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被“隔离”的日子
2020-04-22 13:56

中国电影被“隔离”的日子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首席人物观(ID:sxrenwuguan),作者:殷万妮,头图来自:《英雄》剧照


01


17年前,那场非典见证了中国电影从高点向低谷的滑落。


2002年12月15日,国内首例非典患者入院就诊,几乎同一时间,内地上映一部即将改变中国影史的电影——张艺谋的《英雄》。


自从14号上映,《英雄》连连报捷,仅用3天就超越了此前票房最高纪录保持者《泰坦尼克号》,最终票房收获2.5亿,占2003年全年总票房的四分之一,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票房过亿的影片。


如今,票房过亿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在2002年,影院数量极少,全国仅有1843块屏幕——作为对比的是,现在内地院线屏幕有6.8万块。如果进行换算,当年的2.5亿,相当于现在的近百亿。


张艺谋的电影生涯从此断为两截。此前几年,他遭遇票房低谷,2000年的《幸福时光》更是让他背上了“票房毒药”的名号。关于张艺谋“江郎才尽”的讨论甚嚣尘上,那年,他50岁。


《英雄》成就了他。


张艺谋为这部影片拉来3000万美元的海外投资,制片人江志强尽情释放着在豪华演员阵营上的想象力。筹备时,他不断追问张艺谋,“要不要梁朝伟,要不要张曼玉,要不要李连杰……”


张艺谋起初不以为意,觉得不可能有这么多巨星来为一部文艺片造势。后来,一切成真。虽然全程参与电影制作,但他还是被以几何倍数增长的投资和阵容惊到了。


图:《英雄》工作照


三年后,《英雄》上映,中国电影大片时代由此开启,但争议也随之而至:“一部充满噱头的烂片”“意识形态价值观有问题”“大明星、大制作、大场面,可我什么都没看懂”……诸如此类的批评声此起彼伏。票房虽好,但《英雄》口碑一路跌坠。


张艺谋一度沮丧。但2003年,当他再度谈起这部影片时,态度坚定:


“《英雄》当然有很多缺点,我自己不认为它是一部完美无缺的电影,但最重要的是我做了一件事件,这件事情一定是做对了:就是如何让观众不看小屏幕,要看大银幕,张扬视听魅力。这一切都做到了。”


的确,张艺谋一定程度上拯救了沉寂的中国电影行业。世纪末,内地电影院观影率极低,到2002年时,因入不敷出而被迫改成歌舞厅的电影院不计其数。至少,《英雄》把中国观众拉回了电影院。


可惜,创下无数纪录的《英雄》刚激起电影人的信心,非典疫情的骤降又无情地把电影市场拖至冰点。一切始料未及。


4月26日,北京市政府下令关停所有公众聚集性娱乐场所,电影院歇业近两个月,生存艰难。牵一发而动全身,受非典影响,《英雄》出品方也被影院拖欠了500万票款。


历来是全国重点票仓的广州,受疫情影响,2003年的总票房相比头年减少50%。大量原定于2003年上半年上映的电影纷纷改档至下半年。而坚持在4月25日上映的《指环王2》毫无意外地遭遇重创,票房不足去年同期《指环王》票房的一半——后者在2002年高居国内票房亚军宝座。


停拍、撤档、延期、项目搁置......疫情犹如一把尖刀悬在众多院线及影视公司的头上,随时都可能落下,结束掉他们奄奄一息的生命。


活下去,成为电影从业人员唯一的目的。


02


冯小刚没有停工。


2003年的非典疫情,并没有如今天这般,导致所有的影视基地停工。部分剧组选择了在防护中继续拍摄。


为了赶上贺岁档,冯小刚的《手机》剧组“逃离”北京,先是落脚在河南某地,随后又转战到山东青岛拍摄。


不料,媒体曝光后,当地居民集体抗议,要求剧组封闭式隔离14天。冯小刚剧组刚落地,便立即前往疾控中心体检,所有人员身体状况确认无误后,便自行在一幢18层酒店里隔离。拍摄,也在这里进行。


几经波折,拍摄进度是勉强保住了,冯小刚却依旧为难。


且不提消耗的时间和金钱成本,《手机》剧情的背景是在北京,怎么避免出现穿帮镜头?情节该如何接续?场景又怎么不见痕迹地自然转换?这些都是问题。


青岛的山与海自然不能入镜。而为了让影片整体更加连贯,冯小刚决定重拍在北京门头沟已经完成的部分镜头,以作备用。好在,当时影片的重头戏已经在北京全部拍摄完毕,在青岛的拍摄任务主要是加工,进行小幅度的修改和补充。


冯小刚在青岛很低调。往年他每次拍摄贺岁片,都会被各大媒体的娱乐板块追踪关注。在特殊的2003年,疫情冲淡了往日的焦点。


尽管如此低调,《手机》剧组依旧遭遇了不少白眼,剧组“京”字车牌被当地人说成是“SARS”牌照。更夸张的是,有一天,没有拍摄任务的葛优想出去透透气,便约了剧组成员去桌球房打球,没想到刚到店里,就有陌生人拿着消毒喷雾剂尾随其后,一行人顿时失了兴致。


冯小刚在暗自蓄力,“中国观众看我的电影所带来的快感,是好莱坞那些大片永远不能够给他们的!”


《手机》最终在2003年12月上映,引起轰动。


图:电影《手机》剧照


彼时,手机还是人们生活中新兴的通讯工具,它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沟通方式。在手机远远没有如今这样普及时,冯小刚就给人们敲响了警钟——技术的出现降低了沟通成本,然而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因此而走近,隔膜仍未冲淡,感情的苍凉与算计如一。


凭借平实的电影内容和深刻的主题,《手机》力压《哈利·波特与消失的密室》以及《黑客帝国2》《黑客帝国3》,以5600万的票房拿下年度票房冠军。虽然没有复制前一年《英雄》的票房神话,但《手机》还是给低迷的电影市场注入了信心。


2003年,国内电影产量虽然比前一年增长40%左右,但整体票房并不好:8部票房过千万的国产片,总票房仅2.05亿。


6月底,北京从疫区名单中除名,但电影人期待中的复苏并未降临。


下半年,当时处于人气巅峰的赵薇接连四部新片上映,除了《天地英雄》收获年度票房亚军以外,其余三部《炮制女朋友》《绿茶》《玉观音》票房惨败,赵薇也因此成为新一届“票房毒药”。


其他想在票房上冲刺的影片也相继落马。影院的冷清,让“赚钱难”成为电影人心头的隐痛。


03


2003年是香港电影濒临死去的一年,也是它破茧化蝶、重获新生的一年。


香港是世界上遭受非典打击最严重的单个地区,甚至超过重疫区北京。据统计,中国内地非典患者累计死亡病例349人,而香港一地,死亡人数高达300人。


其中,淘大花园在3月31日当天感染人数激增至213人。港府当即采取史无前例的紧急行动,将淘大花园感染率最高的E座公寓隔离10天。


在这场香港史上影响最大的安全公共卫生事件刺激之下,人人自危。而2003年对于香港影坛来说,噩耗才刚刚开始。


2003年4月1日18点41分的到来,带走了香港的一个时代。陪着一代港人成长的张国荣从文化东方酒店纵身跃下,他在这个不平静的时间永远离开。


当天深夜,香港民众不顾疫情,自发聚集在坠楼地点,举行烛光追悼活动,并集体合唱他的经典名曲《风继续吹》,直至天明。


台湾作家白先勇曾经在一篇纪念亡友的散文《树犹如此》中,写尽了生死两隔的怅惘离愁与落寞凄绝,用在这里倒也应景。


“美中不足的是,抬望眼,总看见园中西隅,剩下的那两棵意大利柏树中间,露出一块愣愣的空白来,缺口当中,映着湛湛青空,悠悠白云,那是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


人间离思没有冲淡阴霾。


非典和张国荣的去世,让第22届香港金像奖一波三折。数次传出将延期之后,金像奖颁奖典礼最终在4月6日晚如期举办,但红毯环节被取消,内地明星也没有到场,所有人都戴上了口罩。


颁奖开始前,主持人曾志伟发声谈到重压之下的退却与前进,鼓舞士气,“无论1991年的华东水灾,昆明的地震,台湾“9·21”(大地震)事件,我们香港演艺界都会走在最前面,去关心他们,帮他们筹款,今天我们家里有事,我们不可以自乱阵脚。”


“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又一次得以彰显。


颁奖典礼上,为了悼念逝世的张国荣,四大天王同台演唱了《当年情》。而那年的影帝由《无间道》主演梁朝伟夺得,《无间道》获得16项提名,并最终一举拿下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重要奖项,成为那晚的最大赢家。


图:梁朝伟在戏中的经典回眸


如今看来,《无间道》也成为了香港电影最后的辉煌。


非典只是一个诱因。究其根本,是香港电影早已面临日薄西山的命运。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香港电影最辉煌的时候,高峰时期的电影年产量曾达到三百多部。制片快,制作周期短、产片数量多成了香港电影的一大优势,从筹备到上映,最快七天就可以完成。


比如92版的《家有喜事》因等待原定演员档期延误了不少时间,后来找周星驰替换角色救场,该片最终仅用了13天就完成拍摄,并成为当年卖座的贺岁片。93年由王晶执导的《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更是在一周左右就拍摄完成,是一部标准的“七日鲜”电影。


快速的反应和大规模的商业化复制曾经创造了香港电影的辉煌,但它也为日后香港电影的衰落埋下伏笔。


搞笑、武侠等电影素材日趋同质化,透支了观众的耐心和新鲜感,而香港电影曾经拥有广阔的亚洲市场,也在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下,空间也变小。


1997年的金融危机更是让香港电影雪上加霜:电影相关的投资全面萎缩,直接导致电影数量骤降——从巅峰时期的三百多部锐减到五十部左右。到2003年时,香港电影的从业人员已经从巅峰时期的两万人减少到不足五千人,产业人才也在不断地流失。


香港电影需要出口,而打入正处于快速发展的内地电影市场,成为困境中香港电影为数不多的选择。


恰逢此时,一条改变中国电影命运的协议CEPA应运而生。


04


CEPA协议是内地和香港出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目标,而签署的两地之间自由贸易协议。最初,香港电影并未被纳入其中。


时任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会长的吴思远嗅到了机遇。


吴思远、黄百鸣等近百名香港影人集体赴京,申请将电影行业纳入CEPA范畴,最终得以如愿。根据协议,香港华语影片在内地发行不再受进口配额限制;在香港与内地的合拍影片中,港方工作人员比例可高达三分之二,合拍片在内地发行与国产片同等待遇。


2003年,内地同香港签订了CEPA协议。2004年1月1日,协议正式生效,港片就此搭上了进入内地的直通车。


《无间道3:终极无间》成为了CEPA实施后第一部在内地上映的香港内地合拍电影:梁朝伟、刘德华和陈道明联合主演。电影自2003年12月11日上映,两周在内地票房就突破了两千万人民币,并最终在华语电影内地总票房排名第三。


然而,香港电影北上并不容易,看似简单的合拍电影,却经历了漫长的磨合期。


香港电影人一度犹疑彷徨,他们一方面担心内地观众能否接受香港电影的风格,另一方面也担心内地的电影审查制度。


黄百鸣导演的《开心鬼》和《家有喜事》系列电影在香港非常卖座,但北上拍摄合拍片时,他却选择了用更加保守安全的武侠题材试水。


由黄百鸣投资、徐克导演的电影《七剑》搭上了CEPA的首班车,公映后的反响大大出乎黄百鸣的预料。他信心大增,迅速与《七剑》主演之一甄子丹签下三年协议,准备在合拍片领域大干一番。


图:电影《七剑》海报(左下— 甄子丹)


结果黄百鸣扑空了。此后他的几部合拍片票房一路下跌,从《七剑》八千万的票房跌到《导火线》的三千万票房,惨不忍睹。


黄百鸣的尴尬境遇不是个案。


2004年,合拍片里,除了周星驰的《功夫》取得1.6亿票房之外,其它均表现平平。香港电影进入内地后表现出明显的“水土不服”。


黄百鸣开始思考该如何扭转颓势。


此时,一部以中国功夫为主题的美国动作喜剧电影给了他灵感。《功夫熊猫》取材来自中国功夫文化和国宝熊猫,中国元素与影片融合的流畅自然,毫不违和,在内地取得了票房过亿的好成绩。


黄百鸣决定去碰当时罕有人关注的功夫题材——这次他走对了。2008年《叶问》上映,票房过亿,并一举荣获金像奖、金马奖和华表奖。


更重要的是,《叶问》的成功给了香港电影人启示:唯有题材不断创新变化,丰富电影类型,且注重内地市场的喜好,才能真正开拓市场。


于是,香港电影工作者不再于嬉笑怒骂中停留,而是高歌猛进,着力去探索更宏大的文化和历史议题。


《叶问》系列、《梅兰芳》《唐山大地震》《让子弹飞》《建国大业》等合拍作品皆生产于这个阶段。经过五年的磨合,合拍片走向成熟,香港和内地的合拍电影,逐渐成为领跑内地电影市场的佼佼者。



这场变革,也让内地电影从业者打开了视野。更多导演不再受限于“电影的本质是艺术、是文化,它要有深度”的僵化概念,而是望向观众和市场。


香港电影在制片管理、商业化运作等方面优于内地,而内地电影人对于剧本、文学、素材的把握也为香港电影人带来了独特的创作灵感。“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有太多的元素可以供我去想象,去创作,这个对于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周星驰在一次采访中说道。


两地在融合中走向了双赢,而双赢的结果便是中国电影实现了跨越式的进步。


05


“我们好不容易这些年建立起来一个广泛的电影院线,包括很小的城市现在也有电影院。受到打击后,这些影院如果能坚持下来,那么中国电影业的体量就还在。如果很快削弱、减少很多,那就很可惜了。”


2020年3月,第六代导演贾樟柯在微博上写下了他的忧虑。


贾樟柯的忧虑有一定道理。


自2003年中国电影启动产业化改革以来,大陆的民营公司获得了和国营制片厂平起平坐的身份,开始成为电影市场主力。2003年8月8日,随着华夏电影发行公司正式揭牌,中影在发行市场50年来垄断进口发行的局面就此终结。


截止至2003年年底,七家民营企业获得国产电影的国内发行资格。院线制彻底打破了此前画地为牢的垄断发行机制。


随后,电影产量逐年增加;制片单位不断增多;影院建设方兴未艾;电影市场从低迷走向活跃,票房逐年递增……变化仿佛多骨诺米牌一般接连发生,国内电影产业被真正激活。


最直观的是,到2006年、2007年,排队买票的现象成了电影院随处可见的场景。而这一热闹场景是无数电影人曾期许的。


从2008年至2018年这十年间,中国内地电影总票房实现了从43.4亿元到609.8亿元的跨越。中国踏上了电影产业加速发展的快车道,成为全球第二大票房市场,银幕数更是高居全球第一。


2018年,影视行业经历短暂的寒冬,同时也加快了优胜劣汰。电影人曾把希望寄托在这个春天,如果没有这场疫情,业内人士曾预测,2020年春节档票房将突破70亿元大关。


但希望如同泡沫般破碎。


持续增长了十年的春节档票房,在2020年被拖至冰点。如贾樟柯所忧——有的影院,甚至不能挺过这个春天。对于很多中、小影院,春节档的票房收益占到年度总收入的30%。


从1月24日(除夕)至今,中国线下电影市场已停摆两个多月。如今,还有超过1万家电影院尚未恢复营业,全面复工的日子遥遥无期。而观众消除内心恐慌,重新坐回影院的日子,更加遥远。


贾樟柯曾经困惑。


发行作品《山河故人》时,中、小城市影院的院线不给排片。当得知理由是那里的观众不会看这类电影时,贾樟柯很无奈。“我就是在县城里长大的,那时候我既看《峨眉飞盗》也看《老井》。或者院线是对的,但情感上不愿意相信。我们能做些什么?”


如果说十年间,院线编织成了一张密集的网,覆盖在中国的大多数土地,那么,以贾樟柯为代表的电影人曾试图补全这只网的缝隙,比如下设电影节,播放院线不常有小众文艺电影。


贾樟柯试图在眼下的土地耕耘,能多一寸便是一寸,哪怕只是角落。


如今,疫情将这张大网戳破了一个洞,眼见它被一点点撕裂、摧毁,电影人自是见不得这悲剧的发生。


回到17年前,非典见证了中国电影产业的起落和电影人的自救传奇,如今,无论宏观的经济环境还是电影环境,都不可同日而语。


非典时期,中国经济处于景气周期,90年代改革的红利爆发,经济高速增长,人口红利巨大,市场爆发力强。如今,全球经济陷入低迷,市场人口红利衰退。


自救,难,但并非不可能。


强压之下必定也孕育着反弹的蓄力和重生的契机。


2018年,国内影视行业就已遭遇人口红利消散的困境,电影产业迭代是必然。


《囧妈》线上发行,开辟新的上映渠道,在影视行业引发震荡。可以预计的是,从发行、营销乃至制片数字化方面,疫情后或许都会出现更多的创新。


今年2月21日,贾樟柯的纪录片新作《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在第7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特别展映单元全球首映。影片聚焦乡村文学,以四位作家为主体叙述者,通过18个章节讲述了1949年以来的中国往事。


图:《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海报


影片的名字最初是《一个人的村庄》,后来换成了《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取自余华在影片结尾的访谈:


“小时候我在海边游泳,那时,海盐的海水是黄色的,而学校发的课本里却说海水是蓝色的。有一天,我游了很长一段距离,一边游一边想着:希望游出浑浊的黄色海水,一直游到大海变蓝。”


在柏林电影节记者会上,贾樟柯把它解释为一种愚公移山的精神,“虽然长期浸没在某一环境中的个体不会感到变化,但是只有每一个人集合每一点努力去推动,世界的变化才会加快。”


灾难从来都是灾难,但我们得以在疫情里对比并窥探中国电影的命运,去感受电影人的坚韧和不凡。灾难只是按下暂停键,可即便是暂停的画面,也足以让人们看见——中国电影不会死,中国电影人也从未低过头。


正如贾樟柯所期许的一般,所有人正在等待万物复苏,海水变蓝。


部分资料来源:

【1】《17年前的文娱业是如何挺过SARS的?》,王雅莉 , 娱乐资本论

【2】《张艺谋:很不幸,第五代被我“搅和”了》,老轲,看电影

【3】《2003的中国影坛变革:电影人不免感觉悲壮的年头》,吴晓东,中国青年报

【4】《10000家电影院没有电影的40多天》,每日经济新闻,每经头条

【5】《除了擦干眼泪,电影人如何自救?》,吕玥,深响

【6】《疫情对各产业带来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清和,虎嗅

【7】《《焦点访谈》20120702香港十五年特别报道(三):香港电影再迎春天》

【8】《《焦点访谈》20170622 香港故事(一):合拍更精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首席人物观(ID:sxrenwuguan),作者:殷万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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