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通胀、暴雪、新冠……新发地历史上的几次大考
2020-06-16 11:14

非典、通胀、暴雪、新冠……新发地历史上的几次大考

题图来自IC photo,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未来城市FutureCity(ID:caijingtod),文:海若镜、朱延生,编辑:杨中旭


365天昼夜不休的新发地市场,关停了。事发紧急,被关住的,还有来不及运走的千万农产品。


6月15日下午,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上强调,要全力做好市场保供稳价,加强调度,及时组织货源,加大二级市场、社区菜市场补货力度。


自1月下旬新冠疫情爆发至6月12日前,新发地从未休市,此番关停,不仅疫情扩散牵动人心,北京的物资供应亦面临挑战。毕竟,每天供给1.6-2.0万吨蔬菜,才能满足北京2100万人口的需求,新发地承担着约70%的供应量。


6月15日,北京新增27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4日新增的36例均与新发地有关。近日,社区工作人员敲门入户,问询居民5月30日后是否有新发地接触史,已排查去过新发地人员近20万。


作为全国交易量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新发地多的是走南闯北的生意人。来来往往的司机、采购和销售,进出于强农门、神农门、大农门等,重新分流汇聚于此的农产品。


非典、通胀、暴雪、新冠……历史上新发地面临的几次大考,皆与民生商品的供应相关。从新发地进出的一车车肉禽蔬果的价格,影响着普通人的餐桌和生活,也左右着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高低起伏。


一、新发地 “从0到1,从1到100”


1985年,北京南郊的新发地村实行“分田到户”,北京也放开了肉、蛋、水产、蔬菜等品类的价格。新发地村的农民们开始为自家蔬菜找销路,摆摊卖菜,村口是清一色的“地摊经济”。 


还有许多外地村民,踏着板车、开着拖拉机,拉着一车车油菜、西红柿、黄瓜叫卖。自发聚集的菜农市场,颇为混乱,堵塞了交通、破坏了环境,成为北京城市边缘的一块“膏药”。


张玉玺是北京丰台人,在海军服役6年后复员回乡,几年后成为村里的支部书记。当时他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村民去市场清道轰人。


可往往刚清走一批商贩,又来了一批。正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当时的北京丰台区工商所所长田振梅对他说:“你不如因势利导搞市场,彻底解决农民卖菜难的问题。现在北太平庄、大钟寺那边的市场已经搞起来了,你应该去考察一下。”


一句话启发了张玉玺,他到几个市场实地考察后,决定自己创建一个新农贸市场。1988 年,他和14个青年连夜用水泥杆、铁丝网当围墙圈起了15亩地,花了15万元做启动资金,把市场搭了起来。


新发地市场怎么发展,将来发展成啥样,张玉玺也不知道。可随着进场卖菜的人越来越多,建立市场规则迫在眉睫。


批发市场如同线下的“淘宝平台”,要吸引卖家入驻,也得有买家捧场。做市场平台管理,首先得摸清客户心理,张玉玺决定自己卖一回菜、再买一回菜,来探一探管理市场的门道。


“低买高卖”是生意人都知道的道理,同一样菜在不同市场上价格不一,就有了利润空间。1990年,北京市场上西红柿5分钱/斤,张玉玺听说内蒙古集宁市场卖2毛多,当即从北京采购了2卡车西红柿,跟着司机连夜上路,为减少损耗,他们马不停蹄,但次日到集宁却遇到了“菜霸”,强行低价买走一批货。


第二天清早,张玉玺正摆着摊,几个花臂大汉就在摊前晃悠。正当他害怕时,当地蔬菜公司的一个经理路过说:“你放心,有我们呢,给你留个电话,有什么事就和我联系。”集宁之行虽没赚到钱,但却让张玉玺知道了抓好治安、让商户安心做生意,对市场有多重要。


懂了卖家的诉求,也得了解买家的偏好。1991年,张玉玺只身到河南漯河收购大蒜,来回四五天,饿了就吃方便面、困了就趴在车上打个盹。一路颠簸,让他理解了商户出门在外的难处。


因此,除了做管理,还得做服务。于是,他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原则”等规章制度,提出来“让客户发财,求市场发展”,还说了一句市场运营的实话——“请不来、叫不来,赚钱准来;轰不走、赶不走,赔钱准走”。


渐渐地,“新发地市场秩序好”的口碑传开,市场人气大增,商户纷至沓来。新发地如同“滚雪球”一样,占地面积从建场之初的 15 亩发展到 40 亩、60 亩、100 亩...... 在蔬菜市场的带动下,粮油、水果批发市场也“活”了起来。


1991年,新发地市场开始对商户收费,在“万元户”都稀缺的年代,张玉玺一下收了200多万元。3年后,新发地的供应商、采购商超过3000家,遍布全国十多个省市、200多个县。


这么多商户中,经营“南菜”的却寥寥无几。蔬菜有很强的地域性,冬季是北方蔬菜市场的淡季,所以一些老北京人如今还保留着“冬天囤白菜”的习惯。为了吸引经营南菜的商户,新发地规定南菜入市只用缴纳1000元保证金,这一优惠吸引了不少商户将南方蔬菜引入北京。


新世纪之初,“农改超”模式渐渐起步,居民对于食品安全的诉求显现。2000年张玉玺带人去香港学习农药残留的“快速酶检测法”,回来后建立了新发地农药残留检测中心,要求入市交易的蔬菜,必须通过市场农残检测。


除了蔬菜农残检测,新发地联合定点屠宰场、政府监管方建立了“猪肉产销联合体”,要求经营户必须向消费者出具“购物信誉单”,写明经营户姓名、摊位号、销售日期等,如果盖有“新发地市场鲜肉复检章”的猪肉出现问题,就有了溯源的可能性。


新发地的兴起,带动了周边其他产业的发展,汉龙货运中心、长途客运站、民用建材市场等在周边兴起,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汇聚在京城南郊的这个小村子里。


在新发地勃兴之际,当时北京颇有名气的大钟寺农贸市场面临闭市搬迁。鼎盛时期,大钟寺市场的年销售额超过50亿元,但农贸生意带来了卫生脏乱差、交通拥堵、商户纠纷等问题,令此处成了北京城里的“治安乱点”。为迎接北京奥运会,2003年大钟寺农贸市场闭市,众多批发商搬入新发地、锦绣大地,新发地也趁机会扩大了水果市场的规模。


经历了从0到1的创立、从1到100的体量扩大,张玉玺定位新发地不只是一个批发、交易场所,还应从质量、品种、数量上保证蔬菜、肉类的供应。


二、非典断供大考,发现发烧“先不报告”


2003年4月,非典疫情在北京爆发,城市里恐慌情绪蔓延,两个月前广东发生的“抢购潮”在北京重现。板蓝根颗粒、白醋、部分中药被疯抢,一家北京同仁堂药店一天卖出了3万份据说可以预防非典的中药。


2003年CPI指数(实习生关思滢制图)


4月下旬,北京疫情严峻,最高一天新增病例达150人。为了减少外出感染的风险,居民开始抢购生活必需品,不少超市的货架被搬空。由此,涨价从药品、防护品,波及到食品、副食品,北京食盐的价格涨了一倍左右,部分蔬菜价格上涨20%-50%。因为传言“水煮萝卜可防非典”,原本5毛/斤的萝卜价格翻了几倍。


市场价格波动,来势凶猛。4月22日,王岐山出任北京市代市长,24日就去了新发地批发市场,调研蔬菜供给情况。临走前,他对张玉玺说,别看你这农产品,你要供应不好,我非典也防不好。


张玉玺采取了许多措施,买了20多万个口罩,要求职工、商户、买家必须佩戴;及时给车消毒;还排了两批工作班子,如果非典真来了,一批人被隔离,另一批还能顶上。


尽管如此,来新发地交易的人却一天比一天少。当时外地人看北京,就如今年2月份的武汉,相传北京已是一片空城,疫情蔓延。张玉玺只能给市场里的大户打电话,讲明事实并没有那么严重,请他们组织货源送到北京,并免除3个月摊位费、进场费等。30个小时后,4月25日新发地的销售量破了800万斤。


但26日清晨,新发地货场的车又没多少辆了。原来,在京开路的河北固安县路段,被垒上了沙袋,河北的警察封了路,外地车不许进京,北京的车不许出去。那这如何保供应?


张玉玺忙将这情况反映给北京市政府、市政府又反映到国务院,下午1点,京开路恢复畅通,停靠在路边的货运车才得以进京。


人员和货物进入市场后,“防疫”成了更大的挑战。几万人流动的大市场,有一例非典就可能感染很多人。假如有人发烧却不上报、酿成大祸,市场管理者需负全责;如果上报,在谈“烧”色变的节骨眼,120救护车鸣笛而来,必然造成整个市场的恐慌。


“当时是一种矛盾的心理。所以我们采取什么措施呢?就是先不报告。”张玉玺在新发地自建发热隔离区,雇了一辆车,司机穿上防护服,市场有发烧病人,就用这辆车将他送到医院。


2003年比较幸运,新发地未出现一例非典确诊或疑似病例。


更幸运的是,2003年非典也无法阻挡中国经济加速上行的脚步。加入WTO之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潜能彻底释放,从2002年开始连续10年GDP增速超9%,开启了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


三、通胀高企,物价上涨


中国GDP增速在2007年迎来了14.16%的高点,这一年平均CPI指数增长接近8%,消费品价格飞涨,令“稳定物价、保证市场供应”成为2008年商务部门的头等大事。


新发地的商人对于“价格”很是敏感,因为市场行情决定着一车货能有多少盈利。以进口水果为例,在行情波动大的时候,一柜车厘子的开柜价与卖到一半时的价格能差几十块(每箱/筐单价)


在2007年,领衔农产品价格起飞的是猪肉,在许多人印象里,这是10年里猪肉价格涨得最高的一年。5月中旬,新发地的猪肉价格达到历史最高的17元/公斤,不少摊主抱怨“生意难做”,交易大厅里的一些摊位甚至人去台空。


5月底,从生猪场到屠宰场的路上,生猪的价格就可能涨好几波。前一晚下单的价格到第二天装车时就不作数了,得涨;开始装车时聊好的价格,装完车每公斤又涨几毛;车上路后,运输途中,生猪采购员还可能接到猪贩子要求涨价的电话。


8月4日,北院高层在刘淇、王岐山的陪同下,来到新发地肉类交易大厅看市场行情和猪肉销售情况。一位摊主讲道,猪肉价钱便宜时,销量大、挣得多;价钱贵了卖得少了,利润也比以前要少些。他问高层,您说价格能落下去吗?


4天后,北京猪肉价格出现小幅回落,8月16日新发地每公斤白条猪批发价由20.3元/公斤降低到18.8元。新发地肉类大厅经理吴松旭分析降价原因,因为国家已从美国进口了两万多吨猪肉,还准备再进口两万多吨,屠宰场存货心理受到影响,为占市场而降价销售。


只不过,猪肉降价并没有持续下去,下半年猪肉价格继续“飞奔”,到12月,超过21元/公斤。经济高增长、高物价,2007年的通货膨胀迅速波及猪肉以外的农产品。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减少,亦刺激着粮肉的供不应求。


面对农产品物价上涨的问题,在2008年1月北京市人代会上,张玉玺“晒”了菜价,结论是:农产品的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多了就贱,少了就涨”,很正常。2010年接受《农经》专访时,他再次提及,不反对农产品价格上涨或下跌,要反对的是大涨大落。


对于批发市场的经营者而言,影响利润的主要是交易量、交易额。在新发地有句吉利话叫“客如流水,货如轮转”,货品流转得越快,市场越喜闻乐见,因为每车商品进出新发地都需缴纳进场费、出场费等。相比之下,单个商品价格的涨跌,对市场整体的收益影响并没有那么显著。


但对于商超等渠道而言,采购完全依赖批发市场存在“风险”。当某种农产品因为极端天气被堵在路上时,批发市场到不了新货,商户就会伺机涨价;而新货蜂拥而至,市场“堵货”,因为生鲜保质期短,商户就会低抛。


2007年CPI指数(实习生关思滢制图)


在2007年-2010年间,农产品涨价时常发生,2008年国家多部委推出了“农超对接”的流通政策,支持超市向农户直采。


不少超市利用自身渠道优势,尝试绕过批发市场,进行“农超对接、产地直采”,既能一定程度上保证供应稳定,又减少了进入市场的费用支出。中国连锁经营协会2010年进行的调查显示,北京物美、京客隆、家乐福等超市超过70%的生鲜商品是通过“农超对接”模式采购。


“农超对接是一种理想的话题,其实70%-80%都是农市对接(农民、市场),张玉玺认为。话虽这么说, 2011年新发地启动了农产品电子交易中心,目标功能之一就是连接农民和超市,解决“农超对接”的账期问题。只不过超市作为强势渠道方,在这个平台上交易的动力并不强。


张玉玺也打算涉足零售终端,他将2007年菜价贵的原因归于:流通环节中间商过多。所以建议在小区设便民菜店,直接从新发地进货供菜,这便有了“新发地社区连锁菜店”。早在非典之后,新发地市场和安徽菜商韦玉华便合作开了一家配送公司,在北京商委的支持下,开设了数百辆“新发地便民蔬菜直通车”。


为了保供应,新发地市场规模仍在扩大,也获得了不少优惠政策,2007年10月以281元/平方米的价格受让了北京近5万平米的仓储用地,2009年以742元/平米的价格受让7.4万平米的商业用地。


四、寒潮来袭,冬储工作历考


2010年元旦夜里,京津冀等地开始下雪,次日下午首都机场近百架飞机出港航班延误,但这还只是开始。大风、降温、雨雪,“寒潮三部曲”接连而来,中央气象台3日内连续发出寒潮、暴雪橙色警报。


大雪封路,华北八省市15条高速公路、3条国道的局部路段关闭,河北境内高速公路几乎全盘“瘫痪”。蔬菜、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一时难以运进北京,这对于农产品自给率不到15%的北京,无疑是一个“坎儿”。


一场暴雪,令北京的大白菜、菠菜等叶菜价格大涨超30%,一些区域的土豆、洋葱、茄子等出现断供。事实上,早在2009年入冬时,突袭华北的数次寒潮就已经令粳米、小麦价格同比上涨了10%,叠加此次蔬菜价格走高,将影响普通人的生活成本。


消费者不易,新发地的卖家也难。为了保护蔬菜不被冻伤,装菜的塑料筐上会盖棉被、筐底也得垫着一层。大片蔬菜交易区是露天的,摊主为了御寒只能在货车边搭起临时帐篷,凌晨两三点钟,在冬天的寒风里写订单、指挥工人搬货,所以在新发地,厚厚的绿色军大衣几乎是标配。


自北京奥运会后,为预防极端天气、突发疫情带来蔬菜断供,新发地和北京二商集团承接了冬季蔬菜储备工作。2010年,新发地储备了3200吨蔬菜,包括大白菜、土豆、大蒜等耐存储品种,北京二商存储了约7000吨。


企业轮转代储蔬菜的周期是:9月至第二年3月。如果需要应急投放,代储企业会据北京市政府的指令,组织储备菜出库和运输,按规定的量价、品质、地点进行投放;代储期间,政府按4元/吨/天的标准给予企业补贴。


1月16日一早,北院高层又一次来到新发地市场,先去了蔬菜储备库,他一连看了5个仓库,并向工作人员询问货源、储备品种等。迎着寒风,来到新发地的露天蔬菜交易点,他对商户说,蔬菜供应主要有三个环节,一是生产,二是销售,三是储备和销售,缺一不可。


得知全市有1万吨储备蔬菜后,高层问张玉玺,“北京下两天雪,通过储备,你能保证北京供应。下7天雪呢?高速路封了呢?你能保证供应么?”


的确,北京突遇暴雪天气,新发地向市场投入了3000吨政府储备蔬菜,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物质紧缺。两天大雪过后,来自海南蔬菜基地的4000吨新鲜蔬菜就“续”了进来,重新填满储备库。


如果大雪封路7天,张玉玺认为得建一个更大的冷库,才能保证北京蔬菜的正常供应。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所规划的位于北京南三环的12万吨冷库,至今仍未能竣工投用。不过,暴雪之后,张玉玺的儿子张月琳开始着手在河北高碑店建立新发地分市场。2015年10月底,高碑店市场启用。


五、新发地因“疫”休克,未来将走向何方 


6月15日,北京全市社区防控进入“战时状态”。


实际上,6月12日发现2号、3号确诊病患,且感染地指向新发地后,疫情防控的节奏瞬间紧张。毕竟,每天进出新发地的人流量超到18000次,这里就像是北京生鲜供给的心脏,在为社区、家庭输送养分的同时,也有可能通过广泛的“人网”传染病毒。


2019-2020年5月CPI指数(实习生关思滢制图)


13日凌晨3点,张玉玺表示,新发地市场暂停营业,超万名商户、员工将进行核酸检测。夜里好几个商户在朋友圈转发同一段话:“新发地市场暂时封闭只是为了配合检查,质检人员进来只是针对性抽查,而不是那些传播谣言的说新发地出现病例……”


这样一个昼夜运转的市场,在全国疫情最严峻的2月,也未曾休市一天。骤然关停,对商户而言不仅生意停了,仓里的蔬菜、暂养池里的活鲜也成了垃圾。“我们的一万多斤虾都没出来,全部臭掉,直接损失几十万。”一位零售商说道,他们与供应商联合直采的一批虾,暂养在市场,损失怎么分还没讨论。


活虾可以不吃,蔬菜、水果却一天也不能断。6月15日下午,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上强调,要全力做好市场保供稳价,加强调度,及时组织货源,加大二级市场、社区菜市场补货力度。


13日,北京商务局和新发地在市场附近设了四个蔬菜临时交易区,一个水果交易区。新发地工作人员通知经销大户,经销大户再通知司机、代办临时交易地等信息,以实现应急交易。


北京市商务局新闻发言人王洪存表示,新发地蔬菜占全市供应总量约70%,猪肉占全市供应总量约10%,牛羊肉占全市供应总量约3%,大部分生鲜超市有自己的供应渠道,总体对生活必需品供应保障影响不大。


第一时间,永辉超市、物美、超市发、首航、京东等零售商皆发出公告,表示“产地直采”、“货源充足、价格稳定”。13日,家乐福100吨直采蔬菜抵京;14日,河北300吨蔬菜抵京;15日永辉直采3000吨、物美2100吨蔬果进京的新闻,见诸媒体、以稳民心。


15日新发地临时交易场地蔬菜上市量增至1800吨,是14日的1.8倍,但蔬菜供给与万吨需求之间的缺口并非朝夕可平。15日下午,每日优鲜上的绿叶菜只剩香菜,盒马鲜生的“叶菜”栏只有20元/350g的有机菜,晚间,通过京东到家可以看到,京客隆的绿叶菜也已售罄……


无论是新发地市场的经营大户,还是产地直采的商超,都需要时间组织货源以应对新的市场环境。新发地市场关停,对于进货基本依赖批发市场的农贸市场而言,影响巨大。


在全国疫情吃紧的春节期间,1月28日(大年初四),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曾到新发地市场检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保供稳价工作。当天,市场蔬菜的上市量为1.14万吨,新发地有70%的商户恢复营业。


历史上,每当北京农产品供应保证出现问题时,中央或市领导都会到新发地了解情况。此次新发地关停,给北京民生物资供应带来的巨大压力,令人不得不重新思考新发地的集中垄断问题——北京只有一个“大菜篮子”、一个“大果盘子”,够吗?


京城农产品告别新发地“单核时代”,已经在《北京市商业服务业设施空间布局规划》中有所体现:规划城市西南、东南、西北、东北方向4个一级批发市场。西南方向仍是新发地为主交易通道,东南方向将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规模扩大至600亩左右,在顺义规划800亩左右的一级批发市场,昌平建设农产品综合批发市场。


在规划之下,市场建立和盘活的另一个关键点在于“市场供需”,未来新发地一家独大的局面是否会改变,仍需拭目以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未来城市FutureCity(ID:caijingtod),文:海若镜、朱延生,编辑:杨中旭.作者系《财经》研究员,顾欢欢、关思滢、熊康、韩翔宇、敖雨璐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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