扼杀3200万人的病毒,撕开了美国社会的冷漠与歧视
2020-04-02 11:11

扼杀3200万人的病毒,撕开了美国社会的冷漠与歧视

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书单(ID:BookSelection),作者:燕妮


截至2020年4月1日,新冠肺炎全球累计确诊人数超过84万,死亡人数超过4万。


如此高的传染和死亡人数,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了新冠病毒的可怕。


其实在人类的发展史上,有一种病毒更恐怖——从1981年确认首例病人以来,已经造成3200多万人死亡,平均每年死亡人数高达80多万。


这种恐怖的病毒,我们很多人都听过,但可能并不了解,它就是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及其引起的艾滋病。


HIV起源于西非,但真正造成致命传播却是在美国,这是为什么?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美国记者兰迪·希尔茨就一直关注HIV的传播,他采访了来自疾控部门、研究机构、医护人员以及患者等数百人,以翔实生动的细节,写成了一本书——《世纪的哭泣》。



兰迪·希尔茨是同性恋,写书期间,他接受了艾滋病检测,但为了保持写作的客观,他刻意让自己不去查看结果。交稿的那天,他得知,自己的检测呈阳性。


数年之后,他死于艾滋病并发症。


在这本《世纪的哭泣》书中,他所讲述的故事,回答了包括他自己在内,所有受难者的问题:


事情究竟是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这场同样威胁全人类的疾病,它的故事,也许你并不会感到陌生。


怪病的传播,一再错过的机会


一切的开始,是一连串的怪病。


卡波西肉瘤,原本是一种罕见的皮肤癌,医学文献里都少有记载。但1979年,纽约的医生发现,这种罕见的疾病,正呈现出集体爆发的态势。


另外一种怪病,是肺囊虫肺炎。1980年,年轻的免疫学家戈特利布,还从没听说过这种病例,不过他从免疫系统的角度做出了研究:


他化验了肺囊虫肺炎病人的血液,以便统计辅助性T细胞的数量——这种细胞是人体免疫功能的基石。


结果让他极度震惊:病人血液中,一个辅助性T细胞都没有。


“见鬼!到底是什么杀死了这种有特殊功能的血细胞?”


卡波西肉瘤、肺囊虫肺炎,这两种大多数医生闻所未闻的怪病,在1980年突然成为让美国医生焦头烂额的流行病——病灶往往遍布全身,患者免疫系统全线崩溃,几个月内就会死去。



那时候,人们尚不知道,藏于这两种怪病背后的恶魔,日后将威胁全人类。而此刻,它不过刚刚露出獠牙。


除了两种怪病,还有一件事更为怪异,那就是初期确诊的病人,都是男同性恋。


后来,戈特利布在《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上发表了一份报告,成为披露肺囊虫肺炎威胁公共健康的第一人。


但是,标题里原本点明了高危人群——男同性恋,却因为期刊编辑担忧冒犯到同性恋群体,而将其删掉了。


直到1981年,美国疾控中心发表报告,才终于把卡波西肉瘤和肺囊虫肺炎联系在一起,并且点明集中爆发的人群是“年轻的男同性恋”。


病例越来越多,“同性恋瘟疫”的说法开始出现,原本晦涩难懂的专业名词成了同性恋圈子中的热词。


当时,科学家和医生的警告并没有引起太多重视。


一方面,在同性恋群体中,无保护措施的性滥交,已经被认为很可能是传播疾病的渠道——但没有人听,旧金山的同性恋泳场依然热闹。



另一方面,当局、媒体和公众,甚至是医学界都漠视“同性恋瘟疫”——毕竟,这听起来离自己非常遥远。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HIV是一种能攻击人体免疫系统的病毒,通过性接触、血液、母婴传播。卡波西肉瘤和肺囊虫肺炎,都是由于艾滋病患者的免疫系统崩溃而感染的。


但在当时,这种病被当成同性恋专属,“一切问题都停留在同性恋身上,大家皆大欢喜。”


直到有血友病患者感染,事态才发生了变化。


血友病患者需要靠输血维生,而现在,这些人居然也出现了和同性恋一样的怪病。


一位商业血浆生产商承认:大量血液采集自国家监狱,“那些囚犯是很好的血浆来源。”而艾滋病已经在监狱中出现了病例。


想想吧,接受输血就会染上这种怪病,这一下子把全国民众都置于威胁之下了,人们再也不能假装这只是“同性恋瘟疫”,事不关己。


1985年,事情终于迎来了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不是因为死去的人足够多了,而是因为有一位名人承认自己也得了艾滋病。


洛克·哈德森,好莱坞著名男演员,因为出演许多电影中的“硬汉”角色而著称。这样一位充满阳刚男子气概的硬汉,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且得了艾滋病。


图左洛克·哈德森


这使得拯救艾滋病患者的呼吁,终于盖过了污名化的声浪。在这样一位广受欢迎的男子汉明星面前,那些污蔑同性恋和艾滋病的言辞很难再被支持。


一位医生说:“哈德森罹患艾滋病,是疫病史上唯一一桩重大事件。”


这句话并不是高级黑,确实是在此之后,财政的拨款和媒体的关注才终于源源不断,艾滋病的研究和治疗才有了坚实的基础。


可是,此时已是1985年。美国的确诊患者早就超过万人,其中约六千人已经去世。


距离最早的警告已经过去了四年,错过的机会已经不计其数。


孤独前行的科学家,叫不醒装睡的人


哈德森患病的新闻引爆舆论后,美国疾控中心艾滋病办公室的电话几乎要被打爆。


在客气的回答背后,一名研究人员说,自己心底里其实在大吼:


“过去四年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是啊,过去四年,本应关注这场人类健康巨大危机的当局和媒体,都干嘛去了呢?


只有孤独前行的医生和科学家,在打着悄无声息的鏖战。



在怪病开始出现的时候,为了排查一切可能致病的因素,疾控中心的哈罗德医生,不得不鼓起勇气去了一家有名的同性恋酒吧。


因为当时有一种说法认为,男同性恋使用的“埋伏牌”催情剂,就是怪病的源头。


他和当地的疾控调查员在酒吧门口徘徊,空气里飘着刺鼻的气味,地板踩上去黏哒哒的。


哈罗德医生说:“我不确定我真的想走进去。”


调查员说:“我去吧,我该怎么说?”


“他们管那玩意儿叫‘真家伙’,你就说要一罐‘真家伙’。”


就这样,他们把有可能是罪魁祸首的催情剂,带回疾控中心检测——结果我们已经知道,这当然只是徒劳。


像这样尴尬而又徒劳的尝试,科学家们为了攻克艾滋病都经历了不少,他们必须进入陌生神秘的同性恋圈子,用可能有些冒犯的言语去获取信息,警告他们潜在的危险。


疾控中心的医生每天工作16个小时,走访美国境内还活着的75%的病人,每个病人都要做一份长达22页的调查。



因为必须覆盖所有可能和疫情相关的行为和接触,包括性伴侣、性交技巧,甚至包括房子周围的植物、宠物……


他们筋疲力尽,但不得不如此——因为疾病不等人,晚一天发现就会有更多的人患病、死去。


这是真真正正的“时间就是生命”。


但他们还面对着一个最大的障碍:经费的缺乏。


里根政府当时正忙着和苏联搞军备竞赛,整个医疗开支都在削减中。


战胜过天花病毒的传染病学家詹姆斯·科伦,向上级申请了一份半年预算计划,83.38万美元,不到公共卫生预算的1%,但迟迟不来的经费,让他一等再等。


加州大学的肿瘤病毒研究中心,正在从卡波西肉瘤患者血液中寻找致病因子,他们的工作无疑相当重要。


可是,学校实验室缺乏必要的安全设备——不多,只需要多一个净化罩,配上1500美元的新过滤器。


但就为了这一点点设备,实验室到处申请,焦头烂额。因为肿瘤病毒研究被认为是过时的研究,学校不愿意补助。


人脉关系一直拉到国会的一位议长,议长给校长打了一个电话,这笔心不甘情不愿的钱才打到账上——一共拖了6个月。



事后证明,这1500美元花得很值,加州大学的这个实验室成为全球前三个分离出致病因子的机构之一。


不禁让人想问一句:要是能再早一点,能多救多少生命?


冷漠与歧视,给病毒放行


不过,经费的缺乏,是造成艾滋病蔓延的根本原因吗?


恐怕不是。


看看美国在当时为另一种传染病——军团病所拨的巨款就可以知道,根本不差钱。那么,难道是人们没有意识到艾滋病有多危险吗?


也非如此。艾滋病对患者的侵蚀势如破竹,迅速致死,死亡率高,从一开始就露出了狰狞的面目。


我们又回到了那个最根本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让拦截病毒的机会一次又一次失去,等到上万人感染、上千人死去,病毒已经肆虐全球了,才想起来要应付?


有人归根于同性恋群体不负责任的生活方式。


的确,在艾滋病的传播中,男同性恋群体难辞其咎,他们的性交方式缺少防护,很多人拥有多个性伴侣。


那是在性解放运动方兴未艾的时代,因为害怕疾病就要管束他们的性行为,被批判为政治不正确,甚至有人骂那些发出警告的医生是“法西斯”。


那么,是政治正确的错吗?《世纪的哭泣》的作者不这么认为。


因为这会掩盖另一个重要的事实:在所谓的政治正确背后,实际上仍然埋藏着冷漠与歧视。


这才是造成疫病传播的根本原因。



就像上文提到的戈特利布医生,他的论文开始是打算发表在顶级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


他打电话给主编:“我发现了比军团病更可怕的东西,从交稿到发表,最短需要多久?”那边的回答是至少三个月。


戈特利布沮丧地挂掉电话:“这可是紧急状况,怎么能按章办事呢?”


他只好选择了发稿速度更快的《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期刊编辑把标题的“男同性恋”去掉,并且将文章放在了第二页不显眼的位置。


原因很简单:不能冒犯同性恋,也不能激怒恐同者。


然而,这看似“善意”的举动,不正是对同性恋群体生命健康的漠视吗?


早期关于疾病的报道,使得大家形成了“同性恋瘟疫”的印象——而正是这种印象,造成了人们对这场疾病的处理方式:无视。


因此,当纽约的医生鲁宾斯坦发现,一些吸毒母亲的孩子患有“同性恋瘟疫”时,同行并不相信他。


他的论文被权威期刊退稿,理由很明确:“这些婴儿得的,肯定不是同性恋才会得的艾滋病。”



媒体的歧视也是关键因素。


在预警论文发表后,媒体并没有表现出对传染病应有的敏锐,一位记者告诉疾控中心的医生:


“编辑枪毙相关的文章,因为他们不希望报纸被同性恋,以及他们令人厌恶的性行为所污染。”


一直到那位著名影星患病,媒体的关注才蜂拥而来,财政的资金也才迅速到位。


后来在新闻发布会上,科学家再次重复他们已经掌握的可怕数据。一位记者问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问题:


“这个病既然这么可怕,那为什么没有人注意到呢?”


面对如此沉重的冷漠,只能报以一场世纪的哭泣。


在最富裕、技术最先进的国家,本应有许多办法拦截疾病,却最终成了最危险病毒蔓延的温床。


讽刺的是,直到今天,人们似乎并没有吸取这个教训。


某些人歧视湖北人,西方国家歧视华人,人类在新的答卷面前难道又将再一次不及格?


和艾滋病的故事一样,新冠疫情敲响的警钟再次告诉我们:如果不把一个人的生命当回事,就会因此死更多的人。


歧视一个人,轻视一条生命,就是在践踏所有人。



图源:《黑水》、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书单(ID:BookSelection),作者: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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