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当一条合格的咸鱼?
2020-07-05 20:50

如何当一条合格的咸鱼?

在拥挤的电车的一角里,缩着身子,每晚每晚我的可怜相啊。——石川啄木


题图来自视觉中国,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 ikanlixiang),作者:林蓝,责编:荞木,监制:猫爷


去年年末,一部名为《我的事说来话长》的日剧悄悄开播。尽管它没有在中国互联网引起很大的水花,却依然以日式细碎日常抚慰了不少观众。


《我的事说来话长》讲述了年过三十的岸边满的“啃老”生活,他曾经踌躇满志地要开咖啡厅,创业失败后便打消了工作的念头,主要靠母亲的零花钱低欲过活。


这样一种充满了“道德瑕疵”的叙事,却在豆瓣获得了9分的高分,足以说明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啃老故事。



十九年前,周星驰在《少林足球》里说,“人如果没有梦想,和咸鱼有什么分别?”,今天,我们开始怀疑梦想,盘算代价,接受平庸。


是社会更糟了,还是人更堕落了?或者,两者都是?


毫无疑问,我们身处的世界运转速度越来越快。在资本的推波助澜下,我们不仅是被剥削的蝼蚁,更是自我剥削的主体,但却浑然不自知。


在工作压力堆积成山,生存条件并未见好,阶层固化愈发严重的今天,年轻一代的欲望急速收缩、下坠。


不奢望买房,不打算生育,没有存款,把理想放置房间角落,任由它铺满尘埃。


尽管电商们的消费节让生活看起来充盈着丰盛的物欲和购买力,可一次又一次地清空了购物车后,出租屋依旧窄小,加班依旧到深夜,日复一日的生活,难免会蹦出落寞空虚的时刻。


低欲社会就在眼前。当它来临时,我们面对的究竟是什么?


此时此刻,《我的事说来话长》抛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借豆瓣网友@murmur所说,“倘若家里的财产足够支撑基本生活开支,人到底为什么还要工作?”


1. 日本的低欲社会


谈及低欲社会,便无法绕开日本。


泡沫经济破灭后的日本滑入了平成大萧条,给如今低欲社会的种种衰败奠定了基础。


著名经济评论家大前研一在其著作《低欲望社会》中指出,90年代的许多中年人以为房价会上涨而在不动产高价时买房,结果房价没涨,自己的人生却从此陷入偿还高价房贷的无底洞。


受上一辈和全球化社会的影响,当代日本年轻人一方面目睹了房奴的梦魇,一方面不再愿意固定在一个地方。


此外,经济不景气的另一个遗留问题是许多公司习惯聘用大量短期合同工,即日剧中常见的派遣员工。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都只能以非正式员工的身份谋生,他们无福利保障,基本不可能承担房贷。



在《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一书中,三浦展直白地指出了当下日本年轻人的特质——低欲与贫穷。


“下流阶层的出现源于社会的阶层分化。收入的两极分化,导致学习机会以及学习能力的不平等,结果,社会阶层之间互换流动性越来越差,社会阶层分化形成固定化的倾向,同时不同阶层的‘期望差距’也日益扩大,最终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集团而催生了下流阶层。”


三浦展提及的阶层间的“期望差距”铺陈了日本低欲社会的思想背景。对于看不到阶层流动可能性的人们来说,争取资源往上爬成了一件浪费精力的事。


由此可见,老年化社会的危害不仅仅在于劳动力的匮乏,更在于年轻人丧失了生活源动力,继而缺乏创造的想象力。这是导致国家经济和民族文化衰退的根本原因。


我们可以说,一个跷跷板接驳着生存动力和创造力。对于大多数个体来说,生存压力越重,创造力就越贫瘠。


然而,低欲并不代表这些年轻人过得很轻松自在。这更多是在看不到未来,且被其它欲望裹挟后的一种应激反应。


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中还提及了一种“稍贵”消费现象。


最近十年,越来越多商家试图推出“稍贵”的系列产品,例如7-11的“Premium”系列,戴森的无风叶高级吹风机等。尽管大多数人的消费能力并没有提高,人们却依然愿意持续购买这些稍贵,却不是必需的物品。


通过购买一些更高级的产品,人们的生活看起来似乎更好了,然而支付给“稍贵”产品的那部分钱,很可能是人们通过压榨另一些更基础的需求而得来的。由消费主义驱动的物欲也渐渐取替了更宏大的社会建设责任,诸如生育和买房等。


在这种“消费盛况”中,大前研一注意到,日本年轻人的持房率正在大幅降低,而中年人的持房率却在上升。这意味着,年轻人与中年人的阶级差距仍在加剧。


根据2012年度《国土交通白皮书》显示,从1983年到2008年的25年间,30岁至39岁的持房率从53.3%降至39%,不满30岁的持房率也从17.9%降至7.5%……根据总务省家庭开支调查的显示,2012年两人以上的家庭持房率为81.4%。



《低欲望社会》一书还有一个副标题——“丧失大志的时代”。


诸如生育、买房等更宏大的目标,尽管我们并不将它们视作“人生大志”,但这些问题往往牵连着社会的长远发展。也正因为这些目标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力足够大,要实现它们,还需要着眼个体之外的大环境。


诚然,每个人偏好的生活方式不尽相同,生育买房也不应被强制嵌入任何人的生活。


但值得注意的是,当一个社会的大部分人都呈现出“房子肯定一辈子都买不起”、“没有孩子的人生更好”的意向,那么说明社会环境也多半出现了问题,导致公民无法或不愿承担建设社会的责任。


所以,这些原本的人生和社会“所需”,被什么消解了?


2. 没有感情的工作机器


一个欲望下沉,没有大志的社会,注定是疲沓的,而倦怠社会的自我剥削,正是吞噬并异化欲望的那个黑洞。


德籍哲学家韩炳哲在其著作《倦怠社会》中指出,“暴力不仅源于否定性,也源于肯定性;不仅来自他者或者外来者,还来自同类......在一个匮乏的时代,人们专注于吸收和同化。而在过剩的时代,问题是如何排斥和拒绝。”


毫无疑问,今天我们身处一个充满无尽可能的时代。这些可能性,却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捆绑了我们的生活。


如果你去过日本,也许在地铁里看到过睡相各异的白领。以工作强度闻名世界的日本有不少有趣的社会现象,“Inemuri”,在公共区域打盹儿,就是其一。


诚然,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睡觉不算什么新鲜事,但考虑到日本是一个极度克制,彬彬有礼的民族,一个在扶手电梯上站错位置都会被提醒的国度,在公共场合睡觉却是被大众认可的行为,不免蹊跷。


来源:BBC,Adrian Storey/Uchujin


大众对“Inemuri”的默认,是有毒工作文化深入日本人生活骨髓的一种体现。


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充斥着旺盛的干劲。日本人眼看自己的国家崛起,人人都满怀斗志,愿意为经济发展大干一场,以睡眠换工作,以工作换经济。


就这样,人们争分夺秒地埋头苦干,“好好地睡觉”也就逐渐变成了“我还不够努力”的体现,而在地铁上,公车上,教室里,甚至是会议室里打盹儿,则变成了“我很努力工作”的符号。


这种吊诡的心理,便是韩炳哲所说的自我异化和自我剥削的完美体现。


看理想此前在《在“过劳”的路上,我们都停不下来》一文中就谈过,科技的高速发展让现代人陷入了竞争的无底洞——我们害怕生产得不够快,害怕被取代,最终被异化到无法停下。


互联网所带来的便捷拓宽了工作方式,移动办公越来越流行,大多数人的办公地点再也不必局限于一个地点或一台机器。然而,正是这种便捷性异化着现代人。



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尖锐地指出,现代人处于一个关键词为“能够”的“功绩社会”。


过去,在福柯提出的“规训社会”中,人们的行动被“应当”所鞭策,是被动的,而到了当今的“功绩社会”,我们被“能够”驯化,看似占据了主动权,实则被自我束缚。


自我剥削同时伴随着自我厌恶。正如“Inemuri”现象中,日本白领们会对好好地睡上一觉感到羞耻,功绩社会下,当“我”成为了剥削自己的主体,剥削就更看不到尽头。


一幅“乌托邦”式的未来图景正在缓缓展开。在里面,人们辛勤地付出,忘我地工作,自发地压榨,异化成了比机器人更高级的机器人——一台不需要指令便会劳作的机器。


越来越多人活得像这么一台无法喊停的工作机器。他们找不到奔跑的终点,生活焦点逐渐迷失,状态疲软,欲望下沉。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日本年轻一代流行起了一种叫“穷充”的生活方式,意为穷但充实。这部分年轻人的心态是,既然无法改变贫穷,那就凑合着过。


他们对发展亲密关系不感兴趣,每天穿优衣库,吃便利店便当也无妨,至少工作忙碌让生活看起来很充实。忙碌状态证明人还活着,即便这很可能是“碌碌无为”。


当下流社会中的“期望差距”叠加倦怠社会中的“自我剥削”,日本“穷充一族”坠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深渊,其可怕之处不在落底的一瞬,在无止尽的跌落过程。


而越来越多年轻人,都坐到了深渊的边缘。



3. 合格的咸鱼


自我剥削的深渊比他者剥削的深渊来得更深邃无光。


如韩炳哲所说,功绩社会所提倡的“你可以”、“你能够”伴随着一种积极的“自由感”,这种剥削因其肯定性而变得更为隐蔽,也更难逃脱。


一种极端的逃离便是阉割工作身份,回归乡村低欲地生活,或者完全依附于家庭成员和伴侣。这些做法听起来犬儒,却可能有用,且在日本越来越成气候。


近年来,许多热门日剧都加入了逃离城市、拒绝工作、啃伴、啃老的人物设定。诸如《约会~恋爱到底是什么?》、《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风平浪静的闲暇》以及《我的事说来话长》都收编了相似的叙事。


啃老,无疑是欲望下沉社会中的一种典型现象。啃老者对提升自身的社会价值不抱任何期待,转而寄生于上一辈累积的生活资本。


不同于现实生活中震惊东亚的日本蛰居一族——他们彻底与社会切断联系,足不出户,靠着父母的零花钱过着亚健康生活——日剧《我的事说来话长》则提供了一个理想化的啃老“范本”。



不少观众称该剧的男主岸边满为“经济适用型啃老”。


一方面,他单身,只维持着以亲人为主的小型社交圈;另一方面,他作息健康,没有过多的物欲,每天早上会给母亲泡上一杯手冲咖啡,偶尔也出门打打零工。


对于自己的人生目标,满也是放弃得彻底——在经营咖啡厅失败后,满意识到他无法把热爱的事业做成理想的模样,将来大概也不会找到一份令自己心动的工作,因此他选择了回家啃老。


当我们谈论啃老时,不仅要看啃老者的心态,还要看被啃老者的状态,而满的母亲恰好有着稳定的收入,足够承担儿子合理的生活需求。这些理想化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满啃老的道德瑕疵。


可以说,满的逃避虽可耻,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也是清醒的。


一条合格的“咸鱼”,并不是想当就能当,因为放下欲望,适时放弃,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


法国哲学家勒内·基拉尔曾提出著名的“三角欲望”理论,即在我们和欲望之间,往往还有一个他者作为参照物,诱发了我们的欲望。也可以简单理解为“欲他人之欲”。


剧中的满,是个出门连手机都不带的人,因为他确信没人会打来电话。他放下了大部分社会身份,只留下亲人关系,因此他也最大限度地摆脱了功绩社会的压榨,免于成功学的洗脑。


不可否认的是,满的故事的确存在道德上的漏洞,但这不妨碍它告诉我们,在“可能性”过载的环境中,人也许更需要断舍离的时刻,去弄清楚什么才是必需的,以及生活的具体目的是什么。



故事的最后,满穿上了久违的西装,把头发梳成大人的模样,在家人的鼓励下出门面试。


他选择了重新开始,即便家门外的世界依旧摇摇欲坠。


尾声


近日,《人物》采访了28岁就退休的程序员郭宇,引起了话题。这位早早退休搬去日本旅居的青年,勤勤恳恳地在头部互联网公司写代码6年,放弃了晋升机会,决定选择自由。


不少人怀疑他的背景,质疑他的经历,但也有人评论道,郭宇的选择“踩在了时代的痛点上”。


文章的最后,郭宇说:“......我不再追求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因为我只要对自己负责,厉不厉害都无所谓。经由这些年的积累,加上幸运,现在,我终于有了选择。我选择成为一个对自己真实的人。”


我想,大多数的人都难以逃离这汪表面繁荣,内里却在不断下沉的时代沼泽。


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厘清自己的欲望,在该抽身时离开,到重启时又有勇气。


所谓自由,无关地位,无关物质,它关乎我是否清楚我是谁,我在干什么,以及我要到哪里去。


所谓自由,是在混沌中寻找安定,知足常乐。


十元鸡汤,你值得拥有:


《非自然死亡》


参考资料:

《低欲望社会》大前研一 |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下流社会》三浦展 | 上海译文出版社

《过劳时代来临,我们可以停止自我剥削吗?》|播客跳岛FM

《话说回来,人到底为什么要工作?》@murmur | 豆瓣剧评

《The Japanese art of (not) sleeping》 | BBC Future

《28岁退休的程序员郭宇:现在我可以选择了》 | 人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 ikanlixiang),作者:林蓝,责编:荞木,监制:猫爷,配图:日剧《我的事说来话长》《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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