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铁:当前政策应该注重人口质量和结构,而不是鼓励生育
2020-05-21 15:11

李铁:当前政策应该注重人口质量和结构,而不是鼓励生育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腾讯新闻×原子智库(ID:AtomThinkTank),文:李铁(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关于中国人口问题,很多人忧心,认为中国劳动力后备力量不足,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和南亚,会严重影响中国的未来发展。甚至希望采取各种鼓励政策,支持生育,避免未来出现劳动力不足的危机。


中国人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可能对于有识之士来说,认为多的还是占绝大多数。


本来中国的国力已经位于世界第二,但是因为人口基数过大,在很多方面中国的人均指标在世界上排名都居于后列。当然,排名并不是主要的,重要的还是人均占有资源,无论是对于国内,还是对于国际,都会产生巨大的压力。


从粮食供给来说,仅靠国内耕地已经满足不了人口庞大的粮食需求。2018年,我国人均粮食消费量525公斤,仅为美国人均粮食消费量(1341公斤)的约40%。但是,我国目前每年从国外进口粮食1亿多吨(其中,进口大豆8551万吨,2019年),相当于在国外占有近10亿亩耕地。如果我们的粮食消耗量达到了美国或者是欧洲的水平,那么我们的粮食需求将不得不更多依赖国际市场。虽然国际贸易可以弥补国内粮食供求缺口,但是一旦发生全球危机,则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粮食只是问题之一。我们的能源需求还面临着过度依赖国际能源市场的问题。我国2019年人均能耗为3.47吨标准煤,已经达到了欧洲的水平,而能源特别是石油、天然气的进口,已经占国内总需求的70%以上。未来,比重还会提升。我们现在的人均能源需求仅是美国的三分之一,如果我们的人均能耗达到美国(约10吨标准煤)的水平,那么按照14亿人口的需求量,估计全世界新增能源的供给,也难以满足我国的能源需求。


如果14亿人口的人均资源消耗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人均消耗水平,对世界来说,可能仍然要面临着供给竞争的局面。虽然我国的资源储备也十分丰富,但是相对于14亿人口的庞大基数,无论是从资源结构的不平衡,还是从人均资源量上看,仍然是我们未来发展中必须要面临的刚性制约问题。对于国际资源的依赖,也将是我们长期面临的局面。


中国已经从低要素支撑的“世界工厂”时代翻篇了


虽然我国在改革开放后,通过释放大量的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的低成本潜力,获得了高速发展的机会,但是我们没有改变一个事实:因为人口过多,导致发展面临的短板难以补齐。这里不是讲人均占有资源的问题,重点是人口结构仍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我们现在发展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收入结构存在巨大的不平衡,主要是中低收入人口过多,严重影响了未来可能激发的消费和投资潜力的释放。这也是未来发展中可能出现的短板。我国的中等收入以上人口才4亿,这就意味着还有10亿人口仍然处于中低收入水平。而这4亿人口中,严格地算来,达到中产阶级收入水平标准的人口才2亿多,最大的估值也就是2.8亿。


也就是说,我们虽然人口多,看似很发达,但是当绝大部分人口处于中低收入水平的状况下,我们将面临着启动消费和投资的瓶颈。因为未来各种市场所需要的人口支撑,至少是能够达到一定收入水平的人群。所以,我们才看到,中央刚刚颁布的文件中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战略要求。


很多人提出,我国人口增长可能出现危机。绝大部分来源于两个观点:一类是我国人口增长速度严重放缓,会影响到未来的劳动力储备不足,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产业向国外转移。另一类是我国老龄化速度加快,还需要更多的人口来降低老龄人口占比。


这些观点,可能对于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规律的认识,还是相对滞后。如果说改革开放前二三十年,我们通过低成本的劳动力和各类要素,形成了初级加工的“世界工厂”和现在的国民积累,这个发展阶段是我们必须要经历的过程。但是,牺牲环境的低成本发展过程导致的环境破坏和生态恶化,也是我们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时至今日,中国已经从低要素支撑的“世界工厂”时代翻篇了。我们将进入技术升级和制造业升级的时代,未来工业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已经是大趋势。即使在加大各类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影响下,我们也会发现,技术和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是普遍现象,而不是倒退到几十年前,靠人海战术进行各种大生产的历史时期。


对于产业的外溢,如果我们简单从成本角度分析,确实存在着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因素,但是从全球产业链的完整性看,中国产业的不可替代性在于全产业链的基础,会进一步完成对于一部分低成本要素相关产业转移的补充。


也就是说,主动地把一部分低成本要素的产业转移出去,也会从比较优势上更好发挥我国优势资源的作用,并且为提升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奠定更好的基础。而这些优质产业的出现,也与我国已经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的全方位要求相关。例如对于提升人居质量的要求,对于生态和环境的要求,对于公共服务如教育和医疗资源供给的需求等。


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城镇就业一直处于承压状态。这还不包括进城农民工。


从另一方面看,很多人对我国的农村就业情况并不了解。我国现在户均耕地不足10亩,与日本(约33亩)和韩国(约23.3亩)的户均规模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由于人均耕地和户均耕地规模过小,严重影响到农业机械化和适度规模经营的推进。按照日、韩的户均耕地规模,按常住人口算,我国农村劳动力至少还有接近2个亿的剩余。未来,只有充分解决了他们的非农就业,才有可能真正奠定乡村振兴的基础。


取消限制并不等于就是鼓励生育


就很多人关心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来说,根据很多学者的观点,只有多生人口才可以减缓老龄化的速度。按照这种说法,我们可以继续多生,而且农村的生育率高于城市。


如果这样,未来我们就可能面临两类问题:要花更多的费用解决老龄人口的公共服务问题,同时花费更多的代价解决新增人口的公共服务问题。毕竟,我们同时还面临着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严重短缺的瓶颈。日本最大的财政负担就是养老开支占总财政支出的33%,已经成为政府开支的巨大负担。而且,西方的选举制度涉及到更多的人口利益调整,又很难进行改革。


关于老龄化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并没有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中国的老龄化,完全可以回避发达国家的路径。一是可以恢复敬老养老的道德体系建设,这是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鼓励居家养老。二是可以延缓老龄人口退休时间。日本现在老龄人口就业可以不收税。在中国,则会出现老龄人口和新增人口的就业竞争问题。三是通过家庭支持计划,鼓励老龄人口从事家庭服务工作,承担子女的一部分劳动,形成新的家庭就业模式。政府可以制定政策,对从事家庭服务的老龄人口,要求子女提供必要的养老支持资金。四是通过提升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创造更多的收益,来支持老龄人口养老问题。五是通过发展养老产业,提升老龄人口的消费需求,可以作为带动就业的重要措施。


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制度选择,要根据国家的实际来选择。在我国当时的发展阶段,对生育政策进行严格的限制,从国家的角度看,还是正确的选择。问题是,应该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例如,现在明显出现了生育率下降的状况,是否可以考虑放宽甚至取消限制生育政策?但是,取消限制并不等于就是鼓励生育——不能使政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当前我国的问题是,如何提高人口质量和改善人口结构。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如何通过各项政策,增加公共服务水平,或者是通过城市化来鼓励更多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进而利用完善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来提升人口质量,提高劳动力的就业能力和技能,提高新增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而不是把解决问题的方式继续倒退到多生人口,这并不符合未来提高经济和社会发展质量的总体要求。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腾讯新闻×原子智库(ID:AtomThinkTank),文:李铁(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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