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
2020-04-22 06:52

不确定性

来源|智本社(ID: zhibenshe0-1)

作者|清和

头图|IC photo


2020年,负油价,负利率,负增长,疫情世界大流行,美股连续熔断……我们这代人见证了太多奇迹(悲剧)。


当今世界已沦为“鹅厂”,养着一群“黑天鹅”。


新冠疫情突袭人间,打乱了几乎所有人的预期,推翻了所有经济学家对今年的经济预测。经济学家的数学模型没能捕捉到新冠疫情这只“黑天鹅”。


这恰恰印证了“黑天鹅”的特性以及世界的属性——不确定性


仅过去几个月,世界上很多人、很多家庭、很多企业、很多城市和国家的命运被强行改写。


我不确定2020年是不是人类当代史的转折点。很多人担心,每天睁开眼就有“不确定性”闪袭而来。


我们该如何应对?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深入不确定性的本质,探索人类是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存续下来的。


01. 恐惧的基因:自然的不确定性


在远古时代,人类先祖“裸奔”于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天崩地裂之中,大自然的不确定性给他们带来深深的恐惧。


这种恐惧基因甚至可能历经千万年传递到我们现代人身上。神经系统学的最新研究支持恐惧基因(stath-min基因)遗传假说——恐惧是一种遗传性的情绪


这次新冠疫情世界大流行,再次触及现代人最底层的恐惧基因,唤起了我们最为原始的认知:如何应对大自然的不确定性?


人类今天所有的文明,包括语言、文字、医学、宗教、经济学、政治学、国家制度等,根本上都是为对抗自然的不确定性而创造的。


动物在求偶、呼唤同伴及遭遇威胁时会发出不同的叫声。人类的语言也是从最粗糙、最简单的表达中发展起来的。先从肢体语言发展为音节语言,从单音节再到多音节。农耕部落的音节通常要比草原部落更加丰富,比如粤语的九声六调。


倘若表达不及时、不准确,可能被敌人生吃了。若声音不够洪亮,便难寻配偶交配。语言与声音,是对抗不确定性与淘汰的武器。


病毒对人类的威胁其实一直都存在。人类对传染病知之甚少,目前多数传染病源自动物,但是我们并不知道,病毒是在什么条件下变异并传染给人类的。传染性病毒是典型的“黑天鹅”,人类史上如黑死病、SARS等诸多传染病都是来无影去无踪的。


当人类“打盹”时,新冠疫情突袭人间。这次,我们显然没有准备好,没有足够的检测试剂盒,没有疫苗,没有特效药,缺乏有效的全球化治理及人类协作(国际秩序崩盘之际)。


当人类反应过来时,病毒也开始变异,不急于杀死宿主,以无症状的方式纠缠,施以缓兵之计等待“援军”。接下来,就看你的“援军”快,还是人类的疫苗、特效药快。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人类一直在与“魔鬼”边际赛跑。这个魔鬼包括豺狼虎豹、病毒以及人类邪恶灵魂的部分,可能还包括外星敌人。


如今意大利人不是罗马人的后裔,西伯利亚人不是匈奴人的后裔,秘鲁人不是印加人的后裔。人类能够活到今天,有一些偶然,也有一些必然——人们创造了宗教、政治学、经济学、科学及国家制度来对抗不确定性。


最先登场的是图腾崇拜。图腾崇拜是一种宗教,给远古先人以心灵慰藉,以降低对自然的恐惧。


恐惧源自不确定性,缓解恐惧的最初的办法是解释不确定性,尽管有些解释是胡编乱造。


华夏部落最初崇拜太阳神,中华民族人文太始祖、三皇五帝之首太昊伏羲氏便是太阳神,以龙为图腾。


太阳神驱逐黑暗、狂风及暴雨,给予先祖安全感。华夏之“华”,通“花”,小篆形似花草,意为耀眼、鲜艳。《周易·大过卦》中有“枯杨生华”,《诗经》中有“皇皇者华,于彼原隰”,“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人类对大自然的不确定性提出真正挑战的是政治的出现。


政治是人类集体行动的制度。人类最初的政治萌芽在蒙昧的氏族组织之中。


著名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以印第安人为样本探索了氏族制度以及远古人类的生存面貌,在1887年出版了人类学里程碑式的作品《古代社会》。


在这本书中,摩尔根认为,“政治观念的发展”要早于“财产观念”。他发现,原始社会组织递进的序列是:氏族、胞族、部落和部落联盟。氏族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原始社会单元,部落联盟是氏族制度的最高形式。[1](《古代社会》,路易斯·亨利·摩尔根)


中国炎帝族和黄帝族是力量强大的部落联盟。根据《列子·黄帝》中记载:“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前驱,雕、鶡、鹰、鸢为旗帜。此以力使禽兽者也。”


这说明华夏部落当时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役使禽兽”。还有一种解释是,熊、罴、狼、豹、貙、虎为六个氏族,以动物图腾称之。当时,部落政治的任务,除了领导部落战争,便是治水,如黄帝后代大禹治水。


这时部落首领属于政治强人。他们主导图腾崇拜从自然力崇拜过渡到生殖崇拜、神灵崇拜,将原始宗教与部落政治合二为一,目的是以人格化的超自然力驾驭部落。


《列子·黄帝》中还记载:“疱牺氏、女蜗氏、神农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状,而有大圣之德。”他们都有“大圣之德”,黄帝号轩辕氏,发明车,以龙为图腾;炎帝号神农氏,发明农具,以羊为图腾。


到父系氏族时代,私有制产生了,需要更加高级的组织来捍卫私人财产。于是,以财产及疆域为基础的国家制度逐渐替代了氏族制度。


在16世纪之前,政治是人类抵抗自然不确定性的核心力量。国家是当时人类集体行动最高级的组织。


英语、法语、德语中的“政治”,皆来自希腊语,最初的含义在《荷马史诗》中解释为城堡、卫城。欧洲人以城邦抵御外敌,城邦政治包括统治、管理、生产、战争,西罗马帝国时期的城邦政治不包括宗教。到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开始政教合一,天启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完全取代了原始宗教,世俗政府与宗教势力相爱相杀。


罗马帝国属于城邦联合体,不属于中央集权的国家。罗马帝国无力组建常规军队及文官体系,各城邦只能自建武装、兵民合一,以抵御海盗、游牧部落袭扰。


古代中国则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强大的世俗政府压制着包括宗教在内的一切力量。


由于土地肥沃、河流纵横、物产丰富,加上统一货币,中央有能力武装一支强大的常规军队及文官体系来管理神州,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汉语的“政治”与欧洲不同,政为政令,治为教化民众。


在应对灾害时,这种中央集体政体表现出强大的执行力与稳定性。法国著名汉学家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在其著作《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中指出,中国明清时期的“应用官僚制度”在治理水灾、旱灾方面颇为高效。[2](《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魏丕信)


当时,国家的主要任务是赈灾,国家机器保持高度警备状态,官僚与地方士绅构成一个稳定的赈灾体系,同时维持一定的粮食储备。


从部落时代到政教国家、民族国家时代,政治几乎抗衡自然不确定性的唯一力量。


政治力量统治了生产方式。在当时,信息不对称,生产力低下,交费费用奇高,市场交易和劳动分工是一种高风险的制度安排。所以,政治力量摒弃了市场交易,选择了农业计划的方式,以维持粮食供给、社会稳定。


根据气象水温规律,中国摸索出一套基于二十四节气的农业计划,将自然的不确定性转化为相对确定的规律,并加以用之。如谷雨,“雨生百谷”,此节气降水多,适合春耕插秧。


或许,更科学的逻辑是,为了维持稳定的粮食供给,构建了一套由农业计划、集权政治、宗教统治环环相扣的国家机器。


千万年过来,人类先祖们靠政治力量存活了下来。


如何评价政治力量对自然力的对抗?


我想,人类能够延续至今,至少说明了政治力量的历史价值。


面对威胁与恐惧,人类先祖们选择投入政治强人、宗教领袖及国家机器的怀抱,以牺牲自由来换取卑微的生存。


但是,这种看似稳固强大的组织权力往往崩溃于“泰山之巅”。权力越集中,组织越脆弱,改朝换代越频繁。这是一种“有组织的无序”。


根本问题在于,权力政治没能创造边际效用递增,任由甚至加速边际效用递减击溃权力体系。


政治力量主导的农业计划经济导致人类生产效率“千年停滞”。


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使用“国际元”计算出:公元1000年前西欧和中国的人均GDP都长期停滞在450国际元及以下水平。[3](《世界经济千年史》,安格斯•麦迪森)


农田肥力呈现递减,导致农业收成呈现递减规律。土地长期耕种,粮食越来越少,如果人口持续繁衍,则可能出现饥荒。这时该怎么办?通常,农民会选择休耕、轮作及拓荒等方式缓解粮食危机。


但是,这些方式只是在数量上扩张,缓解“边际递减”,没能在效率上实现边际递增。由于资源有限,数量扩张容易引发存量斗争,如掠夺及吞并战争;同时给政治统治边界提出了挑战。


古典政治经济学之父威廉·配第最早关注到土地肥力递减的问题。后来,大卫·李嘉图、马尔萨斯做了大量的研究,马尔萨斯认为,人类反复掉入因人地矛盾引发的陷阱之中——瘟疫、饥荒及战争(马尔萨斯陷阱)。


人类试图用政治权力的最高智慧化解自然力的不确定性,但边际效用递减反复击溃这种固若金汤的社会组织。


由于生产力的千年停滞,在与魔鬼的边际赛跑中,人类反复被病毒屠戮。14世纪中期的黑死病掳走了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口,天花肆虐人间几百年。


为了维护统治及抵御不确定性,政治力量宁愿维持这种低效无能的制度。越是灾难降临,民众越依赖于政治力量的庇护。


如此,人类应对自然不确定性的生存法则陷入了“马尔萨斯陷阱”。


02. 均衡的失败:市场的不确定性


不过,14世纪中期这场黑死病击溃了欧洲人的千年幻觉。


在死亡与恐慌的笼罩下,宗教成了人们唯一的“避难所”。最初,教会告诉黑死病患者,这是天神下降的责罚。


患病信徒日日祷告,反复鞭笞自己的身体,并周游各地成为行者,试图减轻罪责。


疫情继续无情地肆虐,教会又将黑死病嫁祸给恶魔、女巫以及犹太人,以转移矛盾。另一边,教会大量出售护身符、基督像敛财,连香水与醋都被一抢而空。


最终,红衣教主及神职人员也被瘟疫收走了。


信徒们开始动摇了,他们不再坐以待毙,走出教会医院试图寻求解救之法。这场惨绝人寰的灾害,打开了人类历史的潘多拉魔盒。(详见《瘟疫战争(世界篇)》)


黑死病导致大量农奴死亡,土地荒芜,冲击了城邦经济。城邦领主不得不向农奴妥协,将土地出租,过去的人身依附关系转变为市场化的契约关系。


过去,政治力量的根本问题是以控制人的自由来换取稳定。黑死病过后,对人的禁锢逐渐开放。16世纪,宗教改革加速了人的解放及思想启蒙。自由的农民、流民、商贩、海盗在城邦周边、港口附近兴建起了集市与小城镇。


十五六世纪,由于货币的统一及普及,欧洲国家以货币纳税替代劳役,像中国一样形成了一只常规军队及文官体系。这时欧洲的中央集权国家快速形成。


但是,欧洲各国的中央集权势力很弱。为了发动吞并战争(意大利战争),各大领主不得不向小领主、城镇商人举债,催生了共同债券市场(《价值的起源》,威廉·N.戈兹曼)。中国的政治势力强大,财政以税收为主体。欧洲国家政府的征税能力不足,其财政以债券为主体。


16世纪,欧洲各国都面临财政危机,不同的融资方式决定这些国家的不同命运。荷兰、英国王室的征税权受限,只能靠鼓励商业以获得更多借贷与税收。西班牙与法国王室则相反。[4](《西方世界的兴起》,道格拉斯·诺斯)


在当时,债券型财政国家比税收型财政国家更有机会转型成为现代法治国家。


16世纪开始,人类开始逐步走向边际递增时代。欧洲人发现了美洲,开启了首次全球化。这时,人类应对自然力的挑战越来越强。


所谓“天不生牛顿,万古如长夜”,牛顿开启的近代科学,是对抗自然力的关键力量。


自然科学建立在实验与逻辑推理之上,发现自然物质的形态、属性与运动规律,并加以利用。


到目前为止,科学是人类对抗自然力唯一可靠的利器。


比如,人感染了病毒,服用了某药物后,这人病好了。仅此判断这药物可治此类病症,这样是不可信的(可能自愈而非治愈)。现代医学要经过随机双盲大样本,通过实验数据证明此药可杀死此类病毒,才能称之为可“治疗”。


所以,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藏药、印药,只要经过随机双盲大样本,都是可信的。疫苗、青霉素、阿司匹林等有效地预防、抑制、消灭了不少传染病。这是近代科学给我们找到的一条可靠之路。这就是科学“抗疫”。


又如,使用现代化肥,改进耕种及育种技术,便可解决土地肥力递减问题,促进粮食产出递增。这就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除了近代科学,宗教、人文及社会科学,到底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牛顿的宇宙观改变了宗教历史。宗教改革后,天启宗教转向以自然神论为核心的自然宗教。孟德斯鸠、卢梭等启蒙思想家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世界有他的规律。


政治不再是唯一可靠的力量,政治力量摆脱了神权统治,政教国家正在向民族法治国家转变。


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将科学技术与制度变迁概括为社会进步的两大力量。好的制度及人文环境,有助于孕育科技创新,同时防止技术作恶。


近代科学、法治国家之外,对抗自然力的第三大支柱应该是自由市场。


自由市场取代了之前的农业计划经济。自由市场彻底改变了农业时代的“千年停滞”,创造了无数财富。


与农业计划经济相比,自由市场的力量在哪里?


十六七世纪,国际贸易给西班牙、荷兰等贸易国带来巨额财富。当时的重商主义代表托马斯·孟认为,贸易互通有无促进了财富的增加。


到了十八世纪中期,旺盛的国际贸易改变了供给模式,刺激了劳动分工及工业生产方式变革。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劳动分工与自由交易是财富之源。


很可惜的是,当时英国工业革命刚刚开始,斯密没有将技术这一个关键要素纳入增长函数之中。后来,李嘉图、马尔萨斯、小穆勒没能在劳动分工的基础上触碰到技术的增长之阀,同时痴迷于自由市场。


到了19世纪下半叶,边际主义兴起,经济学进入了均衡时代。瓦尔拉斯、马歇尔等新古典主义者利用完美的市场均衡范式来解释经济增长——否定一切不确定性,彻底忽略了人、工程师及企业家的因素。


与英国相比,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逻辑更加深入经济本质。


让·巴蒂斯特·萨伊使用主观价值论(有别于斯密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供给是财富之源,即供给创造需求(萨伊定律)。


斯密的追随者巴斯夏综合了萨伊、杜尔阁的观点,将自由市场解释为自发秩序,有别于农耕计划经济的人为秩序。自发秩序的力量在于解放了人类,是符合规律与人性的秩序。


从16世纪开始,人的解放,释放了无穷的创造力,近代科学、法治国家以及自由市场彻底改变了人类史,似乎击溃了一切来自然界的威胁。


但是,解放的人类,本身也是一种不确定性。


20世纪初,人类对自身力量的崇拜已登峰造极。


1900年,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威廉·汤姆生(开尔文男爵)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演讲时说,物理大厦已经落成,物理学已经相当完美、成熟,所剩只是一些修饰工作——“只剩两朵乌云”。


后来,这两朵“乌云”延伸的微观物理击溃了经典物理大厦。物理学再次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大多数学科开始从过去宏观的、均衡的、低维度的范式,转向微观的、非均衡的、高维度的及不确定性的方向。


1914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空前的灾难将欧洲的财富洗劫一空,震撼了欧洲学者。剑桥大学的一群年轻师生开始怀疑其导师马歇尔、庇古所传授的均衡经济学及其所解释的完美世界的自洽逻辑。


当欧洲多数国家被拖入战争泥潭时,一场西班牙大流感突袭而来。短短一年多时间,全球10亿人被感染(当时世界人口只有17亿),数千万人殒命,死亡人数超过了一战。各国无力征兵作战,只能提早结束战争。


西班牙大流感警告人类自然力的威胁一直都在。当人类放慢技术创新的脚步之时,当各国自相残杀之际,病毒便赶上脚步迅速偷袭。


当今世界进入技术周期底部、金融周期顶部以及国际秩序崩溃边缘,新冠疫情突袭我们,顺手刺破了全球资产泡沫,击穿了油价,正在击溃全球化秩序,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人类用自由市场之力抗击自然之力的不确定性,但市场的不确定性又反噬人类。当前,自然之力的不确定性,还与市场的不确定性深度纠缠,令世人焦虑不安。


03. 致命的自负:人类的不确定性


市场的不确定性,本质是人的行为的不确定性。


哲学家罗素说:“对确定性的追求是人类的本性,也是一种思维的恶习。”


一战后,美国经济呈现“非理性繁荣”。1929年,大危机爆发,并引发持续多年的大萧条。


经济学家能够接受经济危机,但是不能接受大萧条,因为大萧条意味着市场自愈系统失灵,与均衡经济学是相违背的。


这场大危机改造了经济学家的世界观。凯恩斯、斯拉法、罗宾逊夫人等一群剑桥经济学家彻底与过去的理论决裂。凯恩斯发表了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给迷茫的经济学家们以新的方向——不确定性,给恐惧的世人以救命稻草——政府救市。


凯恩斯学说以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流动性偏好三大心理定律为立论基础,推导出有效需求不足引发经济危机。凯恩斯强调通过政府财政扩张来刺激有效需求以促进经济复苏[5]。(《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


凯恩斯的需求经济学终结了萨伊学说在欧洲大陆的统治。但其实,凯恩斯三大心理定律站不住,不能推导出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米尔顿·弗里德曼使用永久收入假说及统计分析驳倒了凯恩斯学说。


凯恩斯成为了人类认知史(经济学)上的一个拐点,之前的经济学为确定性学说,之后的经济学为不确定性学说。


大量学者加入了凯恩斯主义阵营,研究市场失灵及经济不确定性。哈佛学派创始人张伯伦、凯恩斯主义的旗手罗宾逊夫人,分别创立了垄断竞争论、不完全竞争论理,终结了“斯密自由学说传统”。


凯恩斯的追随者斯拉法从要素流动性出发,提出“经济增长的结果,将是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工资与利润之比朝着不利于工资的方向变化”,如此需求不足、贫富差距定然撕裂社会经济。


凯恩斯主义另一位旗手萨缪尔森,使用乘数-加速数相互作用原理,说明市场均衡的失败。新凯恩斯主义者用信息不对称理论判断,市场中会出现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


纳什均衡及博弈论的出现,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似乎是釜底抽薪式的。以囚徒困境为例,纳什均衡表明,个体理性行为导出的却是群体非理性的结果——斯密学说的破产。


从大萧条到1960年代,凯恩斯学说统治了经济学界。但是,很遗憾的是,经济学家并没有找到人类对抗自然与市场不确定性的科学理论,相反使用了人类先祖最为原始的办法——求诸于政治强人及国家机器庇护。


灾难来临,人类是否愿意牺牲(部分)自由以换取保障与安全?


这个问题至今困扰着世人。


当人类信仰权威政治时,意味着悲剧已经不远了。


大萧条之际,苏联计划经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与欧美世界形成鲜明对比。欧洲一批自由主义学者拥抱了苏联计划主义。同时,希特勒上台,纳粹主义与德国历史学派鼓吹国家主义。


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哈耶克多线作战:


他们批判兰格的苏联计划主义,认为信息分散、价格信息缺失导致经济计算失败,进而导致计划经济失败。[6](《社会主义》,米塞斯)


他们批判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才是危机的元凶,根据商业周期理论,判断货币供应过多导致市场价格扭曲及信用扩大,诱发经济危机。[7](《价格与生产》,哈耶克)


他们批判新古典主义,认为均衡范式在方法论上失败的,自由放任的错误思想给干预主义提供了历史机会。[8](《人的行为》,米塞斯)


他们批判纳粹主义与德国历史学派,认为国家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9](《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


其实,新古典主义的均衡,凯恩斯主义的干预,与苏联主义的计划,都有着共同的特征:上帝视角。新古典诉诸于绝对理性,凯恩斯诉诸于完美政府,计划经济诉诸于超级计算机,殊途同归——试图以“上帝之手”解决经济问题。这就不能解释,在米塞斯与兰格的大战中,新古典主义大师居然站在了兰格一边。


哈耶克将欧洲学者的笛卡尔理性主义以及干预主义批判为“致命的自负”。


经济是个体行为相互博弈的自发秩序。“上帝之手”的思维将经济视为一个权力体系,与经济规律相悖。


哈耶克继承了法国政治经济学家巴斯夏的自发秩序思想,从信息分散推导出经济不可预测。在他看来,不确定性是经济的常态,因为没有人能够掌握所有完整的市场信息。


奥地利学派像金庸小说中的“逍遥派”,虽然武艺高强,但超凡脱俗。他们的态度常常是“与其告诉你做什么,不如告诉你不能做什么”(或许更接近经济学的真谛)。


大难当前,你总要给人一根救命稻草吧?


哈耶克在其《自由宪章》中反复强调:“自由是有代价的。”[10](《自由宪章》,哈耶克)


人性,总是依赖安全,又追逐自由!


自自由市场兴起以来,人类所面临的市场不确定性似乎有增无减。当今世界,我们面临金融的脆弱性、经济全球化的脆弱性。


人类的恐惧根本上是信仰的恐惧。你相信自由市场吗?亦或是,你相信权威政府吗?


自大萧条以来,经济学没能形成一套令人信服的理论,没能建立一套有效的市场制度。这让人内心的恐惧无立锥的“避难所”。


市场,是一系列不确定性契约的集合。有限责任制度、杠杆交易制度、期货制度、股票交易制度等市场制度激励个人行为的同时也在释放风险,诱发不确定性。不管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都忽略了制度建设。


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指出,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人的行为非理性,人们必须在危机爆发之前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以约束人们在危机时受恐惧驱使的非理性行为。[11](《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道格拉斯·诺斯)


图:经济绩效与制度自由度,来源:智本社


市场的不确定性,源自市场制度的自由度边界。


诺斯没有定义什么是有效的经济制度,他只是说交易费用低的制度。制度的自由度分为确定性、不确定性与风险。


确定性,类似于塔勒布《黑天鹅》中的“平均斯坦”,即受到集体事件、常规事件、已知事件和已预测到的事件的统治;不确定性,则是“极端斯坦”,受到单个事件、意外事件、未知事件和未预测到的事件的统治。[12](《黑天鹅》,塔勒布)


风险与不确定性如何区分?


我这里使用富兰克·奈特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的观点:风险是可度量的不确定性,是可用概率可估计的可靠性,不确定性则没有概率评估支撑。[13](《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富兰克·奈特)


比如,购买谷歌股票属于风险行为(市值支撑,可评估风险),俄罗斯转轮则属于不确定性。


确定性的制度和不确定性的制度,都趋向于无效益。市场制度自由度处于“风险”级别,经济效益最大化。


过去的农业计划经济制度市场自由度几乎为零,扼杀了不确定性,也扼杀了创造性,经济效益极低。这种社会最终崩盘于无效率。


次级贷款制度、交易杠杆制度将制度的自由度从风险级别向不确定性方向扩张。当风险投资完全演变为“赌博投机”,这种市场崩盘于非理性。将制度自由度拉回到风险风险级别,旨在抑制人的非理性。


在不确定性的制度中,反身性、叙述谬误、幸存者偏差等信息不对称,以及人类的非理性,将扩大风险敞口,直至失控。


负油价与倒牛奶、负利率本质是一样的,供给端的极端过剩补贴需求端。这是人为创造的不确定性制度(失控的央行制度、石油寡头垄断)的恶果。


事实上,当今多数经济危机,均是人为创造的“不确定性”制度的后果。财政赤字货币化融资、失控的央行、土地垄断、高杠杆交易、负利率政策、房地产货币化、全球化下的法定货币及民族国家制度,推高交易费用,阻碍要素流通,增加经济杠杆率,诱发经济危机。


我们如何应对不确定性?


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曾经是经济学家中的首富,他以自身的经历总结了“债务螺旋”理论,深入了大萧条的本质。[14](《繁荣与萧条》,欧文·费雪)


费雪告诉我们,危机本质是债务危机,构筑债务护城河,将资产负债表拉回到可控风险级别,才能有效地应对不确定性。


面对全球化的脆弱性,我们应该退回到民族国家、经济主权界限之内吗?


在全球化时代,封闭的民族国家属于确定性的低效制度,开放的民族国家属于不确定性的低效制度。唯有从民族国家转变为全球化契约国家,才能在全球化风险与收益中找到平衡。


以制度的方式,将不确定性拉回到风险级别。正如沃尔克法则将混业金融拉回到风险(相对)可控级别。


所谓“在不确定性中找到确定性”(《本事》,基兰·弗拉纳根),其实是找到我们心中的信仰(信念)——技术、市场、人文主义、全球化契约国家及科学治理。


危机来临,人类身上的风险基因容易击溃心中的信仰,人们很自然地像先祖一样寻求政治强人及国家机器的庇护。


所以,有勇气的人才配得上信仰。一个没有勇气与责任品质的民族,无法拥有强大的自由市场与尖端的技术。


我在今年的开篇文章《国运2020|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结尾处这样写道:“不确定的一年已经开启,我想,我们这代人最需要的品质,中国最需要的品质,便是勇气。”


参考文献:


[1]《古代社会》,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商务印书馆;

[2]《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魏丕信,江苏人民出版社;

[3]《世界经济千年史》,安格斯·麦迪森,北京大学出版社;

[4]《西方世界的兴起》,道格拉斯·诺斯,华夏出版社;

[5]《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商务印书馆;

[6]《社会主义》,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7]《价格与生产》,哈耶克,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8]《人的行为》,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五南出版公司;

[9]《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0]《自由宪章》,哈耶克,商务印书馆;

[11]《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道格拉斯·诺斯,格致出版社;

[12]《黑天鹅》,塔勒布,中信出版社;

[13]《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富兰克·奈特,商务印书馆;

[14]《繁荣与萧条》,欧文·费雪,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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