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冠疫情看战略冗余的重要性
2020-06-04 17:37

从新冠疫情看战略冗余的重要性

对于新冠疫情这只黑天鹅,全球各国所表现出来的缺乏预案和准备,现在看来是惊人的无知和懈怠。应对黑天鹅,归根结底需要跳出对风险的权衡,只剩下一条死磕的路。题图来自视觉中国,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网(ID:eeojjgcw),作者:吴晨(《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


什么是黑天鹅事件的特质?很多人说,是不确定性。但是不确定性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可以衡量的,或者说是可以从过去的数据中推测出未来发生概率的风险;另一种则是不可衡量的,黑天鹅事件属于后者,因为在人类历史上发生频率太低,没有足够的数据赖以做出预测。当然,更重要的是,即使有人能预测出黑天鹅事件,也无法准确预估它带来的灾害,而这种灾害常常会超乎想象。


黑天鹅事件的两大特点——彻底的不确定性与造成巨大灾难的可能性——也让黑天鹅变得特别凶险,因为它会对既有的体制和机制带来难以挽救的打击。


黑天鹅之所以会带来巨大的灾害,与它总是打我们个措手不及有关。面对潜在的黑天鹅,人类最大的挑战有二:我们总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知识和认知的不足,也总是相信自己衡量风险的办法。殊不知,一些风险真的无法衡量。爱因斯坦就曾经说过:并不是所有事物都可衡量,也并不是所有可以衡量的事物都重要。用应对可量化的风险的方式去应对黑天鹅,结果常常是人仰马翻。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是盲目相信人类量化风险指标,结果准备不足的例子。危机早期的2007年8月,按照高盛当时的 CFO维尼尔(David Viniar)的话说,投资人见证的是连续多个交易日金融市场发生“25标准差”的巨大波动,而这种波动在理论上——也就是从正常预测风险的角度——根本不可能发生,因为如果用概率来推算,从大爆炸以来人类历史中哪怕发生一次类似的剧烈市场波动,几率都微乎其微。


由诺奖经济学家默顿和斯科尔斯加盟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1998年因为俄国国债违约引发的危机而破产,也是因为对黑天鹅式的风险缺乏预案。LTCM很相信自己的算法,在市场发生剧烈波动时没有减少赌注,反而按照算法的逻辑加码。问题是,算法依赖的是对过去数据的分析和正常市场环境中风险模型的判断,而这种分析和判断根本无法预判到俄国国债违约带来的市场冲击。


新冠疫情全球肆虐,几乎是1929年大萧条以来全球面对最大的黑天鹅,而对于这只黑天鹅,全球各国所表现出来的缺乏预案和准备,现在看来是惊人的无知和懈怠。


流行病专家应该清楚,在全球化,尤其是人的流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大流行病一旦在某地发生就意味着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发生。当欧美许多国家看到武汉因疫情封城和中国疾控中心共享的疫情资料之后,却没有利用中国抗疫预留的至少一个月时间做好充分的防护,导致全球疫情蔓延到如今(截止至5月27日)超过500万人感染,接近35万人死亡的惨烈情形,只能用当政者缺乏“想象力”来形容,对疫情一旦传播开可能演化成的浩劫缺乏清楚的认知。这里的想象力的定义是:对于黑天鹅可能造成的危害,我们需要做出最坏的打算,“想人之不敢想”。


历史上类似的例子不少。1914年6月28日奥地利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欧洲并没有多少人预测到一场全球大战即将开打。即使有人准确预测一战的开始,意义也不大,因为很少有人在当时就预见到,持续四年的一战会带来如此深重的人员伤亡和资产破坏,估计就连一战的发动者也没有想到。


发动者之一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开启战端时,还沉浸在战争“先发优势”的叙事中沾沾自喜,以为巴尔干点着了火药桶给了他发动战争先机获胜的机会,殊不知他开启的是毁灭性的总体战,与之前熟悉的战争形式完全不同。


黑天鹅与我们所熟知的可以用过去的数据来量化的风险不同,需要我们有一整套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做法去应对。


首先,黑天鹅不可预测,也没有预测的意义。即使你预见了黑天鹅,如果没能预见可能深重的后果而做好准备,仍然无济于事。


其次,需要不断强调,面对黑天鹅的不确定性,我们都是无知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用“战争的迷雾”(The fog of war)来形容新冠疫情发展的扑朔迷离。同时我们需要一再提醒自己,黑天鹅带来的后果很可能出乎意料!


第三,我们需要专注于对未来的各种可能性做出情景分析,然后对不同可能性带来的后果做出仔细、详尽、多维度地评估,准备好各种应对的预案,这才能应对黑天鹅的意外打击。早在2022年2月底《经济学人》就特别撰文对全球应对新冠提出建议,强调需要公开透明的信息和听取专家的观点,需要政府推动各种隔离措施减缓病毒的传播,也需要各国医疗体系做好充分预案,防止医疗挤兑。可惜的是,真正迅速做出反应的国家并不多。


新冠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同样是黑天鹅级别的,任何通常的压力测试都无法预见会出现如此需求侧、供给侧和信心侧同时急性休克的情形。以航空业为例,没有哪家航空公司能预想到会遇到国际航线在几周内下降到只有1%水平的情景。新冠危机因此也对经济危机下的企业管理提出了全新的思考。


新冠的黑天鹅暴露出传统管理思维的盲点。我们太过于习惯企业发展的唯一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追求这种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则是把效率推到极致,最常见的就是即时生产(Just-in-time)这种供应链管理方式的大流行。而这种过度追求效率,全力打造复杂紧密的全球供应链,而缺乏韧性的问题,在新冠危机中被暴露无疑。


新冠危机因此对企业的管理者敲响了警钟,每家企业都必须思考如何增加“战略冗余”。战略冗余在自然界很常见,比如每个人都有两个肾脏,虽然拥有一个肾脏完全可以存活。在企业管理中引入战略冗余,也被称为从即时生产向以防万一(Just-in-case)的管理模式转变,不只是效率优先,更强调应变能力,让企业具备紧急处置的能力。战略冗余就是在危机之中建构的能力,需要人力资本,也需要储备的资源和资金。


强调战略冗余的管理模式,就需要增加系统中的韧性。


以供应链为例,衡量供应链的韧性,有两大标准。第一、当一家企业突然面临关键原材料短缺时,它还能存活多久?第二、如果出现关键原材料短缺,企业需要花多长时间解决这一问题,恢复生产?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尽快寻找其他供应商,或者让既有供应商尽快将自己的冗余产能调换方向。


新冠来袭,全球各国医疗体系都暴露出程度不一的口罩、防护衣物、呼吸机等重要医疗物资和器械的短缺,也的确涌现出了不少有韧性的企业。比如吹风机生产商戴森和一级方程式赛车厂麦克拉伦都在短短几周之内生产出了简化的呼吸机。只是,遭遇新冠疫情,哪怕是几周的耽误都可能来不及。等两家厂商生产出呼吸机的时候,对呼吸机暴增的需求也结束了,因为医疗挤兑的高峰已过。


战略冗余还包括现金的储备。美国很多大企业在融资非常便宜的过去10年把大量的收益用于股票回购,而不是投入到推动未来增长的研发,或者构建自己应对危机的现金储备,现在看来是巨大的失误。以美国四大航空公司为例,它们目前从美国联邦政府申请到的紧急纾困资金,只是过去五年来股票回购所花的现金的几分之一。换句话说,如果它们没有在资本盛宴时的短视,原本应具备抗击新冠疫情次生经济危机的韧性。


更进一步,构建企业的韧性也需要对完全市场化的资源配置再检讨,很多情况下,即期的成本和收益很容易被衡量,但衡量韧性却比较难。如果市场配置资源只依赖容易衡量的因素,而忽略难以衡量的因素的话,很难期待企业自身在危机过后还能想起“战略冗余”的重要性。看一看SARS之后新冠病毒疫苗的研究就知道了,原本说好的研发经费一两年就干涸了。按照美国疾控中心的一位前专家的话说:对疫苗研究的忽略,“是全球性的注意力缺失”。


最后再审视一下新冠疫情的最重灾区美国。在对美国防疫失利的反思中,有两点思考很到位。


其一,如果你尽可能夸大瘟疫的可怕(也就是前面强调的具备“想象力”),促使人们更早采取保持社交距离的行为,就可能会避免灾难的发生,但可能会在事后被诟病为夸大事实,这是疾控人员必须克服的两难。


其二,大流行病不比其他风险,可以让政客去权衡不同的选择。政客如果在大流行病爆发的当口还在考虑其他利益,从而无法有效一致地发出让老百姓社交隔离的讯息,就会犯下巨大的错误。在平常可量化的风险面前,比如经济衰退,老百姓充满疑惑,政客需要做的是打气鼓劲。但是面对感染性如此之强的大流行病,因为它是可能带来毁灭性灾难的黑天鹅,政客只有一个选择,把问题渲染地越重越好,让人们尽快改变行为——戴口罩、勤洗手、不聚集、保持社交距离——不然的话,灾难只可能严重到无法收拾。


应对黑天鹅,归根结底需要跳出对风险的权衡,只剩下一条死磕的路。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网(ID:eeojjgcw),作者:吴晨(《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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