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想做一条咸鱼,却在上海搁浅了
2020-06-04 20:00

我只想做一条咸鱼,却在上海搁浅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Epoch故事小馆(ID:epochstory2017),作者:麻薯,口述:@划水鸭 ,头图来自:《上海女子图鉴》剧照


我和划水鸭约在静安寺附近的一家咖啡店。那是上海最“小资”的区域,几分钟的步行距离内就有五家以上的独立咖啡店,其中几家颇有名气的网红店,门口还要排长队。划水鸭推门进来坐定,不无感慨地说,“我换了好几班地铁才到,已经太久没进城了。”


她穿着灰色卫衣和帆布鞋,背了个时下流行的“泫雅风”针织包,除掉口罩后的脸干净稚嫩,看上去有点青涩。“我看上去是不是很学生气?”她嬉笑着问我。我笑着点头表示同意。


这不是一个急于适应成人世界法则的小姑娘。


(以下为划水鸭口述)


我在一家经营外贸的国企上班差不多刚满一年,如果不是疫情对这个行业冲刷巨大,我离开上海的决心可能也不会这么强烈。


虽然我已经想了很久。


我家乡在离上海不远的一座江南小城,生活平淡却也安逸。许多年轻人都因循着同样的人生道路:去南京或上海念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找一份稳定的体制内工作、和经历类似的同龄人恋爱结婚、住在离父母出租车起步价的地方。


我的父母当然也是这样期待的。爸爸不止一次在饭桌上喝着小酒略带醉意和我说,男人择偶最喜欢的职业就是老师和护士。所以他最大的期望就是我毕业回家当老师,相当于同时搞定人生几件大事。


每每这种时候我心里不满:我做什么事,为什么还得考虑讨男人喜欢?


对这套“稳定生活”的设想,我也多少有点叛逆。所以毕业季的时候无论如何不想回家,也拖拉着不愿意往父母设定的路上走。


但另一方面来说,我确实没什么野心和抱负。正相反,我一向随波逐流的性格倒是完全脱胎自我佛系的爸爸。我想,那先在上海留上几年吧,只当多一份经历,实在不行,再回家也不迟。



谁知道这个“实在不行”来得如此之快。


我去年硕士毕业,论文、找工作、离校,兵荒马乱。我在几个offer里选择了现在的公司。尽管自己对外贸行业一窍不通,但是看到是国企,只当是事少清闲的岗位,对我这样没什么职业规划的人来说可谓再合适不过。


我称得上是欢天喜地地入了职。


我没想到,接下来的一年,堪称是被pua的一年。


加班文化不仅仅是在大厂,在我工作的国企也一样颇有市场。我倒并不介意加班,但不能理解大家都无事可做的时候,仍然要留到天黑才能证明敬业和努力。有几次我试着到点下班,迎来的是老板找我谈话时的叹息:你怎么是这个样子的?



面对他好像很失望的样子,我也会想,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从小到大,身边好像都有不少同龄人总是很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想要过父母眼中的“稳定”生活,就会有条不紊地考证、考编;想要过有挑战的生活,就会早早地去找各种实习的机会、去参加挤破头的大厂面试。


但我好像和哪样都不沾边。


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从来都只是顾好眼前就万事大吉。进入社会之前,我的人生没什么大的挫折,因为没有什么想得而不可得。


我想做一条咸鱼。


尽管是咸鱼,也是一条愿意好好工作的咸鱼——如果好好工作的定义,就是做好手上的事的话。


我的工作很琐碎繁杂,比如要校对合同、商务洽谈等等。刚进入公司,自然是样样都生疏。我的工位正对着主管的办公室,有些时候主管会不声不响地站在我背后,看着我的电脑屏幕,看我是怎样做事、怎样和别人沟通的。


坐在我对面的实习生偷偷和我说,X总站在你背后的时候,脸上好像会挂着一些意味深长的笑容。


这个情景让我觉得非常不可理喻,尽管是在工作时间,但仍然让人感觉隐私全无,仿佛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之下。如果我哪里做得不好,明明可以指出来,为什么要默默窥屏,又偷笑叹气,唯独不告诉我,要怎样做才好呢?


但好像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不可理喻,“不讲清楚”像是此地的文化,每个人都被期待有不言自明的“懂事”。


又比如,中午吃饭,大部分时候大家都各自点外卖,相安无事。有时领导也会自己带便当来,吃完就把便当盒直接丢在水槽,我也不以为意。直到某天,有个关系稍好的上级私下和我说,领导们把便当盒放水槽,明摆着就是考验你新来的会不会帮忙洗啊,你怎么一点都不“接翎子”。


 

“接翎子”在吴语里是懂得看人眼色的意思,在领导眼里,我显然是错过了一些“翎子”。


但我怎么能想得到,我的职位是销售助理,却仅仅因为是年轻新人,就还要帮人洗碗?


这并不是我唯一一次得到“不懂做人”的评价。


又比如,我的上级曾经带我出差,去之前我还不知道,是我们孤男寡女单独一起出差。


他把我带到全是中年男性的酒桌上,一桌人劝酒。我喝到后来实在勉强,只能不停推脱。


回住处的时候他借酒搂住我,又在半夜两点一直敲我的门,说什么都要带我去夜宵。


他早已经结婚了,我觉得十分不妥当,只能一直隔着门拒绝他。就这么僵持了好一会儿,他才终于回到自己房间。我当时已经懵了,完全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


在之后的很多时刻,他都有意无意地批评我:你呀,性格太闷了,放不开。


这件事算是以风平浪静的方式过去了。倒是身边的一些朋友听说了之后非常生气,他们劝我立刻离开这家公司。但就算这样我也仍旧没有想到要走。我不愿意把上级想得太坏,进公司以来他一直对我挺照顾,平时为人也很温和,我宁愿相信那天他真的喝得有点多。


只是这件事情我一直没敢和父母说。


不敢和父母交代的还有我的经济状况。我现在的工资到手不过四五千,每个月交完房租,几乎就不剩什么余钱。虽然也没有到要节衣缩食的地步,但要说积蓄,好像是个很遥远的概念。


相比之下,读书时候要宽裕得多。那时学校有奖学金,父母给生活费,学校有平价的食堂(我们学校食堂还因为好吃而颇有名气),吃住上都不怎么花钱。偶尔做一回暑期实习,每天的补贴已经足够让我感到阔绰。


我念书是在松江大学城,年轻人的世界自成一派,样样花销都很便宜。我每天呼朋引伴地吃喝玩乐喝奶茶,还觉得钱似乎是用不完的。现在面对上海的超高生活成本,有时候不禁感到焦虑,如果某天我和家人遇到什么突发情况,我这样毫无积蓄的状态,怕是应付不来的吧?


我那对佛系的父母常常关切地对我说,别太辛苦,钱够用就行,实在不行就回家来。


我也不知道怎么和他们解释:我赚得很少,却仍然非常辛苦。我有时候也感到拮据,却有已经长大成人的自尊心,无法和他们开口要钱。


好在我从来不会焦虑太久,一方面是性格使然,另一方面,我每天早出晚归、工作住处的两点一线之间,好像很难找到时间去想这么多。



是的,我也没有什么业余生活。


公司在闵行,我住在了公司附近。这个位于上海西南的小角落,被戏称为“闵大荒”,离市区相距甚远。虽然上海的地铁系统非常友好,但如果要去城区,单程总也要一小时以上的时间。


大部分时候我都安分守己地待在我住的地方,这个相对偏远的区域和玫瑰色想象中的上海相距甚远——来上海读研之前,我以为上海就是“郭敬明式”的上海,纸醉金迷物欲横流。来上海前,朋友之间还相互打趣:“要小心物质的陷阱啊”。


结果我在偏远的松江渡过了两年的求学生活,又来到了同样偏远的闵行。街道光秃、空气浑浊,有一个勉勉强强的小型商圈(我称之为“CBD”),陈列着零散的几家商铺和电影院,倒是能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但“自给自足”的状态更加把人封锁在这个小小的区域,我很少想到要出去走走,所谓物质的陷阱离我甚远。


像每一个热衷于打扮女儿的妈妈,我妈妈曾经在我上班前,按照她心中年轻白领的形象给我买了几套价值不菲的正装。电话里经常提醒我,要记得穿好看一点啊。


其实我每天都还穿着学生时代的卫衣牛仔裤,我和她说,在这里,似乎实在没有打扮漂亮的必要。


那些关于上海的想象:丰富的线下演出、独立咖啡馆、个性小店、艺术展览……当然也显得遥不可及。偶尔搭乘地铁,我看着地铁线路图发愣:这个看起来小小的迷宫就是我所生活的地方,虽然这是世界上最繁华热闹的城市,但我像一只窝在迷宫拐角的蜗牛,往前往后都看不到什么出口。



也因为远,社交也被一起切断。我并不是擅长交际的人,玩得好的旧同学里留上海的也不多。少少的几个,如果需要见面,各自需要在路上花几个小时——太累了,大家好像都在被初入社会的疲惫感榨干,以至于各自成了这座大城市里的孤岛:孤独、疏离,几乎不移动。


本来,我或许可以忍受这样质量不高的生活多一段时间。我房租的合约还没到期,五险一金需要保障,为了这些学生时很少考虑的社会性的牵绊,我可以继续在我的电脑桌与老板窥屏的目光之间坐上一段时间。


直到疫情回来,我发现我已经被我的职场抛弃了。


外贸行业自然是大受影响的,但我们公司究竟受了多大的影响,我确实不知情——毕竟这里没有“讲清楚”的传统。我只知道主管一日比一日脸色沉郁,他把情绪发泄给我的上级,上级又把情绪甩给了我。


我已经很久没有做过任何正经的工作。领导们不再派任务给我,倒是不断要求我做一些琐碎而无意义的劳动:复印材料、填报销单、填快递单。当然,还有一言不发地把便当盒或水杯放在水槽等我去洗。


上级坐在我对面,一口接一口叹气:“这个办公室一个能干活的人都没有。”


又或是夹枪带棒:“现在研究生真的不值钱,要得又多、能力又不行,还不如随便找个本科生。”


我不知道要得哪里多,入职一年,低微的工资几乎分毫没涨。因为疫情的原因,今年以来都没有再发过奖金。


疫情后回到办公室,我已经坐了两个多月的冷板凳,每天被这些冷箭中伤,心大如我也开始觉得心神不宁。每天一早起来想到要上班,就感觉十分抗拒和痛苦。每个周日晚上,都恨不得像小时候抗拒上学那样哭上一场。


我已经长大了,似乎不该再为这样的事情掉眼泪了。小时候也根本想不到,原来当了大人以后的周一,比小时候的周一要困难也复杂得多。


朋友说,他们可能想要让我自己提出离职——毕竟公司主动解约还需要支付一笔赔偿金。


这当然只是猜测,但也未尝没有可能。我知道这个办公室少少的几个人之间,还有派系与办公室政治。谁和谁中午一起吃饭会被默默地看在眼里,谁和谁开玩笑多说了几句话,很快就会在另一个角落成为交头接耳的谈资。所以我任凭上级在对面极尽冷嘲热讽,也不愿意回一句嘴——谁知道我说的哪句话,会不会成了不懂做人的证据。


曾经,我开玩笑一样地把自己社交软件的个性签名,改成了“没有感情的工作机器”,结果被上级责令换掉,他问我,你是不是就是不想干活?


曾经,这个办公室里还有过几个年轻同事,大家年龄相仿,也有共同话题。但很快,他们纷纷离职,只剩我一个年轻面孔。老同事们热衷于每天聊些“男人一定是会出轨的”话题。我越来越沉默,尽管每天都带了自制的便当上班,但我宁愿去楼下的便利店吃。


一周前的某天,我终于意识到我在这里经历的一切都在摧折我的意志。尽管我只想要当一条咸鱼,但我仍然想要过好我自己的人生。这里像一塘污浊的泥水,即使是咸鱼,也想当一条干净的咸鱼呀!



我去和领导提了离职。可能因为他的目的终于达到,所以表现得难得的实在,他给了我一个月的缓冲期,让我一边找工作,一边度过在这家公司最后的时间。


我觉得可能到了我回家的时候了。这座城市其实没什么不好,我在这里曾经度过了非常美好的两年。但是这里的可能性又多又昂贵,我感到又迷茫又拮据。可能我最终还是得像我家乡那个小城的所有青年人一样,回到自己最熟悉的水域里。 


结尾:


我们在咖啡馆坐了一下午,她和任何一个年轻女孩一样并无二致,喜欢甜蜜的甜品,乐于尝试新品的饮料。她见到我好像很高兴的样子,说,终于有机会好好吐吐槽了,已经好久没有痛快地讲过话。


后来她又问我,我的故事是不是不够精彩?好像只是一种很普通的属于年轻人的失意。


但我觉得她的经历里有很多同龄人的影子:简单、直接,虽然未必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非常清楚自己不想要什么。成人世界自有一套暧昧与含混的话语,披着“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外壳,有一批年轻人对此不屑一顾。


但这样的年轻人,似乎总会成为那套话语里被压榨的对象。


好在,我们还是有有限的选择的权力,对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一切,离开可能也是一件好事。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部分信息已做模糊处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Epoch故事小馆(ID:epochstory2017)口述:@划水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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