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李韵秋（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暨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张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暨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文标题：《哪类青年的社会资本更有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再探》，头图来自：pixabay
“穷忙”现象掀起了学界对劳动力市场收入回报的新一轮讨论，有关收入的话题历久弥新。在已有研究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能够提升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但是有学者质疑了社会资本的作用力，认为社会资本和个人能力具有直接关联性。为回应内生性挑战，本文使用2014年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数据，用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代表人力资本，用以衡量个人能力，用求职网动员情况代表社会资本，构建两类资本对收入的交互作用。结论是社会资本不但能对低人力资本青年的收入产生影响，还能有效地减小人力资本造成的收入差距，并且这种现象不分性别和体制差异，只是在程度上表现为男性和体制外青年更高。
一、问题的提出
时下，“穷忙”一词时常见诸报端，该词的含义是，劳动者为生计忙碌奔走却只能换取微薄的收入。“穷忙族”虽然不处于失业状态，但是工作并未提升劳动者的生活质量，尤其是在网络信贷产品普及的消费环境中，青年群体需要为偿还“花呗”“京东白条”等账单而烦扰，“为钱所困”成为很多青年劳动者的真实写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提高收入水平是人们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而工作是获得收入的最常见途径，因此对劳动力市场收入回报的探索长期占据研究高地，有关收入的学术议题也历久弥新。
在人力资本理论中，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等个人特质代表着劳动者能力，这些能力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边际产出的增长，因此高人力资本能够促进收入[1];在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中，动员社会网络不但能够提高入职概率[2]，而且还对求职者的收入水平具有正向影响[3]。需要提到的是，有学者质疑了社会资本的作用，认为社会资本实际是个人能力的一种投射，因为个体倾向于与自己相似的人做朋友，所以通过社会资本取得较高收入回报工作的人，其自身也具有很强的能力，因而无法证实是社会资本还是高能力促进了高收入[4]。
基于社会资本内生性挑战，高社会资本意味着高能力，想要回应这个观点，厘清社会资本对收入的作用，需要验证两点：一是无论人力资本高低，社会资本都会对收入产生显著影响。人力资本是个人能力的重要表现，倘若社会资本能够对低人力资本者的收入起作用，能够说明社会资本和个人能力之间并非完全对应的关系；二是对低人力资本者而言，使用社会资本对收入的提升程度强于高人力资本者，以此说明社会资本能够调节人力资本产生的收入差距，缓解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现象。
在此研究预期下，本文的研究目标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将研究对象划定在青年群体，因为青年受雇者尚处于职业上升期，劳动自主性程度不够，在收入回报中的讨价还价能力不足，关注青年受雇者的收入情况能够减少工龄或资历产生的偏差，尽可能地剥离论资排辈现象造成的收入差距；其次，基于对社会资本内生性的回应，本文将使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交互项验证两类资本对青年收入的影响；第三，分性别和体制样本，探究不同青年群体中社会资本对人力资本收益的调节效应有无差异。
二、研究综述
1. 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及性别、体制差异
在以往的实证研究中，高人力资本能够促进收入已经具有一定的学术共识[5][6]。除人力资本能够代表个人生产能力外，在信号理论中，高人力资本等同于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培训潜力。因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雇主筛选难以对求职者进行全方位的考核，此时人力资本就成为关键性的筛选信号[7]，用以帮助劳动者进入高收入岗位。此外，从文化传统和制度安排的视角而言，中国素有“尊师重教”的文化氛围，而且教育和技能培训机构在筛选和输送劳动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较高的教育或技术成就代表个人符合劳动力市场标准，因此高人力资本者能够获得较高的收入[8]。
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呈现显著的性别差异和体制差异，基本结论是女性的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9]，以及体制内的收入高于体制外[10]。原因是在其他特征相同的情况下，女性群体内部教育水平的差异性大，不同教育程度的女性工资差额较多，从而显示出较高的女性教育收益率。同时，在二元体制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体制内单位受到了制度庇护，拥有更高的收入和更稳定的收入增长空间[11]。但也有研究指出，劳动者能否获得高收入取决于其所在单位的盈收能力，而体制并不会对单位盈收能力产生影响[12]，因此体制和收入之间可能是弱关联。
2. 社会资本对收入的影响及性别、体制差异
社会资本也是影响收入的重要因素，社会资本不但能够提供异质性的信息，帮助求职者搜寻到更高收入的岗位；而且社会资本还能够提供人情和施加影响力，增强求职者具备的关系网络信号，进而帮助求职者进入更高收入的工作[13]。但是穆尔（Mouw）等人提出了社会资本内生性的质疑，认为社会资本和个人能力之间具有强烈关联性[14]。在此具有冲击性的质疑下，梁玉成使用内生转换模型来回应内生性挑战，重新验证了社会资本对收入的提升效应[15]。
在性别差异的视角下，程诚、王奕轩和边燕杰使用JENET2009数据，对性别收入差距的议题进行了检验，根据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女性社会资本的欠缺是导致性别收入差异的重要原因[16]。因为女性具有“资本欠缺”和“回报欠缺”的双重困境[17]，女性的社会资本通常聚焦于亲属网络，社会资本实现的主要功能是情感联系和精神支持，这种同质性较强、非功利性的社会交往无法给女性带来提升收入的关键资源。
在体制差异的视角下，陈煜婷和张文宏使用2009年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数据，验证了网络资源在体制内部门的收入回报高于体制外[18]。这是因为市场转型由国家主导，体制内单位和国家间的“亲缘”关系更强，所以体制内劳动者占据劳动力市场优势地位，拥有更高的收入回报。
3.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交互对收入的影响
在以往研究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存在互补和替代两种关系：互补论根植于阿尔奇安(Alchian)和徳姆塞茨（Demsetz）提出的资源乘数效应[19]，即资源组合的产出大于部分之和。如徐晓军认为本科学历以上，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共同对就业贡献率产生正向影响[20]。替代论是当一种资本欠缺时，另外一种资本的影响强度会上升，如博克斯曼（Boxman）和费拉普（Flap）认为当人们的社会资本存量较高时，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会降低，反之社会资本存量低，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会上升[21]；赖德胜等学者认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大学生的就业机会和起薪方面具有替代关系[22]；郑先平和李梦娜根据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S2008）验证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联合作用机制会对流动人口收入产生替代效应，结论是随着人力资本的提升，社会资本对收入的作用会减弱，反之社会资本提升，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减少[23]。
上述研究给予本文重要的启示，但这些文章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视为平行关系，却未关注社会资本可能存在的调节效应。两种资本间的平行关系无法分辨动员社会资本是否等同于高个人能力，无法对内生性问题做出验证和回应。此外，现有研究虽然从性别和体制差异的视角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产生的收入差距现象，但是并未验证两种资本交互项对收入的影响是否会因为性别或体制而发生改变。
4. 本文研究框架
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本文能够实现的突破在于：从理论视角而言，探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收入的交互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内生性挑战，并且分性别和分体制能够厘清两类资本在不同群体收入中产生作用的空间。从变量测量而言，以往的研究可能存在时间逻辑不一致的瑕疵，例如工作后入党不能视为找工作时具备“党员”的政治身份，调查年份的社会网络无法与入职时期的收入相对应，而本文在变量测量上更加细致精确，保证变量在时间逻辑上具有一致性。从现实内涵而言，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推进，我国各城市、各行业及体制内外的发展状况不尽相同，宏观求职环境也会对个人劳动回报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将使用多层次模型控制宏观变异性，促使研究更加贴近社会现实。综上，文章研究框架如下图1所示：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1.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为2014年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JSNET2014），调查过程按照统一的抽样方案，每市的抽样分区、街、社区（居委）三层，采用PPS法抽取各层样本，最终包括八城市16~69岁之间有过非农职业经历的样本总量为5480人。本文研究重点在于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受雇者的现职入职收入情况，所以需要删除自雇和雇主样本。此外，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青年群体，划定现职入职时的年龄在18~45岁之间，因此需要剔除年龄不符合的样本，最终进入分析的样本量为3919人。
2. 变量选择
(1)因变量
入职收入：本文所采用的因变量为现职入职时的正式工资，单位是“元/月”，然后依次进行物价指数平减和取自然对数的操作。因为各个区域和不同时期的物价水平不同，货币购买力不一致，为保证收入的可比性，需要对收入需要进行物价指数平减。本文以1978年为基期，计算八城市的物价指数，以1979年某城市为例，计算过程如下：
在此公式中，如果1979年物价指数大于100%，说明物价上涨，反之物价下降，据此得出八城市物价指数变迁状况。结果显示各城市物价水平均呈现明显的、相似的上升趋势，1994~1996年收入普遍大幅上升，但城市之间也有明显的差异性，上海物价上升幅度最大，济南物价上涨幅度相对较小。
下面利用图表展示物价平减前后的收入趋势，图2展示了不同年份入职收入的均值分布，其中虚线表示物价指数平减前的收入，实线表示物价指数平减后的收入。从图2可以看出，收入在平减之前的方差很大，进行物价指数平减后，不同年份之间的方差变小，并且在添加物价指数后，各年份收入之间具备了关联性，不同年份的收入也具备了可比性。
(2)自变量
人力资本：分为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两种测量。受教育程度分为“大专以下”和“大专及以上”两个部分。工作经验测量题器为“到目前为止，您总共从事过多少份职业”，将只从事过一份职业的受访者列为“无工作经验”，从事职业大于一份的受访者列为“有工作经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因为文章将重点分析社会资本对低人力资本者的影响，因此在对人力资本进行编码时进行了转置，对“大专以下”和“无工作经验”者编码为1，反之高人力资本者编码为0。
社会资本：根据被访者“在找工作时，您大概找了多少人帮忙，包括打听就业信息，沟通情况等”，以及“在找工作时，有人主动给您提供过求职方面的信息或帮助吗”两道题目，将受访者回答的人数相加，生成求职网规模变量。如果求职网人员规模为“0”，认为求职者没有动员社会资本;如果求职网规模大于“0”，则认为求职者动员了社会资本。
(3)控制变量
本文有6个控制变量，分别是性别、现职入职年龄、政治面貌、父母教育年限、工作类型和现职入职时期。其中，性别为二分变量；现职入职年龄是连续变量，用现职入职年份减去受访者的出生年，取值范围在18~45岁之间；政治面貌则是根据现职入职时期是否具备党员身份划分为两类；父母教育年限的测量题器为“请问您获得第一份工作时，您的父亲和母亲谁的收入更高”，然后询问高收入一方的受教育程度，转换为连续变量，最低是“没受过任何教育”，赋值为0年，最高是“研究生及以上”，赋值为19年；工作类型分为“专业管理层”和“非专业管理层”两种，具体操作是根据国际标准职业分类代码（ISC0-88）将职业分为专业管理层和非专业管理层（包括中等阶层和体力劳动阶层）；现职入职时期也是二分变量，以2001年为划分点。
(4)高层变量
高层变量:本文使用的高层变量有两种，一是市场化程度，具体操作化是将城市和行业（具体包括传统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制造业、金融地产业、科学文化教育与社会团体类、其他行业六种）交叉分类，然后计算体制外从业者在每个类别的分布情况；二是八城市和六行业的交乘项，这一高层变量适用于分体制模型，以此避免体制的信息被重复利用。
3. 实证分析方法
考虑到宏观结构因素会对收入产生影响，本文拟采用的统计方法是多层线性模型方法，以此控制高层异质性对变量之间微观机制的影响。此外，因为文章使用的数据是八城市随机抽样样本，并没有完整记录中国各城市的市场化程度，而随机截距模型能够利用统计方法将样本结论推及总体，因此此处使用多层次随机截距模型进行估计。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交互项对收入影响的描述性分析
从既有研究和理论预期可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均会对收入产生影响，而且两种资本对收入都具有正向提升效应。但是已有研究通常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视为并列关系，没有考虑到两种资本可能存在的交互效应。本文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交叉分类分为八类，即：大专及以上学历*未动员求职网，大专以下学历*未动员求职网，大专及以上学历*动员求职网，大专以下学历*动员求职网，有工作经验*未动员求职网，无工作经验*未动员求职网，有工作经验*动员求职网，无工作经验*动员求职网。
根据分析结果，大专及以上学历且动员求职网、有工作经验且动员求职网的青年收入水平最高，反之，大专以下学历且未动员求职网、无工作经验且未动员求职网的青年收入最低。当劳动者是大专及以上学历时，动员求职网相比未动员者，收入能够增加0.34个单位，而对于大专以下学历者，动员求职网能增加0.871个单位的收入水平；当劳动者具备工作经验时，相比未动员求职网络者，动员求职网能够增加0.039个单位的收入，而对于不具备工作经验者，动员求职网能大幅增加0.755个单位的收入。上述结果说明，社会资本不但对于高、低人力资本的青年都具有收入的提升效应，而且对低人力资本者的作用力更强。
2.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交互项对收入的影响
社会资本对低人力资本者能够起到更大的作用，但是上述结果并未考虑家庭背景、政治面貌等因素的影响，而且也没有考虑到我国分地区、行业市场化程度的不同。为充分考虑宏观变量和控制变量，下表展示多层次随机截距模型结果:
根据表1的LR检验结果，多层次模型的拟合效果显著优于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因此使用多层次模型是有必要的。在基准模型中，男性的收入显著高于女性。因为劳动力市场中存在职业性别隔离[24]，女性就业及晋升具有“天花板效应”，而且男女很可能面临同工不同酬现象。随着现职入职年龄的增长，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会出现优势累积，所以收入会有所提升。党员的收入高于非党员，党员身份既是一种实质性的政治资源，同时也代表着求职者在思想认识上更贴近主流价值观念，所以更加符合劳动力市场的考核标准，因此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回报。收入高的一方父母教育年限越长，其子女的收入水平也会随之提高。父母的受教育水平是家庭背景的重要象征，高学历父母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强，能够给子女更多耳濡目染的示范效应，而且家庭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也能促进子女的学业表现，从而提升子女的收入回报。专业管理层的收入水平更高，这是因为管理或技术精英在劳动力市场中占据了关键性位置，承担更重要的职责，因此能够取得更丰厚的回报。2001年之后入职者的收入更高，这与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息息相关，因为中国融入了全球化的浪潮中，能够将产品和服务放置在国际市场进行交易，经济水平的整体提升促进了劳动者个人收入的提高。
在总样本模型一和总样本模型二中，大专及以上学历者的收入水平显著高于大专以下学历，有工作经验者的收入也高于无工作经验者，验证了人力资本能够提升劳动者的收入。此外，动员求职网也能显著促进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且交互项结果显示，社会资本对低人力资本青年收入的提升作用更强，这与之前的描述性分析结果一致。
为什么社会资本对低人力资本青年收入的提升作用更强呢?本文从信息和人情两个视角对上述结果进行阐释。首先是社会资本的信息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转型，无论是沿海地区还是内陆地区、体制内单位或体制外单位，全行业竞争强度都明显变大，单位组织承受市场冲击的风险更为直接，因此单位对求职者人力资本的需求递增，以期通过人力资本应对复杂的市场环境。在此竞争结构下，人力资本欠缺者很难符合雇主的需求，但社会资本能够为劳动力市场提供沟通的桥梁，促进雇主和求职者之间信息交换，增加雇主对求职者真实能力的了解。并且异质性较强的社会资本还能为人力资本缺乏者带来更加广泛的信息资源，扩大这一群体的工作搜寻范围并提升人职匹配效率，增加求职者的选择机会，进而帮助人力资本欠缺者找到更高收入的工作。此外，动用社会资本具有人情作用:因为市场化改革的渐进性，即使单位逐渐建立起严格规范的用人制度，但一些单位的招聘过程仍然存在人为操作性，因此社会资本能够施加社会影响力，直接或间接帮助人力资本缺失者进入高收入的岗位，而高人力资本者可能无须这种人情就能顺利入职高收入的岗位。
3. 分性别、体制样本下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交互项对收入的影响
上述多层次随机截距模型回应了本文在引言中提到的理论预期，即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之间并不是明确的对应关系，社会资本不但能提升低人力资本青年的收入，而且这种提升效应还强于高人力资本者，说明社会资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力资本产生的收入差距，弱化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循环。接下来将划分不同性别和体制样本，探索上述交互项对收入的影响在不同青年群体中呈现怎样的表现。需要提到的是，因为划分了不同的群体，模型会根据各群体的样本量生成系数，为保证不同模型间系数的可比性，下表展示的均是标准化后的系数。
从上表的结果可知，即使在分样本的情形下，社会资本依然是对低人力资本者的收入提升作用更强。因为对系数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所以模型之间的系数能够进行比较，结论是大专以下、无工作经验的男性青年动员求职网对收入的影响更大。
那么对上述性别差异结果该如何解读呢？其原因主要是女性的社会网络中缺乏非重复信息与互助性的人情。出于对女性的保护，她们被长期灌输“不要和陌生人交往”的观念，而且低人力资本女性因为较早地脱离了学校和技能培训环境，其交友范围因为失学、失业等生活事件而变得狭窄，此时女性的社会网络集中在亲属和小范围亲密朋友中，而这种规模较小、同质性较高以及工具性效果较差的社会资本，对低人力资本女性的收入能够起到的作用也相对较弱。相比之下，人力资本欠缺的男性具有扩展性更强的社会资本，而异质性的社会交往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多的高收入工作信息，甚至还可以通过人情资源获得高收入的岗位。
在完成对性别差异分析后，表3将展示分体制差异视角下，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交互效应对收入的影响。与上述性别差异相同，模型系数经过了标准化处理，但是为避免“体制”这一信息量被重复使用，此处多层次随机截距模型中的宏观变量更换为八城市和六行业的交乘项。
从上表可知，社会资本对低人力资本青年收入的提升效应并无明显的体制差异，根据标准化系数的结果，体制外低人力资本者能够因为动员社会资本而获得更高的收入。那么该如何看待这种体制差异呢？为避免贫富差距过大，体制内单位实行了较为严格的限薪制度，并且基层工作者还有最低工资兜底保障，所以体制内单位无论人力资本的高低，或者是否动员求职网，其收入方差相对较小。但是体制外单位的内部差异性较大，一些高精尖的企业为了紧随市场的步伐，需要强大的智力资源进行支撑，低人力资本者在其中的竞争力较差，获得的收入回报也低，此时社会资本能够帮助求职者跨越人力资本不足的障碍，进入更高收入的岗位。而体制外服务类岗位对人力资本要求的门槛不高，低人力资本者能够选择的就业范围较大，此时社会资本能够起到的作用是提供更高收入的岗位信息。虽然社会资本在体制内外均是通过人情或信息形式发挥作用，但是体制外部门具有非公有的成分，因此招聘过程不必完全地公开与透明化，尤其是一些小规模的经济体无力负担笔试或面试成本，所以通常会任用亲属或熟人以此降低筛选成本，而这增长了体制外单位中社会资本的作用空间。
五、结论与讨论
为回应内生性挑战，本文从理论预期出发，验证了社会资本和代表个人能力的人力资本之间并不是完全对应的关系，社会资本不但能够提升低人力资本青年的收入，而且这种提升效应对低人力资本青年的作用强于高人力资本青年。根据分性别和分体制的结果，社会资本对低人力资本青年的收入具有更大的作用力这一现象没有性别或体制差异，只是在程度上表现为男性、体制外青年受到的影响更强。
工作是获得收入的重要途径，倘若劳动力市场回报不足，就会产生“穷忙”现象，导致劳动者丧失对工作的期望和动力。本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在弥补人力资本不足青年的收入上具有正面作用，说明社会资本能够有效降低入职时期的收入差距，提高低人力资本青年的就业质量。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多学科视野下的社会网络模型研究”(项目编号:13&ZD17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九大专项招标课题“实现更充分与更高质量就业的途径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8VSJ09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薛进军，高晓淳.再论教育对收入增长与分配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2011(2).
[2]张顺，程诚.西部高校毕业生求职难度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比较研究及其交互效应[J].青年研究，2009(2).
[3]张顺，郭小弦.社会网络资源及其收入效应研究基于分位回归模型分析[J].社会，2011(1).
[4]陈云松，范晓光.社会资本的劳动力市场效应估算—关于内生性问题的文献回溯和研究策略[J].社会学研究，2011(1).
[5]李实，丁赛.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长期变动趋势[J].中国社会科学，2003(6).
[6]岳昌君.教育对个人收入差异的影响[J].经济学(季刊)，2004(S1):135-150.
[7] Spence M . Job Market Signaling[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3，87(3):355-374.
[8] Chua V . Social networks and labour market outcomes in a meritocracy[J]. Social Networks，2011，33(1):1-11.
[9]娄世艳，程庆亮.城镇居民收入与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成因研究[J].人口与经济，2009(3).
[10]刘志国，James Ma.劳动力市场的部门分割与体制内就业优势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6(4).
[11]周扬，谢宇.二元分割体制下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作流动及其收入效应[J].社会，2019(4). [12]XieY，WuX.Danwei Profitability and Earnings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J].The China Quarterly，2008(195):558-581.
[13] Bian Y，Huang X，Zhang L . Information and favoritism:The network effect on wage income in China[J]. Social Networks，2015(40):129-138.
[14] Mouw T . Social Capital and Finding a Job:Do Contacts Matter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03，68(6): 868-898.
[15]梁玉成.社会资本和社会网无用吗?[J].社会学研究，2010(5).
[16]程诚，王奕轩，边燕杰.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收入差异:一个社会资本的解释[J].人口研究，2015(2).
[17]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张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8]陈煜婷，张文宏.市场化背景下社会资本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2009JSNET全国数据[J].社会，2015(6).
[19] Alchian A A，Demsetz H. Production，Information Costs，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J]. IEEE Engineering Management Review，1975，3(2):21-41.
[20] 徐晓军 . 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的双重机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J]. 青年研究(6).
[21] Boxman E A W，Graaf P M D，Flap H D . The Impact of Social and Human Capital on the Income Attainment of Dutch Managers[J]. Social Networks，1991，13(1):51-73.
[22]赖德胜，孟大虎，苏丽锋.替代还是互补—大学生就业中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联合作用机制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2(1).
[23]郑先平，李梦娜.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与流动人口收入的关系—基于chips2008的经验数据[J].江汉学术，2016(5).
[24]童梅，王宏波.市场转型与职业性别垂直隔离[J].社会，2013(6).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李韵秋（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暨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张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暨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