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Epoch故事小馆（ID：epochstory2017），作者：麻薯，口述：@划水鸭 ，头图来自：《上海女子图鉴》剧照
我和划水鸭约在静安寺附近的一家咖啡店。那是上海最“小资”的区域，几分钟的步行距离内就有五家以上的独立咖啡店，其中几家颇有名气的网红店，门口还要排长队。划水鸭推门进来坐定，不无感慨地说，“我换了好几班地铁才到，已经太久没进城了。”
她穿着灰色卫衣和帆布鞋，背了个时下流行的“泫雅风”针织包，除掉口罩后的脸干净稚嫩，看上去有点青涩。“我看上去是不是很学生气？”她嬉笑着问我。我笑着点头表示同意。
这不是一个急于适应成人世界法则的小姑娘。
（以下为划水鸭口述）
我在一家经营外贸的国企上班差不多刚满一年，如果不是疫情对这个行业冲刷巨大，我离开上海的决心可能也不会这么强烈。
虽然我已经想了很久。
我家乡在离上海不远的一座江南小城，生活平淡却也安逸。许多年轻人都因循着同样的人生道路：去南京或上海念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找一份稳定的体制内工作、和经历类似的同龄人恋爱结婚、住在离父母出租车起步价的地方。
我的父母当然也是这样期待的。爸爸不止一次在饭桌上喝着小酒略带醉意和我说，男人择偶最喜欢的职业就是老师和护士。所以他最大的期望就是我毕业回家当老师，相当于同时搞定人生几件大事。
每每这种时候我心里不满：我做什么事，为什么还得考虑讨男人喜欢？
对这套“稳定生活”的设想，我也多少有点叛逆。所以毕业季的时候无论如何不想回家，也拖拉着不愿意往父母设定的路上走。
但另一方面来说，我确实没什么野心和抱负。正相反，我一向随波逐流的性格倒是完全脱胎自我佛系的爸爸。我想，那先在上海留上几年吧，只当多一份经历，实在不行，再回家也不迟。
谁知道这个“实在不行”来得如此之快。
我去年硕士毕业，论文、找工作、离校，兵荒马乱。我在几个offer里选择了现在的公司。尽管自己对外贸行业一窍不通，但是看到是国企，只当是事少清闲的岗位，对我这样没什么职业规划的人来说可谓再合适不过。
我称得上是欢天喜地地入了职。
我没想到，接下来的一年，堪称是被pua的一年。
加班文化不仅仅是在大厂，在我工作的国企也一样颇有市场。我倒并不介意加班，但不能理解大家都无事可做的时候，仍然要留到天黑才能证明敬业和努力。有几次我试着到点下班，迎来的是老板找我谈话时的叹息：你怎么是这个样子的？
面对他好像很失望的样子，我也会想，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从小到大，身边好像都有不少同龄人总是很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想要过父母眼中的“稳定”生活，就会有条不紊地考证、考编；想要过有挑战的生活，就会早早地去找各种实习的机会、去参加挤破头的大厂面试。
但我好像和哪样都不沾边。
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从来都只是顾好眼前就万事大吉。进入社会之前，我的人生没什么大的挫折，因为没有什么想得而不可得。
我想做一条咸鱼。
尽管是咸鱼，也是一条愿意好好工作的咸鱼——如果好好工作的定义，就是做好手上的事的话。
我的工作很琐碎繁杂，比如要校对合同、商务洽谈等等。刚进入公司，自然是样样都生疏。我的工位正对着主管的办公室，有些时候主管会不声不响地站在我背后，看着我的电脑屏幕，看我是怎样做事、怎样和别人沟通的。
坐在我对面的实习生偷偷和我说，X总站在你背后的时候，脸上好像会挂着一些意味深长的笑容。
这个情景让我觉得非常不可理喻，尽管是在工作时间，但仍然让人感觉隐私全无，仿佛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之下。如果我哪里做得不好，明明可以指出来，为什么要默默窥屏，又偷笑叹气，唯独不告诉我，要怎样做才好呢？
但好像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不可理喻，“不讲清楚”像是此地的文化，每个人都被期待有不言自明的“懂事”。
又比如，中午吃饭，大部分时候大家都各自点外卖，相安无事。有时领导也会自己带便当来，吃完就把便当盒直接丢在水槽，我也不以为意。直到某天，有个关系稍好的上级私下和我说，领导们把便当盒放水槽，明摆着就是考验你新来的会不会帮忙洗啊，你怎么一点都不“接翎子”。
“接翎子”在吴语里是懂得看人眼色的意思，在领导眼里，我显然是错过了一些“翎子”。
但我怎么能想得到，我的职位是销售助理，却仅仅因为是年轻新人，就还要帮人洗碗？
这并不是我唯一一次得到“不懂做人”的评价。
又比如，我的上级曾经带我出差，去之前我还不知道，是我们孤男寡女单独一起出差。
他把我带到全是中年男性的酒桌上，一桌人劝酒。我喝到后来实在勉强，只能不停推脱。
回住处的时候他借酒搂住我，又在半夜两点一直敲我的门，说什么都要带我去夜宵。
他早已经结婚了，我觉得十分不妥当，只能一直隔着门拒绝他。就这么僵持了好一会儿，他才终于回到自己房间。我当时已经懵了，完全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
在之后的很多时刻，他都有意无意地批评我：你呀，性格太闷了，放不开。
这件事算是以风平浪静的方式过去了。倒是身边的一些朋友听说了之后非常生气，他们劝我立刻离开这家公司。但就算这样我也仍旧没有想到要走。我不愿意把上级想得太坏，进公司以来他一直对我挺照顾，平时为人也很温和，我宁愿相信那天他真的喝得有点多。
只是这件事情我一直没敢和父母说。
不敢和父母交代的还有我的经济状况。我现在的工资到手不过四五千，每个月交完房租，几乎就不剩什么余钱。虽然也没有到要节衣缩食的地步，但要说积蓄，好像是个很遥远的概念。
相比之下，读书时候要宽裕得多。那时学校有奖学金，父母给生活费，学校有平价的食堂（我们学校食堂还因为好吃而颇有名气），吃住上都不怎么花钱。偶尔做一回暑期实习，每天的补贴已经足够让我感到阔绰。
我念书是在松江大学城，年轻人的世界自成一派，样样花销都很便宜。我每天呼朋引伴地吃喝玩乐喝奶茶，还觉得钱似乎是用不完的。现在面对上海的超高生活成本，有时候不禁感到焦虑，如果某天我和家人遇到什么突发情况，我这样毫无积蓄的状态，怕是应付不来的吧？
我那对佛系的父母常常关切地对我说，别太辛苦，钱够用就行，实在不行就回家来。
我也不知道怎么和他们解释：我赚得很少，却仍然非常辛苦。我有时候也感到拮据，却有已经长大成人的自尊心，无法和他们开口要钱。
好在我从来不会焦虑太久，一方面是性格使然，另一方面，我每天早出晚归、工作住处的两点一线之间，好像很难找到时间去想这么多。
是的，我也没有什么业余生活。
公司在闵行，我住在了公司附近。这个位于上海西南的小角落，被戏称为“闵大荒”，离市区相距甚远。虽然上海的地铁系统非常友好，但如果要去城区，单程总也要一小时以上的时间。
大部分时候我都安分守己地待在我住的地方，这个相对偏远的区域和玫瑰色想象中的上海相距甚远——来上海读研之前，我以为上海就是“郭敬明式”的上海，纸醉金迷物欲横流。来上海前，朋友之间还相互打趣：“要小心物质的陷阱啊”。
结果我在偏远的松江渡过了两年的求学生活，又来到了同样偏远的闵行。街道光秃、空气浑浊，有一个勉勉强强的小型商圈（我称之为“CBD”），陈列着零散的几家商铺和电影院，倒是能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但“自给自足”的状态更加把人封锁在这个小小的区域，我很少想到要出去走走，所谓物质的陷阱离我甚远。
像每一个热衷于打扮女儿的妈妈，我妈妈曾经在我上班前，按照她心中年轻白领的形象给我买了几套价值不菲的正装。电话里经常提醒我，要记得穿好看一点啊。
其实我每天都还穿着学生时代的卫衣牛仔裤，我和她说，在这里，似乎实在没有打扮漂亮的必要。
那些关于上海的想象：丰富的线下演出、独立咖啡馆、个性小店、艺术展览……当然也显得遥不可及。偶尔搭乘地铁，我看着地铁线路图发愣：这个看起来小小的迷宫就是我所生活的地方，虽然这是世界上最繁华热闹的城市，但我像一只窝在迷宫拐角的蜗牛，往前往后都看不到什么出口。
也因为远，社交也被一起切断。我并不是擅长交际的人，玩得好的旧同学里留上海的也不多。少少的几个，如果需要见面，各自需要在路上花几个小时——太累了，大家好像都在被初入社会的疲惫感榨干，以至于各自成了这座大城市里的孤岛：孤独、疏离，几乎不移动。
本来，我或许可以忍受这样质量不高的生活多一段时间。我房租的合约还没到期，五险一金需要保障，为了这些学生时很少考虑的社会性的牵绊，我可以继续在我的电脑桌与老板窥屏的目光之间坐上一段时间。
直到疫情回来，我发现我已经被我的职场抛弃了。
外贸行业自然是大受影响的，但我们公司究竟受了多大的影响，我确实不知情——毕竟这里没有“讲清楚”的传统。我只知道主管一日比一日脸色沉郁，他把情绪发泄给我的上级，上级又把情绪甩给了我。
我已经很久没有做过任何正经的工作。领导们不再派任务给我，倒是不断要求我做一些琐碎而无意义的劳动：复印材料、填报销单、填快递单。当然，还有一言不发地把便当盒或水杯放在水槽等我去洗。
上级坐在我对面，一口接一口叹气：“这个办公室一个能干活的人都没有。”
又或是夹枪带棒：“现在研究生真的不值钱，要得又多、能力又不行，还不如随便找个本科生。”
我不知道要得哪里多，入职一年，低微的工资几乎分毫没涨。因为疫情的原因，今年以来都没有再发过奖金。
疫情后回到办公室，我已经坐了两个多月的冷板凳，每天被这些冷箭中伤，心大如我也开始觉得心神不宁。每天一早起来想到要上班，就感觉十分抗拒和痛苦。每个周日晚上，都恨不得像小时候抗拒上学那样哭上一场。
我已经长大了，似乎不该再为这样的事情掉眼泪了。小时候也根本想不到，原来当了大人以后的周一，比小时候的周一要困难也复杂得多。
朋友说，他们可能想要让我自己提出离职——毕竟公司主动解约还需要支付一笔赔偿金。
这当然只是猜测，但也未尝没有可能。我知道这个办公室少少的几个人之间，还有派系与办公室政治。谁和谁中午一起吃饭会被默默地看在眼里，谁和谁开玩笑多说了几句话，很快就会在另一个角落成为交头接耳的谈资。所以我任凭上级在对面极尽冷嘲热讽，也不愿意回一句嘴——谁知道我说的哪句话，会不会成了不懂做人的证据。
曾经，我开玩笑一样地把自己社交软件的个性签名，改成了“没有感情的工作机器”，结果被上级责令换掉，他问我，你是不是就是不想干活？
曾经，这个办公室里还有过几个年轻同事，大家年龄相仿，也有共同话题。但很快，他们纷纷离职，只剩我一个年轻面孔。老同事们热衷于每天聊些“男人一定是会出轨的”话题。我越来越沉默，尽管每天都带了自制的便当上班，但我宁愿去楼下的便利店吃。
一周前的某天，我终于意识到我在这里经历的一切都在摧折我的意志。尽管我只想要当一条咸鱼，但我仍然想要过好我自己的人生。这里像一塘污浊的泥水，即使是咸鱼，也想当一条干净的咸鱼呀！
我去和领导提了离职。可能因为他的目的终于达到，所以表现得难得的实在，他给了我一个月的缓冲期，让我一边找工作，一边度过在这家公司最后的时间。
我觉得可能到了我回家的时候了。这座城市其实没什么不好，我在这里曾经度过了非常美好的两年。但是这里的可能性又多又昂贵，我感到又迷茫又拮据。可能我最终还是得像我家乡那个小城的所有青年人一样，回到自己最熟悉的水域里。
结尾：
我们在咖啡馆坐了一下午，她和任何一个年轻女孩一样并无二致，喜欢甜蜜的甜品，乐于尝试新品的饮料。她见到我好像很高兴的样子，说，终于有机会好好吐吐槽了，已经好久没有痛快地讲过话。
后来她又问我，我的故事是不是不够精彩？好像只是一种很普通的属于年轻人的失意。
但我觉得她的经历里有很多同龄人的影子：简单、直接，虽然未必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非常清楚自己不想要什么。成人世界自有一套暧昧与含混的话语，披着“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外壳，有一批年轻人对此不屑一顾。
但这样的年轻人，似乎总会成为那套话语里被压榨的对象。
好在，我们还是有有限的选择的权力，对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一切，离开可能也是一件好事。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部分信息已做模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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