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条（ID:yitiaotv），作者：张锐嘉，题图来自：电影《熔炉》剧照
前两天，“鲍毓明正在全身而退”刷屏了。
在中国，每7.4秒就有一个女人被打，80%的女性遭受过性侵害。未成年人性侵案中，95.74%受害者为女童。
女性的一生的经历，就是一部暴力史。
2020年3月25日，“N号房“的组织者之一赵正彬在警局门口
图片来源于网络
女学生被迫卖淫80天后被找到，行为人没有被追究任何刑事责任，女孩的家庭也没获得任何赔偿，只因女孩已满14岁，拥有性自主权；农村出身的女孩被性侵，结案后回到老家，被扣上“脏了”的罪名，被爷爷骂“给我滚！越远越好”。
纪录片《中国反家暴纪事》剧照 2014
纪录片《中国反家暴纪事》中，19岁的李翠翠因拖延婚期就被男方挖出两个眼珠；2009年轰动一时的董珊珊案当事人被家暴致死，其夫王光宇却仅以“虐待罪”被判刑6年6个月。
然而所有这些媒体曝光，只是真实世界发生的事件的冰山一角。
林奕含生前接受采访
受性侵的作家林奕含以死明志，留下一本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似乎也没有任何作用，“无数的房思琪疯了，无数的李国华还活着。”“三年过去了，一切好像还停留在原点。”
鲍毓明案发生后，一条采访了致力于妇女儿童权益保护近18年的律师李莹，她是董珊珊案的代理律师，也曾在2019年为鲍某案的受害人提供法律帮助，“2015年中国反家暴法通过的时候，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这是对现实的一种回应，我们构建新型性别文化势在必行。”
李莹（右二）和源众志愿律师团为满洲里原人大代表性侵女生案的5位女生提供法律援助
从2002年开始到现在，我致力于关注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的工作已经快18年了。
大学我其实学的是经济，但是还是一直想当律师。工作以后又重返校园，考到了北京大学读民商法硕士。在北大读书期间，我接触到了北京大学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是一个专门为妇女儿童权益进行法律服务、立法倡导的机构。
在这个机构里，我办理了人生第一个案子，是一个家庭暴力案件。那是2002年，一个妇女走进我的办公室，缠着绷带让我印象很深刻，绷带的颜色都是乌突突灰蒙蒙的，因为她本身生活困难，还四处奔波求助，但最终没有得到好的解决办法，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很憔悴。
在北大的日子里，我越发感觉到我们接到的案子只是民间发生的无数暴力事件的冰山一角。
2012年起，我开始探索公益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的职业化和专业化路径，2015年，正式发起成立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中心专注于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综合性支持服务，有线上的心理疏导，也会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到目前为止，我们每年为1000名妇女儿童做心理疏导和法律咨询。
电影《素媛》剧照
被性侵的她们，后来都怎么样了？
2005年，我曾经接手一个印象深刻的性侵案。一个女孩走进我的办公室，她是一个美院的模特，被当时共事的男学生性骚扰。事后她立马报了警，警察让男学生写了保证书，还进行了行政拘留，但因为这件事对女生的伤害特别大，希望通过法律途径给她一个公道，于是她来找到我们。
她来的那天是周一，就在前一天的周末，《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刚刚颁布，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禁止了性骚扰。我们抓住这个机会起诉了男学生，也因为是法案颁布后的第一个案子，当时媒体把这件事称作“京城第一性骚扰案”，引发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最终的结果是进行了庭外和解，给予了赔偿。
15年前，当时的性骚扰事件还比较少，“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的言论也更普遍，当事人女生能勇敢地站出来在我看来是个很了不起的事。而且她很幸运，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结果。
不是所有当事人都像这个女孩这么幸运，农村发生性侵事件后，当事人受到的社会压力可能会大得多得多。
电影《素媛》剧照
比如我们接过的一个案子，一个农村女孩来到城市，因为住男女混住的宿舍被性侵，事后回到老家后被指指点点，几年后女孩被她母亲早早地嫁了出去，嫁给一个偏远地区40多岁的单身老汉。
这并不是母亲单方面作出的决定，是社会舆论、周边人对他们整个家庭的指指点点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农村，大家对遭到性侵的受害人的容忍度太低了，甚至为零，父老乡亲觉得这女孩已经“脏了”，没有任何价值了。换句话说，遭遇性侵后的女孩，在当地很难继续生存了。
另一个案子里，被害人女孩回到农村家里，成为了整个家族的敌人，家里人觉得她给家族蒙羞，她的爷爷直接对女孩说“你给我滚，能滚多远就滚多远。”
我们赶去见她，她自己也失去了重新追求幸福的心态，有点认命的感觉。
这是又一次感受到，性侵案对受害者的伤害，并不因为法律上正义得到伸张就能够停止，后面还有巨大的二次伤害。
美剧《难以置信》剧照
还有一个案子我现在都难以释怀，一个已满14周岁的女生，遭校园霸凌，被高中同班同学组织去“卖淫”。这两个字是我非常不想提的，但因为这项罪名是“组织强迫卖淫罪”，所以不得不这样说。
女孩的父亲在女儿失踪后80多天才找到女儿，找到的时候，女儿已经与多人发生性行为，但这个案件特殊在女生已经满14岁，法律上已有性自主权，没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只是强迫女孩性交易的人被以组织强迫卖淫罪追究刑事责任，并因为没有任何直接伤害，女孩的家人没有获得任何赔偿。
后来我们坚持做了民事诉讼，提起了精神损害赔偿，最后得到了支持，受害人家庭获得2万元赔偿。
案子完结后，我们专门去了一趟女孩的老家，见到了她的父亲。父亲跟我们说女孩现在已经不上学了，跟外面所谓的问题少年混在一起，纹身，还不回家睡觉。父亲很痛苦，他觉得只有坏孩子才去纹身。
电影《马赛克少女》剧照
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女孩本人，看到她穿着有些时尚青年的感觉，表面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但是她的眼神中是困惑，感觉她看不到未来，让人很心疼。
我问她为什么要纹身？女孩跟我说：“我想让人家觉得我不好惹。”
因为事后大家都对她另眼相看、指指点点，她已经不被我们所谓的主流社会所接纳，因此她也不去读书了，反而跟这些“小混混”在一起，才觉得大家都是差不多的，这慢慢成为了她的舒适圈。
最最让我难受的，是她跟我说：“其实这80来天，我也没遭什么罪，他们没打我也没骂我，有的人对我挺好的，甚至还给我送小礼物，”
这是一个被性交易80多天后的女孩说出的话。
这让我想起另一个案子，小女孩12岁时被强奸生了一个孩子，14岁又被强奸怀了孩子，不知道孩子父亲是谁，说明她继续在同一时期跟不同人发生性关系。可是为什么最后她们都选择继续呆在那个环境里？这背后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对于十几岁的孩子来说，她不能有效辨别出这是不是一种犯罪，她能看到的，仅仅是外界对她排斥的同时，她在罪犯这里得到了关心，得到了安全感，感受到了被宠爱。包括鲍某案，女孩为什么离不开他？
一方面可能来自对方的控制与洗脑，另一方面，她自己心理上也有合理化现实的需要，这样她才能说服自己，活下去。有些受害者无法解释自己的行为，直到事后走出困局和创伤。
另一方面，她14岁被送养给鲍某之前，是否得到了足够的爱？毕竟任何生命都有爱的需求。
律师和救助机构有这么多资源，都无法直接地帮到她们，并且仍旧留下那么多无奈，那么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继续推动和提高社会对受害者的看法和包容度。
电影《马赛克少女》剧照
关注性侵案的正确打开方式
21世纪，网络信息爆炸的今天，每每重要人物性侵、家暴的新闻一出，媒体为了追求独家，或者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和窥探欲，总是在挖一些细节，甚至是错误和偏激的细节，对当事人产生了负面效应。
互联网和媒体是把双刃剑，目前来看我觉得总体上弊大于利。
一个是很多媒体对当事人甚至嫌疑人的隐私信息保护得不到位。比如在鲍某案曝光之后很快，某个媒体放出来的视频中就曝光了小女孩的名字，这是十分不正确的。
另外，媒体报道中，对细节不加甄别的一味披露，对判断力不是特别强的年轻人、未成年人会形成不好的示范。尤其是性侵案件中性侵情节的描写，这种报道一定程度上会加重当事人的污名化。
电影《聚焦》剧照
2010年左右，我办理教育集团老总宋山木强奸女下属事件的时候，看见有的媒体甚至用“高潮”“射入”等字眼用作标题，是非常不妥当的。
我认为，案子的犯罪过程和具体的细节在媒体中的披露应该越少越好。比如2016年破获的白银市连环杀人案，罪犯在1988年到2002年如何做到性侵多位女性，并在之后的10年时间让警方没有任何进展，当时我有关注到媒体对此细节的报道较少，我认为是对的。
我曾经办的一个案子，一个男性对妻子经常实施家庭暴力，妻子想离开，但他不同意，就一直跟踪他的妻子，但妻子还是不同意回去，出于报复心理，他去买了香蕉水（易燃化学溶剂），趁其不备将香蕉水泼在妻子身上，用打火机点燃。
这个男性是农村的，哪知道什么香蕉水？他后来交代是在电视上看到报道后，就去附近的装修店买了，再次分装，并威胁他妻子说，你要是乖我就弄一份倒下去，你要是不乖，我就一次性泼到你身上，最终他妻子是被烧成重伤残疾。
此外，性侵案因为涉及的话题敏感，职业伦理和敏感度，是媒体对这类案件报道必备的素养。
正确地关注一个案件，并不是让案件上多少次热搜、被媒体曝光多少次，最终案件的解决还是要走法律途径。
舆论的关注和监督，终极目的是为了让案件得到公正的处理。如果能够不打扰、让受害人开始崭新的人生，何乐而不为？所以我希望类似的案件，我们少关注当事人的具体隐私，更多关注于它带来了怎样的改变。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剧照
法律永远是滞后的，但还是在进步
在我国，家暴议题第一次真正得到关注，是在1995年北京召开的第4次世界妇女大会。在此之前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老公打老婆是家庭暴力，是违法的。
2000年前后的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也是开拓性的，对家庭暴力做了一个直面的揭露，展现它的残酷和给被害人带来的伤害，直到现在，冯远征饰演的安嘉和这样一个角色都还被大家提及。
从2000年开始，反家暴法一直在被推动和完善。2011年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的家暴事件引起很大轰动。2012年左右的四川妇女李彦以暴制暴案中，李彦杀死长期实施严重家庭暴力的丈夫后，被判死刑，后来很多组织、相关学者做了大力的推动，最终以死缓告终。
“法律的缺失和软弱让妇女们意识到，她们的生命一文不值，这个意识逼迫她们做出了绝望和极端的反击和抗争，而这样的反击和抗争又让她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的妻子Kim在网上这样评论李彦案。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剧照
2009年的董珊珊案是我办的，此案也曾一度引起社会舆论。26岁的董珊珊因受家庭暴力死亡，她已经不在人世了，我是她父母的代理律师，其丈夫王光宇仅被判有期徒刑6年6个月，最终的结果确实是不如人意的。
其实董珊珊是一个具有法律意识的女性，在受到家庭暴力后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去主动求助，她8次报警，但因为我们公权力机构介入的乏力，没能有效预防她的死亡。
在董珊珊离世后，我们走司法途径去追究他丈夫的法律责任，大家发现，因为法官对家暴的认识不足，导致家庭反而成为了犯罪的保护伞。
正常陌生人将人打死，肯定是故意伤害罪，但这个案子杀人却仅仅被判虐待罪，因为整体社会对法律的理解不够，我们没能给董珊珊家庭一个公正、理想的结果。
董珊珊案子后的2年，最高法院提出了《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的意见》，其中明确指出，要区分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与虐待罪的区别。我看到这个意见出台后，眼泪差点掉下来，因为这是对现实的一种回应，我相信也一定有董珊珊案带来的思考。
冯远征微博截图
2015年12月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是中国家暴法治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我们从此有了针对家庭暴力的专门法律，针对家暴案件也有了一些特殊的处理机制，比如告诫书，比如人身安全保护令。
家庭暴力涉及到家庭内部的权力控制关系，比家庭内部权利控制关系更难定论的，是情侣之间的亲密关系，最近几年发生较多的精神控制事件，也就是我们说的PUA。
几天前北大包丽去世后，包丽母亲称将追责，其实不是公安机关不去推动这个案子，而是确实比较难，包括调查取证，从聊天记录来看，毕竟不是我们典型意义上的虐待，如果男方有明确地说“你给我死”这样详细的字眼，可能都容易定论一些。
包丽案后，我们也接到了好几起精神控制的受害人打来的电话，但精神上的损害和控制目前确实是很难在法律上论证的。因为PUA其实也是在教男性如何规避法律风险，就跟鲍某的法律背景给予他的优势一样。
但既然精神控制已经成为一种现象，我觉得在司法实践和法律的完善一定也有在关注这部分。
法律永远是滞后的，因为严谨的立法过程需要时间。无论包丽案、鲍某案是怎样的结果，它也许不会让大家满意，但至少这样的案件已经在得到大家的关注。
建构新的性别文化，人人有责
我从小生活在湘西一个美丽的小山城，沅江穿城而过，水运的货从船上卸下来后，需要人用小背篓去背货，而这些繁重的劳动绝大部分都是女性来做。
湘西的男性在我看来似乎生活得更惬意，每天喝喝茶、侃侃山。湘西的女性不但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还承担了很多家务责任。
但即使是这样，她们家庭地位还是很低。我婶婶住在农村，经常被我叔叔家庭暴力。即便进入了21世纪，我回老家的时候，老家的女性亲戚们还是不能上桌吃饭，没有家庭地位可言。
有个画面我直到现在都无法忘怀：小时候，我在河边看到一个女性用背篓搬了一箱很重的砖，她当时实在太累了，就卸下背篓靠在大卡车的车轮边想要休息，结果没想到司机没看到她，直接压过她的身体，满地鲜血。
当时我还小，这件事对我造成无法磨灭的印象，同时我心里非常难过，觉得很不公平，当时就想长大以后一定要帮助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从那时起心里埋下一颗种子。
我看到有明星说性别平等就是“男人做男人做的事儿，女人做女人做的事儿。”这本身就是错误的概念。
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只有某种性别才能做的工作，比如只有男的做科学家， 女的做护士、幼教老师，这是传统性别文化带给我们的刻板印象，我们应该反思。
包丽很早之前和牟林翰的聊天记录中，还出现过类似“我最好的自己”字样，当时的她作为一个北大的学生还是处于比较清醒的状态，最后为什么会变成自卑、自我否定的样子？可能就跟从小接受的性别文化有关。
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快速地消除或减少性侵、暴力事件的发生，现在我们能做的，是在消除性别歧视、消除性别暴力方面，推动整个社会新型性别文化的构建。
一方面，女性要提高自我保护的意识，提高对大男子主义、男权行为的敏感度，懂得去识别爱和控制的区别。其实所有的精神控制都是这样的，不是说一上来就控制，而是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你在温水里面，你都没有意识到一些事情是错的，都看不出是糖衣炮弹，后面自然难以免受其害。
另一方面，建构新的性别文化也不单单是女性单方面努力就可以。有一些女性很勇敢地站出来了，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对整个公众进行教育和宣传，让全社会共同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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