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其公开电视讲话上表示，中国抗疫存在“灰色地带”，暗指中国的数据存在造假嫌疑。笔者目前就读于比利时法语鲁汶大学，基于比利时和法国从社会结构到抗疫举措等层面极其相似的状况，以及比利时和法国“公开透明的准确数据”，来讨论一下目前比利时和法国抗疫之战当中是否也存在着“灰色地带”。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ID：hangyeyanxi），作者：李尧（比利时法语鲁汶大学社会学博士），编辑：kyk，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在开始本文的讨论之前，我们可以先看几组法国和比利时的数据：
1.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4月21日，比利时共计感染40,956例，死亡5,998例，测试数为167,110例，检出率约为24.5%；法国共计感染155,383例，死亡20,265例，测试数为463,662例，检出率约为33.5%；欧洲的防疫标杆国德国共计感染147,103例，死亡4,862例，测试数为1728357例，检出率则为8.5%。
可以看出，比利时和法国的检出率相当恐怖，其中法国尤为恐怖，达到了40%以上，在此之前检测数较少时，甚至有某些工作日检出率达到50%以上，可以称得上是“工匠精神”了，一查一个准，也从侧面反映出，法国和比利时目前官方公布的数据只是冰山一角，冰山下面还隐藏着大量未检出的病例。
我们甚至可以推测一千一百万人口的比利时实际感染数据已经超过或即将在不久的将来超过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十四亿大国的感染数据，并且比利时的拐点尚不明晰，后面可能还有更多的病例出现。
2. 目前比利时有1204名患者处于重症监护当中，比昨天减少26人，889名患者使用呼吸机，比昨天减少26人，离比利时的重症病房红线1900还有很大距离，并且这个距离还在不断拉开，看起来比利时的形势也在不断转好，但这跟我们看到的奇高的死亡率并不相称。
目前比利时死亡率13.2%，是全欧洲死亡率最高的国家。根据比利时官方的解释，其医疗系统在统计的时候是将未确诊但是类似于新冠肺炎死因的人群也列入新冠肺炎的死亡名单当中。
3. 那么我们就需要寻找一下这部分医院外死亡的人数究竟来源于哪里了，比利时当地时间4月15日上午11点，比利时官方公布4月14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454例，共进行13434次检测，首次日检测数破万，在此之前日检测数通常处于5000上下。
当天在比利时进行的13434次测试当中，在医院进行了2563次检测，在养老院进行了10871次检测，该日也是比利时检测数和确诊数最多的一日，原因就是这一天集中对养老院进行了一万次以上的检测；而在4月14日的死亡数据当中，103人在医院死亡，173人在养老院死亡。
我们再来看一下法国的数据，法国的养老院死亡数据是在官方网站上单列出来的，其官网上4月15日的数据显示，截止当天法国养老院系统共计确诊14393例，比前一日新增1343例，现存疑似病例27264例，比前一日新增584例，死亡6524例，比前一日新增924例，无论是法国还是比利时，有一半以上的死亡都发生在养老院。
4. 这种事情在欧洲并不是只有比利时和法国两国出现，据英国天空新闻网14日消息，根据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爱尔兰和比利时五个国家的统计数据显示，新冠肺炎在欧洲造成的死亡病例近一半来自养老院，五个国家中养老院死亡人数的占比分别为53%，57%，45%，54%和42%。
该网站表示，英国养老院实际死亡病例可能要比政府公布的数据高，因为官方数据不包括尚未得到检测便死亡的病例。
5. 根据西班牙媒体4月16日的新闻，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加泰罗尼亚总死亡患者人数为3855例，但加泰罗尼亚大区在自行公布的数据当中更改了新的计数方法，该大区的死亡总患者的数字从3855例增加到了7097例，原因就是加泰将死在养老院和住家里的患者也纳入了数据统计当中去。加泰罗尼亚大区主席Quim Torra呼吁其他大区和加泰罗尼亚一样采用相同的死亡患者计数方法。
6. 因此我们可以反问一下，比利时的医疗系统是否面临崩溃的境地。根据新闻报道，比利时林堡省的重症监护室已达极限，哈塞尔特市（Hasselt）的杰萨医院的41张床位被占用了40张，东林堡医院的41张重症病床也被占用了36张，甚至有20名确诊患者从林堡省转移至其他省的医院以缓解病床紧张；布鲁塞尔首都大区的医院也趋于饱和，但是看似其他省份医院的病床数还有结余，尤其是瓦隆大区（法语区）的确诊数相对较少。
7. 但是我们从医院死亡数占比反过来进行推断，4月14日医院死亡人数占比约为37.3%，而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占用率则约为54%，由此可以看出，尽管目前比利时的重症监护病房（及呼吸机资源）绰绰有余，但是如果比利时实现对所有重症患者应收尽收的话，根本无法实现重症监护病房的有效供给，全国都会落入到意大利、西班牙或法国那样的医疗系统崩溃的境地。
反过来说，将养老院的老年人留置在养老院，大大减轻了比利时的医疗系统在新冠疫情面前的压力。法国则已经不需要论证其是否已经落入医疗系统崩溃的境地了，法国的重灾区东北部已经开始将新冠患者向西南部疫情轻微的地区和德国等邻国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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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4月11日~12日，布鲁塞尔警方在周末执行针对新冠病毒的措施时，开出了近500份罚款和近200份报告，主要针对的是聚会或不遵守1.5米距离的人，以及正在进行非必要旅行的人。法国总理于4月20日的发布会上表示，封城以来共进行约1350万次检查，开出了80万张罚单。
同时，比利时等国的海关开始加大征税力度，根据笔者和比利时留学生朋友的经历，目前如果在比利时等国的海关被抽中的话可能会被征收到比商品价值更高的关税，据推测如果在国内购买了医用口罩邮寄到国外的话，会被按照FFP2口罩（相当于N95或KN95的效用）的价格来征税。政府采取一种对抗性的态度来处理与个体之间的关系。
比利时和法国疫情的糊涂账
事实上，比利时和法国很可能并不是主动如此公布养老院病例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略显曲折的过程才真正实现了这样的病例公布，其中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对相关的信息进行梳理并进行一些推测。比利时和法国的进度不一样，但是大致上采取了类似的步骤：
1.4月4日，Philippe De Backer部长办公室宣布，比利时的检测能力已经提高到每天1万人次，这归功于列日大学研发自动化测试试剂提高检测速度，还需要制药工业比如葛兰素史克，UCB和Janssens制药公司的协助，使用他们的基础设施加上上述试剂，就能实现每天1万甚至2万的检测数量。
随着检测能力的提高，比利时表示需要调整检测优先顺序，重点关注养老院。养老院已有许多疑似病例被隔离，但因为试剂短缺无法检测，也就无法确认是否感染，所以是接下来当局重点解决的问题，短期将可能进行2万人次检测。
2.截至4月5日，比利时卫生研究院Sciensano表示，由于缺乏测试工具包，新冠病毒测试仍然仅限于症状明确的人或接触确诊病例的人。4月6日，在比利时新冠病毒每日新闻发布会上，病毒专家Steven Van Gucht指出，比利时死亡人数和死亡率在欧洲均处于较高水平，这可能是由于比利时公布数据的方式导致。
比利时公布死亡人数时，不仅包括了医院中百分百确定因感染病毒死亡的人，还包括那些认为新冠病毒是导致死亡原因之一的人，甚至计入了医院外，比如家中或家庭护理中心的死亡人数。这些通常是脆弱的老年人，怀疑他们可能感染了病毒，但没有得到实验室证实。
3. 4月6日公布的死亡数据中，有80%是在医院去世，20%在医院外。4月7日SPF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4月6日全国医院共有162例新冠死亡病例，但是在4月1日至4日，佛兰德斯大区（即荷兰语区，占比利时领土面积大约一半）的养老院死亡241人，在之前的统计数据中没有计算进去，这些死亡病例怀疑与新冠肺炎有关，因此在4月7日把这些数据统计进去。因此，比利时死于新冠肺炎的病人总数上升至2035人（4月5日死亡总数是1632人）。
从这一天开始，比利时官方在公布死亡数据的同时也开始分别公布医院和养老院的死亡数据。法国的养老院疫情则更为扑朔迷离，至今仍然未有一个明确的数据。法国也在4月6日这天公布了大量的养老院确诊病例，由前一天的70478例“骤然升至98010例，其中包含医院系统74390例和养老机构的23620例”。
数天之后的4月13日法国官方表示两个数据并不能简单相加，因为二者之间具有交叉重合的地方，这一天将确诊病例数更正为95403例，但是不难看出从4月6日法国开始正儿八经地统计养老院确诊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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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4月16日的数据，法国总共确诊了108847例新冠肺炎患者，其中有16585例是来自于养老院的，当天较前一天新增2192例；同时存在有31925例养老院疑似病例，较前一日新增4661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新冠疫情统计网站上显示的总数据量是法国总确诊量108847加上养老院疑似病例31925得出的数据。
因此法国官网上计算出的新冠肺炎死亡率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计算出的死亡率是不一样的，在法国官网上计算出的死亡率居世界第一，而根据后者数据算出的死亡率则排名居于比利时之后。法国的疫情，尤其是养老院疫情，也是一笔糊涂账。
4. 4月15日下午比利时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之后，首相宣布养老院和残疾人中心科员开放探视，探视者只能是同一个人，此人必须在15天内无疾病，同时表示将在养老院对老年人和护理人员进行21万次测试。
而同一天下午，布鲁塞尔卫生部质疑该条款并且仍然不允许探视，佛兰德斯大区（荷兰语区）于16日中午颁布了禁止所有访问的法令，那慕尔市（法语区核心城市）市长宣布全面禁止访问该市的养老院。法国养老院从4月20日起可以去养老院探望老人，条件是只能由一个人进行探视，并且保持个人距离。
5. 4月18日新闻，比利时弗兰芒养老院检测结果显示，其3154名员工当中，有16%的比例确诊，6244名接受测试的老人当中有20%的比例感染新冠病毒。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比利时和法国此前并不开放对老年人的探视，许多将父母送至养老院的子女并不知道父母真实的健康状况，同时许多护理人员尚未接受测试，存在大量的轻症和无症状患者，而且由于目前护理人员紧缺的现状，并不能保证所有低烧、咳嗽和乏力等症状的未检测护理人员都能够在家隔离，因此目前比利时和法国的养老院出现大范围感染是不可避免而且也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两国的实际感染人数和死亡病例数都是一笔糊涂账。
我们从一家法国和比利时的连锁养老院官网上看到介绍说，比利时的养老院（EHPAD）欢迎85岁以上且确实需要身体/或心理帮助的人们，养老院可以容纳患有慢性和/或退行性疾病，阿兹海默氏病或其他导致丧失自主权的疾病的老年人。
所以说这部分人在比利时属于绝对的弱势群体，可能连智能手机都无法使用，因此其子女可能也无法全面了解老人在养老院的具体情形。此前在社交媒体上有人质疑比利时政府故意让轻症护理人员上岗，就是想要让老年人大面积感染，减轻国家的养老负担，我们虽然无法证实这一消息，但是这一质疑也从侧面印证了目前比利时和法国养老院疫情的严峻状况。
福利国家的困境
事实上，之所以比利时和法国的养老院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危机，是因为比利时和法国的养老负担实在是入不敷出了。法国在这方面尤为典型，如果当前法国政府不采取任何措施，养老金体系的潜在赤字将于2025年达到190亿欧元。
2019年12月法国爆发了一场大罢工，这场罢工虽然不如2018年秋天的黄马甲运动那样闹得世人皆知，但同时也是影响非常深远的一次罢工，这场罢工的主因就是法国总理维朗推行的养老金改革。
在法国，巴黎公共交通公司RATP的职员56岁就可以退休，高速铁路TGV的驾驶员则更早，可以在52岁就退休，退休金是3000欧元，这一金额是个体户的两倍。为了减轻财政负担，法国希望以单一积分制体系取代多轨制的养老金体系，消除特权群体，首先被拿来开刀的就是福利待遇最为优厚的法国国营铁路公司SNCF职员的反对，进而导致了持续一个半月的SNCF大罢工，巴黎地区的RATP职员的罢工导致了90%以上的地铁线路中断，巴黎交通几乎陷于瘫痪状态。
这也不是第一次因为养老金改革而导致的罢工了，早在萨科齐时代就曾经进行过延迟退休年龄的改革，此次改革遭遇了极大的阻力，但是萨科齐最终实现了退休年龄的推迟，并且付出了连任失败的代价。
但是奥朗德凭借废除延迟退休年龄法案的竞选纲领获得了2012年总统选举的胜利，并在上任后不久废除了该法案。但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奥朗德上任之后也必须要面对养老制度改革难题，在他的任上也遭遇了大规模的罢工，最终也连任失败。
实质上在法国没有人认为法国不应该修改养老保障制度，没有人认为法国在不改革的情况下养老金缺口可以自动填上，但是也没有人愿意让延迟退休年龄和降低退休金降临在自己的头上，所以每当出现养老制度改革的时候就会有人站出来反对，越是像SNCF这样的核心部门，越是会选择罢工的方式来进行对抗，越是容易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
在比利时和法国，医生之间和医疗系统之间，医疗系统与政府之间，政府部门与政府部门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互相推诿的现象，在明确的有法律规定的自身的职权范围之内，会按照法律的形式进行管理；在自身的职责之外，则存在着一条明晰的界线，不属于自己的职责就完全不去干预；在很明显的具备操作性空间的职权之上，会出现明显的不违法但是违背常理而无人问责的行为，并且在追责的问题上，很难有充分的理由对其定责。
因此在法律可以明确介入的情况下，通常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但是在法律规定不明晰或者无规定的情况下，就是求助无门了，就像那位比利时的12岁小女孩，以及在法国和比利时养老院那数千名或数万名未能获得检测就已经去世的弱势群体。方方老师形容中国是“时代的一粒灰，落在每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大山”，那么在比利时和法国：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每个人头上可能就是一次太阳氦闪”。
法律赋予了人民享受优厚养老保障的待遇，同时提供了优秀的基础设施的保障，但同时也给予了养老院的弱势群体在维护个人权利上的巨大空白，有着许许多多的人无法获得检测并不是因为这个国家缺少检测试剂，只是因为医生可以大胆地拒绝为其提供检测。
如果说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强大的唯一标准就是看这个国家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那么可以说比利时和法国对待养老院的老人的态度就是没有态度。固然比利时和法国等西方国家在制度化和规范化等方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长处，但是作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必然要保障在制度和法律无法顾忌到人民的地方，能够提供一条通路。
博弈还是协作？
当然，笔者并不意在否定比利时和法国存在大量的“最美逆行者”，有许多医护人员和警察奋战在抗疫一线，或者坚守在养老院，为了比利时和法国人民早日恢复正常秩序呕心沥血，但是目前比利时和法国的疫情仍然未见起色，养老院的死亡人数居高不下，我们需要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探讨一下目前局面的形成原因。
我们如果从政府的行政能力、社会治理能力的视角来看的话，可以作出一个初步的总结性结论，那就是比利时和法国的治理能力相对较差，不足以发动起全社会的力量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一个全新的挑战。但是我们需要从另外一个视角来对此进行探讨，那就是从社会契约的角度，把政府及其行政部门当成一个契约的主体来进行讨论。
与中国中心化的权力结构相反，欧洲社会当中的权力主体并不是中心化的，而是在一系列契约的基础之上建构起来的，同时契约又需要不断的变化来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因此存在着长期博弈的过程。
契约本身就隐含了签订契约的双方主体（乃至多方主体）之间的对立性，尽管这种对立性并不是所有情况下都会演化为对抗。因此在契约社会中的博弈方式可以简单区分为平和的博弈和对抗性的博弈两种方式，很不幸的是比利时和法国采取的是更加对抗式的博弈方式。
当触及到养老金改革和油价等问题时，社会对抗尤为激烈，并且容易发展为社会冲突，比如游行示威以及警察和示威群众之间的暴力冲突。比利时和法国的社会运动参与者奉行的是在斗争当中获取利益最大化的逻辑，而两国政府同样奉行与人民对抗的态度来强推自身的改革政策，同时在法律和制度未涉及到的地方尽量压缩政府的开支。人民与国家之间互相对抗的态势导致问题无法得到真正解决，集体利益让位于个体利益，而国家又反过来侵占某些个体的利益。
我们在目光所及的地方看到的是秩序，是老百姓自觉排队，是人们见面的时候彬彬有礼，是无处不在的受到法律和制度规范的对于弱势群体的便利措施，但是在我们目光所看不到的地方是斗争，是个人利益最大化，是隐形的利维坦。
回到福柯身上，我们该如何理解其看似诡谲的权力概念，那就是在非核心化的权力结构之下，权力被打散，并弥散到了生活中的各个角落，任何一个人都是权力的来源，但是责任却又无法追踪。
社会保障制度曾经被社会科学赋予了整合社会的期望，但是很不幸，社会保障制度冲击了家庭传续观念，反而使得每个人更加的个体化。任何一个人都有权不戴口罩，因此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将病毒传染给他人，而不承担任何责任；同时任何人都无法确保自己在必须出门去超市购买生活必需品和去药店购买药品的时候，能够不被感染，任何人都是权力的受体。
（图片来源于网络）
新冠肺炎是一个全新挑战，必须要有以国家为单位的集体行动才能够成功应对，目前看来真正进入拐点的国家如中国、韩国、以色列和奥地利等国，都采取了强制性的集体行动来防范疫情扩散，如公费大面积检测和全民强制进入封闭空间佩戴口罩，其余尚未采取此类措施的欧洲封城国家，都还尚未走出平台期。
如果想要真正提升国家应对短期和长期危机的能力，最根本的做法仍然是摒除国家和人民、集体和个人之间对立的契约思想，兼顾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如果没有集体利益，那个人利益也会在危机面前不堪一击，也就谈不上对于弱势群体的保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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