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骗”背后的兴奋剂黑历史
2020-03-27 12:34

“世纪之骗”背后的兴奋剂黑历史

今天要说的故事,是体育领域,但这个话题,却远远不是体育那么简单,我们无数国人还为这个话题各自站队争吵过,而我们今天的讨论,也是从一名运动员开始:1988年9月27日,本·约翰逊“世纪之骗”被揭穿。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馒头说(ID:mantoutalk),作者:馒头大师,头图来自:IC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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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9月27日,凌晨3点。韩国汉城。眼里布满血丝的加拿大奥运会代表团官员,最终还是决定连夜召见本·约翰逊。


代表团召见这名本国代表团的运动员,是为了问他拿回一样东西:


奥运会金牌。


然后,交出金牌的本·约翰逊还得到了一个通知:你已被开除出加拿大队。7个小时后,国际奥委会官方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据说那是奥运会史上记者参与人数最多的一个新闻发布会。


在会上,国际奥委会正式宣布:本届奥运会,男子100米金牌获得者,加拿大运动员本·约翰逊在赛后被发现服用兴奋剂,被取消冠军资格,禁赛两年。


消息一出,全场震惊,汉城震惊,世界震惊。


就在3天前,本·约翰逊刚刚在汉城奥运会的男子100米决赛中,战胜老对手、美国运动员卡尔·刘易斯,以9秒79的破世界纪录成绩夺得金牌。


这场被当时媒体形容为“世纪之战”的比赛,最终演变成了著名的“世纪之骗”。


本·约翰逊在汉城奥运会男子100米比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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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约翰逊的对手,美国的田径天才卡尔·刘易斯之后成了英雄。在赛前,卡尔·刘易斯宣称,一定要拿到这枚金牌,献给自己的妻子和母亲——当然,本·约翰逊也宣称,要为自己的母亲而战。


最终,虽然刘易斯只跑出了9秒92的成绩,虽然那已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但相对于本·约翰逊那个作弊的9秒79,这个成绩是干净的,大家都公认,这是配得上奥运金牌的,是对得起自己的妻子和母亲的。


在那以后,卡尔·刘易斯积极投入到了“反兴奋剂”的宣传活动中。这位参加过4届奥运会,夺得过9枚奥运金牌和8个世界冠军头衔的传奇人物,一直在呼吁要严格药物检查制度,并声称田径场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肮脏”的地步。


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的卡尔·刘易斯


他的呼吁一直持续到2003年,戛然而止。


2003年4月,一位名叫维德·埃克森的美国医生,拿出了一份3000字的文件,揭露美国奥委会长期包庇和纵容本国运动员服用禁药提高比赛成绩。在被包庇的运动员的名单里,卡尔·刘易斯的记录赫然在列:


“1988年奥运会前的三次检测均呈阳性,体内违禁药物包括麻黄碱等三种。美国奥委会在先作出禁止其参加奥运会的决定后,随即又接受了刘易斯关于“是在不知情情况下服药”的申诉,允许他代表美国前往汉城。”


卡尔·刘易斯一开始还狡辩,但在2003年4月24日,他放弃了抵抗:“我想我是做错了。”


这不得不让人的思绪又回到1988年,在被剥夺金牌之后,本·约翰逊曾愤怒抗议:大家都服药了!为什么只罚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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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段看完,是不是觉得这个弯转得有点快?那么我们就不妨先顺口气,来简单回顾下人类使用兴奋剂的历史。


使用兴奋剂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北欧传说。北欧传说中的神勇战士巴萨卡斯(Berserkers),据说在战斗前一定要服用一种名为“不头疼”(Butotens)的饮料,因为可以大幅提高战斗力。经过后人考证,后这种饮料很可能含有毒蘑菇的成分。于是,毒蘑菇据传成了古代奥林匹克运动员赛前经常使用的“兴奋剂”。



发动”鸦片战争”的英国人,可能是最早把鸦片运用于体育竞技的国家。在19世纪,英国一直流行一种超长耐力跑。1807年,耐力跑的参赛者亚伯拉罕·伍德公然宣称,大家只有使用鸦片酊,才能在24小时内保持清醒,不断奔跑。


1878年,英国耐力赛的夺冠成绩你知道是多少吗?是520英里(相当于837公里)!冠军为此连续奔跑了138个小时!


必须指出的是,在那个时候,大家并没有“兴奋剂”这个概念,只认为是合理地使用药物。


根据《瞭望东方周刊》一篇《兴奋剂黑历史》(2008年第34期)的记载,1904年,在美国圣路易斯举行的第三届奥运会的马拉松比赛上,美籍英国人托马斯·希克斯在比赛过程中,身后一直跟着一个拿着注射器的教练查尔斯·卢卡斯。


每当希克斯跑不动的时候,卢卡斯就会在适当的时机给他注射一针“士的宁”(Strychnine),外加一杯威士忌。“士的宁”也叫马钱子碱,是一种中枢神经兴奋剂。


比赛结果是,希克斯获得冠军。


不止是田径比赛。1930年,著名的环法自行车比赛的参赛手册上明确指出,组织方不负责各支车队的“药物”费用——意思是药物是合法的,只是要你们自费。


自行车比赛一直是兴奋剂的”重灾区“。“环法王”阿姆斯特朗也曾承认服药,震惊世界。


如果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的话,人类的现代奥运会,其实很可能演变为四年一届的“兴奋剂成果博览会”。但是,事情发生了转变。


转变的代价,是有人付出了生命。


1960年的罗马奥运会,丹麦自行车选手延森在比赛中猝死,尸检证明,他服用了苯丙胺、酒精和另一种扩张血管的药物。7年后,前奥运铜牌选手、英国自行车运动员辛普森,在环法比赛途中猝死,死时衣袋中还有未吃完的苯丙胺。人们忽然又回想起来,那个一边跑一边打针的马拉松冠军希克斯,在那届奥运会后,再也没有参加过大型比赛……


最有名的例子,可能是美国著名女子短跑运动员,“花蝴蝶”乔伊娜。



就是在1988年的那届汉城奥运会上,乔伊娜在女子100米比赛中跑出了10秒54的夺冠成绩,这个成绩到现在依旧是奥运会纪录。而就在当年美国国内的奥运会选拔赛上,乔伊娜还跑出了10秒49的世界纪录。


10秒49是个什么概念?28年后的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子100米的夺冠成绩也就是10秒71——那可是过去了整整28年!在塑胶高弹力跑道,高科技气垫跑鞋,减风阻的运动衣都被发明之后,女性人类依旧无法打破,甚至接近乔伊娜当年创造的那个世界纪录。


可是,1998年,乔伊娜在睡梦中悄然逝世,只有38岁。无数人怀疑,是过量服用兴奋剂夺走了她的生命。


无论如何,人类认识到了兴奋剂的危害。


1968年的墨西哥奥运会,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反兴奋剂的检测出现了。但回过头来看,也没什么可以特别兴奋的,因为这只是意味着,一场“猫捉老鼠”的好戏,正式拉开了帷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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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届的墨西哥奥运会上,瑞典现代五项选手利延沃尔成为奥运史上兴奋剂违禁第一人,但是,他服用的违禁药物只是过量的酒精。


是那届奥运会特别干净吗?并不是,是那时候的反兴奋剂手段,实在太落后。


简单介绍下兴奋剂的类型吧。



第一类可以概括为“不会累”,其实就是中枢神经兴奋剂,像咖啡因,可卡因,麻黄素这类,前面提到过的耐力跑服用的鸦片酊,也属于这类。这类兴奋剂,是最先能被检验出来的。


第二类可以概括为“特有劲”,就是类固醇。其中比较有名的是睾酮。这类吃了之后肌肉力量明显增加,骨骼变粗壮,女性特征渐渐消失。在中国,俗称“大力补”。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当年号称是一直服用“中华鳖精”的“马家军”。


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之前,类固醇药物也很难被检测出来。但就在那一年,检测手段有了极大进步。也就是在那一年,“马家军”获得奥运参赛资格的7名队员中,有6名没有去参加悉尼奥运会。而中国女子游泳队的一位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样也被内部规定不许去参加奥运会。(衍生阅读:《为什么孙杨总会被别人质疑“服药”?》


第三类就高级了,称为“ EPO”,是一种促红细胞生成素,原来用于治疗贫血。运动员吃了之后供氧能力增强。耐力等各方面能力提高。这类兴奋剂在历史上相当长时间根本无法检测出来。


第四类就是各种杂类了。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朝鲜男子射击选手金正洙获得了男子10米气手枪铜牌和50米手枪银牌,但赛后被剥夺了奖牌,因为他被查出服用了“兴奋剂”——严格意义上,其实是“兴奋剂”的反义词:一种叫“心得安”的镇定剂。


第五类,是最新的高科技,被称为“基因兴奋剂“。通过改造人体基因来增强运动员的各项能力。对不起,这个目前还处于猜测阶段,现在所有检测手段都检测不出来。


虽然自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开始,人类已经决心把借助药物提高成绩的运动员踢出去,但一直心有余而力不足——反兴奋剂的检测方法,一直是要等兴奋剂出来后才会被发明和改进。


这就意味着,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兴奋剂方面,“魔”总是比“道”要先行一步。


所以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本·约翰逊在汉城奥运会上被检测出服用兴奋剂,才会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因为在此之前,人们的反兴奋剂成果实在是少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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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什么在推动兴奋剂不断进化和发展?


人们曾经以为,冷战期间,讲究国家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是兴奋剂泛滥的最大推动力。


确实,东德(民主德国)在里面一直扮演着一个不光彩的角色。从1972年到1988年,东德取得了384枚奥运奖牌,还创下了不计其数的世界纪录。按照东德人口数,这个金牌比例是美国的10倍。


东、西德合并后,原东德国家安全局的档案被解密,一项名为“Komplex08”的计划被公之于众——在东德的各大训练基地中,教练系统性地给运动员们吃一种蓝色的药丸,告诉他们是维生素,但其实就是类固醇。


东德的女子铅球欧锦赛冠军海蒂·克里格,因为长期服用类固醇药物而变得男性化,她最终做了变性手术。


但真的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吗?


1954年的男足世界杯决赛,当时堪称“梦之队”的匈牙利队在上半场开场8分钟就攻进西德队两球。然而,上半场0比2落后的西德队下半场判若两队,最终3比2逆转战胜匈牙利队,获得世界冠军。这场比赛被称为“伯尔尼奇迹”。


然而,到了2004年,德国媒体披露,1954年的世界杯决赛中场休息时间,西德队的每个队员都注射了一种中枢神经兴奋药物,以增加体力和爆发力。更让人感慨的是,2008年德国内政部科学局联合德国奥委会,委托柏林洪堡大学调查德国的禁药史,结果显示:前联邦德国(西德)为追求成绩,系统地组织运动员服用各类禁药,长达30多年。


庆祝获胜的西德队。之后他们队中有8名队员因为得了黄恒性肝炎(注射那种药物的最明显病症)而接受疗养,有两名球员数年后死于肝癌。


那么,冷战结束之后呢?


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整个俄罗斯田径队因为牵涉到兴奋剂问题,被禁止参赛。但就在奥运会闭幕之后没多久,俄罗斯黑客侵入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的电脑,公布了五波兴奋剂检测呈阳性但依旧被允许参赛的各国运动员名单,其中主要是美国、英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阵营。


“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决定了这个国家运动员在奥运赛场上的表现。”


这句看似有理的话,背后又透露出一种怎样的讽刺和无奈。


结语


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前,加拿大反滥用药物组织主席、类固醇专家鲍勃·戈德曼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我有一种神奇的药物,它能使你们在五年之内,在包括奥运会在内的所有比赛中战无不胜。但是,请注意!你们吃了这种药,五年之后就会死去,你们愿意吃吗?”


他把这个问题,抛给了198个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运动员,而结果是什么呢?有103名运动员回答说:我愿意吃!


所以,兴奋剂之所以屡禁不绝,背后的推动力不仅仅是国家的力量。


奥运会带给个人的巨大荣誉和社会声望,以及奥运会商业化之后,带给运动员巨大的经济利益,促使越来越多的运动员愿意铤而走险。本·约翰逊当年被剥夺冠军后,一家意大利皮鞋厂立刻和他解除了高达200万美元的赞助合同——但也由此可见,一位100米奥运会冠军的商业价值。


所以,那一句“查得出的是兴奋剂,查不出的就是高科技”,会成为不少运动员愿意去搏一把的最大动力。


和兴奋剂做斗争易,和人性做斗争难。而这,也可能是反兴奋剂的道路如此艰难险阻的最主要原因。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馒头说(ID:mantoutalk),作者:馒头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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