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代孕,是希望,还是剥削?
2020-05-11 18:00

商业代孕,是希望,还是剥削?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杨芮,题图来自:作者供图


代孕这个看起来很美好的理想,在商业的运作下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对个体女性身体和精神的剥削,上层阶级对底层阶级、富有国家对贫困国家的剥削。


如果我们的每一个器官和每一种情感都可以变成明码标价的商品进行买卖,那么到底是人类发展经济,还是经济发展人类呢?


随着近几年生育率的断崖式下跌,偶尔会有媒体对内地是否可以开放代孕进行讨论——在内地语境的讨论中,代孕得到的几乎是一边倒的反对声,不过由于近期台湾地区《人工生殖法》有了新的推进,代孕话题再度成为了一个热点。


其实近20年,代孕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包括俄罗斯、泰国、乌克兰和美国的20多个州,商业和非商业的代孕都已合法。也有如印度这样不合法却仍然存在大量代孕机构的国家。


在内地,代孕则处在一个灰色地带:法律虽没有规定,但是卫生部颁布了条例禁止进行受精卵和胚胎的商业培育,并禁止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进行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不过根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内地至少存在400家以上的代孕机构。而仅一家上海的机构里,从2004年~2017年就有1万名宝宝通过代孕出生。国内代孕的价格大约从40万~135万不等,而代孕母亲只可分到几万到二十万元,可以想象,代孕其实是一个有相当需求并且盈利可观的产业。


就代孕是否应该在国内合法化的讨论,支持者和反对者的观点可以说水火不容。可代孕不是一个简单的对或者错的问题。它对双方都可能意味着一辈子的希望和幸福,但也都可能意味着危险、失望和创伤。


希望和幸福


生孩子这件在过去的人看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现在却困难重重了。


中国的育龄夫妻的不孕育比例,从20年前2.5%~3%,攀升至近几年的12%~15%左右,不孕不育者大约为5000万。另外,因为人们结婚的年龄越来越迟,女性怀孕的风险也相对升高,无法怀孕已经不再是一个极少数家庭面对的难题了。



除了传统的家庭之外,男同志也是快速上升的代孕需求群体。虽然无法知道这个群体的数量,但在国外的各种和代孕相关的纪录片或报道中,几乎都会有男同志作为委托人的案例。


前不久CNN的主播Anderson Cooper也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儿子刚刚通过代孕出生的消息。他在推特上说:“作为一名男同志,我从来不敢梦想会有自己的小孩”。



看着这些家庭和个人因为有自己的孩子而感到无比幸福,认为下半辈子也有依托了的时候,恐怕很难有人可以看着他们的眼睛说,这不是你应得的。


通过代孕获得人生新的希望的不只是委托人,还有代孕妈妈。


例如在印度最著名的代孕医生Nayana Patel的机构里,大部分的代孕母亲已经有自己的孩子了。


当中许多人处在赤贫的状态,甚至不识字,工作一天最多也只能赚十几美金。但是代孕九月换来的几千美金,却可以让自己的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而有完全不同的未来,可以让一家人住上自己的房子,而不至于被房东赶来赶去。


这样的成就感和幸福感不是外人用“被剥削”就能被轻易否定掉的。为了家人和孩子,这样的选择,可以简单地说是错的,是不值得的存在吗?



Patel医生在采访时说过:“如果你不能帮助那些无法生育的夫妇有孩子,如果你无法让代孕母亲的儿女获得更好的教育,那么你就没有资格来评论代孕这件事。”


不可否认,代孕确实给许多人提供了改变一生的机会,只是这些希望和幸福背后,还有太多的血和泪没有写进这些成功的故事里。


剥削和胁迫


剥削,是和代孕最紧密相连的词。定义是否是剥削,要看委托人和机构是否把代孕女性完全当做工具,以及是否对代孕女性的弱势地位进行了不公平的利用。


代孕母亲是完全被当做怀孕的工具吗?比如《老友记》里无偿为弟弟一家怀了三胞胎的Phoebe,一定不是被弟弟当做一个工具来利用,但是在现实的商业代孕环境中,许多委托人连代孕母亲都不一定见过,或者只有非常短暂的接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委托人来说,代孕母亲不是工具又是什么?


《老友记》里面的代孕妈妈Phoebe


而代孕女性是否因为弱势地位被不公平的利用了呢?有学者提出需要考虑两个因素:


1)委托人和代孕母亲双方是否承担了相似程度的风险和享受相似程度的好处?


2)代孕母亲是否是自愿的?


代孕对于委托人的益处可以说是极高的,除了有了孩子的幸福感,还有未来一生的依托和保障。而同时委托人需要付出的,除了精子和卵子、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之外,就是一笔佣金。除此之外,委托人几乎不需要承担其他由代孕所带来的风险(除非本国法律或文化不允许)


可是对于绝大部分代孕母亲来说,她们得到的报酬虽然比自己平时工作所得多出许多倍,但毕竟和委托人所得到的一个活生生的孩子的价值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所以他们之间并没有享受相似程度的益处。


更重要的是,双方承担着完全不成比例的风险。



怀孕和生产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危险(许多富有的夫妻甚至会因为害怕怀孕的风险和不适而选择代孕),特别是考虑到代孕母亲大多处于贫困,她们有多少医疗资源可以保证自己在怀孕过程和生产后的身体健康,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而如果在怀孕过程中流产了,代孕母亲只能得到每个月大约70美金的报酬(印度)。也就是说,她们在承担着这些风险的同时,并不能够保证得到最后的那一笔“巨款”。


同时,代孕母亲们还时刻面对着精神上的各种挑战和风险。即使有前期的心理准备,生产完之后孩子就被拿走了的创伤是难以评估的,更何况谁会来关心她们的心理创伤呢?


另外代孕母亲们的行动自由常常是受到限制的。比如在Patel医生的机构中,代孕母亲们在九个月的时间里只能待在这个机构里不可以外出,她们必须和自己的家庭分离。



这美其名曰是保护代孕母亲的安全,但实际上她们的身体已经不是自己的了,而是一个商品,所以她们的自由也不是自己的,而是为了雇主服务的。


也许有人会说因为这些代孕女性是自愿的,所以就不能算是剥削。那么背着房贷车贷和孩子学费的人们,难道需要被刀架着脖子上才肯去加班吗?如果这样的“自愿”也可以为剥削辩护,那恐怕资本社会中就没有剥削的存在了。


当然,更多代孕母亲面对的胁迫并不是“如果不做代孕,那么生活就会更糟的”,而是“本来有得到更好福利的可能,但是这个福利只有通过代孕才能得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委托人并没有这个义务给代孕母亲提供更好的福利或收入,但是国家和社会却有这个义务。


所以如果一个国家允许代孕,但却没有给代孕的女性提供更好的福利或收入,使得她们必须要通过代孕来获得,那么女性就实际上是受到了这个制度的胁迫才“自愿”进行代孕。


代孕合法化并不是为底层女性提供了机会和希望,而是利用制度对底层女性进行了剥削和压迫。


更可悲的是,通过代孕赚钱,可能不是许多女性自己的主意。她们常常会在丈夫和家人的劝说甚至逼迫下才开始代孕。对于底层女性来说,她们受到了家庭和社会的重重剥削和压迫。


所以在支持代孕合法化之前,我们必须想一想社会是不是为了这些女性做好了准备,让她们能够有免于被胁迫的自由呢?


商业代孕的非人化逻辑


假如有足够丰厚的酬劳并且代孕女性并不处在没有选择的贫困状态,商业代孕是否就可行呢?恐怕并不是,因为商业代孕把一切任何人的关系、情感甚至特征都用金钱进行衡量并进行买卖,全面非人化(dehumanization),所以也会产生许多恶劣的后果。


代孕与其他任何的买卖的都不一样,因为这其中包含的是多层人类本应维系的最紧密的纽带。


委托人需要把自己的精子或卵子放进另外一个人的身体里,寄希望于那个人可以为自己孕育出下一代的生命,但委托人对代孕母亲的了解却往往少得可怜。而代孕母亲则要接受两个陌生人的孩子在自己的身体里孕育,难免会觉得脆弱和不安。


可这个缺失的纽带,在商业代孕里并不成问题。因为代孕母亲的条件被分成了三六九等供委托者选择,而代孕母亲的不安全感也被一个价格买断了。



接下来的九个月里,委托者往往不能或不想去照顾怀着自己孩子的代孕母亲。不过没关系,愧疚和懒惰在商业代孕里也都可以花钱来买个安心。


最残忍的非人化被迫发生在代孕母亲的身上。这九个月里,她们必须“恰如其分”地把自己的情感和身体分离,只照顾这个孩子的健康但却不对TA产生太多的感情。


更重要的是,代孕母亲必须要面对自然界里最残忍的事情——生产之后却没有孩子。这不是一个有了思想准备就可以抑制或者割舍的悲伤。


一位曾经代孕的美国妈妈Tanya说,当孩子被带走的时候,她整个人都崩溃了,无法接受这个现实。而对于跨国代孕的贫困的妈妈们,甚至连想看孩子一眼都是奢望。


在一个关于印度代孕的研究里,一个代孕妈妈说:“他们(委托人)至少应该来看看我们怎么样吧……这是剖腹产,会留疤的。看在这个份上,至少他们也应该给我一张孩子的照片吧。”


但这个研究里,没有一个代孕母亲在生产后亲眼见过孩子,1/4的人连一张小孩的照片都没有得到过。


获得孩子之后的委托人,与始终缺位的代孕妈妈


可以说代孕母亲的情感在合同面前一文不值,也可以说她们对孩子的感情被钱“补偿”了。


人们更常忽略的是,虽然没有基因上的联系,但新生儿是认得出怀孕母亲的心跳和说话声音的,并且他们依赖这样的声音让自己有安全感。所以一出生就离开代孕母亲,对婴儿来说也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


可是这层人类最深刻的纽带,在商业代孕里全部被金钱买断了,委托人对代理母亲并没有除了金钱之外的任何责任,一切的创伤和情感也都这样被合理化了。


因为商业代孕中一切都被物化了,孩子和代孕母亲都变成商品,那么就也就可以选择、订制、甚至抛弃。


代孕母亲首先就被按照种族、教育水平等进行标价,而中国客户,毫不意外,非常喜欢选择白人进行代孕,无论是借子宫还是要借卵子或精子,订制一个“更好的”血统在代孕里不算什么新鲜事。当然中国的代孕中介里,还有保证生男孩的项目。


可怕的还不仅仅是委托人选择要什么孩子,而是他们可以选择不要什么孩子。


2012年,一对澳大利亚夫妇的龙凤胎在印度通过代孕出生,但因为经济原因,他们把儿子遗弃在了印度,只接走了女儿。


2014年,一对澳大利亚夫妇的龙凤胎在泰国通过代孕出生,但是因为男孩Gammy有唐氏综合症,他们把他遗弃在了泰国。之后人们发现这个生父曾因为儿童性侵犯罪坐过牢。这个案子也使得泰国政府禁止外国人到泰国寻求代孕。


2016年,一对美国夫妇在乌克兰通过代孕生下了一个女儿,但因为女孩脑部发育缺陷,他们把她丢在了乌克兰,至今她仍在福利院生活。


2018年,一对中国夫妇在在柬埔寨通过代孕生下了一个女儿,但是这个女儿有脑萎缩、脑积水。幸运的是这个中国母亲仍然把孩子留在了身边照顾和抚养,可是柬埔寨的代孕机构当时却做出了“可以退回孩子免费再做一个”的承诺。


可想而知,这背后可能有多少婴儿被当商品退回,甚至可能因为是“残次品”,还没出生就夭折了。


代孕这个看起来很美好的理想,在商业的运作下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对女性身体和精神的剥削,也变成了上层阶级对底层阶级、富有国家对贫困国家的剥削。



如果我们的每一个器官和每一种情感都可以变成明码标价的商品进行买卖,那么到底是人类发展经济,还是经济发展人类呢?


所以,让我们对人的情感和纽带保持最基本的尊重与共鸣,拒绝将他人非人化,也是守住自己人性的底线。


参考资料

1.Wilkinson, S. (2003). The exploitation argument against commercial surrogacy. Bioethics, 17(2), 169-187

2.Lamba, N., & Jadva, V. (2018). Indian Surrogates: Their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Experiences. In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 on Surrogacy and Egg Donation (pp. 181-201). Palgrave Macmillan, Cham.

3.Lamba, N., Jadva, V., Kadam, K., & Golombok, S. (2018).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prenatal bonding of gestational surrogates. Human Reproduction, 33(4), 646–653.

4.Webb, A. R., Heller, H. T., Benson, C. B., & Lahav, A. (2015). Mother’s voice and heartbeat sounds elicit auditory plasticity in the human brain before full gest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2(10), 3152-3157.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杨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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