，归为5年以下、5年~9年、10年~14年、15年及以上四类。
家庭要素含有两个变量：一是婚姻状态，归为有配偶、无配偶两类；二是本次流动方式，归为独自流动、与配偶/子女流动、与其他人一起流动三类。
社会资本含有四个变量：一是测量受访者文化资本的受教育年限；二是测量受访者经济资本的三个变量—收入，即个人月收入，以连续变量方式设置，并进行对数处理；三是受访者在其迁入地的购房情况；最后是受访者在其户籍地的购房情况(这两个变量的设置是考虑到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态势下，房产仍然并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老百姓手中相对重要的经济资本这样的实然状况)。
特别地，在本文定量研究的前半部分探讨小镇青年选择返乡还是继续流动的问题时，主要解释变量还包括测量群体异质性的“不同群体”，即分为小镇青年、农村青年和城市青年三类，其中把农村青年作为参照组，赋值为“0”。上述响应变量与解释变量的具体数据结构与特征情况如下表1所示。
(2)统计方法
本文利用多分类Logit模型来估计小镇青年对返乡和流动的选择，在探索小镇青年对返乡和他乡的选择问题时将响应变量设置为“故乡”“他乡”以及“没想好”三类。该模型需要满足“无关选择的独立性”假定，即任意两类结果之间彼此独立。
考察小镇青年选择流动到何地实际上是在其是否返乡的基础上所延伸的研究问题。若仅将选择继续流动(即他乡)的小镇青年样本进行直接分析，可能会舍弃掉那些想要返乡或者仍在摇摆的小镇青年的相关信息，从而产生样本的选择性偏误，由此得到的估计也无法随机表示潜在的总体。而Heckman选择模型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之一[17]。
在本文中，考察小镇青年流入地区的响应变量为“流入地级别”，是一个多分类变量。一般来说，Heckman选择模型计算时，结果方程响应变量只能设置为连续型变量或者虚拟变量，针对这一局限，常见的一种方法是在模型的运行中纳入逆米尔斯比率(Inverse Mills Ratio，IMR)，以此控制样本的选择性偏误，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使用法国经济学家Bourguignon等人为Stata用户编写的selmlog命令来专门处理Heckman选择模型中结果方程响应变量为多分类变量的情况(我们简称为selmlog模型)[18]。
在本文对小镇青年流入地选择影响因素的探究时，我们将先后使用在mlogit模型中纳入IMR和运行selmlog模型两种方法，以此作为一种稳健性校验，以使我们有更大信心解释本研究所发现的结果。
三、结果分析
1. 小镇青年的返乡意愿分析
本部分首先以群体比较的方法，即纳入农村青年和城市青年作为群体参照组来对比分析小镇青年的返乡意愿，主要采用多分类Logit回归模型的方法策略。在具体回归分析之前本文首先采用了Hausman检验来考察IIA假定，其结果显示IIA假定未被推翻，说明“故乡”“他乡”和“没想好”不同选择之间独立不相关，适宜采用mlogit模型来进行分析。
在聚焦于小镇青年这一群体，探究影响其返乡意愿的相关因素之前，我们考察了小镇青年、农村青年、城市青年不同群体间的返乡意愿状况(篇幅限制，未在文中呈现相应表格)。我们发现，相较于农村青年，小镇青年选择继续流动(他乡)的可能性更高，摇摆不定(没想好)的可能性未呈现显著性差异;就城市青年而言，其比农村青年更可能选择继续流动，但摇摆不定的可能性则反而偏低。即是，总体而言，小镇青年比农村青年有着更高的留在他乡的意愿，也就是说他们更不倾向于返回家乡。
接下来，本文聚焦于小镇青年这一群体，探究影响其返乡意愿的相关因素，表2即是mlogit模型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在空间层面，相对于来自中国西部的小镇青年，来自东北的小镇青年选择在他乡或者处于摇摆不定状态的可能性更高；在异乡城镇流动的小镇青年相比于在异乡农村流动的小镇青年选择在他乡或者处于摇摆不定状态的可能性更高。具体而言，当前流入地的行政级别也显著影响其返乡或他乡的选择，即当前流入的行政级别越高，选择留在他乡的可能性越高；
另一方面，当前的居住空间没有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来，只是，住在迁入城市其他非正规住房的小镇青年比租房者有更大可能选择流回故乡。在人口特征层面，随着年龄的增加，小镇青年选择他乡的可能性越低，即其返乡意愿越高；同时，相比于女性，男性越不倾向于选择他乡，可以说男性的返乡意愿要高于女性；流动时间越长，越倾向于选择他乡，而不念故乡。
在家庭要素层面，婚姻是影响小镇青年返乡意愿的重要因素，模型3的结果显示，相比于无配偶者，有配偶的小镇青年选择他乡的可能性更高。在社会资本层面，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小镇青年选择他乡的可能性越高，而个人收入对其故乡或他乡的选择并无显著影响；有无房产是中国社会中反映个人经济资本的重要指标之一，这对小镇青年的返乡意愿产生重要的推拉作用。具体而言，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在迁入地城市拥有自己住房的小镇青年越可能选择留在外地，而在家乡购置房产的小镇青年则更多选择返乡。可见房产作为一种经济资本，其推拉作用明显。
2. 小镇青年对流入地的选择
那么，进一步地，倾向继续流动的小镇青年会选择流入哪里呢？其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我们首先对小镇青年流入地选择进行了mlogit回归模型的分析。其中，为了证明样本选择偏误对结果的可能影响，这组分析的第一个模型仅考察了选择他乡的小镇青年样本进行分析，而第二个模型则纳入了逆米尔斯比率(IMR)，以此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探索出影响小镇青年流入地选择的稳健性因素(限于文章篇幅所限，我们不在此呈现mlogit的结果)。在接下来的部分里，本文另外采用selmlog模型在纠正样本选择偏误的情况下来继续估计小镇青年对流入地的选择。
我们将重点放在了表3中模型结果与上述(未呈现的)第二个模型的结果进行比较的基础之上，具有一致显著性的变量将是我们认为可靠的对于小镇青年流入地选择有稳定性影响的变量。
具体而言，空间层面，相比来自西部的小镇青年，来自东部的小镇青年更小可能性将他乡省会/直辖市选择作为其流入地;在迁入地拥有住房的小镇青年更大可能性将他乡小镇选择作为其流入地，而更小可能性将他乡省会/直辖市选择作为其流入地。
人口特征层面，年龄是显著影响因素，随着年龄的增加，小镇青年选择流动到他乡省会/直辖市的可能性更高；相比女性，男性小镇青年更大可能选择省会或直辖市作为流入地，而更小可能流入他乡小镇；累计流动次数与流动时间产生相反的作用，累计流动次数越多，越大可能将他乡省会/直辖市选择作为其流入地;累计流动时间越长，越小可能将他乡省会/直辖市选择作为其流入地。
家庭要素层面，相比于无配偶的小镇青年，有配偶者选择他乡省会/直辖市作为流入地的可能性更小。社会资本层面，随着教育程度愈来愈高，小镇青年选择他乡城镇作为迁入地的可能性更高，选择省会城市/直辖市作为流入地的可能性更低；至于房产的影响，在当下迁入地购得房产的小镇青年更大可能选择他乡农村或是小镇作为迁入地(理论上讲，一般是城乡差异较小的，发达的东部地区的城镇或农村)，而更小可能选择省会城市/直辖市这样的大城市，在户籍地购得了房产的小镇青年则更大可能将他乡省会/直辖市选择作为流入地。
四、结论与讨论
基于本研究的计量结果，我们发现，相较于农村青年，小镇青年心怀远方的可能性更高，即是比农村青年有着更高的留在他乡的意愿。这样的发现或可解释为，小镇青年出生和成长虽然远离城市，但也不完全疏离城市，其对于城市的地理阻隔和心理阻隔与农村环境成长的流动人口不同，他们可以较快熟悉城市生活，并习得生存于城市的技能。
而空间层面，即使是相对于来自中国西部的小镇青年，来自东北的小镇青年选择在他乡或者在他乡和故乡之间处于摇摆不定状态的可能性更高。这或与近年来，东三省经济增速偏低有关，而作为人口重要推拉力的经济发展当然地将东北地区外出的年轻人留在了他乡。
相比来自西部的小镇青年，来自东部的小镇青年更小可能性将他乡省会/直辖市选择作为其流入地，这或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不均衡所致，东部地区除却其整体上较好的经济发展态势外，其城乡差异很小，以工信部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2019年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研究成果》来看，全国百强县，东部占到了71个。
因此，来自东部的小镇青年在故乡之地或是故乡不远之地的东部一些大城市之外的发达“小镇”就能很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与价值。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住房作为人口去或留的推动力，对于小镇青年也是如此，对于那些在住房层面处于社会较低层级(住在迁入地非正规住房)的小镇青年更大可能选择流回故乡。
在迁入地城市拥有自己住房的小镇青年越可能选择留在外地，而在家乡购置房产的小镇青年则更多选择返乡。还可以看到，社会资本对于小镇青年的流动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小镇青年更大可能在他乡继续自己的生活，这个研究发现与石智雷和杨云彦的研究发现一致，即以教育作为核心测量的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其在迁入地城市的居留意愿也越高[19]；其二，我们的研究发现，即累计流动时间越长，越小可能将他乡省会/直辖市选择作为其流入地，这个发现恰如朱祥波等基于CMDS2012数据的研究发现，流入年限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融入的程度和对于社交网络的强化，这些因素都相应地加强了流动人口的留城意愿[20]。
当然了，本文也有一定的研究局限，一方面，我们研究流动中的小镇青年，而不能在更广阔意义上去涵盖小镇青年这个群体，比如，来自小镇的在高校读书的大学生或是研究生群体。另一方面，居留意愿与定居决策在态度上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但仍与实际行动之间存在差异。
在中国户籍制度的语境下，是否获得迁入地户口更能直接反映其定居决策，所以落户意愿是对定居行为决策更近一步的衡量。本研究聚焦于小镇青年群体对于故乡与他乡之择的探究，而未能够将落户意愿纳入研究框架，那么，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也会尝试寻求适宜的数据来将流动中的小镇青年的研究议题继续深入向前推进。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环境风险管理”(项目编号:7192100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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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郭未（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鲁佳莹（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集团)节目研发与受众研究中心研究实习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