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原标题：《偶像的权威，从来不是一种魔法》，作者：严飞，来源：《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
关于“偶像”这个词，不同的年代一直在赋予其截然不同的意思。
虽然大众的口味与想法都在不停变化，但造神行为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作家、摇滚歌手，到明星、网红……每个年代都在投票选出自己的代言人。
一代又一代的精神领袖来了又去，他们受到的拥戴却始终狂热。在我们的印象中，偶像的魅力更像是一种魔法，他们的行为都被模仿，话语总被坚信，粉丝们只要嘶吼呐喊、言听计从，这个“你主宰、我崇拜”的模式就能顺利运行下去。
但你有没有想过，偶像为何会成为偶像？为什么偶像会在某种语境下等于权威？粉丝们的崇拜又从何而来？这后面其实是一个关于权威的结构性问题。
权威的几种类型
要回答这一问题，还是要先回到韦伯对于政治社会学的兴趣上。
1922年，韦伯的《经济与社会》出版了，这本书里，不仅有社会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和概念，还包含了韦伯在经济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等方面的观点，克里斯玛型权威就是韦伯的政治社会学观点。
在划分政治领导的权威类型和统治模式的时候，韦伯提出了三种权威的类型，分别是传统型权威、法理型权威和克里斯玛型权威。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传统型权威。
什么是传统型权威呢？比如我们熟悉的长老制、家长制、世袭制，都算是传统型统治。在韦伯的理论中，传统型权威的基础是对统治者权威的肯定，是传统社会状态中存在的一种表现权威的方式。
它的核心是宗法家长制，依靠宗法关系、血缘关系来维持服从的关系，权力来源往往依靠世袭。
在传统型权威中，统治者有“特权”，并且可以用手上的特权垄断市场，压制市场上的自由竞争，而那些被统治者一定得服从行使权威的人。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传统型权威的表现。
今天，传统型权威现在已经很少能见到。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有国家还保持着传统的君主政体，那这种统治方式也一种政治象征，而不代表实际的权力。
比如，在英国，我们常常看到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头戴王冠、手上拿着权杖的场景。王冠和权杖代表着她的绝对权威，至高无上。可是，实际上，女王甚至没有权利决定英国法律的内容，虽然法律是用女王的名义颁布的。
所以，比起头戴王冠的女王，人们更加喜欢的，还是在不同场合头戴不同颜色礼帽的女王。女王今天会带一顶什么颜色的礼帽，反而已经成为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权力类型的第二种，法理型权威。
在法理型权威之下，人们相信规章条例是合法的，行使权威的人按照法律规章有资格进行统治，也叫作理性的统治。
比起传统型权威，法理型权威要更加稳定、更加持久。是一种完全依靠理性约束的权威，每个人就是组织中的一员，服从组织的权威。
在我们现代社会，大体来说，全部行政管理手段，不管是交通规则，学校的考试制度或者是税法的章程，都包含着对人的统治，所有听从治理的人都应当服从合法的规章制度或者法制的解释者和执行者。
无限魅力的领导者
第三种权力类型，是克里斯玛型权威。
在《支配的类型》一书中，韦伯做了如下定义：“‘克里斯玛’，这个字眼在此用来表示某种人格特质。某些人因具有这个特质而被认为是超凡的，禀赋着超自然以及超人的，或至少是特殊的力量或品质。
这是普通人所不通具有的，它们具有神圣或至少表率的特性。某些人因具有这种特质而被视为‘领袖’”。
简单来讲，克里斯玛型权威下的统治，实际上是一种领袖的魅力统治，所以克里斯玛型权威也叫作魅力型权威。
这种权威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人们被某个人的人格魅力深深折服，所以，克里斯马型权威中的统治者一定是享有特殊荣誉的人物。
被叫作“克里斯玛型”的人物，在他的追随者看来，是具有超凡脱俗的力量或者品质的，是无懈可击的。追随者愿意追随到死，他们的崇拜是无条件的。
放到现在的语境下，也许有一些人会觉得，拥有强大粉丝团的“爱豆”的魅力，和韦伯所说的超凡魅力型权威，也就是克里斯玛型权威是一样的。因为在英语中，形容一个人有魅力，用的是charming，而超凡魅力的英文正好是charismatic，这两个字单词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所以在偶像粉丝心目中，这些明星们就是这样拥有超凡魅力的克里斯玛型人物，有着非常优秀的品质和巨大的吸引力。
但事实上，韦伯所描绘的超凡魅力，或者说克里斯玛型权威，还真不适合这个时代的偶像们。如今所说的偶像的魅力，更多来自于娱乐时代之下商业经济的包装，常常和消费主义以及偶像崇拜联系在一起；而韦伯笔下的超凡魅力，其实有着很深的政治社会学意义，甚至常常和革命浪潮相联系。
韦伯认为，克里斯玛型人物往往出现在社会动荡时期。
当出现社会危机的时候，人们就会期待英雄的出现，来带领他们走出困境。
这种强烈的欲望，导致这个社会一旦出现了一位能力出众的人，并且，这个人凭借自身特殊的能力和气质，带领大家打破了危机，那么，人们就会对这样的人物产生疯狂的崇拜和迷信，甚至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也会发生彻底的改变。
而这一位克里斯玛型人物，也往往会被人们称作伟人。
韦伯还指出，有着超凡魅力的克里斯玛型权威拥有一种强大的改革力量，这里，他指的是政治层面的对社会的变革。
如果说法理型权威是一种外部的改革力量，它对社会的改变是首先改变社会的结构，最终慢慢的改变个人的行为和思想；那么克里斯玛型权威则不同，它会依靠领袖的超凡魅力，从而彻底地改变人们的思想和态度，是一种内在的激烈的变革力量。
当伟人不再永远正确的时候
但是，再有魅力的伟人，也不是永远伟大的，更不是永远正确的。
韦伯非常明确地说过，克里斯玛型的领导者往往带领人民在巨大的社会危机中摆脱了困境，但是这样的权威类型是不可持续的，英雄式的人物可以领导革命，他的权威也来源于他超凡的能力，但是在革命之后，国家和社会就会面临新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维持统治的问题。这是克里斯玛型权威的第一大困境。
要想维持社会的稳定和有序，不能简单地依靠个人魅力，还需要更多的理性制度的建设、法律规范的章程。
另一方面，克里斯玛型权威通常是脆弱的，不稳定的，因为整个权力最为核心的要素，就是这一位领袖，如果领袖人物不再有魅力，或者他的领导时期结束，再比如他去世了，那么整个社会也会陷入到飘摇不定的困境中。
那么如何解决克里斯玛型权威的困局呢？答案有两种。
一是寻找新的“英雄”，或者是实现统治权力的世袭或禅让，向传统性统治过渡。
二是转型进入法理型权威。韦伯所支持的，是转型进入到理性统治的法理型社会中，权威的来源是合法的规则，还有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认同，而不是个别领袖或者伟人的个体超凡魅力。
历史上，克里斯玛型权威的例子有很多，比如戴高乐、罗斯福、阿拉法特、卡斯特罗等政治人物都是这样。人们对这些领袖的德行和能力深信不疑。而这些政治领袖，一直到今天，依然是享有盛誉的人物。
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戴高乐将军的故事。
熟悉二战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戴高乐可以说是法兰西的“再造元勋”，是帮助法国在战后取得战胜国大国地位的英雄人物。
在1940年6月14日，德国装甲师进攻占领巴黎，巴黎沦陷，法国傀儡政府向德国宣告投降。四天之后,流亡伦敦的法国将军戴高乐在英国广播电台发表了著名的抗击纳粹宣言——《告法国人民书》，号召法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起抵抗纳粹德国的侵略。
戴高乐的声音十分有感染力，他说，“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允许法兰西的抗战烽火被扑灭，我们的战火也永远不会被扑灭。”在这之后，戴高乐组建了自由法国流亡政府，和德国继续战斗，立志恢复法兰西的尊严。
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将军在伦敦对法国发表重要讲话，这是戴高乐在伦敦发表一系列讲话中的第一次。
二战结束以后，因为戴高乐的超高威望和个人魅力，他接管了临时政府的政权。1958年，戴高乐修改法国宪法，成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当上了第一任总统。
但是，戴高乐在国家治理上，并不如在战场上得心应手，甚至还做出了不少错误的政策判断。但是，因为他在二战期间的成就，让戴高乐依然在普通法国民众心目中占有重要甚至神圣的地位。
到了1961年4月，法国阿尔及利亚的驻军发动反动戴高乐的武装政变，呼吁法国民众响应，总统戴高乐陷入到空前的管制危机。
面对危局，戴高乐做出了一个让人吃惊的举动。为了让大家听从他的指令，共同反对阿尔及尔叛乱的将领，他脱下了当总统的时候一直要穿的西装，再次穿上将军的军装，走到电视镜头前，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
演讲中，戴高乐痛骂叛乱者在干一场“可恶和愚蠢的冒险”，禁止所有的法国人执行反叛者下达的命令，并且要求维护“民族授予我的法国的共和政体的合法性”，演说结束的时候，他说：“士兵们！你们正面临着忠实于谁的抉择。我就是法兰西，就是她命运的工具。跟我走，服从我的命令！”
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宣言，历史何其相似。人们好像又回到二战时法国最黑暗的时期，当时戴高乐将军一次次通过广播发出号召“我是戴高乐将军，跟我走”的场景中。
一句“跟我走”，身为将军的戴高乐再一次激起法国民众团结一致的精神，导致在电视讲话之后，成千上万的巴黎人涌向街头，将巴黎的各条街道挤得水泄不通，以表示自己对领袖的支持，戴高乐也就这样渡过了一场政治危机。
全能偶像的退场
在这里，很明显，依靠选举合法性成为总统的戴高乐，他的权威和统治认受度，要远远低于拯救法国人民于侵略水火的将军戴高乐。所以戴高乐才会在出现统治危机的时候，再一次穿上战争时期的将军服，通过展现自己超凡的个人魅力，来获得民众对他的支持。
当他选择克里斯玛型权威去鼓舞大众，而不是法理型权威时，也许他早就意识到了，在某些情况下，以个人魅力和殊荣为代表的克里斯玛型权威甚至比法理性权威更加有威力。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领袖的个人魅力和能力是非比寻常的，群众对他的支持和拥护也是非同一般。
美国总统尼克松后来也说：“穿上将军服出现，戴高乐就拨动了深深地藏在法国人心中的感情之弦，激发了他们之间团结一致的精神，而这种团结的精神是只有在情况最坏而又渴望改善的时候才有的。”
不过，个人魅力虽然扭转了一次危机，但也不是每一次都可以取得最好的政治成效。随着法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意识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终于在1969年4月，总统戴高乐在各种棘手的社会问题和冲突之下，选择宣布辞职，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当然，我们并没有说这就是他在政治上的失败，其实，当他选择离开的时候，依然有着很多的支持者。作为一个在法国历史上有过丰功伟绩的领导人，他当时的“激流勇退”也可以看作是他伟大的另一个面向。
韦伯是第一位把克里斯玛独立出来，并且分析了它的社会起源的人。可以说，这种类型的权威非常依赖“个人”的魅力、威信和影响力，在特殊的大时代背景之下，尤其是动荡、看不到前路的时候，一个神一般的人物出现，的确可以安抚民族的迷茫，甚至可以担当起解放大众于水火之中的救世主。
但是，一旦进入政治局势的平稳期，对于经济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时，那么这类型的权威便可能无法再满足国家和民众的需求了。这个时候，最被韦伯所赞同的另一种统治类型，法理型权威便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了。
在韦伯看来，法理型权威是现代社会的统治形式，而法理型权威里，最主要的理想类型是科层制，它是按照权力的职能和职位，进行分工和分层。
韦伯认为，在科层制中，人们的服从仅仅在于公务上的服从，依靠规章制度形成组织，并明确规定职责权限，选举提拔也依靠规章制度，依照资历成就行事。
在这样的一套管理系统中，追求效率至上，而且组织之间充斥着个人和组织的理性化分工。毫无疑问，它更加具有效率，也更为持久，或者说更能应对现代国家治理的复杂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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