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Vista看天下（ID：vistaweek），作者：叶橙子，头图来自：《亲爱的》剧照
6月30日，一则以“法律追诉期”为关键词的新闻，引发了舆论热议。
根据@现代快报的报道，四川泸州人吴丽平的弟弟于1993年被拐卖，她在24年间苦苦寻找亲人、甚至卧底过拐卖组织。
在被拐25年后，吴丽平的弟弟被找回。而一个曾被逮捕的嫌疑人却因“过了法律追诉期”，至今未有结果。
在这则新闻中，我们不难注意到这一最关键的信息点“被抓捕的拐卖案嫌疑人未受惩罚”，而给出的原因是“过了法律追诉期”。
罪犯未受惩罚的既定事实，让人们难以接受、觉得这违背了惩恶扬善的基本道义。
而新闻信息给出的因果逻辑，似乎让它更令人愤懑、难以理解了。
“因为过了追诉期就不去惩罚犯人？这什么荒诞条例？”
“追诉期”是个在公众舆论中极少出现的法律术语，如果仅从字面意思上理解它，大概很多人都会以为是“追究继续上诉”。
过了追诉期就不惩罚，因此被引申成了“过个十几二十年，就不给伸冤”的意思。
这更让人们一头雾水，愤怒于如果这是条无脑法律，为什么还不废除它。
除此之外，这一案件到目前为止的信息都极为有限，网友们的注意力难免开始集中在“追诉期”这唯一的信息点上。
不过，或许会让不少人惊讶的是——
在这次讨论中，很多人都误解了追诉期的准确含义。
而且如果真要仔细分析，追诉期在这个案件中可能根本不是值得追问的重点。
追诉期到底是个啥？
追诉期，是指刑事法律规定的，对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
和大家想象的不同，追诉期的重点并不在于受害者能不能“继续上诉”，而是在于国家机关还能不能对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
追诉期的长短一般和案件所涉罪行有关，分为五年、十年、十五年以及二十年四个“档位”。
比如一般的交通肇事罪最高刑为三年，那么它的追诉期是五年。如果七年前有人开车把你撞伤了，等到今天才去请求立案，警察叔叔会告诉你追诉期已过。
韩国犯罪片里，有不少以“追诉期已过、无法惩罚犯人”为设定的作品，比如《蒙太奇》、《杀人回忆》。
《蒙太奇》中的主角，就因为女儿被杀、追诉期已过、无法再寻找并惩罚凶手，从而踏上了个人的寻凶之路。
但在中国法律语境里，这不太成立。
因为追诉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多种“续杯”方式。
第一种“免费续杯”的情况，叫作“逃离侦查或者审判”。
在案件已经被立案侦查或受理的前提下，如果罪犯进行了逃避侦查或审判的行为，这一案件将不会受到追诉期限的限制。
借罗翔的“法外狂徒张三”为例，张三如果在犯案后听说警方在侦查、开始惊天大逃亡。就算是五十年后才抓住，法院依旧能报最高检核准，申请延长追诉期限，把他推上法庭审判。
楚天都市报就报道过一则相关案件，1994年，湖北来凤县的吴秀明因女友拒绝继续交往，拿出藏匿好的一把木工凿将其刺杀，随后潜逃。
时至2014年6月，吴秀明认为自己的杀人案已超过追诉期，考虑再三后他决定自首、结束逃亡生涯。遂向来凤县公安局投案。
虽然时隔二十年，相关证人先后去世。专案组与来凤警方办案人员花上了两个多月，获取了足以证实“逃离侦查或者审判”的证据，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
之后专案组又历经8个多月的取证工作，重验骸骨，取得确定性证据。法院判决吴秀明“已超过追诉时效”的辩护不成立，对其自首情节不予以从轻处罚，判处死缓。
吴秀明之所以未能用“超过追诉时效”逃脱罪责，是因为司法机关证明了两点：
1. 杀人案在当年成功立案；
2. 吴秀明有逃离侦查审判的实际行动。
第二个“续杯”规则，也与是否立案相关。
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由于司法系统还不够完善，各个机关的垂直管辖范围不明晰，可能出现报案后没能立案的情况。
因此在1997年进行刑法修订后，增加了“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这一条例。
如此，便能规避可能出现的互相推诿、怠政等不良现象。
在追诉期制度中，是否立案、何时立案是影响结果的重点，十分关键。
在实际案例中，有许多受害人因没有及时报警、错过了追诉期，就像前文举的例子，七年前有人撞了你，现在才报案。
越晚报案，警方侦查的难度越大；越晚立案，越容易被追诉期影响。也只有立案后，才能对人贩子的行为进一步判断。
所以不少人在提及追诉期时都会同时鼓励人们及时报案、保护自己，因为“法律不袒护躺在权利上睡大觉的人”。
追诉期影响申冤？未必
很多人觉得追诉期会影响申冤，其实这一观点比较片面，因为完整的追诉期制度并不会放过真正需要惩罚的恶人。
而在这次的拐卖儿童案件中，之所以会出现“一切问题都怪追诉期”的既视感，是因为案件本身有太多疑点。
这些疑点，通通与最关键的“立案”相联系。
为何吴丽平一家在1993年孩子被偷走时就“试图报案”，却直到2012年才得以立案？
要把这个问题了解清楚，我们还需要很多信息。
第一，受害人自称“试图报案”，公安机关究竟有没有了解到案情？
被拐卖家庭曾出示一则当地派出所的证明，显示当地派出所已经知晓“孩子于本月二日被偷走”的消息，并开始了搜寻。而证明就是用于协调沿途公安机关予以协助。
这说明当地派出所似乎已经知晓并认可“孩子被偷”这一讯息，可为何1993年公安机关没有正式立案？
第二，如果公安机关有正当的原因不予立案，那是否向报案人家庭出具过“不予立案决定书”相关的文件呢？不予立案的理由又是什么？
第三，还有一种可能情况是，当年已经正式立案，但由于年份久远档案无迹可寻、无法确定是否立案，所以才会出现“2012年再立案”的现象。
参考上文提及的吴秀明杀人案中，办案人员足足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查到了案发次日公安局受案表、现场草图等原始资料。
毕竟信息技术缺乏、纸质档案浩繁难存的这一问题，也一直是办理陈年案件式的难关。
此外，“1993年试图报案、2012年正式立案”的这一信息点，引发了部分网友对当年工作是否存在主观失误的猜测。
但了解“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限制”这一条例后，想必你已经发现了：
对现实生活中可能存在的“怠政”“踢皮球”问题来说，追诉期非但不是部分网友想象中的“帮凶”，反而是有力的对抗。
值得提醒的是，是否存在“应立案而不予立案”的情况，需要等待当事人或警方提供更多信息。
层层缕析下来可以发现，这些疑问，都依旧需要更多官方信息来进行解答与回应。
追诉期与这些疑点关系不大，更值得追问与关注的，还是案件侦查办理的过程真相。
追诉期，没那么容易过期
除却这些信息不明的疑点，还该聊聊这个引起大多数人注意的信息：
“拐卖嫌疑人抓了又放了”。
与被拐卖儿童家人苦苦找寻24年相比，“嫌疑人抓了又放”这一举动仿佛在让多年的辛酸与努力付之东流。
看到这，就算了解了追诉期的两项“续杯”规则，我想大家也难免会滋生这样的想法：
“虽然现在情况不明，不知道这一拐卖案件是否符合追诉期时效延长的规定。”
“但倘若都不符合，难道法律就无计可施了吗？嫌疑人只能抓了又放？”
这时，就需要搬出一项大众鲜少了解的追诉时效中断制度，如果继续以咖啡续杯做比喻，这项制度则是“自动续杯系统”：
如果罪犯在追诉期限内再次犯罪，前罪的追诉期限，从新罪的时间点开始算。
罗翔曾介绍过一个经典案件，1980年一名女子意外遭受奸杀、尸体被罪犯张三掩埋。
2002年一天，女子母亲看天色已晚，就邀请经常来家里玩、关系亲密的一个邻村小女孩住下，第二天再走。
睡觉前，她发现小女孩手上的玉镯十分眼熟。第二天，她想起这支玉镯正是二十多年前失踪女儿的镯子，于是报警。
警察随即逮捕了小女孩的父亲张三，挖出了受害人骸骨。张三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此时追诉期已过，无法追究刑事责任。
此时，看似只能报最高检核准、申请延长追诉期。但是否能被核准，还是个未知数。
不过，警方在清查张三二十年来没有犯事时发现，他在五年前把人撞了。
虽然依照交通肇事罪的追诉期期限，五年过后，交通肇事罪也已经无法追究。
但依照追诉时效中断制度，张三强奸罪与杀人罪的15年、20年期限，却能从五年前续上、重新计算。
因此，这一案件并未“过期”。
只要在追诉期限内罪犯再次犯罪，无论是交通肇事还是寻衅滋事，追诉期都会中断，并从最新的罪行重新开始计算。
而重新回到四川泸州的这起拐卖儿童案件中，如果人贩子在追诉期内有过未被处理的其他犯罪行为，就还有“续上”的希望。
因此，人们还是应当追问更多的案件办理细节，而不是盲目质疑追诉期。
如果释放被抓捕的嫌疑人，并给出“追诉期”已过的理由，那嫌疑人是否在追诉期的确没有进行过再犯罪，这一问题或许才是核心。毕竟，在大众印象中，人贩子似乎以拐卖人口为业，成为累犯的可能性极大。
追诉期为什么要给罪犯“脱罪”的理由？
这项追诉期中断制度运转的方式，或许听起来有些奇怪。
杀人放火这种严肃罪行的惩罚，竟然能在“小罪”的基础上延续审判时间。
但它的存在，与追诉期被设立的本质息息相关。
用专业术语来说，追诉时效既有报应主义的需要，又有特殊预防的需要。
报应主义很好理解，有仇报仇、有怨报怨。
在最朴素的正义观里，犯了罪要受惩罚、就该追诉一辈子。
但杀人偿命不是立法的思维，刑罚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稳定，而不只是为了满足报应主义、出一口恶气。
追诉期相关制度中的诸多条件，如“是否逃避侦查”，其实是为了筛选出还值得、应当被惩戒的罪犯。
如果犯罪分子在犯罪后经过一段时期没有被追诉、也没有再犯罪。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已说明他改恶从善、对社会无害。
与此相对应的是，如果再犯罪了，不管大罪小罪，都还有惩戒改造的必要。
除此之外，不把他们投入监狱的决定，还涉及一个现实利益的考量：把改恶从善的犯人抓起来，危害可能比不抓要大。
一个大众难以关注的隐形危害，发生在犯人出狱之后，由于出狱后难以融入正常社会、他们身上有着再度犯罪的风险，这是更为恶劣的影响。
因此，针对追诉期间未再犯罪、被认为改邪归正的犯人，从特殊预防的角度，法律认为不必再投入监狱。
而从一般预防的角度，对犯罪惩办越快，对社会上不稳定因素的警戒作用越大，反之作用微弱。
所以追诉期的存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反向鼓励人们及时报案、并敦促司法机关及时侦查审判，快速有效地惩戒犯罪。
为追诉期设立一个期限，还有一个残酷的现实考虑。
打击现行犯罪，历来是司法机关的头等重要任务。历史上的案件随着时间推移与环境变迁，取证困难；而与此对应的，是司法资源有限。
前文提及的杀害女友、二十年后自首的事件中，司法机关足足花上了八个多月的时间取得充分证据，还是在成立专案组、抽调办案人员的前提下。
追诉时效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司法机关集中力量办理现行案件的考量。
法律需要不断进步，追诉期的相关制度也在不断完善。
红星新闻曾报道了一起河南的涉嫌猥亵儿童罪，大学毕业后，女孩在一次与父母的争吵中才说出了心底的秘密——幼年时期曾遭受父亲好友的多年性侵。
在勇敢报案后、经过调查取证后，河北省检察院认为岳某金行为构成涉嫌猥亵儿童罪，但已过追诉时效。
但在今年最新颁布的民法典中，第九章诉讼时效新增第一百九十一条：
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
在追诉期制度如何完善的问题上，无论是学界，还是社会讨论中，都不断涌现着新的观点。
跟随着社会发展与思潮进步不断更新，这便是“法律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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