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乐观情绪弥漫中国电影业、也是泡沫最盛的 2014 年，总投资 7.5 亿的《阿修罗》立项启动，但因为残破的工业体系，以及制作方的重重失误，野心勃勃《阿修罗》最终滑向失控，在上映三天、票房不到 5000 万时黯然撤档。
欧·亨利说，人生是由大哭、抽泣、破涕为笑组合而成，而在这之中，抽泣占据了绝大部分。对参与者来说，制作《阿修罗》的过程也大体如此，除了破涕为笑的日子遥遥无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时尚先生（ID：esquirecn），作者：王宇，编辑：杜强，题图：《阿修罗》剧照
出了一点故障
进入深秋，草场地飘了一点儿小雨。中午，董明安守在公司的会客区，准备接待又一批来看《阿修罗》的陌生人。票房惨败后，因为主动撤档，这部投资 7.5 亿的电影看起来还有一线生机。为了给重映招徕合作伙伴，片方安排了这次小范围放映。作为负责 3D 制作的前合作伙伴，一年多来，董明安坚持提供免费的接待场地。
观影结束后是讨论环节。鉴于《阿修罗》目前的处境，难免会有潜在合作者想“趁火打劫”，这种时候，董明安就觉得时间难捱，好在他只是旁观者，转个身就能离开。
但制片人杨真鉴不能。会议室是向董明安借的，白炽灯的功率很大，忍着腰伤把自己塞进那张小小的黑色皮革座椅后，杨真鉴的脸上就带着一种不太自然的神情，你很难分辨那是痛苦还是不安。
即便已经亏掉了 7.5 个亿，杨真鉴仍尽力保持着体面。黑色的休闲西装配牛仔裤，杨真鉴总是用这身装束配他中长微卷的洋派发型，就像他总是抓住一切可能，尽力打破一种受难堪境遇胁迫的沉默，坚持重申《阿修罗》是个奇迹。讨论开始前，他曾招呼我挨他坐下，向董明安介绍我为联系采访所做的努力。“通过各种渠道，追了我一个月。”他语调夸张，既像是褒奖，又藏有不难察觉的炫耀。
在望湖公园那座如今已当违建拆除的四合院里，杨真鉴曾对朋友宋方金说：“方金啊，我在哪儿，哪儿就是中国电影的中心。”事后回想起来，宋方金还想反驳，又觉得困难，只好先赔上一句“这个也对”。他真正想说的是：“你不能太自我，你不了解微信，也不了解微博，你不了解这个时代正在发生什么。”
但王彪霞了解。作为投资人，她为《阿修罗》先后投、借一个多亿，讲起这重关系，会下意识地叹一口气。所以，讨论环节，面对有可能合作的同行，当杨真鉴谈起好莱坞电影工业对《阿修罗》的影响，王彪霞就忍不住打断，“还有两分钟”。另一次打断发生在他谈论当时的市场判断：在百亿美金的中国电影市场，《阿修罗》1 亿美金的投入是正常的数字，没什么了不起。王彪霞的提示仍是——“还有两分钟，真鉴老师。”
没人否认，杨真鉴拥有过人的演讲能力。一个常被提及的传说是，他用单场时间超过 3 小时的 400 多场演讲为《阿修罗》融到了 7.5 亿。
但现在，王彪霞留给他的时间只有两分钟。这最后的两分钟里，杨真鉴的意思是，该实现的，《阿修罗》都实现了，片尾“几千个好莱坞制作人员的名字”就是证明。所以，《阿修罗》只是“出了一点小故障”，值得被更多观众看到。他语气自然，但听者如坐针毡，气氛就变得异样。
来客里最有份量的是楼总，“在院线上很有实力”。到同行发言环节，楼总克制地提了一小处剪辑建议。但几轮对话下来，还是忍不住下了结论，“我从来不看玄幻小说。玄幻这一块儿，国内观众接受度弱一些。”他最终伸出的援手是提供一批质量更好的 3D 眼镜。
车总是导演，正拍一部投资 2000 万的主旋律电影，讲晋城企业家的创业故事。“问题太多了，没有让你看下去的欲望。”他说。车总习惯在下判断前铺垫长长的理论，比如，“电影创作有五个要素：本子、票子、班子、路子、凳子，简称‘五子登科’。”听到理论，王彪霞就频频点头，“这是真正的专家。”王彪霞说。但在催促中匆匆结束演讲后，杨真鉴就一言不发。车总最终的建议是重构剧本，重拍一部电影。他的言辞太锋利，场面就很紧张。“当然这样说不太好。”意识到气氛不对，车总试图收回话锋。杨真鉴理应在这个时候说点儿什么，但他还是什么都没说。
好在做宣发的窦总救了场。“车老师说的问题现在解决不了，咱捡能干的聊。”电影 5 月要上了，重拍，现有的素材都用不了，他说，当务之急是少花钱多办事，尽可能地回收成本。至于故事，最实际的做法是在现有的叙事结构下大幅压缩。
修修补补的讨论持续了不到 50 分钟。大家准备起身走了，杨真鉴勉强开了口：“也特别欢迎大家跟我们合作。”
不够直接、不够迫切，匆忙间，投资人王彪霞进一步坦白：“我们现阶段，宣发方都还没有确定，我们想广泛地找，找到合适的跟我们一起再往前推进。”
一屋子人呼呼啦啦地站了起来。“各位是不是单独再聊一下呢？”没人搭腔。杨真鉴离开会议室，躲进了董明安的办公室。“你留一下。”王彪霞叫住车总，“你觉得有什么办法？你来帮我们把把关？”
可能抓住了一次机会
《阿修罗》上映前，杨真鉴接受过几次采访，以制片人和《画皮》系列操盘手的身份。他喜欢在与《阿修罗》有关的表述后面加上“级别”：超过 1 亿美金的制作费是“好莱坞 A 级入门电影级别”；自己发掘的年轻导演是“工程师级别”；故事题材是“东方级别”；价值观是“人类级别”等等。
他确信，相比核心圈里的核心人物，自己会是引领中国电影产业向前半步的人。
野心是从《画皮》开始的。在电影票房过亿就可称“奇迹”的 2008 年，《画皮》拿下 2.32 亿。4 年后，续作《画皮 2》首试 3D，虽然口碑平庸，但票房“狂揽 7 亿”。自此，电影行业就有了一个创造两次票房传奇的“《画皮》团队”。对外，杨真鉴的角色是艺术总监和营销总监，提出了“东方新魔幻”的类型概念，负责全部的艺术规划。挂名“艺术总监”，因为那是“统领艺术工作的最高职位”。
2012 年 8 月，《画皮 2》下映不久，杨真鉴给女儿安娜打了个电话：“我想玩儿个大的。我想做个好莱坞大片。”
当时安娜 12 岁，在广州读初二。她后来在一封信中说，因为爸爸拍电影，她可以见明星、走红毯，在床垫下的信封里塞满各路明星的签名。娱乐、消遣、高跟鞋和酒会，这就是她当时理解的拍电影。所以，当杨真鉴在电话里袒露野心，她没有疑问和反对。
在政策和资本的双重驱动下，2011 年中国电影银幕数量增速达到 48.4% 的历史高位。从那时起，野心勃勃的从业者就已经看到了中国电影市场增长的无限可能。繁荣的市场顶开了从业者的职业天花板。2013 年，在《金刚王》剧组遇到杨真鉴的时候，动作导演张鹏正尝试回中国当导演。从做武行替身算起，他已经在好莱坞摸爬滚打 20 年。
而在两次票房大赢后，杨真鉴开始琢磨怎么把电影卖到国外。中国电影产业贸易逆差长期存在的背景下，2013 年，进口电影在国内收获 90 亿票房，而国产电影海外销售仅有 14 亿。助手麻朝俊跟杨真鉴去过几次电影节，戛纳、香港。距李小龙在好莱坞成名已近半个世纪，他们意识到，有卖点的依然是动作电影。
动作导演高翔还记得杨真鉴和张鹏合作之初选定的题材，少林寺和尚抗倭的故事，有点儿像《斯巴达 300 勇士》，叫《800 和尚》。
即便是与杨真鉴最亲近的麻朝俊也弄不明白要拍的电影怎么就变成了预算 5 个亿的《阿修罗》。或许是因为极速增长的市场刺激了杨真鉴的野心，他想要比“卖电影”更大的东西——效仿好莱坞“创世”，做真正的视效大片。
一切都站在野心这边。2014 年，中国电影银幕数量增长到 24304 块，观影人次达到 8.32 亿，全年电影票房总收入逼近 300 亿人民币，一切指标都在以超过 30% 的速度保持增长，永不停歇似地“再创新高”。在这一年，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电影消费第二大国。
超级视效大片会带来颠覆性的市场反应，杨真鉴当时这样判断。投资 5 亿，收回成本需要 30 亿票房，面对一个涨疯了的市场，单片票房达到 30 亿算什么野心？
事后回看，杨真鉴承认自己对市场的判断过于乐观。“但你没有办法不乐观。”想想《画皮》吧——3000 多块银幕的时候，《画皮》的票房是 2.32 个亿；7000 多块银幕（注：据公开数据，2012 年银幕数实为 13118 块）的时候，《画皮 2》是 7.02 个亿——超过 6 万块屏幕的年代，票房 30 亿有什么不敢想？
“赢过的人和没有赢过的人不一样。”杨真鉴说，“5 个亿的投资当然大了。但你赢过，就敢争取更大的目标。这不是赌博。”
电影项目的融资似乎也变得非常容易，哪怕目标是几个亿。宋方金形容那是“没有千万级投资项目的时代”，咖啡馆里洽谈的影视项目动辄就是几个亿。几乎所有用来给项目融资的 PPT 上，“拟邀请”一栏里都写着：黄渤、黄晓明、范冰冰、Angelababy。
宋方金据此提出“漫咖啡四大神兽”，流传至今。“那时候你做一个亿的项目都不好意思拿出来说。”采访宋方金时，社交媒体上讨论的正是大投资的《上海堡垒》、《长安十二时辰》，提到它们，宋方金猛拍一阵桌子，“都是那时候做的！”
“那时候真是，你不要钱，别人都恨不得塞给你钱。”专注影视的投资人毛成胜至今都觉得不可思议：“明明这杯咖啡我只需要 10 块钱，你非要给我 100 块钱，你说‘拿着吧拿着吧’，我就想，我要这个钱干什么？”似乎所有的钱都开始往电影业里涌，毛成胜用“登峰造极”形容资本的疯狂。
“热钱、傻钱、不良资本，不是开玩笑，搞屠宰的、开饭馆的、卖火腿肠的，全在 2014 年进来了。”宋方金回忆。
敏感的从业者感到被一种躁动的力量催逼，深耕行业的人开始产生搭不到车的恐惧。毛成胜说：“你自己去看就会发现，那么多资本都抢着进一个片子，那时候只要有一个成色亮一点的片子，所有的钱都可以往里面来。”
夸张
在望湖公园的四合院，当杨真鉴拿着好莱坞美术指导绘制的“六道轮回”概念图，向来客展示“创造一个世界”的野心时，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儿发懵的感受。动作导演高翔对此的描述是“特别 high 的那种”。
“啊？你们想得这么夸张？”在北京将台路滨河 1 号一幢用于办公的别墅，执行制片人阿 Paul 向我做了一个能充分表达“夸张”的手势。2015 年的初春，麻朝俊在北京找到他的时候，他正给程小东的电影做执行制片人。
阿 Paul50 多岁了，1991 年入行，从助理制片做起，直到成为执行制片人，见多识广，即便如此，他还是选择用“夸张”——他在那座四合院里最深刻的感受——概括与《阿修罗》有关的一切。下午 1 点半，他背窗坐着，冬天的阳光把他剪成了一个发光的轮廓。阳光太好了，让人忍不住代入角色，重新找回那种被砸懵的感受。
“创世”代表工业电影的生产力。按照宁夏电影制片厂厂长杨洪涛的解释，《画皮》系列做到第三部，需要升级，交代清楚九尾妖狐“小唯”的世界。创造“群妖”比创造世界更难。杨洪涛没有理由不支持弟弟杨真鉴的尝试。
杨真鉴考虑过从《西游记》、《聊斋志异》等中国古典神话小说中选择模型。但它们都缺乏对新世界如何运转的想象。直到他找到“六道轮回”。
杨真鉴在北京的临时办公室设在了七棵树创意园，背阴的二层小楼里，会议室的天花板很矮，粗壮的下水道紧挨投影幕布，每过一阵就响起富有节奏的冲水声。即便是遇到那样讨厌的噪音，沉浸在“创世”梦想中的杨真鉴也不为所动。
“用轮回法则天然串起六个世界，别人创造一个世界都难，我们一下就有六个！”整整 4 个小时，杨真鉴竭力陈述着“六道轮回”的故事设想。空气浑浊，时尚先生Esquire记者努力让自己挺直腰背保持清醒，但还是被看出了困意。像是感到被冒犯，亢奋中的杨真鉴有点儿生气，要求我站起来，以保持听讲的注意力。
阿 Paul 没想到杨真鉴会选择“六道轮回”。没多少人熟悉“六界”，也没人知道轮回以后的世界是什么样，虚构人物也没有原型可参考。对市场的反应，阿 Paul 没有把握，而且二期投资已经从最初预估的 5 亿涨到 6 亿，从业 28 年，他还没有经手过同等投资规模的电影。
阿 Paul 与杨真鉴相识于《画皮》，当时他随香港制片团队入组，而杨真鉴代表资方把控剧本。阿 Paul 摊开双手，“《画皮》是知名的香港导演来拍。但《阿修罗》这部戏，导演不熟，演员不熟，题材不熟，反而投资最大。”
4 年后，在颐堤港二层嘈杂的咖啡馆里，香港灯光师马文能把杨真鉴的野心简要翻译为：“做一部没人能超越的、中国的《阿凡达》。”说完这句话，这位外形酷似黑泽良平的香港灯光师露出一种复杂神情。
但在被野心和希望主导的年代，杨真鉴从未遭遇过公开的质疑。常见的是一种迟疑：“投资太大，跟不起”。听到这句话，大家就默契地举杯，喝酒或者喝茶。投资人之一，一家名为“当代明诚”的上市公司甚至针对制片公司、导演和主要演员的过往业绩做了详细测算，结论是：《阿修罗》稳赚不赔。
廊坊只有一家喜来登
决定加入前，阿 Paul 的疑虑只有一个：主创都是外国人，那剧组究竟由谁来掌控？杨真鉴当场保证，主控的一定是中国人。
一开始，杨真鉴只想按惯常做法，在国内找人完成概念设计。他找过几个年轻人，绘画的娴熟度不成问题，但模仿美国大片的痕迹很重，且都是单干户，无法承担一部电影数量庞大的体系化设计。但不甘心就此放弃，才转向国外寻找。
在好莱坞发展多年的导演张鹏就成为资源窗口。但尝试邀约了各种人，态度不是轻慢就是拒绝，几番周折，终于找到一名叫 Keith 的英国设计师，请他来到中国，双方沟通、Keith 画图，如此相处了一段时间，事情才算有一点儿谱。
电影制作就像熟人社会，当你可以选择合作伙伴，你一定会选使你信任、志趣相投的人。所以，当 Keith 决定加入后，又请来了意大利美术总监 Oscar Chichoni，资源开始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多。墨西哥籍的视效总监 Charlie Lturriaga 入组以后，向导演张鹏推荐了同为墨西哥籍的摄影指导 Patrick Murguia。后者入组以后，又请来了刚刚结束《长城》拍摄的灯光师马文能。马文能入组的条件则变成请自己信得过的外国机械组。摄影、机械和灯光联系紧密，三个部门打包进入，加起来有 100 多人。
最终，将近 300 名外国主创来到中国，几乎包揽各个制作部门的“部门长”一职，负责《阿修罗》各个制作环节的创意和设计。
高翔还记得收到邀约那天，得知自己将要合作的制作阵容，他的反应是：“可能吗？像梦一样！”杨真鉴最终把对剧组筹备的满意简化成两个字：“神迹。”
尽管对项目的市场判断持保留态度，在得到杨真鉴关于控制权的保证后，阿 Paul 还是爽快接下了担任执行制片的邀请。阿 Paul 试图向我解释两种矛盾态度何以在一个职业制片人身上自洽。“因为他真的希望引进一些外国技术给中国人去学，令中国的电影市场和技术更成熟。”一开始，阿 Paul 坚称是被杨真鉴的理想所打动。察觉到这番说辞难以打消我的疑虑，阿 Paul 决定“说难听一点”：来这个剧组，跟外国人学习，还有钱拿，何乐而不为？
“神迹”落地，执行制片人阿 Paul 却已经一筹莫展，有一处摄影棚在廊坊大厂，这样大规模的外国制作团队，住宿都成困难。廊坊只有一家喜来登，根本不可能容纳所有的外方人员。阿 Paul 只能安排各部门的部门长优先入住，剩下的人员就找比较干净的 7 天酒店安置。
“你想想 7 天酒店对外国人来说到底怎么样？”但没有别的办法，丑话说在前面，能接受就来，不能接受，也只有这样的条件。
在众多部门长中，威亚部门的负责人石峰是少数具备国际制作水准的中国人。在《阿修罗》以前，石峰曾与导演程小东合作几十个项目，为人熟知的是《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但真正使他具备国际水准的并非影视项目，而是与舞美大师 Mark Fisher 合作的广州亚运会开幕式。整个开幕式以威亚表演为创意核心，连位于珠江江心的四个高达 80 米的船帆设计都由两百人的威亚表演决定。
为了跟上 Mark Fisher 和外国团队的制作要求，不会使用键盘打字的石峰花费 1 年时间自学了 CAD 工程图，才适应流程化的沟通合作。他从小习武，但学习 CAD、适应国际团队过程之艰困，使他一度觉得“这个坎儿过不去了”。某种程度上，石峰的职业成长能够说明《阿修罗》的制作班底何以使国内的从业者如此兴奋。
《阿修罗》不同于国内其他剧组的细节有很多，比如，剧组的伙食很好，甚至每天都有下午茶，每周都能享受单休。但最大的不同是：规模前所未有的庞大。经纪人翟婧言去探班，按照以往的习惯，她要为剧组里的每一个人买点儿东西。但《阿修罗》剧组有 1500 人，得知这个数字，她放弃了，最终只给主创买了咖啡。在《阿修罗》以前，她见过最大的剧组——《道士下山》——也不过近千人。1500 人，就算只买瓶装饮料，一辆车也运不进去，更何况也消费不起。
《指环王》的服装设计师
演员董琦发现自己很想拿到《阿修罗》的角色，是在大厂影视基地三层楼的服装加工厂里——在《阿修罗》以前，她从未见过剧组为演员服装开辟一个工厂。更让董琦惊讶的是，有一百多个“老外”在那里做衣服，安安静静，敲敲、缝缝、补补。灯光打得很强。该怎么形容那种艺术博物馆一样的氛围和精致？
“吓到了，惊呆了。”董琦说：“你知道吗？他们给我的感觉不是做衣服，而是做工艺品。”
那是 2016 年 7 月中旬，《阿修罗》开机已经一个多礼拜。头天晚上 11 点，经纪人翟婧言接到选角导演的电话，请董琦到大厂的摄影棚试戏。所有的信息都是“保密”，对方只告诉她，女二号临时要换。翟婧言隐约知道那是一个很大的项目，圈子里都在议论，私下打听演员究竟想定谁。
幸运降临的时候，董琦一无所知。在摄影棚卫生间门口，董琦还在等另一位女演员，一个外国女人同她打招呼，“你是演员吗？”得到肯定答复，她拉住董琦，要求她到二楼试衣服。
衣服很复杂，有专人负责为她穿脱铠甲，手臂、肩膀，光是一片一片地穿上衣服，就得耗费半小时。大概是一天之内重复了太多次，帮她穿脱的姐姐看上去很不耐烦。衣服是皮质，按之前女演员的尺寸做的，稍胖或稍瘦都不会好看，但董琦穿起来意外地合身。她能感觉得到，拉她上来的人很满意，而且，对方在剧组很有权威——董琦被她拍照，正面、侧面，各个角度。
董琦后来才知道，那个人是凭借《指环王》得了奥斯卡的服装设计师 Ngila Dickson（奈拉）。事实上，导演张鹏对董琦的试戏表现并不满意。但最终，董琦拿到了角色。后来，执行制片人告诉她，为了给服装制作留出充足周期，奈拉急于确定演员人选。将董琦的试装照发给导演张鹏时，奈拉告诉他：董琦非常合适。
对于传奇般的奈拉是如何加入《阿修罗》的，存在几个不同的叙述版本。在阿 Paul 的叙述中，一切平平淡淡，顺理成章：奈拉与已经谈妥的摄影师共用一名经纪人。她想开拓中国市场，也对中国人尝试魔幻题材颇有兴趣。《阿修罗》筹备阶段，刚好奈拉在北京筹备《卧虎藏龙 2》，当晚约她，被告知约满，第二天早上，她突然告知当晚有一起用餐的时间。之后保持接洽，直到签约。
但在杨真鉴的叙述中，过程就变得戏剧而曲折。
《指环王》三部曲服装造型师，奈拉，在好莱坞赫赫有名，是奥斯卡奖获得者，我们数次邀约，不来，说：“中国电影？根本不可能。”有一次她路过北京，我和导演跑到宾馆，把人家揪到了我的工作室，她说我没有这个安排，我说你作为一个伟大的电影人，你一定要看一下，不枉此行，哪怕你听我一下，看一下我们的设计。她说我只有半小时，结果她在我那里整整三个半小时。讲完了她说了三句话，坐在沙发上看着我，她是很优雅的一个女性。她说：“我喜欢你。”吓我一跳。她的眼睛很勾人的，但是岁数有点大。就说我喜欢这个项目。一个半月以后，这么伟大的一个电影艺术家跟我签约了。
顶级的投资，顶级的制作团队，《阿修罗》的幻梦似乎在奈拉决定加入的那一刻达到高潮。
动态融资
加入《阿修罗》是灯光师马文能的审慎决策。除了和摄影师 Patrick 合得来，更重要的是“老外”加入带给他的安全感。毕竟，按照好莱坞的习惯，工资要提前两周支付，只有资金安全的剧组才能做这样的保证。
开机后，马文能发现自己还是失算了。小小的拖欠不时发生，有时工资会晚发一周。作为自己公司的老板，马文能对此表现得迟钝而宽容。但拍摄地转到青海后，因为剧组又一次没能在约定时间内支付工资，外国主创决定集体罢工。机械组是马文能拉来的，也设置在灯光组内，马文能感到自己负有责任，决定先帮剧组垫付 180 万的工资，以便自己的部门能及时复工。
“我不想拖垮整部电影。”解释那笔垫资时，马文能看着我的眼睛。“有些老外可能只是来打工，不会看重这部电影，但对我来说，它是作品，真的是我的一部分。”但马文能也承认，垫资时，他完全不清楚剧组的融资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
“通常资金筹备工作完成 70% 以上，电影项目才会进入拍摄阶段。”在最近出版的《电影行业“入圈”指南》里，徐峥这样告知电影新人。这个数字也得到阿 Paul 的认可，它是规矩，也是常识。
与常识相悖，杨真鉴认为，剧本开发完成的情况下，只要有 30% 的资金就可以开机。《阿修罗》开机前，预算已经调整到了 7 亿，而杨真鉴设定的融资目标是 2.5 亿，只要达到这个数字，剧组安全。
但开机时，因为资方反悔，实际上就连 30% 的资金也没有到位。
临时毁约的都是打过交道的基金公司，算是旧相识，对他们的融资能力，杨真鉴曾深信不疑。签约之后，杨真鉴甚至收到了额外的口头保证。但开机之前，旧相识发来消息：“老杨，实在没办法，原来答应好的钱，彻底到不了了。”
开机前本应到位的资金少了 1.5 亿。投资方少支付 20%、30% 甚至 50%，都还有转圜余地。但结果是“颗粒无收”。这样的违约合同数量“不下两个”。而一个规模 1500 人的剧组，仅维持基本运转一天的支出有几百万，设备、材料，各种大项支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事后杨真鉴形容自己“陷入一种悲壮状态”。
命悬一线的情况下，杨真鉴决定豪赌一把：如期开机。那意味着融资进展稍有放缓，剧组就要陷入资金链断裂的窘境。事后再看，杨真鉴的豪赌正是《阿修罗》陷入恶性循环的开始。从那时起，“制作的每个阶段都是最缺钱的阶段”，直至电影正式上映。
“当时敢这么做，是因为（行业）是最良好的状态。都疯狂了嘛，大规模的投资对你趋之若鹜。”回忆起对融资常识的违背，杨真鉴谈起 2013 年到 2015 年的影视行业，他相信只要做出一个世界级的电影，融资不是问题，而动态融资也是常有的方式。
事后，当我问杨真鉴为什么不能推迟开机，他愣了一下：“开机前停下来可能导致整个剧组解散。比起这个风险来……你首先一定不会去冒这个险。”前期的概念设计已经烧掉 1 个多亿，剧组解散，意味着所有的投入都打了水漂。
为了融资，杨真鉴不得不放弃到现场监管和实时决策的权力，回到北京，在望湖公园的四合院里，持续约见一批又一批同行、朋友、基金经理和投资人。态度积极的只有两种人：刚入行的和想入行的。而基金经理通常在 2 到 3 个月的漫长接触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后来，融资变成了杨真鉴的个人借款，再后来，借不到钱的杨真鉴抵押了广州的住房。
《阿修罗》宣传期那条广为流传的消息——“资本少帅张家豪两小时决定投资，资金两天到位，占比最大”——也被证明是一个谎言。事后，当我问起张家豪的入局过程，杨真鉴忍不住痛斥：“某种角度，是老子个人担保，他借钱，算成是他投资。这个人赖到你一点招都没有。可以说是脸皮太厚！”
从来没有尝试过
当杨真鉴在后方一筹莫展时，董琦已经在动作组做了长达 3 个月的体能训练。不过，爬上青海坎布拉国家森林公园一座由硬土和石块构成的小山后，董琦还是“喘了半天”。150 米的高度。上山前，动作导演高翔指着头顶上的威亚装置告诉她，“那就是过两天你要飞的地方”。
那是一条长度为 260 米的威亚索道，为一场“空中大战”而设。被《阿凡达》震撼过的人不难理解张鹏的渴望。但《阿凡达》的“空中大战”是 CG 做的，很贵。张鹏只能通过真人实拍实现它，这让外国制作人直呼“疯狂”。
那是石峰做过的“最极致的”影视项目，无论是环境的复杂程度、威亚设计的难度还是工程量。钢架结构要运上山，要在山上挖掘基坑做好预埋结构，但山上没有路，仅是把物料运上去就已经是极为庞大的工程。
在这种情况下，张鹏选择了难度更高的拍摄方案：单机长镜头的动作群戏。那意味着，拍摄时只要有一个人出现失误——哪怕是身处后景的群演——整场戏都要重拍。
在剧组，你想提高标准，挑战难度，就意味着付出更大的代价。张鹏希望《阿修罗》的动作戏“有所突破”，因此，武行在开机前 4 个月就已正式入组，开始动作设计和训练。第一次动作测试，十几个人在只有一脚宽的铁桥上用相同的速度冲刺跑。所有的机器到位，开始拍摄，从第二个镜头开始，严重的受伤接连发生。那天，高翔把 4 个兄弟送进了医院。接受采访时，高翔正在澳洲拍戏，在电话里回想这段经历，他的情绪开始失控：“真的，那天我不知道是怎么过的。”
为了使单机拍摄“空中大战”的画面更有冲击力，张鹏希望摄影机实现空中 360°拍摄。张鹏在好莱坞见过一种能在空中承载摄影机旋转的吊台，但涉及到核心技术，那家公司不愿租借。按照张鹏的要求，石峰花了很大的力气把那台设备开发出来。后来，有一个“需要拍摄屋顶奔跑画面的剧组”听说有那样一台设备，找到《阿修罗》的一名副导演，进剧组探看。“张鹏知道后，第二天就把他开了。”石峰说。
到了阿 Paul 那里，因为标准太高，动作戏基本无法按计划完成当日的拍摄目标。为了完成目标，“时间表天天改”。但演员的档期早已排定，顾此就会失彼。统筹找他哭诉：“真的谈不下来，烦得不得了！”阿 Paul 只得亲自出面协调，极力避免超期。超期，那意味着每天几百万的超支灾难。
好莱坞的工业体系
另一重困难在于，《阿修罗》的场景规模太大了。这是美术总监 Oscar Chichoni 设计过的最大的场景：35 个拍摄场景，搭建总量是 8 万平方米。邢延荣是美术部门的副部门长，从业超过 20 年，从未在单体电影项目中搭建过如此庞大的场景。他参与过的《拉贝日记》已经不小，但《阿修罗》的体量数倍于它。有的场景造价高达 2000 万。
每个拍摄场景都要有无数需要调试的细节。对夹在片方和主创之间的阿 Paul 来说，好莱坞工业体系意味着每一个制作部门都能提出各种让他筋疲力竭的高要求。
比如服装部门，群众演员的衣服都是手工绣制，件件都堪比女明星走红毯时的晚礼服，而且是每个样式只有一件的定制款。“简直漂亮得不得了。”阿 Paul 说起来，赞叹的语气里夹杂困惑。为此，奈拉不断催逼导演、副导演，要求尽快确定演员人选，以便确定尺寸加紧制作服装。
群众演员的试装耗资也见所未见。第一次到剧组，跟服装设计师见面；第二次是试白衬衫；第三次是定妆；第四次是修改；改完还要来第五次。阿 Paul 从椅背上离开，前倾身体，瞪大了眼睛，伸出左手的五根手指：“一个群众演员哦，你要让他来五次？！”
摄影部门要求剧组提供绿幕和蓝幕系统。一万平方米的摄影棚，从天地到四壁，统统需要用布包裹，一次下来要用掉 7 万平方米的布。布与布之间的缝合稍差一点儿，做好的材料就要作废，最终，光是布料就用掉了 56 公里。一开始，中方的制作团队都极其抵触，“我们拍摄的时候只需要在那面墙上挂一块布。”但外国主创说，我们不会那么做，不按照标准做，我们就集体走。
“可能做得细是人家老外工业化的基本要求，不像中国是粗制滥造，镜头根本带不到的地方，我做这么细干吗？”执行制片人麻朝俊说。如今，事过境迁，对两种不同的做法，他的结论是：“会找巧劲儿，这一点是中国人比老外强。”
制片部门的职责是保证拍摄质量的前提下，做到支出可控。但问题在于，所有人都清楚，请外国主创是为了提升制作水准。如果不能为他们提供相应的保障，一切努力就会意义全无。更重要的是，拥有制作能力的人是真正的权威，所以制片部门内部互相提醒，面对外方主创的要求，保持克制和谦逊。
因为懂双语，阿 Paul 负责与外方沟通，能做的只是有限度的讨价还价：“每个演员要 50 套衣服？不要每天换衣服吧，每人 40 套吧？剩下的 10 套拜托你重新排列组合，从那 40 套里帮我变出来吧？”
最大一笔超支——事实上，因为缺少可以借鉴的国内制作先例，《阿修罗》无法事先做出预算，所以，超支的准确含义是“超出想象的支出”——发生在摄影和机灯部门。
剧组先是选用了“全世界也没多少台”的 H.265，得从洛杉矶进口，价格昂贵。“有些效果啊什么的，人家就要用这个。”在执行制片人麻朝俊的印象中，选择这个方案是摄影指导的坚持。摄像设备确定后，马文能与 Patrick 达成一致，向制片方提出要求，效仿《长城》，第一次在中国电影里使用 DMX 灯光控制系统。
“一万平方米的棚，灯光不是人工打，而是靠计算机控制，定光强、定色温，还要开发软件系统。这个你打死我也想不出来。”对此杨真鉴笑着摇头。
在马文能看来，《阿修罗》这样大规模的剧组，如果使用大量人力，也许单价便宜，但意味着耗时旷日持久，总价又会提高，艺术效果也难达预期。哪种方案性价比更高，没有人能说清楚。
事实上，这也是资深灯光师马文能第一次使用最前沿的 DMX 控制方案。“我最喜欢飞机、大炮。”马文能说，进组之前，当 Patrick 邀请他来北京的大项目时他就清楚，这样规模的预算“可以给到我们去弄飞机、大炮”。
“为什么非要采用这样的方案？”阿 Paul 提出过质疑：“我以前又不是没有拍过大片，我也拍过《碟中谍 3》。”
“我——知——道——”回忆起说服阿 Paul 的过程，马文能拖长了声音，“《碟中谍 3》已经是 10 年前的东西了。Paul 哥，你现在用什么手机？是，老款手机也可以打电话，但你现在为什么会使用 Iphone?”
最终，制片人采纳了马文能的建议，又为 DMX 配备了必须的 SkyPanelLED 灯，350 台，阿莱最新款。SkyPanel 这样的灯具，小制作的电影只需要 4 到 6 台，而当时全国能找到的 SkyPanel 总共也只有 400 台。马文能对能在《阿修罗》剧组达成心愿颇为感激。
《阿修罗》这样的一部电影，在国内找不到使用同等规模器材的参考。说到这里，马文能眨眨眼睛，“有点像我们说什么，制片部门就只能听什么。”最终，灯光器材耗费了 2800 万。在《阿修罗》之后，如果有中国剧组需要使用相近规模的灯光，那么他们终于能依据阿修罗的经验做出预算。
对外国主创提出的高要求，杨真鉴愿意保持开放和信任，在他看来，那不仅是不妥协的艺术追求，也代表制作能力的真正提升。但当记者问起麻朝俊对这种开放态度的看法，他叹一口气：“说白了，谁难受谁知道。”
维稳
轮到自己的一场重头戏，演员董琦满心期待地赶到了片场，却发现只有少数中国人在场——因为到期未支付薪酬，外国制作人集体停工。董琦觉得失望，氛围变了，大家不像以前那么团结。导演张鹏看起来很憔悴，她不能说什么，只能尽量按照要求完成那场戏。
当其他部门陆续收到拖欠的薪酬时，为剧组垫资的马文能突然觉得自己非常愚蠢。在那之前，他也曾催问制片部门，对方承诺一个月后到款。他选择相信，直到他发现承诺日期时，所有人都收到欠款，只有他没有。
“你为什么不先给我？我还帮你垫付，你是不是欺负我太善良？”马文能随即也要求灯光部门停工，并告诉执行制片人麻朝俊，“这次我是认真的。”很快，他收到了钱，但只有垫付资金的一半，剩下的 90 万，直到关机 9 个月后才支付。谈起这段不愉快，马文能语气里有些轻蔑：“讲难听一点，就像你养了一只狗，你觉得跟它关系很好，但它突然反咬你一口。”
从那时起，马文能觉得《阿修罗》“肯定会出问题”——“你的名声败掉以后，很多事情做起来都会变得非常困难。”
在资金链屡屡断掉的情况下“维稳”，这就是麻朝俊的任务。他尝试给出各种解释，比如账户出了一点儿小问题，或者投资方的钱暂时延迟。但外国人不讲情面。沟通是困难的，你必须得面对，不然呢，你总不能告诉他们，别拍了，去北京找投资方吧？你只能说，请相信我，你看，我不会跑，我整天都待在现场。
看到外国人罢工，中国人就也想罢。这让麻朝俊难以容忍。但问题在于，就算中国工人愿意讲情面，也没有能力独立开工。部门长全是老外，中国人只是听从指挥。
美术师邢延荣一度以为《阿修罗》拍不完了。因为罢工，部门长不愿意提交设计方案，但时间紧迫到不得不独立开工的时候，邢延荣带着中国工人扛了下来，在美术设计和场景搭建上，“同行之间只隔一层窗户纸”。工资一两个月没发，邢延荣努力安慰工人，也催问片方，但不大张旗鼓，而是慎重地发一条信息。他的意思是，“我也在扛，希望你们能理解。”
“谁都不想把活鱼摔死。但外方（维护权利）是成熟度的体现。”在上海接受采访时，邢延荣坦陈欠薪是中国电影业的积习，他向往的是一个更讲规矩的环境。
对于同外方的合作，麻朝俊后来觉得遗憾，“我只学到一半，或者说，一小半东西。”真正专业的制片管理、艺术创作，麻朝俊没机会学。“因为到后面，精力根本没在专业上。”麻朝俊说。
导演张鹏能理解制片部门因为第一次做“大片”表现出的不专业。尽管他极力让自己显得平和，但仍难掩愤怒。“毫不夸张地说，我最多只有 30% 的精力放在导演工作上。没有哪个导演第一天到现场，先管厕所放在哪里，别人应该吃什么，管理别人的情绪。但没有办法，你进了这个组。”
深度失控
每个身处泡沫的从业者都能讲几件属于乐观年代的往事。导演张鹏的故事是：“明天要拍了，半夜三更，我还在心急火燎地想明天到底要说啥台词。”
作为总编剧，杨真鉴始终没能交出可以直接拿来拍摄的剧本。剧本总在改，事后他承认，无法在一部电影的时长内完成叙事目标，故事情节总是“仓促、展不开、来不及”。拍摄现场，各个部门都得参与进剧本讨论，决定人物究竟应该如何与丰富庞杂的场景发生关系。
看到剧本后，动作导演高翔提过建议。“阿修罗王打天？天是什么？是老天爷，你怎么打？”他觉得荒谬，找到张鹏。他被张鹏说服了吗？他也闹不明白。“杨老师把他给驾驭了嘛，他又用同样的话把我给驾驭了。”但高翔也承认，即便张鹏想改剧本，也无从下手，体量和体系摆在那儿，要改就得大量推翻。
剧组常设 A、B 组，一组拍文戏，一组拍动作。开机不久，大家就发现素材量已经“大得惊人”。马文能判断，仅是动作戏素材，就足以剪出 3 个小时的电影。而阿 Paul 判断，开机一个月，拍摄的素材“就可以剪出几部电影”。
阿 Paul 提出过建议，但未获回应。他向我表示理解：“导演跟杨老师在剧本里有几年时间了，已经根深蒂固，他们怎么可能改动‘亲生孩子’呢?”
采访中，当我试图向导演张鹏询问剧本导致的麻烦，张鹏苦笑一声后反问我：“你觉得《阿修罗》讲的是一个故事吗？”在我犹豫该怎么回答他时，张鹏继续说下去：“如果你仔细看了电影，就知道它讲的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个道理。”当我进一步追问他为什么没有在剧本早期提出质疑，张鹏用一种神秘又无奈的口吻回答：“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当我向马文能询问这种困惑时，马文能猜测：“这可能就像是，我是公司的老板，所以我决定拿 180 万垫付工资时没人敢说话，同一个道理吧？”
拍摄后期时间紧迫，不得不删戏、减景，那些没有戏剧关系的展示性内容被全部拿掉。有一个由超过 1000 朵玫瑰构成的场景，已经搭了一小半，因为戏份被删减，最终被全部拆掉。更多耗资甚巨的场景没有得到充分利用。“那么漂亮的景，拍两天就要拆掉，我都觉得可惜。”石峰回忆。
麻朝俊把浪费归结于导演经验不足，判断不了场景的使用效率：一个场景搭景 15 天，拍摄 10 天，加起来就是 25 天，意味着 2500 万的浪费。
一切都在走向失控的深渊。拍摄快要结束的时候，董琦能感觉得到，导演张鹏已经非常无力，一些原本应该仔细打磨的戏份不得不草草收尾。他做好了补拍的准备，并试探地问董琦，“到时候片酬就不要了吧？”董琦连连回答“没问题”。但她最终也没有等到补拍的机会。
潦草收尾
所有的高标准似乎都在最后化为泡影。拍到皇宫内部的戏份，因为赊账不还，制片部门已经无法从器材公司租借设备。最后一次停工，阿 Paul 不在现场，下属打电话给他，他也觉得无力招架，“最后是杨老师自己去面对。”而张鹏则抱怨几次停工发生时，“制片人他妈的全跑了，怎么办？交给我办啊，人家罢工都堵着我呢。”
剪辑过程是一年。拍摄完成不到 3 个月，时长为 2 小时 50 分钟的第一版剪辑就已经完成。那是应该做出更清晰判断的时候，可以不断请人来看、来提意见，来不断完善，但没有人提出问题。
“大家都没看出来问题，都觉得很好嘛。没啥问题不就是问题么？”按照张鹏的认知，很多美国大片都有大量重拍，比如《星球大战》重拍了 80%，《复仇者联盟》重拍了 40%，自己正在参与的电影，未来也会有一半内容重拍。但对于《阿修罗》，他连重拍一天、重剪一次的机会都没有。当我追问其中的缘由，张鹏只告诉我，不只是钱的问题，或许要追溯到片方的认知，又或许要追溯到整个系统无法提供科学的制作保障。张鹏不愿继续深究，“现在深究已经没有价值。”
电影后期，资金链也没能接起来。董明安的团队负责 3D 转制和调色，是后期工作的最后一步，但大量的时间浪费在等待上，等待片方给国外的视效公司付钱，再把做好的素材拿回来。转制时间被大幅压缩。董明安记得，时间最紧的是“天界”，马上要下发物料了，需要替换的镜头素材还没有从国外返回。
这段“天界”视效，索尼公司曾报价 1200 万美元，最后是俄罗斯视效公司花了不到 200 万美金完成的。高翔记得，导演张鹏自己去俄罗斯找人，还垫付了尾款和差旅开支。
但不同于其他场景的特效，“天界”效果差强人意，董明安感到 3D 转制并不容易。催素材的时间开始以半小时计。制片、导演，所有人都等在董明安的公司。大家都急。员工过一会儿就给他发个信息，怎么样了，素材到了吗，上传了吗，什么时候能下载呢？他得忍住，大家都在极力控制。“谁都别去点那个火”，只能找点事做，倒杯酒或者倒杯水，把脾气压住，都不要出错。
校验的时间被压缩到了极限，几乎没有时间重复，上映以后，如果有标点符号、错别字出错，谁能承担这个责任呢？但没有办法了。没有时间，保证能够按时上映才是头等大事。董明安只能用“电影是遗憾的艺术”自我安慰。
天时地利人和
首映式那天，放映结束，灯光亮起的时候，邢延荣与身边的人对望一眼，从彼此的眼神里看到了失望。演员董琦理解那种失望。动作戏的确好看，但故事没有讲清楚，关键处总缺失细节，没有抓人眼球的动人之处。她和经纪人一致认为，中西结合的效果并不理想，有些“中不中、西不西”的感觉。
片子“特别长”，放映结束，在洗手间门口，董琦碰到站在那儿等候反馈的张鹏和高翔。张鹏很紧张，连问“怎么样怎么样？”董琦只能连连点头说“特别好”。
路演也让人失望。有些路演的地点安排很奇怪，不是在电影院，而是在商场和海洋馆，来捧场的都是主演吴磊的粉丝，而不像是看过电影的观众，他们对电影的热情度不高，没有人聊电影，他们把路演当成一场见面会。导演很难过。每个人都不太舒服。
更要命的是档期碰上了“估计要爆”的《我不是药神》和姜文的《邪不压正》。董琦的经纪人翟婧言挣扎了很久，是否应该向片方提出改档建议？但最终，因为感到自己只是个小角色，她保持了沉默。
麻朝俊记得当时大家抱持的一种的侥幸：《我不是药神》谈高价药，已经触到了国家政策的敏感点，没准儿会因为负面舆论而下映，这不是没有先例。
即便已经吃尽了苦头，但在确定档期的时间节点上，杨真鉴依然坚信自己对市场的乐观判断：即便《我不是药神》“爆了”，也不意味着《阿修罗》就危险，一个近 600 亿的市场，在暑期档，应该能容得下一个 20 亿票房的《阿修罗》。更何况，片方泄气主动改档，对票房有害无利。
最终的决定是“一起干”。事后麻朝俊承认，大家严重低估了竞争对手的实力。上映第二周，《我不是药神》依然能保持 40% 的超高排片，与《邪不压正》并峙，使弹尽粮绝的《阿修罗》只能在夹缝中艰难求生。
“做市场评估的时候，真的要客观。”投资人毛成胜觉得可惜，对票房的估计本可以通过层层演算排片和上座率的方式判断是否成立。而在实践中，尽管各大院线会下发排片指导，院线经理仍拥有一定程度的话语权。
所以，所有出品方都需要讨好排片经理，他遇到过排片经理直接伸手要红包的情况。而在《战狼 2》的宣发阶段，在一次有全国 800 多个院线经理参与的活动上，毛成胜看到吴京挨桌敬酒。“排片靠大家了。”他说。吴京的“客气”让毛成胜印象深刻。那天他还听说，在参加活动前，吴京已经在一个月内，一口气跑了 70 个城市的路演。
“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毛成胜感慨：“同档期有没有竞争对手，结果完全不一样。如果竞争对手很强，打得你都抬不起头。你有错吗？你没错，但谁叫你命不好？”
最后的意外出现在 7 月 13 日凌晨。麻朝俊负责的宣传团队已经结束加班，按照计划，大家一起吃个夜宵，回家睡一觉，第二天上午 10 点到公司“打仗”。在望京的一家烧烤店，烤串和龙虾陆续上桌，麻朝俊习惯性地打开猫眼和淘票票，想看看对手是否已经开票，却突然发现自家的电影已经“开分”。
“六点几还是七点几”，他停顿一下，“唰地一下，差评一下就出来了。”所有人都紧张了，因为起点分数必须要控制在 8 分，这是工作任务。麻朝俊认为，如果是遭遇正常的观众差评，他能够保证打分在 8 分的基础上往下掉 0.2 到 0.3 分。但现在，起跑已经输了，分数根本不可能维持住。
望湖公园已经锁门，回不了公司，他只好带人开一间两室一厅的酒店公寓。正是睡觉时间，没人接电话、回微信。即便能找到一两个人也没什么用，这样的时候需要团队作战，需要找人删除差评，还要找团队把分数拉起来。6、7 个小时的时间，没有什么办法，只能发发牢骚干着急。
后来，片方发布声明称遭遇“水军”抹黑，矛头指向观众评分 4.9 分的猫眼，并指出相较于淘票票的 8.4 分，猫眼的 4.9 分是“行业的耻辱”。陆续有自媒体文章指出：猫眼的 CEO 郑志昊正是《阿修罗》同档期竞争对手《邪不压正》的制片人。当时，猫眼对此未作回应。
“猫眼影业和猫眼评分是独立的业务单元，具有明确的防火墙，公司和不同影片有不同深度的合作，但在猫眼评分上，无论是什么影片，都不允许有人为干预，这是一个平台公正性的基本保障，也是公司高度重视的红线。”后来，针对早先的质疑，猫眼对《时尚先生》做出回应。针对麻朝俊所说的“上映半小时就遭遇黑评”的细节，猫眼表示：平台拥有完善的反作弊机制，异常账户打分并不会纳入有效的评分统计。
一切都垮塌得过于迅猛。上映三天后，《阿修罗》紧急撤档，票房数据停留在不到 5000 万。麻朝俊说，也想过拿钱砸，“花几千万，把分刷回来”。但分数提上去不等于票房就一定能上去。更何况，那时早已拿不出大把的钱做这件没谱的事。
尾声
舆论猜测《阿修罗》“洗钱”的时候，张鹏接到师父打来的电话。从幼年习武开始，张鹏就跟着师父，他是比父母更让自己敬畏的人。“你缺钱吗？不缺钱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师父告诉张鹏，如果需要用钱，他还有几套房子可卖。
对于身处转型关键节点上的张鹏，《阿修罗》是一部太难驾驭的电影。反思的时候，他承认：“步子确实迈得太大。”
“那是一个耻辱。”在飞往澳洲的航班起飞前，张鹏在电话里说，“我必须让我的家庭知道，我的亲人和尊重我的人知道，我，还是会让你们骄傲。”撤档后，他花了 1 年的时间，终于从《阿修罗》的负面影响走出来，重新做起动作导演的老本行。张鹏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事实上，因为《阿修罗》赔掉了 7.5 亿，张鹏转型导演的机会变得颇为渺茫。“这一行就是这样，人人都知道你是个赔钱导演了，就没有人敢再用你。”
石峰一直期待等电影公映时，能坐在电影院里好好看看自己的作品。做威亚这么多年，《阿修罗》是最极致的一个，对他来说，这不是一部拿钱就走的戏。当电影上映时，他正在青岛做演出项目，但还没忙完电影就撤档了。反倒是因为《阿修罗》，石峰陷入了一点儿麻烦——得知石峰在《阿修罗》的尝试之后，一些体量较小的项目已经不敢向他发出邀请，转而寻找他带过的徒弟。
加入《阿修罗》以前，董琦的规划是成为能够担纲动作戏的女演员，期待最终落空。在参加一次角色面试时，看到履历上的《阿修罗》，面试官直接要求将她“拿掉拿掉”。
杨真鉴从不掩饰自己的不甘。3000 万，在许多场合，他都提到这个数字，再有 3000 万，《阿修罗》能成，而他就能“颠覆好莱坞”。同意接受采访前，杨真鉴曾要求我请他吃一次饭。酒喝到眼神涣散的时候，杨真鉴笑了笑：“实在没有条件了，不然怎么会让你们请吃饭？”那是杨真鉴少有流露颓唐的时刻。
成功过，自负过，捱了天大的失败，但很快又展露出一种超然的态度，那很容易被解读为“自负”。能力不够，条件不足，运气不好，也犯了错误，都对，但那种感觉只有杨真鉴知道，“遗憾是骨头里的。”他说。
2019 年冬天，作为《阿修罗》资方的一家 P2P 公司爆雷，老板跑路，投资者几次到杨真鉴的公司堵门。因为发行垫资未得清偿，宁夏电影集团也被裁定冻结全部资产。为给公司纾困，麻朝俊抵押了父母买给自己的房子。他希望能使杨真鉴松一口气，东山再起。
在采访中，阿 Paul 曾向记者回忆起第一次到内地拍电影的情景，那是 1995 年张国荣主演的《夜半歌声》。在那个合资电影要向电影制片厂购买“龙标”的年代，除了搬运东西的小工，所有工作人员都要从香港带来，耗资甚巨。为了节约经费，才慢慢允许全无经验的内地人进组，由香港制作人传习帮教成为合格工人。20 多年过去，内地影人提升迅速，如今几乎取代了全部的香港工人。
也是这 20 年，泡沫起来了，又消散了。未来是什么样？没人知道。但总有人会做梦或者蒙眼奔跑，过去发生的故事还会一再发生。并非因为我们健忘，只是事情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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