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贵子”是近期教育界比较关注的话题，一些研究者提出用“底层文化资本”的概念加以解释。本文回顾了近年来从文化资本视角解读底层背景学生社会流动的研究文献，结合其他一些学者的相关论述，梳理了底层文化资本概念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指出二者之间存在兼容性而且实际上已有学者从这个角度对文化资本概念加以拓展。然而，文章进一步指出仅仅从底层文化资本角度解读底层子女的社会流动，甚至尝试“成功路径”复制的思路存在着一定的误导风险与理论陷阱，可能导致严重的实践后果。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杜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副教授，博士）、刘宇（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原标题：《“底层文化资本”是否可行——关于学校教育中的文化资本与社会流动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头图来自：《梨泰院Class》剧照
“寒门贵子”是近年来引发广泛关注的一个社会话题。
“寒门”与“贵子”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社会阶层和身份，这一内在矛盾使这一话题具有强大的舆论和学术吸引力。
有关“寒门能否出贵子”“寒门再难出贵子”以及“寒门如何出贵子”的讨论无论在日常交流还是网络平台上都时有所闻。有人感叹底层社会的孩子越来越难实现社会流动，有人认为只要努力奋斗，也有可能突破客观条件的限制，实现人生的“逆袭”。相关研究文献既有从宏观的社会背景和制度政策层面进行探讨，也有从微观视角，即聚焦“寒门贵子”这一群体本身的人生经历等来揭示话题背后隐藏的理论意蕴。
近几年，一些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出身于社会相对底层地位的人群如何通过教育成功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其中又特别关注农村学业优异的学子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得以取得教育与社会成就的，也即在当前社会条件下，“寒门”何以出“贵子”？研究者通过对“寒门学子”的研究，尝试解释这一群体何以突破阶层束缚取得高学业成就，并试图为其他同处社会弱势地位的人群提供可资借鉴的社会流动经验。
那么这些社会“阶层旅行者”(class traveler)之所以能突破社会壁垒的主要原因[1]，究竟是弥补了自身阶层文化资本的不足，还是充分借用了所处环境中底层文化资本的力量?本文将结合当前国内有关底层文化资本与社会流动的讨论，梳理与当前讨论紧密相关的布迪厄的概念和理论框架，从而促进围绕“寒门贵子”现象和底层文化资本的社会学意义的学术对话。
一、“寒门贵子”与底层文化资本
近几年来，我国底层学生的向上社会流动及其背后的“成功”原因引起了教育社会学界的较多关注。其中，多数学者受到布迪厄理论的影响，强调“文化资本”作为解释这一社会现象的关键概念。这些学者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部分学者主张，来自社会底层的学生要想取得教育成就和向上社会流动，必须通过一定方式弥补自身家庭的文化资本匮乏问题。社会底层人群的文化资本匮乏是导致来自这样的社会背景的学生在学校教育体系中处于不利处境的重要原因。
如余秀兰比较了来自城乡不同背景的学生，指出“早期教育和乡土环境的文化欠缺，使得农村孩子在掌握教育制度所要求的语言和文化方面，处于文化上的弱势;教育内容乃至考试内容的城市偏向，更加重了这种文化弱势，并增加了其学习与考试的难度；而教育政策上的‘城市优先’使原本落后的农村在经济、教育条件上更加远远落后于城市。物质上的弱势加上文化上的弱势，最终影响了农村孩子学业成功的机会”[2]。因此，来自社会底层的子弟如要通过教育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有必要寻求途径增加自身的文化资本，积极争取外部资源，如利用二手书和争取免费的课后补习机会;或者向富有资源的他方求助，如争取学校教师的欣赏，在学习过程中获得鼓励和偏爱，或接受政府和慈善家的援助等;有条件者更可以去县城读书改变学校教育环境，从拥有更多文化资本的机构和群体环境中受益[3][4]。
另一部分学者则持不同的观点，认为底层社会人群自身也可能具有某种形式的文化资本。他们特别关注部分来自劳动阶层或者农村背景的子弟与家庭带有特定属性的家庭教育实践及其在求学过程中创造的独特文化品质，认为通过这些实践与经历形成了某种特殊的“底层文化资本”，并为底层子弟的向上社会流动提供了重要支撑。
例如，不同于此前研究多将劳动阶层家庭教育“缺陷化”的做法，熊和妮从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以及使用的语言两方面揭示了劳动阶层家庭教育对于子女教育发挥正面作用的可能性。劳动阶层父母的教育期望包含四项具有条件性、连续性和整体性的内容，“好好读书—考上好大学—找份好工作—过上好生活”[5]。劳动阶层父母的语言内容通常包括教育承诺、强调学习和努力三方面，这种语言同样具有激励子女努力学习的教育力量[6]。曾东霞对部分贫困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访谈也发现，“......他们的家庭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对教育的重视。他们把‘对教育的执念与知识改变命运的执着’当成一种信仰”[7]。
在这些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程猛、康永久的结论。他们通过对数十名农村背景大学生的自传进行分析，提出这群来自底层背景并打破阶级限制魔咒实现阶层跨越的农村学子成功的关键之一在于他们在求学过程中进行了“底层文化资本”的文化生产，这种“底层文化资本”包括先赋性的学习动力、道德化思维以及学校化的心性品质等内涵[8]。与程猛等人的观点相呼应，近年来有不少国内学者的研究支持了某种形式的“底层文化资本”的存在及其对于底层家庭子女通过教育取得社会上升流动的关键性作用。
例如，余秀兰在最近的研究中修正了以往的观点，认为除了弥补文化资本的不足之外，寒门情境本身也可能包含某种具有激发学生取得教育成就的带有寒门特征的文化资本，如重视读书和升学的家庭氛围以及个体改变命运的内驱力和奋斗意识[9]。其他一些研究者则通过自我叙事，以自身的阶层旅行为研究对象，认为出身底层的人生烙印给予自身强大而持续的“出人头地”的内在动力，激励其突破原有阶层[10]，“寒门生活中的物质限制下的困争、家人的家常嘱咐以及身体劳动的规训，促进了个人独立、自律、坚韧、担当、勤俭和成熟品格形成”，并驱动来自底层背景家庭的子弟“控制自己的时间使用、锻炼心志和移情理解社会，跨越原生的生活世界实现了阶层流动”[11]。这些研究都强调了“苦难赋予人的强大动力和力量”以及“寒门式努力的可贵”，表达了对“底层文化资本”的支持与肯定。
总之，这两类观点的相似之处在于认同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与社会中占优势地位的中上阶层的“高雅文化”密切相关。二者不同之处则在于前一类观点主张来自底层社会背景的学生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弥补自身在文化资本方面的不足才有望取得学校教育的成功并实现社会上升流动；而第二类观点则对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提出批评，认为不能静态看待文化资本，并仅仅将其与优势阶层的文化相等同，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和文化情境下，存在特殊的底层学生文化群体中的文化生产并形成“底层文化资本”，这种文化资本是支撑底层子弟成功实现教育与社会向上流动的重要文化基础。
因此研究者应当更加重视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关注底层家庭自身的文化实践及其创生的文化资本，从而把握并帮助更多来自底层的学生突破阶层背景带来的社会流动限制。那么，通过增加这种“底层文化资本”带来社会流动究竟是否可能?
二、“底层文化资本”是否可能
从上述关于底层文化资本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理解“文化资本”这一概念，这种理解可以是在布迪厄著作所提供的现有框架下，也可以是对其理论的拓展。显然目前国内关于底层文化资本的论述属于后一种尝试。
所谓“底层文化资本”的概念主要建立在将布迪厄框架下的“文化资本”与社会中上阶层的“高雅文化”关联起来的理解路径之上，也即唯有中上层阶层文化的价值在学校教育中才被得到认可。“底层文化资本”因其以社会底层人群中的文化生产作为表现形式，及其对于该人群学校学业成绩的正面价值，从而在概念上对布迪厄的理论框架进行了拓展。
这种探讨路线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梳理国内外文献，会发现关于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在教育研究中的理解及其与“高雅文化”关系的探讨并非一个新近的话题。例如李煜在研究中即探讨了文化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虽然作者同意将文化资本与上层文化相关联的主流意见，但指出除对上层文化的熟悉与运用之外，“文化多样性”也是文化资本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12]。
总的来说，从现有文献的相关讨论来看，目前国内部分学者主张的“底层文化资本”，与其说是一种新的“文化资本”形式，不如说是在特定机构或制度环境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资本表现形式——而这在许多研究者看来正是“文化资本”理论体系中的应有之意，或者说，文化资本概念并非一定与上层文化相关联，而是有可能在不同的机构制度环境下具有多样化的表现形式。
例如近期谢爱磊等人追踪了几所985高校中的农村籍大学生并将其在校经历与城市背景学生进行对照。他们发现来自城乡不同背景的学生家庭早期的文化资本投资对学生大学期间的学业和社会成就两方面都产生了显著影响。这说明家庭的社会地位优势并不能直接转换为子女在大学中的竞争优势，与之相反，为获取子女在高等教育过程中的竞争优势，家庭需要进行系统化的投资，包括系统的文化资本投资[13]。
在这里，作者并未将文化资本直接等同于上层阶级的“高雅”文化，而是将其视为在正式或非正式机构环境下可以为个体带来竞争优势的文化品位、实践与技能。作者在这一点上受到拉鲁等人关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的梳理及阐释的影响。
拉鲁(Annette Lareau)与魏宁格(Elliot Weininger)系统梳理了英文界有关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的解释和使用情况，指出当时在英语文献中占主流地位的理解是将其与精英群体的“高雅”文化品位与态度联系在一起，而且多数研究者将文化资本与“能力”区分开来。
然而，拉鲁等人认为，即使我们并非一定要拘泥于布迪厄本人的定义，但从布迪厄的原著论述来看，任何特定社会中的文化资本虽有可能与该社会中占优势地位的某种文化特质—或者说高雅文化挂钩，但这并非文化资本唯一的表现形式[14]。
事实上，只要特定社会的“文化遗产”不能为其社会成员所均等享有，并因此给拥有这种文化的部分社会成员带来教育或社会中的“独特优势”，那么任何形式的有助于获取或分享这种文化资源的能力(competence)都可以构成“文化资本”[15]。
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国内文献中热议的“底层文化资本”无疑是属于文化资本的概念范畴的。来自底层社会背景的子女及其家庭通过分享与强调“努力”“勤奋”“好学”和“负责”等在学校环境下受到重视的文化特质，从而帮助自身在学校教育中取得竞争优势并进而实现社会上升流动。
依据上述有关文化资本概念的讨论，这些个体和家庭秉持的文化品性虽然不一定与上层“高雅文化”相关，但其有助于这个人群在学校教育中获取竞争优势是明确的，因此显然构成了某种形式的文化资本。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这种“底层文化资本”表现形式的文化来源问题。在程猛等人的论述中，将这些文化品性视为底层农家子弟所独创的文化形式，并将之与威利斯(Paul Willis)笔下的“家伙”文化相比较，揭示了存在于底层子弟中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生产过程[16]。
这里我们无意否定研究者关于“底层文化”作为文化生产结果的发现——事实上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的文化表现形式都具有文化生产的性质，即使文化再生产过程本身同时也是一个文化生产的过程。正如威利斯向我们所展示的那样，英国工人阶级子弟中“家伙”文化的产生即是一个文化生产与再生产同时完成的过程。这里我们试图引起关注的是:这种“底层文化资本”的生成是否也是兼具文化生产与再生产的性质呢?从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的特点及研究者关于底层文化资本的描述来看，这是很有可能的。
对教育的重视历来被视为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并被许多西方学者视为“儒家文化圈”的基本特征之一，特别是科举考试制度对中国社会文化与教育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17][18][19]，此类社会文化传统在多大程度上与当时的社会主导阶层文化相关联，又在多大程度上对当前社会各阶层包括底层人群的文化生产造成影响?这不是我们这里能够展开讨论的问题，当然也是无法简单回答的问题。遗憾的是在现有关于“底层文化资本”的研究中我们也很少看到这方面的分析，但无疑这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
另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是文化资本应用的机构环境。如同拉鲁等人所指出的，在布迪厄关于文化资本的理论体系中，文化资本概念与特定场域中的评价标准(evaluative norm)的设置密切相关[20]。因此，关于“底层文化资本”的讨论就不得不重视其发挥效用的社会机构环境中的特定评价标准体系，以及决定这些标准如何作用于来自不同家庭背景学生的影响因素。具体就底层背景学生的文化资本而言，首先我们不能忽视这些文化得以构成文化资本的前提条件是在我国的基础教育阶段对于“学业成绩”的突出关注和强调，因此类似“勤奋”“好学”“苦读”等文化品质得以构成支撑学校成就的重要文化资本，一旦脱离了这样的机构环境同样的文化表达也许就难以构成文化资本。
最显著的例证之一就是这些在中小学特别是农村中小学中受到鼓励的文化品质，在评价标准体系更加拓展和多样化的大学环境中往往带来截然不同的效应，这也是引起不少学者关注的农村大学生或者更确切说“阶层旅行者”在大学中所面临的文化适应问题[21][22][23]。换言之，在中小学阶段以“文化资本”形式表现出来的同样的文化元素在大学环境中可能却以“文化缺陷”的形式表现出来。与之相关，那些影响这些标准的变迁以及它们如何作用于不同社会背景人群的因素同样值得关注，诸如高考制度改革以及自主招生等改革措施的推出和变化，在改变“评价标准”及其作用方式的同时，如何影响“勤奋”等文化品质作为学校中的文化资本的有效表现形式值得关注。
三、“底层文化资本”是否可行
上面我们基于布迪厄关于文化资本的概念体系探讨了当前部分国内学者描述的底层群体文化是否可能构成“文化资本”的表现形式。通过对相关概念的梳理，这种“底层文化资本”的存在是可能的。也即部分来自社会底层背景的学生可以借助这种文化资本的支持实现自身的向上社会流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当前“寒门贵子”这一现象引起学界颇多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换言之，一些学者期待通过总结成功实现社会上升流动的底层学生的教育轨迹及其背后的“成功因素”——特别是文化因素——来解释这一社会现象，并为更多同处于不利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提供可资借鉴的突破结构性限制的“文化”动因和途径。应该说这种试图从文化角度推动更大程度发挥社会成员能动性(agency)的尝试是非常具有价值的，然而遗憾的是我们认为这里对“阶层流动者”的集中关注却隐含着深刻的理论与实践陷阱。
潜在的问题之一在于，许多研究者已经用强有力的数据非常有说服力地向我们显示底层子弟的向上社会流动远远不具有普遍性[24][25][26][27][28]。其中颇有代表性的是梁晨、李中清以及刘云杉等人依据北京大学及苏州大学数十年间的入学生源家庭背景进行的分析，向我们揭示了来自工农等社会较低阶层的子女在这些精英大学学生群体中所占比例变化。
有趣的是，当梁晨与李中清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从20世纪中叶至20世纪末这段时间“社会上层子女所垄断的精英教育状况被打破，工农等社会较低阶层子女逐渐在其中占据相当比重”的画卷，并乐观地称之为一场“无声的革命”时[29]，刘云杉等人以北京大学的新生家庭出身为例，揭示了这所中国的顶尖大学中农村出身的新生比例从90年代中期起开始下降，其比例从此前近20年的20%~40%之间下降为2000~2005年间的10%~15%之间[30]。
刘云杉等学者的观察并非孤例。事实上，随着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从受教育机会特别是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取而言确实存在跨社会人群的普遍性增加，然而大多数学者的共识是，与这种总体受教育机会的扩大相伴随的是高等教育领域内不平等程度的加深[31][32][33][34]。这种教育不平等以多种形式在高等教育的不同维度全面表现出来，有学者因此将其概括为经典的“有效维持的不平等”(EMI)现象[35][36]。
从这个角度来说，上述刘云杉等学者向我们描述的顶尖大学农村出身新生比例的降低实际上即属于高等教育中不平等现象加深的一种呈现维度，也即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倾向于按照其所属社会人群进入高度层级化的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37][38]。这一现象在1998年高校扩招以后尤为明显，也即在高等教育获得机会跨社会人群普遍扩大的同时，占优势地位的人群通过加强其对优质精英大学教育机会的控制，而中下层人群增加的高等教育机会多集中在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等社会声誉较低的教育机构类型，从而有效维持了教育中的实质不平等[39]。
除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学生在高度等级化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存在的不均衡的分配之外，当前教育中深化的不平等现象还包括不同背景的学生在高等教育不同专业中的不平衡分配[40][41][42]。
例如刘云杉等人在其关于北大新生的社会背景的研究中，除指出90年代末之后的农村生源比例下降以外，还考察了新生在不同学科专业的分布情况。农村背景的学生多集中在就业前景相对不被看好的纯人文社科领域，诸如考古、哲学、历史等等，即使那些身处自然科学专业的农村学生，也多在应用科学领域，而在“纯自然科学”专业包括生物学、化学、电子等学科则多为城市生源，这些专业一方面在大学中拥有更高的学术地位，另一方面在就业市场中也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种高等教育中不同专业的学术等级地位及其与学生家庭社会背景之间的密切联系，反映了当前教育不平等的另一维度的呈现方式[43]。
这些关于中国教育中仍然存在的深刻的不平等现实的认识，对于当前有关教育中的“底层文化资本”的讨论的挑战在于，在绝大部分来自下层背景的学生无法实现社会上升流动或者说社会阶层“突破”的现实情况下，在不同社会群体面临的教育不平等继续维持乃至不断加深的困境中，追求对社会上升流动成功者的经历进行解读，并尝试推动将其在更多社会下层子女人群中加以复制，无疑存在实践和理论双重意义上的“脱靶”可能性。
当前我国底层背景的学生所面临的教育不平等现实中的焦点问题在于持续存在和不断深入的受教育机会的限制，而非如何进一步拓展底层子女的上升社会流动渠道的问题；换言之问题的焦点不在于少部分人如何能突破阶层限制实现社会上升流动，而在于绝大部分人为何持续面临不断深化的不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因而在我们尝试回答大多数的失败是否是因为失败的大多数未能做到少数“成功者”所曾经做到的问题之前，厘清目前的教育中是否和如何仍然存在导致大部分人维持其“失败”命运的成因机制，恐怕是更为重要和迫切的。
这就是当前“底层文化资本”研究所可能面临的另一个致命的“陷阱”。具体来说就是对少部分人“成功”过程的关注是否伴随着对大多数“失败”经历忽略的可能性?而这种忽略的前提和后果恰恰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学意义。
一方面，从这一讨论思路的理论后果来看，有可能引向这这样一种结论：如果底层背景学生能够更好地利用“底层”文化资源，则有望顺利通过教育成就突破阶层限制实现社会上升流动;或者说当前大部分人未能实现上升流动的重要原因在于自身未能很好地创造或坚持有助于学业成功的文化品质，从而隐含着指向“失败者”自身的归因逻辑。这种逻辑的重要挑战在于跳出处境不利人群所处的客观社会位置和条件之外对其加以指责，并忽略这种客观限制在导致弱势群体的社会遭遇中所起到的根本性作用。
另一方面，当前讨论思路所隐含的理论前提可能更加具有致命性:对更具有代表性的失败者的经历的忽略以及对成功超越阶层限制的个体的过度关注，某种程度上是以承认现有教育与社会阶层秩序的完全合法性为代价，因而可能恰恰导致更好掩盖了底层子女所面临的真正社会不平等问题。在布迪厄看来，教育在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在于通过施加符号暴力来掩饰社会再生产实质，而这一过程得以实现的重要方面之一就是对主导文化秩序合法性的认可：
学校对既有社会秩序的合法化作用的前提在于对于学校教育本身的合法性的社会认可，而这样的社会认可又依赖于对学校权威来源的缺乏认识，具体来说也就是缺乏对社会结构与惯习之间的一致关系所构成的社会条件的认识，以及缺乏对于“惯习”作为再生产其生产者的产物及作为其再生产结果的社会结构秩序的认识[44]。
因此对“底层文化资本”的关注有可能建立在对既有教育系统的“误识”(misrecognition)基础上，并进一步导致这种误识的深入。换言之，将部分“阶层旅行者”的经历不加批判地视为“成功经历”并试图加以经验总结和复制，其前提条件是默认当前教育秩序的合法性并进而成为其合法化过程的一部分。缺乏这样的社会学认识有可能在实践上带来具有悲剧色彩的社会后果，即鼓励来自底层背景的学生“期冀他们未尝得到过的”却忽略造成他们“未尝这样期冀”的社会机理，“忘记了客观条件既决定了教育期望也决定了教育成就得以实现的程度”，而沉浸于底层人群有权利追求“一切美好世界的可能性”的幻象之中，其结果极有可能是在个体层面造成社会伤害[45]。
这里我们立刻联想到保罗·威利斯笔下的“循规生”(ear’oles)们的遭遇，当他们通过学校教育实现社会上升流动的雄心破灭时，他们同时发现自身在既有社会秩序为本群体准备的工厂职位中也显得如此格格不入[46]。
因此真正的教育变革并非仅仅在现有社会等级秩序中追求上升“流动”—这里我们的意图当然不是否定在现有机制中获取有利于社会下层群体的文化资源[47]，而是指出任何对现有教育秩序的真正挑战必须伴随关于文化“价值”的认知与评价体系的颠覆，也即布迪厄所强调的符号斗争与物质层面改变的“双重斗争”策略[48]。
这就要求在底层人群争取获得有利于自身社会流动的文化资源的同时，必须伴随其他措施以推动不同文化表达的价值在学校教育中得到认可，并改革教育评价机制，关注当前改革动向对底层背景学生的影响；同时也不能忽略增加对弱势人群和地区的教育资源投入，如从制度和物质上保障流动和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机会；乃至改善社会分配机制与民生，保障和提升社会中下层人群的社会经济地位。
缺乏这样的综合认识与全方位变革努力，仅仅号召来自底层背景的学生通过创造“刻苦”“勤奋”的文化试图改变现存的不平等阶层秩序，其后果不仅在于可能频繁遭遇的个体失败，更在于有可能制造底层学生得以“群体突围”的虚幻前景，从而为既有等级秩序的维系提供意识形态上的掩饰与佐证[49]。
四、结论
近年来不少学者将关注点聚焦于教育中的“寒门贵子”现象，并试图从文化视角对这一社会现象加以解释，提出“底层文化资本”的概念。本文关于“寒门贵子”及“底层文化资本”的反思与讨论并非在于否定这一资本的可能性，相反，从现有的理论探讨和参与热议的研究者们向我们展示的丰富的实证材料来看，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文化资本并不一定与社会上层高雅文化相关联，而是在不同人群和机构环境下以多样化的形式呈现出来。
然而，对底层人群文化资本的关注需要重视其发挥作用的社会情境和机构环境，一方面需要更多关注这种资本与“文化传统”及其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与过程之间存在的联系，同时，还需重视这种文化表现形式得以构成文化资本的具体机构和制度环境。
然而，也许更重要的是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说，如果对底层子女中实现社会上升流动的所谓“成功”经历的关注欠缺反思，有可能导致我们陷入致命的理论误区和实践陷阱。
一方面，在大多数底层学生面临持续深入的教育不平等和相应的更加隐秘的获取优质教育资源障碍的现实情况下，对于少数成功者的过度关注有可能转移研究者对于“失败的大多数”的经历的注意力，从而错过当前教育公平面临的真正挑战，甚至陷入“失败者指责”的陷阱，尤其是在这种关注本身即隐含着这样一种归因逻辑的前提下。
另一方面，研究者更需要深刻警惕陷入对既有教育机制及其运转如何有助于隐匿社会等级秩序的误识，并进而成为二者合法化过程的组成部分。
因此，研究者需要深刻认识到对阶层流动的关注不能脱离对现有社会不平等关系的反思，以及对现有的不同文化表达方式的价值等级秩序的挑战乃至重构。或者说，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对阶层流动的追求本身是以承认现有教育和社会秩序合法性为前提的，因此即使我们并非不能关注阶层流动现象，但冀图仅仅通过对阶层流动现象的推动和复制来解决底层背景学生所处的社会位置给这一人群整体带来的问题和挑战，显然从理论上可能不过是制造了一种美好的幻象，并相应地在实践中面临重重困难乃至注定失败的群体命运。基于此，关于寒门贵子的热议与对底层文化资本的期待需要我们更进一步地谨慎反思与冷静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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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杜亮、刘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