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神经现实（ID：neureality），作者：Kristin Andrews & Susana Monsó。译者：吴湘蓉
大鼠也有情感吗？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情绪神经科学之父贾亚克·潘克塞普（Jaak Panksepp）发现大鼠会笑。这个事实并不为人所知，因为人类无法听见大鼠超声波的笑声。
直到潘克塞普实验室的成员布赖恩·科诺森（Brian Knutson）开始在社会游戏中监测大鼠的声音，才发现有些东西出乎意料地类似于人类的笑声。潘克塞普和他的团队开始通过挠痒并测量大鼠的反应来系统地研究这种现象。他们发现，在挠痒时大鼠的发声增加了一倍以上。这些大鼠不仅与挠痒者更为紧密，还更积极地参与社会游戏。它们真的是在享受人生。但是研究遭到了科学界的反对，这个世界还没准备好认识会笑的大鼠。
这个发现只是冰山一角。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大鼠不仅仅生活在当下，还能回忆过去的经验，提前在内心规划它们之后的动作路径。它们相互交换不同的物品，不仅知道它们欠另外一只大鼠“人情”，而且也理解“人情”可以被不同的物品偿还。
当它们做了错误的决策的时候，也会看起来非常后悔。尽管大鼠的大脑比人类简单得多，但有很多学习任务的表现比我们出色多了。大鼠可以学会需要认知能力的技能，例如使用交通工具抵达目的地、和人类玩捉迷藏、以及用适当的工具拿到食物。
最出人意料的发现是，大鼠具有共情的能力。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以来，行为研究持续表明，与人们普遍的认知不同，大鼠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物。这一切都始于一个研究，当按下杠杆会导致临近大鼠被电击时，大鼠会拒绝用这种方式获取食物，宁愿自己挨饿也不愿看到另外一只大鼠遭受痛苦。
后续研究发现，大鼠会按下杠杆，降低被索套吊起的同伴；当其他大鼠被电击，他们会拒绝走这条迷宫的小径；曾被电击过的大鼠更不愿意让其他大鼠被电击。大鼠们会互相关爱。
共情能力实验—UChicago Medicine
但是对大鼠同理心的研究也遭受怀疑。大鼠怎么可能会有同理心？肯定是研究过程出了差错。所以，有关大鼠同理心的研究项目停止了半个世纪。这个世界对有同理心大鼠的接受程度，并不比接受会笑的大鼠来得高。
2011年，当一组科学家发现大鼠会解救困在管子里的同类，有关大鼠同理心的研究再度浮出水面。它们并不仅仅只是好奇或者玩弄这个装置：如果管子是空的、或者里面只有一只玩具大鼠，它们就会无视它。这个管子并不容易打开，它需要精力和技能，所以大鼠似乎是真的很想解放它的同胞们。
大多数科学家并不信服，认为大鼠只是想找个伴，或者它们只是觉得被困住的大鼠们太吵了，试图终结这种噪音，这些大鼠的行为并不出于关心的动机，而是纯粹的自我中心。毕竟，我们对大鼠能够指望些什么呢？
虽然这样的怀疑在科学家看来通常是值得称赞的，但对大鼠来说却是个坏消息。自2011年的实验以来，大量的研究不断涌现，这些研究将大鼠放在危险的情境之下，观察其他大鼠是否会帮助它们。他们发现了相同的模式：曾经经历过浑身湿透经验的大鼠，会更愿意且更快速地帮助溺水的大鼠，这意味着它们理解那只溺水大鼠的感受。大鼠也帮助被困的大鼠，即使它们可以逃脱并避免此种情景（这是许多人类都无法做到）。
这些研究的结果很有说服力，但是并没有提供什么新的知识。五六十年代的种种研究已经让我们对大鼠的同理心有所猜测；但在此同时，这些研究已经对大鼠造成巨大的恐惧和困扰，并将持续如此。
杀死一只大鼠
科学家们愿意持续伤害大鼠，正是因为它们被视为是一种廉价且可以随意处置的研究工具。在美国，大鼠并不受动物福利法保护：科学家可以合法地为所欲为。这正是大鼠如何被获取、安置、操纵和杀死的。
尽管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使用二氧化碳杀死大鼠会造成不必要的疾病，但一旦它们不再有用，这仍旧是最普遍的处理手段。还有其他方法，科学家约翰·格鲁克（John P Gluck）在他的《贪婪的科学和脆弱的动物》（Voracious Science and Vulnerable Animals）一书中描述道，当氯仿用完时，他是如何被教会对大鼠实施安乐死：
（我的导师）手里拿着一只巨大的雄性大鼠，他转过身去面对那幢建筑物边缘的砖墙，仰起身子，把大鼠扔到墙上，就像棒球投手扔快球那样。大鼠撞到墙上时发出了砰的一声，直直地倒在砾石覆盖的屋顶上，颤抖着，然后一动不动地躺在墙的阴影里。
科学家正在研究大鼠的同理心，试图找到治疗人类心理病理学的方法。在一些情况下，大鼠被给予类似抗焦虑药、扑热息痛（paracetamol）、海洛因或电击之类的处理，使他们暂时失去同理能力。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伤害是永久的。大鼠在出生之时即与母亲分离，并在社会隔离中长大。在一些研究中，它们的杏仁核（负责情感和归属的大脑区域）被永久地破坏了，这项研究的明确目标是制造患有精神疾病、遭受创伤、情绪痛苦的大鼠。
— UA Magazine
尽管人们从动物福利的角度对这些实验感到担忧，但更深层的担忧其实来源于伦理，这关乎尊重个人的自主权。这些研究正在把健康而且具有同理心的个体变成冷酷无情的精神病患，严重侵犯了它们的身心完整性。
尽管如此，这些研究仍被认为是制作动物模型的理想方法。从儿童虐待、精神病、阿片类药物成瘾带来的社交功能缺陷， 到焦虑和抑郁，行为障碍和冷漠——这样的症状所对应的动物模型，被寄予厚望，有朝一日能帮助我们找到在人类中治疗这些症状的方法。
这些研究背后的逻辑是矛盾的：大鼠是我们的近亲，可以作为人类心理病理学的模型，但远不在伦理的考虑范围之内。现在，研究人员很难想象创造一个人类的精神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或者让一个人类受试者目睹一个落水的孩子，给他拯救的机会。这个原因很简单：人们天生具有同理心，理应受到尊重。但是当发生在大鼠身上的时候，我们却不顾它们的同理天性。
事实上，我们也曾对灵长类动物做过类似的事情。在受到立法保护之前，研究者对待这些灵长类动物就如同今天对待大鼠的方式。一些大鼠的研究甚至在重复这段灵长类动物研究史上最有道德疑虑的时期：20世纪60年代哈里·哈洛 （Harry Harlow）的母亲剥夺和社会孤立研究。几十年来，为了更好地理解人类的心理病理学，哈洛制造了心理受损的灵长类动物。猴子宝宝与母亲分开六到十二个月，这样他就可以研究破坏母婴维系带来的影响。
青年猴子被隔离在哈洛所称的“绝望之坑”：一个小小的金属笼子，它可以使健康快乐的猴子引发抑郁。这一切都很顺利。
— Ryan F Johnson
在《贪婪的科学和脆弱的动物》中，格鲁克写到当他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哈洛实验室中念博士是种什么感受。即便当有学生提出让猴子宝宝失明和失聪的“小小虐待狂计划”，意图在了解母亲如何抚养这些失明失聪的小猴子。
格鲁克说，哈洛从来都没有过丝毫的道德顾虑。尽管哈洛的研究发现猴子是“具有自我意识，情绪复杂，有意图并能承受痛苦的”，但这项研究只要对人类有益就可以被证明是合理的。制造并治疗患有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猴子对人类有益。仅此一点，就证明了这项研究的合理性。
在政府下禁令之前，作为人类最近的近亲的黑猩猩，也被用作数十年以来的药物研究对象。黑猩猩感染上肝炎和艾滋病，被用来测试杀虫剂和化妆品，被注射工业干洗溶剂和苯。
罗格·福兹（Roger Fouts）在硕士期间就开始和黑猩猩打交道了，在回忆录《近亲：我与黑猩猩的对话》（Next of Kin: My Conversation with Chimpanzees）（1997）中，福兹讲述了他在纽约大学的生物医学实验室LEMSIP中拜访一位“老朋友”的经历。福兹曾负责包括布伊（Booee）在内的一些黑猩猩。但是当项目资金用完后，布伊被送往LEMSIP，注射感染丙型肝炎，并独立关在笼子里。福兹说他曾试图帮助布伊和其它黑猩猩，但他失败了，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他开始酗酒，陷入了严重抑郁。
很多年之后，当电视节目20/20的制片人联系并询问福兹，他是否愿意在摄像机前面和布伊重逢。一开始他犹豫，但后来他认为他有义务在全国的电视机面前讲述它的故事。这是他欠布伊的。这一段剪辑目前在YouTube上，福兹像猿一样走进实验室，以典型的黑猩猩方式喘气，接近布伊的笼子并用手语比划道“嗨布伊，你还记得我吗？”布伊记得，用罗杰的昵称“Rodg”响应他，然后向他要食物、玩追逐挠痒的游戏。但是当福兹离别的时刻到来，布伊走到了笼子后面拒绝道别。它很受伤。
为什么灵长类待遇不同
如今，灵长类动物的处境已有所改善。1985年，美国的研究格局发生变化，对《动物福利法》进行了重大修订，要求所有使用动物的机构都需要建立正式的动物试验保护和使用委员会，监督和规范研究中暖血动物的使用（排除了鸟类、小鼠和大鼠）。虽然黑猩猩的福利并非十全十美，但也更好了。
2010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委托医学研究院进行了一项研究，以确定对黑猩猩的生物研究是否具有公众福利。在报告中，委员会的结论总结道“尽管在过去的研究中，黑猩猩一直是很有研究价值的动物模型，但现在大多数利用黑猩猩进行的生物医学研究是不必要的”。2015年，美国对黑猩猩的生物医学研究正是落下帷幕。这一举措落后了欧洲14年。
尽管国家卫生研究院指示医学研究所委员会避免提出任何伦理上的考虑，但是这样的顾虑在他们的报告中显而易见。黑猩猩之所以被排除在生物医学研究之外，是因为它们几乎被视为是人类。该研究认为，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动物不宜用于研究。人类应使用关系不那么密切的动物，因为使用黑猩猩具有“道德代价”。
— Scott Bakal
在宣布结束以黑猩猩为研究对象的时代时，国家卫生研究所所长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复述了这些想法，解释黑猩猩是“特殊动物、我们的近亲”，其DNA“98%与我们相同”。在美国，大部分黑猩猩撤到旨在支持他们利益的联邦资助保护区。鉴于它们的特殊地位，如果想要对美国的私人黑猩猩进行研究，研究人员需要证明这项研究的成果有利于野生黑猩猩。只有这样，研究项目才会准许通过
对猴子的保护正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当今的年轻灵长类科学家（大多）接受了训练。他们会留意到母亲剥夺和社会隔离研究计划中的伦理问题。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实验对象是能够茁壮成长，也是能受苦受难的社会生物。
当研究人员完成猴子的研究项目后，猴子们会被送去保护区。这种猴子的“退休规范”遵循了与黑猩猩研究相同的逻辑。猴子们是聪明、有社交性和情感性的生物，不仅仅是科学研究的副产品。当它们科学用途结束时，应当首先关注它们的利益。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然而对于大鼠来说，情况并非如此。实际上，实验室中的使用需求正在不断上涨。自从实验室大鼠不被视作是需要保护的动物，在美国就没有官方的统计数据。仅仅在美国，估计就有11万到1亿，一旦它们的科学用途结束就被直接杀死。
是什么导致了灵长类和大鼠之间在治疗和保护方面的差异？这个问题似乎很奇怪，显而易见的是：黑猩猩是我们最接近的近亲。类人猿和猴子看起来就像人类。我们为野生灵长类动物的报导着迷——研究黑猩猩科学家珍·古道尔（Jane Goodall）是位民间英雄，但却没有一个大鼠研究者这样鼎鼎有名。
迪基特【Digit，戴安·弗西（Diane Fossey）最喜欢的大猩猩】、灰胡子大卫（David Greybeard，珍·古道尔在贡贝河研究中心第一个接触的黑猩猩）、瓦苏【Washoe，从罗杰·福兹（Roger Fouts）那里学习美国手语符号的黑猩猩】、爱（Ai，黑猩猩科学家松泽哲郎称它为“研究伙伴”）、坎兹【Kanzi，倭黑猩猩，苏珊·萨维奇朗波（Sue Savage Rumbaugh）教它在三岁的人类水准上学习理解英语口语】，或尼姆·猩姆斯基【Nim Chimpsky，研究者赫尔伯特·泰瑞斯（Herbert Terrace）和《保护Nim》的主人公】都是知名的大猩猩，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没有任何讲述关于大鼠的电影、电视或书本故事。
在许多方面，当前的科学证明了对黑猩猩（以及其他类人猿和猴子）的通俗观点是正确的。黑猩猩是聪明的工具使用者。它们可以创造获取食物和交流沟通的技术。黑猩猩生活在它们争夺并捍卫的领土中。它们拥有自己的文化。那些“移民“到新的族群的黑猩猩会接受新的文化规矩，哪怕这些新的规矩不如以前高效。
猩猩有自己的个性、有社会关系、并彼此照顾。一些人认为猩猩具有道德能力，另一些人则认为它们是生活和社会规范的遵守者。黑猩猩是神奇的生物，但是大鼠则令人厌恶。
人类不喜欢大鼠，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大鼠位列于我们最不喜欢的动物排行榜顶端。西方人视其为令人讨厌的动物。对于这种毫无价值的生命，我们不用多想便可以消灭他们。
最近网络The Conversation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让人有些担心大鼠：大鼠的数量管理策略可能会无意中制造出一些大鼠异常容易患病的情况。但是这种逻辑纯粹是以人类为中心的——我们担心的是，人类可能会制造出更危险、更难消灭的大鼠。我们不仅对大鼠缺乏关注，还希望它们根本不存在。大鼠的存在是肮脏、疾病、厌恶的同义词，也是用来称呼他人最糟糕的方式。
对大鼠缺乏关心也反映在生物医学研究中。大鼠长期以来一直是最重要的模式生物，因为它们的大脑很大，易于操作和照顾，而且在生物学和行为学上与人类相似，便宜且好用。不像灵长类，大鼠很容易繁殖，很容易就能通过邮购获得，还可以放在实验室单独的盒子里。比起灵长类动物，它们还具有更大的优势。例如它们的怀孕期更短、后代数量更多、成熟更快、寿命更短。
大鼠“大使”
2004年，研究人员完成了大鼠基因组的完全测序，这使得我们对基因的理解有了重大进展。相较小鼠而言，大鼠相对较大的大脑体积也使它们成为心血管研究的理想模型。它们提高了我们对肥胖、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认识。
在行为和心理研究中，大鼠也比小鼠更受欢迎。因为它们更具有社会性，能更好地模仿人类。这些种种优点让人们很难质疑大鼠在生物医学研究中的应用。然而，对于人类医学的发展来说，没有一个物种比人类更适合作为研究对象。但我们完全明白，无论从中可能获得什么样的收益，都有某些无法逾越的道德限度。
大鼠可能需要一个像珍·古道尔这样的大使，以个体的形式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而非只是作为一个泛型名词的指称。尽管有大鼠保护者，但他们并没受到多大关注。
英国的国家大鼠协会（National Fancy Rat Society）成立于1976年，自称“俱乐部为每一位欣赏大鼠的人而设——大鼠，一个优秀的宠物和奇特的动物”。1983年，美国成立了自己的美国大鼠协会。这些组织定期举办展览和比赛，并根据各种标准或个性来评判大鼠。大鼠敏捷性（Rat agility）现在是一项国际运动，YouTube上充斥着大鼠跑小跑道的视频。但是，与威斯敏斯特犬舍俱乐部（Westminster Kennel Club）不同的是，你不会在当地新闻中听到任何大鼠秀的比赛结果。
比利时的非政府组织APOPO赞扬了“英雄鼠（HeroRats）”，它们通过识别世界各地战争和冲突留下的地雷挽救了无数生命。“那些大鼠爬来爬去，到处嗅探，然后它们停下来，闻到空气中的气味，然后在地面上刮擦。这意味着它们找到了一颗地雷！”柬埔寨农民兰恩·萨（Lann Sa）曾由于地雷失去了一条腿。“不到两周后，田里就没有地雷了。我们的孩子们很安全，田地里种满了庄稼。”
这些大鼠从小就由人类人工饲养和训练，当它们闻到TNT的味道时，就会得到点奖励。这只与APOPO合作的非洲巨颊囊鼠（African giant pouched rats）很轻（尽管名字如此），无法引爆地雷，在工作上也不会遭受任何损失。经过几年的劳作，大鼠可以在自己的笼子里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玩耍、吃零食并与人交往。这些大鼠有不同的个性和偏好，“Shuri”就是APOPO主页上的一只英雄鼠，“她是员工们的最爱，有点厚脸皮，她为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带来欢笑”，她最喜欢的零食是花生。
让我们退后一步考虑问题。如果把大鼠当作个体来对待，就像福兹对待Booee、古道尔对待戴维·格雷伯德（David Greybeard）那样，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大鼠不是研究工具，而是有能力去享受丰富情感生活的生灵。
随着研究人员对灵长类动物的了解越深，他们意识到灵长类动物需要保护，从而建立了福利立法和监督委员会。然而，随着我们对大鼠的知识越多，如果不改变我们对待大鼠的方式，科学就是在重蹈覆辙。哈洛错误的伦理逻辑是，猴子与人类的足够相似，可以作为人类精神障碍的模型，但这种相似程度又不足以保证它们免受和人类同等的伤害。
进行大鼠研究的理由是，大鼠与人类足够相似，可以作为人类健康（包括心理健康）的良好模型，但与人类的相似程度，又不足以保证它们免受任何法律保护的伤害。一些科学家甚至赞成这种对大鼠缺乏关爱的现象，因为大鼠和其他啮齿类动物是“在社会认知研究中，为非人类灵长类动物提供了一种廉价、方便、伦理上争议较小的替代品”。尽管在研究中，比起使用灵长类动物，自由使用大鼠可能在道德上的争议更小（毕竟没什么大鼠大使），但在道德上没有更大的合理性。
犯一次道德错误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认识到错误之后，我们应该准备好在新的情境中看到问题。道德进步取决于认识到两者的道德相似性，否则就会导致我们在新的情境中继续犯同样的道德错误。我们在谴责灵长类动物研究的同时，不能否认，在大鼠身上制造精神病理学以治疗人类同样也具有一定的道德代价。
在证明科学合理性方面，这非常相似：灵长类动物容易遭受生理和精神上的痛苦，当被剥夺正常的母亲照料时它们的情感和关系可能会被破坏，这造成了伤害的道德代价。这些道德代价也存在于大鼠身上，正是我们的道德短视和无情的人类中心主义蒙蔽了我们的思考。
原文：https://aeon.co/essays/why-dont-rats-get-the-same-ethical-protections-as-prima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