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宁南山（ID：ningnanshan2017），作者：深圳宁南山，题图来自：IC photo
这一篇是短文，记录下突然的想法。
我们总是更关注打舆论战的能力和手段，但是总是觉得，似乎我们还缺点其他什么东西。
中国和西方媒体的能力和手段的差距，我们都体会到了。
在基础能力上，英语是国际语言，欧美的媒体尤其是英美的媒体是国际主流媒体。欧美的整体实力也在我国之上，军事，科技，面积，人均收入，社会发展水平总体上都优于我国，而人总是天然的更爱听强者，爱听权威的声音。
在对新闻的报道和新闻素材的挖掘的能力上，西方媒体确实也有非常过人的能力，反应速度很快又非常专业。
在宣传手段上，西方媒体早已经形成了多维度的手段，社交媒体、官方媒体、民间媒体，不同利益方、不同观点、不同派别的媒体都有。
不同媒体之间观点相左的有之，支持反对党的媒体有之，支持执政党的媒体有之。让民众有一种自己有多元化信息获取渠道、因此自己看待事情肯定能够客观公正的认知。
但是在这些之外，我总觉得隐隐还有其他的东西——这个东西隐藏在言论多元化与言论自由的水面之下，是看不见的支撑舆论战的东西。
2019年12月，为了反击西方在舆论上对我国新疆治理的各种噪音，CGTN（也就是以前的CCTV-9）发布了一个新疆反恐的中英文双语记录片，首次把大量的案情视频曝光。内容非常震撼，体现了恐怖分子对平民的残忍。
这个视频是为了反击西方舆论而制作的。
我国的强力治理总体是成功的，新疆已经连续几年没有发生任何暴恐事件了，这简直是个奇迹，而新疆的经济也因为治安迅速好转而开始快速恢复。
比较典型的是到新疆的旅游人数。2019年，新疆接待游客历史性突破2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超3400亿元人民币，两项数据增幅均超40%。这充分说明了新疆治理给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发展带来的正面效应。
这个视频的制作内容和水平是相当不错的,也首批揭露了大量的内容。对观众来说，能够了解到很多新的东西。
然而有意思的是，这个用心制作的视频，在西方主流媒体中几乎可以说像是不存在一样。
下面是胡锡进当时发的微博：
“新疆自治区近日发布了反恐纪录片，里面有很多前些年恐怖主义活动的视频。环球时报注意到，西方主流媒体集体漠视了这个纪录片，几乎什么报道都没有。它们是如何做到这种协调的？有意思。 ”
我当时看到这篇微博，和我之前一直的疑惑可以说不谋而合。
那就是西方媒体虽然遍布在如此多的国家，有如此多的派别，有如此多的不同民族构成，有如此多的观点，但是却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统一协调着他们的行动。
欧洲，北美，澳新，我相信西方并不存在类似“中宣部”的组织，能够统一协调这么多国家的媒体。但是他们就是神奇般的做到了。
那么是什么统一指挥着西方媒体的行动呢？共同价值观。
西方人至少有着以下几条价值观，这些共同价值观非常容易地映射到了西方媒体上，统一指挥着他们的新闻报道。
第一个共同价值观，是对民主自由制度的绝对自信，对非西方道路的鄙视甚至是仇视。
西方人非常统一的，把世界分为两种，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
对于非民主国家，西方人认为其制度是劣于民主国家的。中国自然肯定是非民主国家，再加上是共产党执政的、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那就更是相当于原罪了，必然是邪恶的、专制的，是最好从地球上被消灭的制度。
在2020年2月14日的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的首日活动中讲话称，各国在建设5G网络时应远离中国科技公司华为。
佩洛西表示：“中国正试图通过其电信巨头——华为，来输出其‘数字专制’，威胁那些还没有采用他们技术的国家实行经济报复。”
请注意，佩洛西的这个讲话，非常明显是针对现场欧洲国家人士的。而其在谈话中反复提及“专制”两个字，就是利用了欧美的共识，中国是专制国家，那么来自中国的华为输出中国的“数字专制”就是可能的。
对于这个讲话，当时在现场的中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傅莹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反驳，我微博还转了这个视频。
她是这样反问的：“技术是一种工具，自从40年前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引进了各种各样的西方技术，微软，亚马逊，IBM，它们在中国都非常的活跃。自从我们开始1G，2G，3G，4G之后，所有的技术都是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但是中国保持了它的政治体制，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获得了成功，并没有受到技术的威胁。那么为什么把华为的5G技术引入到西方国家，就会威胁到政治体制呢？你真的认为民主制度是如此的脆弱，能被华为区区一家高科技公司就能威胁到？”
这是一段非常棒的反驳。佩洛西说中国通过华为输出数字专制，如果反驳点是“中国不是专制国家”或“不会利用华为“，那就是在对方话语体系里面。你也很难去现场推翻欧洲人和美国人的普遍共识——中国是“专制国家”。
而傅莹说“中国大量引进西方技术获得成功，制度也没有改变，为何反过来就不行，难道民主制度非常脆弱”，成功变成了民主制度强大还是脆弱的问题。
而非常显然不管是欧洲人还是美国人，其共识都是民主制度是全世界最强大的，这个反问成功的利用了这个共识，这是很赞的辩论技巧。
西方媒体的第二个共同价值观，就是白人内心深处的种族主义。他们潜意识里认为白人是最高等的，其他的种族都是不如白人的。
还记得2018年9月的中国游客在瑞典的事件吗？这件事情发生在9月中旬，发酵了一个星期，本来事件已经有所降温。结果9月21日晚10点档的瑞典SVT电视台又播出了脱口秀节目，又把事件搞出了续集。当然，节目涉及到中国地图的部分，瑞典人很贴心的把台湾和藏南去掉了。
在这个节目中，他们除了嘲讽中国游客曾先生一家之外，还专门播放了一个小短片，叫做“欢迎来到瑞典”，专门用中文配音。我看了下，中文发音虽然能听出外国人口音，但是总体还是能听懂，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找的普通话说的还可以的瑞典人。
并且为了防止中国人看不到，他们还专门上传到了优酷上面。
片子不长，一个瑞典女人在里面扮演起了教育中国人的角色，旁白如下：
“尊敬的中国游客，欢迎来到瑞典，为了避免文化冲突，以下有些建议：
例如，我们不在历史建筑物外拉屎，但是你要是手上有一点大便，在瑞典，我们就洗手。
你要是在路上看到一个人跟一条狗在一起的话，不是因为他刚刚买了午饭。
在瑞典，我们用刀子和叉子吃饭，还有在吃饭的时候，我们不拉屎。
另一个文化差异是你们中国人是种族主义者，但在瑞典，这里有黑人，犹太人，阿拉伯人，甚至有同性恋者，因为在瑞典，我们支持每个人的平等权利的原则，但是这个原则并不适用于中国人。
我们热烈的欢迎中国朋友来到瑞典王国，但如果你们表现不好的话，我们会打你们的屁股。”
当然了，里面出现的中国人形象，是个戴着斗笠的小人。我仔细看了下，还好没有辫子。看来他们终于知道中国人不留辫子了。
这么严重的针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充满了满满的白人优越感的节目在瑞典的电视台播出了，也遭到了中国的抗议。但是在西方媒体中，却几乎集体漠视了这起事件。
这也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对中国人搞种族主义攻击，在西方媒体眼中没什么大不了的，并不是什么问题。
西方人的种族主义心态，其实非常严重。俄罗斯人也是白人，但是只是他们的远亲。即使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也拥抱了民主自由制度，也依然受到西方的集体排斥和打压，才幡然醒悟。
至于中国人，在种族血缘上和西方人差的更远，更是自然不在话下。
多年前我去澳大利亚的首都堪培拉，那里有个战争博物馆，其中就有提到日本在袭击珍珠港之后全面发动对东南亚的进攻，而英军惨败。在博物馆的展板上，我很清楚的记得一句话，在分析英军战败的原因时，有一条是英国人普遍认为自己比作为亚洲国家的日本更加 superior。
下图是贝克汉姆的儿子布鲁克林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上上传的两张亚洲游客图片，其中一张是一群亚裔游客坐在一条小船上，一张是一个亚洲游客在超市，他说这里不像是意大利了。
他的两个兄弟还点了赞。实际上访问意大利的游客以欧美为主，前三名是德国，法国和美国，他们也不是意大利人。而他显然对外来游客最多的欧美并无意见。
尽管这遭到了各界强烈的种族歧视批评而被迫删除，但是高达几十万的点赞数其实很能说明问题。
共同的种族主义价值观，使得西方国家媒体在面对俄罗斯、中国时，天然地站在对立面。
俄罗斯无论和谁冲突，西方媒体都会坚定站在其敌对方一边，对待中国同样是如此。中国不少人，以为中国采取了西方一样的制度，就可能会被西方接纳。
趁早放弃这个想法。同样是基于种族优越性的价值观，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西方在历史、文化都优于其他种族的各种思想。
在共同价值观形成上，我国显然还有道路要走。对于我们的制度和道路，非常多的人是不自信的，认为西方的制度优于中国制度、西方的道路优于中国的道路的人大有人在。
你在中国做一个调查，中国制度和西方民主自由制度哪个更好，看法一定是分裂的，或者说至少不会达到西方那么一边倒地认为“民主自由制度就是好”的程度。
不只是道路和制度的问题，对于我们的民族，也有很多人是不自信的，
和西方人几乎一边倒的在内心认为白人最为优越的共同价值观不同，我们非常非常多的人，认为自己是劣于外国人，认为西方的思想、文化和历史优于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历史。因而特别喜欢对中国的思想文化进行批判，喜欢谈论中国人的劣根性，而对西方主要谈其先进性，对西方来的思想毫无保留地张开怀抱。
这种思想到现在也还广泛的存在于中国人的思想中。现在在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外国人优先新闻，我就不再叙述了，说多了会生气。
你说中国媒体，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战斗力吗？
其实我国不少媒体，尤其是一些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媒体，专业性和战斗力是很强的。在揭露国内阴暗面方面，各种深度报道，细节都能挖掘出来。这次疫情期间，各种原创和深度调查稿件就有不少，在各个新闻网站评论数万，在微博上热搜，在微信公众号10万+。
比如说，现在全国上下都知道“吹哨人”是什么意思了，这个翻译过来的词汇加上事情的发酵，宣传力不就很强么？
我国不少知识分子，对内也是很有战斗力的，对国内的阴暗一面批判起来很有深度，也很有思想，能够引起普通人的共鸣。
媒体和知识分子，对国内进行深度报道和批评很有必要，有助于行使媒体监督的作用，推动中国的进步，要知道没有媒体监督，对我国并不是什么好事。
我觉得有问题的是，在国内很有战斗力的媒体，在国内很有战斗力的知识分子，一涉及到对外的舆论战，在对外反击西方抹黑的舆论斗争中，他们就缺位了。
我们的媒体，即使是那些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媒体，尽管他们具备比较好的专业性，但是似乎对于在国际舆论场上和西方媒体怼正面兴趣不大，还不如我国的普通网友热情高。
比如这次疫情，我国各种媒体为体现武汉地方官员初期抗疫不力而制作的各种时间线非常多，体现出了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和还原。
而在近期西方部分政客和媒体，炒作中国应该对欧美疫情爆发负责，甚至于要求我国赔偿的时候，我就没有看到我国媒体有大量制作各种时间线、去反击西方政客和媒体来证明中国反应已经足够快，为世界争取了一两个月的时间。
更不要说看到这些媒体去推特、脸书、youtube这些国际舆论主战场去发表时间线了，仅有的时间线还是我国官方发布的。
难道反击西方政客和媒体的“中国负责论”不重要么？显然不是，恐怕国内很多人的内心，还真的是觉得我国就应该对疫情负责、道歉、赔偿。
目前就数据来说，输出零号病人最多的国家是意大利，输出病例最多的国家是美国，中国输出的病例还远不如有智库发出“中国赔偿论”噪音的英国多。这些事实为何没有国内专业媒体去宣传呢？
总的来说，中国媒体反击西方媒体，让我感觉最爽的一次是2016年8月环球时报发了一篇《澳大利亚，围绕南海猛窜的“纸猫”》，讽刺澳大利亚是“纸猫”，在澳国引起强烈反响。
澳主流媒体几乎全都转引了这篇社评内容，其中有些态度激烈，认为环球时报“威胁”澳大利亚；个别媒体甚至以讹传讹，宣称环时社评呼吁中国对澳大利亚“宣战”。
他们总是借着各种理由攻击中国，没想到还会被反击，而偏偏“纸猫”这个词很有攻击性，又恰好了击中了内心优越的澳大利亚人的软肋，他们总是习惯居高临下的评判，讽刺和攻击中国，而一被反击自然反应激烈。
不过当时多少让我疑惑的是，澳方是主流媒体全部上阵反华，中国为何只有一家报纸在怼？学习下洋人，来个左中右，保守极端、理中客各种角度立体化作战多好。
总的来说，在国际舆论战场上，只有少数官媒、外交部发言人、中国驻外大使馆等官方力量在勉力进行反击。这让西方媒体开头来一句“中国官方控制的媒体某某报”或者“中国官方声称”就可以迅速地对读者进行暗示，看，这是来自专制中国的官方的声音。
西方国家，他们不只是媒体在对外宣传，尤其是对中国的负面宣传方面很有战斗力。而且西方的知识分子也是同样的。
在之前的文章里面，我就发过张维为参加荷兰的The Nexus Institute组织的思想者论坛，大家可以看看，西方的知识分子在跟张维为讨论的时候，其表现出来对待中国呈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其创始人面对张维为，就直接说中国没有人权，统治是基于恐惧，每年处死这么多人，还有童工等等，很有攻击性。
对内和对外的战斗力差异，这背后我觉得还是价值观的构建问题。我国不少人的价值观只把自己定位为中国的批判者，无论是制度、文化还是其他。内心深处还是认为自己样样不如西方，西方是先进的，因而不值得去批判，或者自己没有资格去批判。
但是你看西方媒体的报道，不管哪个西方媒体，他们会批判某个人、会批评某个政党、会批评某项政策、会批评某个国家，但是绝不会批判自己的民主自由道路不如中国。相反，每一篇报道都会透露出对自己道路和制度的绝对自信。
你见过BBC、CNN、纽约时报会不断报道说，西方道路不如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西方民主制度不如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吗？
西方媒体的新闻报道，你经常能或多或少读出他们对自己民主自由制度的自豪和优越感。我敢说每一个西方记者在面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时候，他们内心深处都是认为自己的制度和道路更好更优越的。
不只是制度问题，西方人还有共同的对中国的种族心理。
品牌商公开投放辱华广告（还记得D&G杜嘉班纳吗）、瑞典电视台播放抹黑中国人的节目、造谣新疆“集中营”、抹黑中国在压迫藏族人、指责中国应该对新冠疫情在欧美爆发负责、说中国封城没有人权，总之对中国各种负面报道和指责毫无心理压力。
美国黑人演员公然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说三个亚裔小孩是会计，是因为他深知在以白人为主流的西方社会这样做并不会有灾难性后果。
他甚至还说“如果有谁不喜欢这个笑话，自己拿手机去推特留言吧。对了，你的手机估计也是这些孩子制造的”。
他们的共同价值观非常坚强。
一个正常的中国人，一个正常的中国媒体的价值观，应该是维护中国利益，对中国的道路和华夏民族复兴有着高度的自信，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绝对讲不好中国故事。要对内能够行使媒体监督，促进改革和进步，对外也要敢于出击，通过各种专业和真实的报道和西方媒体硬刚捍卫中国利益。
现在时代已经不一样了，不能再总是对外唯唯诺诺，对内重拳出击。
多少值得欣慰的是，随着国力增强，我国的年轻人在道路和民族自信的共同价值观构建上，明显超出许多。
另外外部环境的变化，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也有利于我国构建团结一心，扛住外部压力实现民族复兴的共同价值观。
这两个机遇带来的效果，在国内舆论场已经有所体现，而且随时间发展会越来越占优势。而在对外的舆论战，长期以来我国是以防为主，阻挡西方宣传渗透。
在国内舆论场共同价值观逐渐形成和逐渐占据优势之后，我们很快就会意识到，防守和龟缩是赢不了战斗的，必须要进攻才能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