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信息速食的时代，我们鼓励学生通过毕设，深入接触人与事，用多元的视角呈现复杂的真实，书写当下，记录历史的片段。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潮（ID：njunewtide），作者：张艳（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8级专业硕士），指导教师：卞冬磊（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2019年衡中共275人（含保送）被清北录取，约占同期清华北大省内录取名额的90%，本一上线率92.44%。成绩本身已经足够震撼人心，其对后续招生造成的“马太效应”更是不可估量。
对此，有些同行颇为忿忿不平，他们将衡中的“辉煌战绩”归功于源源不断的优秀生源，指责其“吃的都是‘掐尖儿菜’”。然而凡事皆有因果。作为贫困地区一所籍籍无名的普通中学，衡水中学并非一开始就生在罗马的幸运儿。
可能如今很难想象，这所以高考成绩闻名全国的中学，在上世纪90年初，曾经没落到被周边县中“按在地上碾压”，长期陷入成绩垫底的窘境。
衡水中学始建于1951年，最初定位为衡水县属初级中学，四十年间历经多次名称与所属地调整，最终于1992年正式撤销初中部，变更为三年制高级中学。据90年代曾就读于衡水中学的张楠回忆，“那时候衡中还没现在这么出名，围墙低矮，校园也破破烂烂，老师们明目张胆地把学校的课桌板凳搬回自己家，身边逃课的同学也很多。无所事事的社会青年常混进校园惹是生非，甚至半夜去敲女生宿舍的门……”
时任校长姚海溥无力回天，绝望地将一纸辞职信拍到市委领导桌前。他在信中哀啼：“人若犯了罪，你们不要让他进监狱，就让他到衡水中学当校长吧！”
彼时的他无论如何无法想象，仅仅八年之后，衡水中学的面貌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本上线率56%，清北录取12人，此后数据一路攀升，从前“扶不起的阿斗”摇身一变，成了河北高考的“领头羊”、“排头兵”。
这一切的转折都发生在1993年，时年37岁的全国优秀教师李金池临危受命，接替姚海溥出任衡中校长，烧起了新官上任的“三把火”。
“扎紧篱笆办学校”
李金池接任衡中校长不久，便拍着胸脯对领导立下军令状——“三年之内，升学率拿不到全市第一，我自动辞职！”
在90年代，高考依然无比神圣。高校每年招生人数仅为六七十万，全国平均录取率不足25%。高考竞争之激烈，几乎可以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形容。此外，一地区的教育水平通常和经济实力呈正相关，衡水作为省内“经济洼地”，GDP常年徘徊在末三位，教育水平也难免受到影响。内忧外患之下，李金池的远大理想就像一句不合时宜的玩笑话。
如何令一所经济落后地区的薄弱高中踏出逆风翻盘第一步？李金池给出的答案是：严抓纪律。
因为种种原因，当时的衡中校园秩序混乱不堪。窃贼猖獗，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入门行窃；教师队伍涣散，很多人偷偷外出补课捞钱；学生更是缺乏基本的敬畏感，敢在校长上台讲话时公然起哄喝倒彩，高喊“散了吧”。
“学校管理混乱，教学也是一团糟。”李金池对此洞若观火，一上任就毫不犹豫地将严抓纪律摆在了一切工作的首位。他是学历史出身，身上颇有些游侠气概，工作之余最大的“爱好”就是亲身上马，带领学校领导去蹲点抓流氓，抓住之后先打一顿，然后扭送派出所。
此举颇有成效，但却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李金池苦苦思索，最后终于想到一个治本之策：“扎紧篱笆办学校”。按照他的要求，校园不再对外开放，所有学生一律住校，统一实行封闭式半军事化管理。
大门紧闭之后，衡中内部风貌焕然一新。仅仅三年之后，衡水中学高考升学率便提升3倍，跃居全市11所县重点中学首位，奇迹般地完成了李金池当年立下的军令状。
“教研为王”
凭借良好的校风和成绩，衡水中学很快在省内声名鹊起，但李金池并不满足。他深知抓好学生管理只是第一步，优秀教师才是持续发展的关键。然而对衡水中学这样一所贫困高中而言，高薪聘请名师的常规路子根本行不通，能做的只能是发掘内部潜力。
通过走访调研，李金池很快明确了“教研为王”的大方向。他要求老师身先士卒，先学生一步跳入题海，还雷厉风行地制定出一系列教研制度，保证教学活动高质量持续推进，其中，“一课三研”、“师徒帮扶”“习题汇编”等经典制度，一直沿用至今。
每周测试后的试卷批阅
从备课教学、资料编写到试卷分析、经验总结，每个环节都浸透着集体衡中人的智慧与心血，这套以教师为核心的教研体系，才是衡中真正的制胜法宝。
这也是为什么面对质疑衡中老师会说：“这些年衡中的大门都是敞开的，大家可以随便学，但衡中模式真正的精髓他们学不走。”
“大棒加蜜枣”
在落实纪律和教研之后，李金池的最后一板斧砍向了教师管理。俗话说：“人叫人干人不干，政策调动千千万。”要调动教师们的积极性，严密的管理手段不可或缺。为此，李金池设计的思路是“大棒加蜜枣”，软硬兼施，双管齐下。
一方面，将量化考核引入评价体系。“衡水中学的管理说到底就是封闭管理和量化考核，这是一个钢镚的两个侧面。”李金池从班级入手，从学生成绩、纪律、卫生等多个维度出发制定量化细则，再交由教务干事执行统计，直接将学生表现与教师绩效评定挂钩。
老师备课区内白天禁外网，晚上6点之后开放；各年级任课教师周一到周六上班，统一实行单休制度；平时还有教务老师巡岗，记录和评估老师们的工作状况……面对这样的严格要求，总有一批人选择离开，但更多的则是与学校不断磨合，在规则之下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
另一方面，充分保证一线教师的福利待遇。在普通职工人均工资不过百元的年代，李金池就大胆地将班主任津贴提高到40元；教师住房落成后，带领管理层主动将最好的房源让给一线教师；特级教师、特殊贡献者、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的评选也优先推选教师骨干。
如此一来，教师队伍中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小，统一化管理的结果也随之浮现。自1995年开始，衡水中学的高考成绩逐年提高，到2000年，更力压石家庄二中等老牌名校，一举成为河北省高考冠军，正式迈出了成为“高考神话”的第一步。
“指标”的胜利
2002年高考，衡水中学创下了升学率超过98%的历史性记录，同年9月，《中国教育报》第1版连续四天以《一个教育函数式的解读》为题进行报道，系统介绍其办学经验。此举迅速引发震动，并掀起一股学习衡水中学的热潮，一时间，全国各地的教育界人士潮水般涌入衡水中学参观。
自2004年首次面向公众开放以来，衡中十六年间累计接待参观人次超过二十万，学校内部几乎每个月都会迎来一次“参观学习”。双层大巴载着全国各地的教育工作者蜂拥而至，他们支付着高额的参观费用，游走在衡中校园里，观察、讨论、偷偷拍照、想办法带一点资料，甚至干脆原封不动地照搬作息和日程回去，试图通过严格模仿再现一份衡中式的辉煌。
然而结果总不尽如人意。补课遭遇水土不服，跑操惹得怨声载道，更不乏老师吐槽，“学来学去都是皮毛，人家成功的真正秘诀半点没有学到。”
芸芸模仿者悉数败北，唯独衡水中学依然故我，不断刷新着自己创造的纪录——2016年包揽文理状元，一本上线率突破92%；2017年校长张文茂声称，“有174名同学考取清华北大”；2018年，共214人被清华、北大录取，人数居全国首位；2019年囊括省理科状元，清北录取总人数直逼300人……
衡水中学2018年高考喜报
随之而来的，是衡中水涨船高的招聘门槛——短短数年内，教师招聘标准便从当地师范院校迅速向985、211等名校靠拢。稳定的教学成绩成为学校招聘的重要底气，优秀的人才又为教师团队源源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除去“50万年薪加送住房”的唬人噱头，衡中一线教师的工资水平在当地的确称得上可圈可点。据一名青年教师透露，不包括奖金和补贴，他每月的工资收入就可达到7500元左右；期间同时担任班主任的话，月薪基本轻松破万；如果担任高三班级的任课老师，在高考结束后还会收到学校依照成绩颁发的“高考奖励”——通常万元起步。
可以说，在公办学校教师人才不断流失的背景下，衡中用真金白银解除了教师们的后顾之忧，也留住了自己最核心的竞争力。
“衡中模式”遍地开花
早晨5点钟，闹铃准时响起。穿衣、洗漱、简单整理后，步行前往与教师家属区一墙之隔的学校操场。十分钟后，学生们会在那里集合跑操，拉开新一天的帷幕。
吃过早餐返回教学楼，各项任务接踵而至。上课，备课，答疑，教研，监督自习，批改作业，学生谈话，组编试题。日常工作单调而忙碌，时间很快过去。
最后一节晚自习9点50分下课，督促最后一名学生离开教室后，前往宿舍提醒大家准时休息。10点10分，熄灯铃响，伴着一天中最后一道铃声进行最后一次巡查，然后和同事一起离开宿舍楼各自回家。
这是衡中高三班主任康靖宇的一天，也是衡水诸多高中教师日常的缩影。
康靖宇今年四十岁，自二零零三年师范毕业以来，已经在衡中连续工作了十七年，“早操必到，自习必在”几乎成为生活常态。他用“痛并快乐着”来形容自己的执教生涯，却也承认，“最早的时候衡中（老师）的压力其实并没有这么大。”
转变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2004年，衡水二中迎来新任校长秦海地。这所因“最牛百日誓师”、“天下第一操”等夸张标签闻名的高中，建校于1996年，其时河北高中领域已是强手如林。通过一系列创业初期的艰苦奋斗，二中虽然实现了初步发展并提升为省级示范高中，但在生源质量、师资水平、硬件设施等方面仍与省内其他学校存在明显差距，办学成绩更是“吊车尾”。
面对“生死存亡”的巨大危机，新任校长秦海地当机立断，以“超越永无止境”精神为鼓舞，拉开了学校二次创业的序幕——在教研、学习、生活等多个方面最大限度地向衡中看齐。
衡水二中校训
改革很快取得了成效。2008年高考，衡水二中高考成绩实现历史性突破，文科本二上线人数跃居全省第一，多项成绩名列全市第二。
倍感压力的衡水中学因而进一步收紧对于校园和师生的管理，两个理念相近的超级中学长达十年的针锋相对，带来的最直接结果就是高考录取分数的水涨船高，还有铺天盖地的质疑和批评。
没有学校不珍惜自己的声誉，但在绝对碾压的升学率面前，美名似乎又变得无足轻重。衡水二中的成功，不但证明了“衡中模式”的有效性和普适性，更进一步引发了省内高中的效仿热潮。
随着办学经验模式化程度的进一步提升，衡水中学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天地。2013年2月，云南衡水实验中学开始筹办，并最终建成四个校区；2014年8月，在原民办遂宁外国语实验学校的基础上，成立衡水中学四川分校……短短数年内，衡中分校相继走入昆明、遂宁、保定、张家口、合肥、等多个地区，“衡中模式”由此遍地开花。
无尽的冒险
这是一个权威总被怀疑，偶像时常陨落的时代，对于衡水中学来说也不例外。
自2013年在云南首次成立分校以来，衡中至今已在国内累计创办分校20余所。虽然外界普遍对这一做法持否定态度，但对于其自身而言，走上产业化道路似乎不可避免。
一方面，作为崛起于经济薄弱地区的超级中学，衡水中学所负载的意义远不止“教书育人”这么简单。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对此有句评判颇为中肯，他说，地方政府才是“超级中学”现象的始作俑者。
对衡水政府而言，衡水中学的确是一张至关重要的筹码。作为代表地方形象的三大招牌之一，衡水中学以一己之力撑起这座北方小城惨淡的GDP，极大促进了本市旅游、餐饮、住宿行业的发展，承办会议所带来的经济收入也成为当地重要的创收来源。此外，衡中就读名额一票难求，外地学生想要前来就读必须持有领导特批的“条子”，你来我往间，慢慢积攒出一张遮天盖地的“关系网”，这些关系无形中为衡中免去不少麻烦，也不可避免地裹挟着它越走越远。
另一方面，教育市场化背景下，高中教育这块蛋糕，如果公立高中自己不主动去吃，就会旁落社会资本手中。随着社保体系的改革和私立中学的崛起，事业编制“铁饭碗”的光环不复，公办教师跳槽已成必然。衡中教师待遇在当地已属优厚，但依然无法阻止教师外流。师资力量青黄不接，随之而来的便是成绩滑落，生源萎缩的恶性循环。如若此时不能借力产业化更进一步，结果如何，自是不言而喻。
2014年，衡水中学联合泰华公司成立民办高中衡水第一中学，迈出了衡中模式产业化的重要一步。一中与衡中同根同源，但实际运作中又略有不同，主要表现为更雄厚的资金支持和更大的发展自由度。
以招生为例。衡水中学作为公立高中，需要严格按照生源地录取考生，不可跨区招生。衡水一中则是公参民办性质，在校生由外地生、复读生和部分本地生构成。虽然生源质量略逊于本校，但由于两者统一管理、资源共享，一中办学水平很快直追而上——2019年高考中清北在河北省共录取衡中学生275名，其中百分之八十来自一中。
作为衡中教育产业化的试水之作，一中的大获成功无疑为“高考神话”这块金字招牌加上了双保险。然而即便如此，衡水中学的产业化道路也并非一帆风顺。
2017年3月，衡水第一中学平湖分校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当地社发局领导、知名高中校长与衡水中学校长共同完成揭牌仪式，同时在各媒体平台公开发布招生简章，高调宣布衡中模式入驻浙江。
衡水第一中学平湖学校
一石激起千层浪，衡水第一中学平湖学校的横空出世，迅速在当地引发争议，更有舆论公开表示不欢迎衡中模式。随后，河北省教育厅发文直指衡水中学违规办学招生情况，并提出了若干项整改要求，石家庄、承德、廊坊等河北多地教育部门也纷纷发文限制衡水一中在当地的招生。
至此，在全国各地长驱直入的“衡中模式”，首次遭遇折戟。
时间继续推进到2019年，“低调”许多的衡水中学意料之外地再次因为异地招生问题走入公众视野。事件源起于2019年4月深圳市二模统考结果，全市前十名中超过半数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富源中学，成绩吊打深圳四大名校，有家长因而质疑富源中学存在高考移民现象。
起初，深圳市教育局开展调查后称富源中学参加高考的考生手续齐全，证件到位，并不存在高考移民现象。部分家长不满意调查结果，并前往信访办表达诉求，后续调查过程中，涌现大量爆料者，证实富源中学的确存在高考移民，由此迅速引发舆论轰动，衡水中学也再度被推上风口浪尖。
细想之下，衡中模式在浙江、深圳等地引发反弹的缘由似乎并不难理解。作为全国教育改革的先行者，浙江自2006年开始探索高中课程改革起，始终不遗余力地倡导和践行多元化教育，破除“高分为王”的传统观念。而深圳，也早在2014年便开始陆续出台中小学生艺术教育、体育、科技教育等三年行动计划，全面开拓素质教育新局面。
两地在教育改革过程中所实施的具体举措虽有差别，目标却大同小异，即推行素质教育，提高综合能力，赋予学生更多选择权。出发点固然好，但囿于时日短暂，目前尚无法判断成效，而在这样新旧交替的共存时期，改革生态恰恰最为脆弱。如果衡中模式此时趁虚而入，大张旗鼓地推行应试教育，势必会对当地教育生态产生冲击，甚至直接导致多年教改的努力付诸东流。
可以说，无论浙江还是深圳面对“衡中模式”冲击所引发的滔滔舆情，都并不仅仅只是在拒绝一所学校，而是更多地反映出公众对多元教育的渴求和教育资源无法供给的矛盾，折射出社会对于一刀切教育模式、“掐尖”办学和唯分数论思维的反思与探讨。衡中模式在产业化扩张过程中遭遇抵抗，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随着素质教育的逐步推进，超级中学，乃至应试教育独领风骚的“神话”，正不可避免地走向瓦解。
表达的焦虑
2018年，衡水中学再度“换帅”。
时年44岁的郗会锁从张文茂手中接过战旗，成为了后衡中时代的第三任校长。他所拥有的资源，远超前人；他所面临的挑战，也更加艰难和复杂。
——其中最为现实也最为紧迫一条便是，如何改变舆论场上公众对于衡水中学的看法。
长久以来，关于衡水中学的报道，无外乎两种来源。第一种，记者采写。由于衡中自身对媒体的警惕和避讳，记者往往无法深入校园采访，在缺乏一手资料的情况下，呈现事实尚且不易，更遑论化解矛盾与误会。第二种，校方宣传。这类材料内容详实，却往往囿于自身立场和利益，无法突破既定的话术体系，导致受众和效果都十分有限。
面对公众舆论的撕裂，校方也难免焦虑，压力层层传递，却最终转嫁为更迭媒介间一段段不痛不痒的口号。在这个讨论衡中话题动辄创造10万+爆款文章的时代，衡水中学官方微信公众号背靠十数万活跃用户，坐拥取之不尽的宣传资源，头条文章的阅读量却常年徘徊在四位数，甚至更低。
这不得不令人感到沮丧。前任校长张文茂甚至在接受《环球时报》的采访时忍不住抱怨说，“我们就是感觉很委屈！”
转机出现在2019年年初，央视纪录片导演向健应邀带领团队进入衡水中学内部，用将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同名纪录片的拍摄。郗会锁坦言，他之所以同意拍摄，是因为觉得“以前我们总埋头干不说话，被各种污名化——现在我只希望用开放的态度来向公众还原一个真实的衡水中学”。
对比张文茂“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的豪迈宣言，郗会锁的发言更多展露出衡中文化低调、应变的一面，这或许正契合了任正非的那句形容，“不能改变环境，那就适应环境。”讲故事的方式千万种，而衡水中学最不缺乏的就是尝试的勇气，图变的诉求和不变的狂热，共同沉淀为它矛盾而亮丽的底色，而至于结果如何，这所总是在被各式言论裹挟的超级中学能否在焦虑中真正表达自我，只有等待电影上映，才能最终揭晓。
记录衡中学子40华里远足
此外，统一化高压管理带来的弊端，也随着时间流逝逐渐凸显。
衡水中学所有规则的核心逻辑本质上其实非常简单——确保学生全身心投入到高考备考当中。由于惰性的普通存在，大部分学生并未充分挖掘出自身潜力，所以衡中采用了严格纪律、规范监管、目标导向、激情教育等手段促使其“全情投入”。这种“搞运动，树英雄，抓典型，大批判”的模式，对多数人来说能够起到有效的督促作用，只不过随着规则的过度执行和舆论的强势介入，导致其在社会语境中被过度渲染。
随之而来的是公众雪花般的批评和校园中滋长的叛逆情绪，衡中毕业学子所撰《衡水中学反叛者》一文的发表，更是推波助澜般将种种不满推向顶端，衡水中学赖以生存的制度方舟开始显现裂痕。
对于自身体制中所存在的问题，衡中历任领导洞若观火。一位衡中退休教师直言不讳，称“衡中的本质就是一种过度教育”。退休后再度出山担任石家庄二中校长的李金池也在采访中承认，当年搞的是题海战术，拼学生、拼老师，做了不少违背教育规律的事。他说自己在97年之后便开始逐渐探索课堂改革，“现在走的是一条中间路线。”
相较而言，新任校长郗会锁在北大圆桌论坛上的发言则显得相对委婉。他并不讳言“升学率”，认为“如果不能把孩子送入理想的学校，老百姓都不好接受”，但也承认，即便应试模式也需要素质教育的的滋养，二者并不是彻底对立的关系，“素质教育的主阵地在课堂”。
但改革依然步履维艰。
这背后并非没有原因。如果说衡中产业化扩张过程中的频频受挫，折射出的是区域间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衡，那么衡中内部“雷声大雨点小”的教育改革，揭示的就是河北本地高等教育的尴尬处境。
作为知名高考大省，河北高考人数持续四年增长，至2019年已经突破55万，位居全国第五，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它惨不忍睹的重点录取率，2018年该数据仅为4.42%，居全国倒数第六位，远低于周边京津地区。令此种窘况更加雪上加霜的是，放眼河北全省都没有一所985高校，唯一一所211本科则因为历史原因坐落于天津，无法对本地产生辐射带动作用。
作为“教育-人才-经济”闭环中的重要节点，河北的高中教育曾被寄予厚望，但残酷的是，超级中学掠夺人才，培养人才，却无法留住人才。它们就像一个个吞吐量巨大的转换器，凭借名气虹吸各地优秀生源，再源源不断地送还各地，留给自己的，只有来与去之间那昙花一现的锦簇。预想的良性循环没有出现，人才育成之后又流失，经济发展与教育改革缠斗着打成死结。
一切似乎无解。
尾声：“神话”之外
作为应试教育的特殊产物，超级中学在创造惊人成绩的同时，也鲜明地反映出教育领域的沉疴，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衡水中学固然喧哗环绕，但绝非其中唯一的“神话”，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广义上来讲，国内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超级中学”。第一种“超级”在“人”，依靠庞大的学生基数推行丛林教育，以不断刷新“一本上线率”“清北录取人数”等硬性指标记录为目标，被外界称为“高考加工厂”，声噪一时的衡水中学、黄冈中学是其典型代表。第二种则“超级”在“资源”，它们通常位于省会或沿海发达城市，以“外国语”“省实验”“高校附中”等方式命名，先进的设备和雄厚的师资是其标配。
对于这些学校的学生而言，高考不是必须选择的道路，个人兴趣、爱好也因此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施展和保护，素质教育的结果自然地生发其中。
作为教育相对理想化的状态，素质教育不出意外地收获着多数公众的赞美，而常被媒体渲染出耸动图景的应试教育门前，却也并未如想象中冷清。舆论与现实似乎割裂成两个平行时空，网络空间铺天盖地的征讨丝毫无法阻挡家长们争先恐后地将子女送入“高考加工厂”。
类似的情形，已经不止一次发生。以衡水中学的产业化扩张为例，四川的态度与浙江截然不同，在浙江平湖分校因为招生问题被当地教育局严肃查处的几乎同时，四川遂宁实验低调在官网发布喜报，庆祝引进衡中模式后学校本科升学率攀升至80%以上。
两个地区，两所学校，同样面对“超级中学”搅动当地教育生态的威胁，应对方式却截然不同。
表面看去，似乎只是一场不同理念的隔空博弈，但从深层次来讲，衡中模式的产业化本身就反映出当下教育中存在的很多问题。作为教育公平的“压舱石”，高考议题之下所隐含的，其实是公众对社会流动和阶层固化的焦虑。以衡中模式为代表的超级中学的存在，即是以一校之力在短时间内强行填平教育资源分配差距所带来的知识鸿沟，给予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学生接受平等教育的可能。相较之下，素质教育的穹顶固然美妙，但却需要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来支撑，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优厚的教育资源作后盾，教育改革注定只能沦为一纸空谈。
衡中模式在川、浙两地所经历的“甲之蜜糖乙之砒霜”就是最好的例证。
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也还有着为数不少出身平凡的普通学子，亟待通过“超级中学”这块踏板来改变命运。采访过程中，不止一位家长直接或间接地就此表达过自己的无奈，“我们没能让孩子在大城市上学，更没有经济条件把孩子送到国外”，“衡水中学不是所有人最好的选择，但却是我们最好的选择”，“国家一直在搞改革，各地口号也喊得五花八门，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方式能比高考更公平、更让人信服。我相信只要高考还存在一天，衡中就会一直被看见。”这些一开始就被排除在游戏规则之外的学生和家长们对于素质教育的渴望或许不比任何人少，只是事实无从辩驳，亦不能改变。在这样的前提下，追求高分不可避免地成为现实的利益诉求，而这也正是衡水中学得以存在的理由。
人们理解衡水中学，同样也因为感受到了推动教育改革的沉重阻力。
2016年，江苏省教育厅宣布将于2021年开始新一轮的高考改革。改革的核心在于，将原有的“3+2”高考模式改为“3+3”，三门选考科目的成绩，也不再采用等级标识，而是统一计入总分。该政策的施行意味着几十万江苏学子再不必在480分的总分数下艰难厮杀，也意味着江苏的教育改革，在历经十年摸索之后，又近乎回到起点。
作为江苏“3+2”高考模式的亲历者，直到现在，杨小明提起当年仍感觉心有余悸，“虽然说是在推行素质教育，但我们的压力不比任何人小”。她在随后的解释中，将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归咎于江苏高考特殊的评判标准，“因为对于其他省份的考生来说，高考最终的评判标准是总分数，没有人会在意其中是不是有一科不及格，但对江苏考生来说，每一科都是独立的，容不得半点失误。”
杨小明称自己高考发挥还算稳定，但身边有很多原本成绩不错的朋友都因为某一科的失误，直接滑档到了二本、三本院校，甚至只能无奈选择出国。
探索永远没有错，只是难免会有人倒在黎明之前，成为成功硕果旁一段不起眼的脚注。而在这样前路未明的情况下，通过确实的路径和结果，满足人们对教育公平渴求的超级中学，哪怕受到再多追捧，也都显得不足为奇了。
当然，多数并不意味着绝对正确。无论在“人”亦或“资源”维度凸显“超级”一面的中学，本质上都反映着一种资源的过度集中。由此带来的恶性竞争和压力集聚，无论放诸何种制度之下，也都绝非教育之本意。真正好的教育，应该是能够给所有人以自由选择的权利——自由地选择发展与否，自由地选择如何发展，自由地选择发展向何时何处。
所以厘清衡水中学荣光与失落间的来龙去脉也并非终点。在超级中学“神话”的光环与喧嚣之外，也尚有许多问题值得去思考和变革。如何在精英与平民、私有化与公共化、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间做出平衡与取舍，是时代抛给每个超级中学引路人的难题，却又不仅仅是只属于他们的难题。
毕竟，归根结底，是因为有什么样的高考，才有什么样的学校。拒绝超级中学四处攻城略地，不等于能够解决现存的教育问题，更不等于素质教育大获全胜。如果不能改变整个教育生态、变革现有的人才选拔方式，让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成为现实，每所学校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衡水中学”。
关乎教育未来的探索，依然任重而道远。
（注：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所出现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潮（ID：njunewtide），作者：张艳（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8级专业硕士），指导教师：卞冬磊（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本文节选自张艳的毕业设计《“高考神话”的荣耀与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