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的诡辩和媒介专业主义
2020-06-29 09:48

后真相的诡辩和媒介专业主义

题图来自视觉中国,本文来自经济观察网,作者:曾梦龙

   

2018年,七十二岁的李金铨从大学退休。回望五十年的求学和教书生涯,他感慨颇多。


李金铨在新著《传播纵横: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的序言中写道:“陶渊明在临命之前,犹且引用《左传》的话慨叹‘人生实难’。像我这样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在退休前夕更体会到‘学问实难’的道理,纵使穷尽毕生之力,欲获得点滴寸进,也未必有太大的把握。回顾这一段既漫长却又短暂的岁月,不禁欣喜愧怍交集;欣喜的是一辈子能做自己爱做的事,愧怍的是学海无涯,而生命与才情有限……想到庄子说的‘如鼹鼠饮河,不过满腹’,不禁唏嘘、悚然而汗颜。”


这段话固然真诚,但也有自谦成分。因为如果李金铨都称自己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那中国传播学界恐怕没有几个人敢说自己是重要的大人物。五十年间,李金铨见证传播学演变,学术贡献受到同行认可,曾获国际中华传播学会的终身成就奖、国际传播学会的费雪导师奖、中国新闻史学会卓越学术奖,获选国际传播学会会士等。


他赴美国留学时,受业于施拉姆、罗杰斯和克莱恩等传播学名家。但是,他的学术风格和研究旨趣和这些老师有所不同,不是美国主流传播研究的实证主义范式,而是受社会学家米尔斯和伯格等人启发,后来走上韦伯式的现象学路径。


“我在博士班读到大约一半时,偶然在书店邂逅他(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读后大受启发,感觉有点相见恨晚。他强调两点:第一,我们要不断联系个人关怀到公共议题;第二,任何重要的问题必须放在一个时空坐标,也就是兼具历史脉络和全球视野。这本书我不知读过多少遍,刚开始教书时,每年重读一遍,叩问自己有没有把握好方向,久而久之就内化成为意识了。”


1978年,从密西根大学博士毕业,李金铨到香港教书,四年后去了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期间常常两边跑。当时,他是少有的非英语系外国人去美国新闻系名校任教,直到2002年从明尼苏达大学退休,长留香港。这种多元经历助他以开阔视野看待学术问题。


李金铨的学术生涯一直在国际传播领域摸索,以脱胎自博士论文的专著《媒介帝国主义再商榷》发其端,参与当时备受瞩目的“国际资讯与传播新秩序”的辩论。其后三十多年,他的研究分为两个支流:一是国际媒介对于世界重大事件的新闻建构;二是转型社会(尤其是中华圈)的媒介与权力结构之间如何互动,以及政治经济脉络如何形塑媒介的结构与文化。近十几年来,他特别关注国际传播的知识论与方法论,旨在探讨如何从在地经验彰显和接通全球视野,希望与西方学界平等对话。另外,他也对新闻史(尤其是民国报刊史)产生兴趣。


2019年12月,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李金铨的新书《传播纵横》。他的中英文著作很多,这本书选取了过去十年发表的论文和访谈。此前,还出版过一本他主编的新闻史论文集《文人论政》。


李金铨自愧此生像学术工蚁一样辛劳,建树不多,等下辈子继续努力,并引用三句话表达心境——“出心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苏轼语)、“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朱熹语)、“是非无实相,转眼究成空”(李如一语)


“前两句话我悬为治学的鹄的,第三句话则是为学做人的究竟本相。这三句话都是我永远心向往之而不能至的境界。”李金铨如是说。


以下为《经济观察报》与李金铨的访谈节录。


Q=《经济观察报》

李=李金铨


以区域为基础的研究,结合在地知识和理论兴趣


Q:近十几年来,你特别关注国际传播的知识论和方法论,认为国际传播应该提倡“以区域为基础(基地)”的研究(area-based studies),以结合区域的在地经验与理论知识。能不能具体讲讲为什么?


李:自然科学不分国界,美国物理学和俄国物理学没有分别。人文知识的民族性比较强,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印度文学、俄国文学迥然异趣,但文学之所以感人一定是触动人性深处的问题,所以还是有其共性。


以我看来,社会科学是平衡“文化特殊性”和“理论普遍性”的一门艺术。一方面,我反对搬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掩盖甚至抹杀文化的特殊性。实证主义师法自然科学,旨趣是归纳抽象的概括性,往往把具体的文化特性划归为“例外”。


另一方面,我也反对走到另一个极端,把文化特殊性变成自足的封闭系统,缺乏普遍意义,无法和其他学科交流或启发。有人牵强附会,夸夸其谈中国传统的传播观,不是说西方这些东西中国早已有之,就是说中国的东西独一无二。我不相信世界上有这样偏狭的知识。


我在《传播纵横》第四章遵循韦伯的路径,提出要能够结合在地知识和全球视野。首先,我们先从在地经验出发,看它的内部脉络是怎么样,然后在抽象阶梯不断升级,每个阶段都和理论文献接触,看哪些理论可以帮助解释或照明这些文化经验。这样,在地知识到最后就灌注了理论的普遍性。人类社会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各民族皆具有特色,但也有共同的地方。我想社会科学就是要找到这种同中之异、异中之同。


以往美国为了冷战的需要,曾经设立各种“区域研究”,让学者分头研究拉丁美洲、中东、中国等等地理“区域”,其学科建制的位阶比较边缘。我认得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对中国发生的大小事情懂得非常多,非常细,唯独对理论没有太大的兴趣。


严格说,所有研究(包括美国在内)应该都是区域研究,只因美国执社会科学之牛耳,掌握命名权,所以研究美国以外的统称为区域研究,而研究美国本身的才属于主流学科(社会学、政治学等)。美国这些“主流”的实证主义者通常以美国的预设和世界观为主,然后向国外推衍或投射,他们做跨文化研究往往只加几个简单文化或国家变项,却抽空了丰富而复杂的文化意义。


基于此,我才提倡以区域为基础的这种研究,结合深刻的在地知识和理论兴趣,互相支援,互相成就。例如雷蒙德·威廉斯从英国的文学批评扩展到广义的文化批判,成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大家;萨义德研究19世纪英法文学和20世纪美国文学艺术作品,结合殖民主义的发展、控制与抗拒,成为开创“后殖民主义”的先河。


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在印尼所做的农业生态史研究,提出来的很多概念对别的学科都非常有启发。以区域为基础的这种研究,真正深入到文化肌理,又能够提出一些理论洞见。


Q:你在《传播纵横》中提到:“既然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代表‘理性沟通’,为何又说‘乌合之众’的媒介(mass media)促进公共舆论的‘理性沟通’,其中理论的矛盾如何统一?那就必须进一步假设:即使个人是无知愚昧的,众人却是有集体智慧的。这个矛盾如何安排,产生许多社会理论的流派,这里无法详说了。”现在能不能具体讲讲如何安排这个矛盾?


李:对人性的基本假设不同,对公共舆论的基本性质和看法自然是不一样的。


受到启蒙运动影响的自由主义认为个人有独立判断的能力,透过理性沟通,集思广益,当可形成有意义、有集体智慧的公共舆论。这在美国的语境分两派。杜威相信的是面对面社区沟通和社区行动,但李普曼认为当今社会太复杂,一般人不一定懂,而媒介的报道又挂一漏万,所以需要有一批专家学者居中解释社会事务。


左派政治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的媒介大部分由大公司所控制,维护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一般人的理性无法发挥,没有自主能力,他们表达的意见不过是反映这些受到控制的大媒体的意见。


英国文化研究的学者认为,几种意识形态互相竞争,一个是主流支配性意识形态,一个是另类的意识形态,另外一个是敌对的意识形态。为了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支配性,必须吸纳或者削弱另类意识形态,甚至最后消灭敌对意识形态。他们把它当成一种争逐文化霸权的过程,所谓公共舆论也不过是这样。


Q:你更偏向于哪种对人性的假设?


李: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我不赞成把任何理论都推到极端,变成黑白对立。美国媒介产权的确在大公司手里,在最宏观的层次的确维护资本主义的民主建制,但这并不代表公共舆论完全铁板一块,媒介内部多元,在维护体制的前提下社会上有很多不同的解释社群。英国文化研究强调意识形态互相竞争,也颇接近“资源动员”(resourcemo-bilization)的社会运动文献,有交叉,也有分歧。


“后真相”是个诡辩,应该加强社会的媒介素养


Q:你在《“媒介专业主义”的悖论》中说:“有趣的是学界容易高估意识形态批判的作用。激进批判话语固然颇能在西方校园内引起思考或共鸣,但它影响新闻界的实践却不甚彰显……”能不能具体讲讲该如何理解?


李:学院式的意识形态的理论性很强,逻辑严谨,但语言深奥,太多行话,一般群众根本看不懂。激进学院派的论述充满理想性,话常常讲得很绝对,纵使鞭辟入里,但实践起来却很不容易。


现代学术几乎已经完全建制化了,以前有些公共知识人可以游离在体制之外,但现在必须在学院里才能安身立命。你如何在学院的层层要求下保持激进社会批判(甚至行动)的角色?


在体制内,你要接受体制的考评标准,你所写的东西是给其他同事和专家看的,不是给群众看的。我常想,英国文化研究的左派学者理论色彩那么精彩,在校园内受到热烈讨论,但它的实践意义为何必须大打折扣?


以媒介专业主义来说,这是美英自由主义在它们的文化土壤逐渐发展出来的历史产物,成为当今新闻实践的普遍准则。新左派批评媒介专业主义,观点和言辞都很严厉;他们指出媒介专业主义的盲点甚至缺点,都颇有浇醒头脑的作用。然而,他们往往悬鹄过高,仿佛要求乌托邦式地全面改革体制才算数,他们自顾在理论打转,不免画饼充饥,对如何处理实际问题却几乎失语。


媒介专业主义(例如客观公正、不偏不倚、事实与意见分开)当然有其历史背景和社会语境。须知媒介专业主义是“体制内改革”,不是体制革命,更不是乌托邦,而是用务实方法来处理不完美的人类社会。


新左派批评,媒介专业主义巩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权力结构,抹煞少数弱势(特别是歧异)的声音,甚至造成新闻专业者的专横。


假如我们概括接受这些批评,下面接着要问两个问题:第一,媒介有没有足够的活力处理这些挑战,例如如何看待某些主流媒介自觉地加强采访少数族群?第二,如果新左派务要坚持修修补补不够,必须依照他们心目中的理想蓝图大规模变革才行,那么请问你能提出什么解决或替代方案?在课堂上讲得头头是道,但新闻业者要的是可以实践的指导方案。


地中海的拉丁国家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媒介与政党挂钩密切,党同伐异,难道比英美式的专业主义好吗?(何况美英媒介专业主义当年兴起,正是对“党同伐异”的反叛。)


北欧的民主政府既以公帑资助媒介,又不干预它们的多元言论管道,这种体制是在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别的国家可以羡慕,未必学得来,就怕画虎不成反类犬,因为这不是主观愿望或意志的问题,而是牵涉到整个社会各种力量的复杂角逐了。


Q:左派学院转向的发生是在什么时候?


李: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世界强权,经济资源丰富,大学蓬勃发展,连很多激进的知识人也纷纷进入学院体制。1960年代许多反抗运动也在学院发生,1970年代以后又回归社会常轨。现在学院的考评越来越制度化和标准化,如果不照游戏规则玩,恐怕很难生存。


六七十年以前,纽约那些像波西米亚的犹太知识群,靠写文章可以变成很有影响力的知识人。这种人越来越少了。在中国,五四时代有的学者一辈子写一两本有分量的书就够了,现在这样能生存吗?我想不太可能。


Q:在这篇文章中,你还提到:“现在是西方媒介专业主义几十年来的最低潮,恐怕正滑落到底线的边缘。前几年,新媒体宠儿如谷歌、脸书、推特、亚马逊的发展仿佛势不可挡,现在发现民粹主义当道,新媒体的功能容易受到野心者滥用,为假消息推波助澜,以致动摇美国新闻界背后‘恒久价值’的基石”。这切中了现实中很多人的担忧,所以看你能不能再讲讲对西方媒介专业主义面临困境的想法?


李:“后真相”是个诡辩,世间事务和人类价值有许多灰色地带,但不能因此说黑就是白,白就是黑。我不赞成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他们彻底怀疑真相的存在。“后真相”是特朗普那些民粹政客搬弄出来的。特朗普动不动骂不利于他的报道为“假新闻”,结果世界上很多领导人(如匈牙利、土耳其、俄罗斯)有样学样,混淆是非,莫此为甚。


正如中国人说“理未易明,善未易察”,真相当然不容易了解,但“难”不等于“没有”。我同意“真相”有历史性,标准与时俱变,但在特定的时空下社会不可能没有共同标准或同意基础。“真相”这时也许看不出来,下一时可能看得出来;这一点看不出来,从好几个角度可能看得比较清楚。


新媒体制造很多可怕的“话语部落”,加深人们选择性曝露的倾向,导致价值撕裂,信息碎片化。这是很危险的。我觉得应该加强社会的媒介素养,让人们能够分辨哪些是重要,哪些是琐碎的。现在假消息太多了,要培养分辨的能力。


每个时代核心价值都受到质疑和挑战。西方社会的核心价值正面临一次重大的转型,有人道说西方的没落,我觉得言之过早。国家的核心价值从来不是一成不变,在各个阶段都必须回应挑战。19、20世纪之交的“进步运动”是著例。以较近的例子来说,美国在1960年代经历风起云涌的运动(如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反战运动、黑人抗议运动)洗礼,我是1971年到美国的,目睹美国1970年代回归正常秩序时已经浴火重生,刷新了社会规范。


冷战结束以后,“新自由主义”市场挂帅,再加上民粹主义抬头,传统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受到质疑。自由主义如何回应民粹主义?新自由主义已经走过头,制造许多灾难(包括环境污染、地球暖化、贫富悬殊)。希望人们看到“新自由主义”在这次疫情中已经走到尽头。


无论如何,媒介应该有底线,才能维持公信力的命脉。目前美国CNN的自由派和Fox的保守派各说各话;美国两党撕裂对立,民主党越来越左,共和党越来越右。媒介能不能峰回路转,在跌跌撞撞以后重建中道力量?我是短期悲观,长期乐观,否则社会岂不完蛋了?


Q:你对自由主义的未来乐观吗?


李:自由主义追求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平衡,现在所谓“新自由主义”是交给市场决定一切,加剧“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局面。如何抑制“新自由主义”的怪兽,回到自由与平等的平衡?


美国一直是富裕世界里经济分配比较失衡的,但毕竟有些福利国家的措施。特朗普漠视平等,积心处虑,要毁掉奥巴马的医疗保险,只知道维护大公司和有钱人赚钱的自由。我觉得美国走到极端,钟摆迟早要摆回来吧。


民族主义是正当防卫,但是过了头就充满侵略性和排他性


Q:1970年代,第三世界借着国多势众,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搭起反美舞台,联合高唱“世界传播与资讯新秩序”的口号。结果,美国于1984年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美国重回该组织,但特朗普上台后,又于2019年退出。你怎么看待这些变化和美国最近这次退出?


李: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分明是美国所创建和领导的,谁会想到美国竟然两次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次在1984,当时第三世界国家在冷战的氛围下,指控美国垄断世界经济和信息流通,呼吁建立“国际传播与信息新秩序”。保守的里根总统根本没有耐心听它们抱怨,愤而退出教科文组织,因而砍断它的经费四分之一。跟随里根一起退出的,还有英国保守党首相撒切尔夫人和新加坡的李光耀。


直到2003年美国恢复会籍时,苏联集团已经解体,冷战结束,教科文组织反美的声音渺不可闻。但特朗普是单边蛮干的孤立主义者,他连西欧盟邦都得罪光了,更毫不掩饰地藐视联合国各项组织的功能。2019年,教科文组织接纳巴勒斯坦为会员国,特朗普借口连同以色列再度退出。


特朗普是精明计较的商人,他死命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撑腰,就是想讨好美国国内的犹太裔。其实以色列国内反对内塔尼亚胡、支持和巴勒斯坦和解的声音不小,特朗普却给内塔尼亚胡一张空白支票,让他肆无忌惮在约旦河西岸(WestBank)——巴勒斯坦的领土——建立犹太移民区。


美国是否应该留在教科文组织发挥积极作用?不必寄望于特朗普了。看以后谁当总统。


Q:你说:“面对美国和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抬头,传播学者的关注和回应均嫌不足。美国总统特朗普滥用推特和电视制造争端,煽动狭隘的美国民族主义,反对全球合作的进程,攻击真假政敌,矢口否认对他不利的‘真相’。这些问题应该引发细致的学术研究。”你愿意分享一些对这些问题的想法吗?


李:1980年代开始,特别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化进程很快,中国是整个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现在,全球化和民粹式的民族主义并存。一旦出了问题,政客就找替罪羔羊,英国脱欧、德国反对土耳其移民、特朗普驱赶拉丁美洲移民……找替罪羔羊,移民、难民是最容易的目标。


人类总是不见棺材不流泪,气候变化、环境糟蹋到这个地步,天灾人祸不断,本来全世界都有义务保护地球,大家不但不合作解决问题,反而互相推卸责任,叫骂不停。未来的子孙怎么办?


我觉得学术研究没有提出好问题,例如各国政治人物怎么样建构现实,对于公众舆论、国际形象有什么影响?传播研究总是没跟上,这是我提出批评的原因。


Q:你对全球化的退潮有担忧吗?


李:经过这次新冠状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要回到全球化的轨道一时恐怕有困难。大家自顾不暇,互相猜忌。全球化应该平等对话,互通有无,彼此帮助,但全球化却弱肉强食,造成掠夺资源+金融+军事的新型殖民主义。未来的发展还要观察,现在变化太不稳定。


Q:你说:“美国媒介塑造中国的形象,不仅反映中国的现实,也反映美国的现实,更反映中美关系的起伏。进入21世纪以后,两国不断在调整崛起的大国关系,美国媒介的中国形象既有正面报道,也有摩擦。”与此相关,你也写过《建制内的多元主义》等相关论文。最近几年,中美形势发生很多变化,所以想问问你对美国媒介和权力结构的互动有什么观察和想法吗?


李:众所周知,中美关系最近几年经历许多波折。特朗普提出“美国第一”,走单边民粹路线,他连欧洲盟国都得罪,何况中国?全球化使中国受益,但美国的弱势群体(特别是白人劳工阶级)大量失业,特朗普为了找替罪羔羊,宣称这些工作被墨西哥和中国抢走了。事实是否如此是一回事,有时候印象比事实还重要。 中国迅速崛起,世界还没有准备好。中国也在努力学习如何处理大国关系。


近年来美国媒介对中国的负面报道,特朗普的政策当然是主因,但两党对华政策却趋于一致,以往对中国友好的议员、媒介和民众对中国也开始有意见,这是值得警惕的。


从这件事来说,媒介和权力结构如何互动?第一,权力结构有设定议程的能力,总统把聚光灯放在中国,媒介没有理由不聚焦中国,当然这不是说媒介一定赞同(更不是听命于)总统的言论。第二,谈到美国的海外利益,媒介与权力结构的立场高度一致。说实话,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尚待加倍努力,以诚信和智慧打开僵局,互相了解,共同解决问题。


Q:现在网络民族主义是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有人认为今天诞生了一种“粉丝民族主义”,你对网络民族主义有什么观察和思考吗?


李:民族主义是正当防卫,但要是过了头以后,超越理性,肆意倾泻愤怒,就充满了侵略性和排他性。1990年代期间,市面上出现一连串哗众取宠的畅销书,它们有几个特征:第一,“我们”(正义的)和“他们”(邪恶的)殊死对立,而所谓“他们”就是美国。第二,很少严谨的学术研究,情绪化,仇外,充满语言暴力。第三,这些情绪语言受欢迎,牵涉到市场利益,内容与风格却十分雷同。第四,有些学术论文先有结论,再去找例子支持。


如今网络兴起以后,民族的暴力话语更变本加厉。因为网络发言成本低,许多人诉诸本能反应,不需要太多分析;他们想尽办法快快出名,说不定哪天能博得网红。而国内外情势发生太多事了,他们不怕没有东西说三道四,他们又在同温层结群取暖,语不惊人死不休,话讲得不够绝没人要看,这就是网络的民族主义。


文人论政:可以保留情怀,但是时代可能过去了


Q:1920年代,《努力周报》以少数知识精英为对象,《大公报》的读者是政界和知识界精英,《申报》和《新闻报》争取政商两界,陈独秀和李大钊正在组织群众革命,唯独成舍我致力于办平民报纸。你怎么看待成舍我当时在中国报人中独树一帜的理念?他的理念和实践在当时产生什么影响,又留给今天什么遗产?


李:成舍我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传奇人物,可惜至今还没很好的传记。


关于成舍我,我讲三点:


第一,他是世界主义者,他的报纸叫《世界日报》《世界晚报》,在台湾成立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后来升格为世界新闻传播学院,即今之世新大学)。但他的世界主义是以儒家“格义”,以为世界主义就是大同主义。碰到抗战,他鼓吹应该先民族主义,最后才能达到世界主义。


第二,他是无政府主义者,属于欧洲社会主义的改良派,反对资本主义弱肉强食,也反对激进的共产主义。他抨击英美欧洲国家的报业托拉斯,却想在中国成立新闻托拉斯,要资本家出钱,专家办报,给平民阅读。纸上谈兵,却异想天开得可爱。


第三,他不畏强权,一辈子被封报十几次,坐牢不下20次。所办各报得罪权贵,险些被军阀张宗昌砍头,又被行政院长汪精卫赶出南京。到了台湾以后,因报禁政策申请《世界日报》登记证未果,乃转而创办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世新财务拮据,但成舍我雪中送炭,延聘当局所不容的政治异见人士(各种立场都有)去任教,等于给他们一把保护伞。这是台湾戒严时期的佳话。


他所创的报纸影响有多大,至今没有好的学术研究。在我看来,由于时局动荡,他的报纸时间都很短,很难扎下根。最成功的上海《立报》销路20万份,为全国最高,但只存活两年多,淞沪战争后就关门了。当时整个中国时局不稳定,国民教育程度低,交通落后,包括《大公报》《申报》在内的报纸影响力都以都市为限,只是点的,不是面的。


Q:你认为,民国时的《大公报》是儒家自由主义和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结合,是近现代中国新闻专业精神的标杆。那站在今天的语境,你觉得文人论政与新闻专业主义有冲突吗?文人论政的前途何在?


李:文人论政是传统儒家士大夫转型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情操。他们以天下为己任,是启蒙式的知识人,以言论报国,企图回到政治中心,拯救当时内忧外患、贫穷愚昧的中国。在西方媒介专业主义的理念下,记者不会自认是知识人,也不会揽下天下责任到头上。他们是专业人士,但求做好自己的角色,强调事实和意见能够分开。


文人论政和专业主义都强调不畏强权,不受金钱污染,这是人格和职业尊严的基本要求。《纽约时报》自许“nofavor, nofear”(不偏袒,无畏惧),理念上和《大公报》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纽约时报》已经制度化。


文人论政将来会不会留得下来?时代不一样了,职业分工愈来愈细,知识人的地位不再高高在上,不可能什么都懂,无法像梁启超或张季鸾教育全国人民。现在的新闻人只以公民身份和专业知识讨论问题,很难有一批人高过其他人。而且,传统文人论政虽有儒家情怀,却未必了解民间疾苦。


他们多半是都市人,即使来自农村,到了都市以后也不太了解广大的农村。他们但凭一些抽象概念评论时局,很少实地采访。我想,那种情怀也许可以保留,但是文人论政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


Q:回看你的学术生涯,权力、媒介、记者可谓是三个关键词,如果请你用一段话来概括三者及其关系,你会怎么概括?


李:我从小就想当记者,后来进入学术界来看新闻圈,一直关注媒介与权力结构的互动关系,媒介如何建构现实,以及媒介在公共舆论形成的角色。


题图来自视觉中国,本文来自经济观察网,作者:曾梦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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