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他们也歧视他们:为何不准外卖员进入商场?
2020-07-15 11:55

需要他们也歧视他们:为何不准外卖员进入商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林子人,编辑:黄月,原文标题:《在需要他们的同时歧视他们:不准外卖员进入商场的问题究竟在哪里?》,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7月11日,微博视频博主@曹导 在微博上发布了视频《外卖骑手体验》,讲述了一件自己担任美团骑手期间在北京SKP的遭遇。在视频中,她被这家中国大陆全年销售额最高的高端商场拒绝进入商场取单。保安明确表示,穿着“美团骑手”的工作服不能进入,“不穿工作服可以进”,或者“套件外套进入”。@曹导 披露的这一现象迅速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


许多网友支持曹导本人在视频中发表的观点——“这是系统性的对外卖服务行业的歧视”——对北京SKP看人下菜碟,将某个特定职业群体区别对待的做法表示愤慨。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涉嫌违法的行为,上海国域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杨旺在接受界面时尚采访时表示,SKP事件反映的是企业经营自主管理权和外卖员自身权利之间的冲突。依据我国法律人人平等原则,如果外卖员仅因为身穿工作服就被拒绝进入商场,这种商场管理条款被起诉时一般会被判定无效。


视频发布次日,北京SKP在微博上发布声明称,拒绝外卖员进入商场是出于疫情防控的目的。SKP已全面实施“定点取餐方式”,即所有餐厅将打包完整的餐品送至指定位置,外卖员应进入指定取餐地点取餐。于是有一种声音认为,@曹导 指责北京SKP并无道理,这起令人不快的事件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歧视”的问题,而是当事人不熟悉取餐规则的问题。


@曹导 微博截图


这一仍在持续发酵中的视频亦将近年来因外卖行业火爆而备受关注的外卖员再度置于聚光灯之下。本文希望通过SKP事件探讨以外卖员为代表的服务业从业者的生存状态,指出“职业歧视”背后更值得深思的问题。


必须“隐身”的外卖员:“隐形劳动”、顾客至上与平台经济 


在视频中,穿着美团工作服的@曹导 试图从不同的入口——包括员工通道——进入商场,但都被保安拦住,就连她站在门口等好心路人帮她取单,也被保安告诫要站得远一点。如果说不让外卖员进入商场是出于防疫或秩序维护的原因,那连站在商场门口都被呵退,就有些匪夷所思了。微博网友@cEoifor 致电北京SKP得到的回答则是,就算是只想进商场逛街,也不能穿外卖服——接电话的人员称,这是因为领导们觉得“商场里有很多顾客,如果看到外卖员在里面跑来跑去,商场形象不太好”。


也就是说,尽管该商场在公开声明中表示拒绝外卖员入内是出于防疫和维护取餐秩序的目的,但商场管理者在判定一个人是否能进入商场时关注的并不是TA的目的,而仅仅只是TA的着装所代表的职业身份标识——外卖服务行业的从业者被认为是与商场环境格格不入的,甚至会冒犯到商场的服务对象,即消费者的。


SKP官网页面截图


服务业从业者在提供服务的同时被要求“隐身”,这在服务业各分支都存在已久。界面文化曾在《五星酒店被曝卫生丑闻:在资本逐利游戏中,清洁工与消费者都是输家》一文中,援引酒店行业研究者大卫·布洛迪(David Brody)的观点指出,酒店客房服务员具有某种双重性,他们一方面为营造酒店“宾至如归”氛围提供了关键的劳动,但另一方面他们必须不被消费者看见:


“他们几乎是一种负面的存在,他们的存在由他们的缺席定义,并且只有当他们的工作出现疏忽或者没有完成打扫之时,顾客才会意识到这一群体的存在。”


北京SKP对外卖员的态度折射出的正是上述矛盾心理:他们的服务实际上对商场内的商家和手机另一端的消费者来说不可或缺,但他们的“在场”是让人不适和尴尬的。从很大程度来说,外卖员从事的正是布洛迪所说的“隐形劳动”,消费者虽然购买了他们的劳动力,但消费者和劳动者之间的疏离和阶级分化伴随着劳动者“隐身”的常态化而加剧。SKP事件特别恶劣的是将这一消费者—服务者隔离机制赤裸裸地展现在了台前,商场管理者把身穿外卖服的人本质化,以至于他们仅仅因为工作着装而被禁止入内,被禁止与(理论上社会地位更高的)消费者共享这一空间。


另一方面,以“没弄清商场外卖规则就胡乱批判商场”为由批评@曹导 的评论,也暴露了“消费者至上”信条对服务业从业者自我表达的限制。服务业直接接触消费者、为之提供服务的特性,将服务业从业者置于了一个必须不断迎合、顺从消费者的位置,注定了两者之间的地位不对等。


重庆的美团外卖员。来源:中新社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沈洋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援引美国学者Philippe Bourgois的观点指出,服务业工作内在的“羞辱性人际从属关系”(humiliating interpersonal subordination)和情感劳动要求会与服务业从业者(尤其是男性工人)的自尊心产生冲突。这主要是因为位于权力关系上位的消费者有权对服务业从业者予取予求。也正如美国社会学家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所说,“当一个人的地位高于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双方都会接受地位低的人要付出更多这一看法。事实上,社会地位越高,对回报的要求也越强有力,包括情感上的回报。”对于部分中国人来说,这种“服务业从业者无权说不”的心态太过根深蒂固,以至于当体验外卖骑手生活的视频博主质疑外卖骑手待遇的合理性时,连她的发声都被认为是一种矫情。


值得注意的是,平台经济正在加剧服务业从业者工作权益保障和话语权的流失。@曹导 发现,美团骑手客户端的送餐路线规划默认的是步行路线,因此不会显示是否逆行,这为骑行的外卖员埋下了严重的安全隐患。与此同时,美团系统测算的送餐时间太过严苛,外卖员稍有不慎就会超时,面临被消费者投诉、罚款的危险。于是,“每个骑手要在收入和安全之间衡量”:他们飞奔在大街小巷、商场内部取餐送餐,却有可能因为想要竭力完成平台任务而打破公共秩序,惹恼消费者、商家或路人。


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学者郑广怀指出了平台方如何在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将平台与工人之间的矛盾消解转化为工人与消费者、商家之间的矛盾:


“消费者评价机制直接增加了工人与消费者、商家三者的矛盾。在制造业或者传统工业中,矛盾主要是在劳资之间,而现代服务业越来将消费者纳入到评价与监督体系之中,比如五星好评和点赞。这样就将劳资矛盾转化为了工人—消费者的矛盾。资方部分将劳动监督权交给了消费者,而平台设置的投诉或评价机制又给监督权的转化提供了便利。同时,平台设置的评价机制具有匿名性,这也给消费者实行监督权提供了方便。”


职业歧视之辩:“月入过万”迷思与必要却不受认可的服务业从业者 


在许多人批评北京SKP歧视外卖员的同时,另一部分人对此表示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月入三四千的“键盘侠”犯不着同情“月入过万”的外卖员,后者只是前者想象中的可怜人,实际上他们收入颇不错,他人“廉价的同情”是不必要且可笑的。


事实上,快递员和外卖员“月入过万”可能只是一个迷思。郑广怀团队在研究武汉平台工人群体的过程中发现,月收入在一万元以上的快递员仅占比3.28%,外卖员仅占比2.15%,这种刻板印象的形成与外卖和快递行业的宣传话语、平台初期施行的高派单价以及从业者季节性收入高的认知普遍化有关。但随着平台持续扩张,入行的从业者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月入过万正变得越来越困难。


更重要的是,“月入过万”刻板印象遮蔽了服务业从业者阶级流动性依然匮乏、污名化依然严重的现状——在大城市从事外卖、快递、餐饮等服务行业工作的从业者多为进城务工人员,鉴于户籍制与城乡二元制仍未完全被打破,服务业农民工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低人一等的打工者,难以依靠外卖、快递这些貌似有更高收入的新岗位实现阶级流动。“他们是在牺牲了时间和健康的条件下赚更多钱的,要做更高强度的工作——包括体力上和情感上的——才能得到更多的工资。”沈洋认为,服务业从业者的处境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外卖员和快递员还是一个农民工的工作,是城市户口的人较为鄙夷的行当。


社会学者王建英与戴慧思合著的《中国的新上中产阶级:职业解构的意义》一文指出,在中国进入后社会主义经济时代后,薪水由市场规则决定,具有紧缺技能(其前提通常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能够获得较有竞争力的薪水,与之相对的是工人的职业缺少福利又没有基本保障,因此白领和蓝领的职业差距转为不平等的扩大,以及阶层等级区分度的扩大。两位作者在21世纪初做的社会调研发现,工人认为收入公平的可能性仅为非工人的82%,且他们的幸福感远远低于其他阶层。


显然,同属于蓝领阶层的外卖员、快递员处于阶级/职业鄙视链的下游位置,而加剧阶级/职业鄙视链的,或许还有中国社会对所谓“中产阶级”的狭隘定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教授李春玲在《中国中产阶级的特征:混杂的成分、多重的认同》一文中指出,中国公众对“中产阶级”的认知被媒体、流行文化和消费社会所形塑。在这种主流定义下,消费是区分中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决定性标准,也因此与西方社会对中产阶级的定义大相径庭——在西方,中产通常指的是出于社会等级中间的普通人群;在中国,中产却成为公众心中具有相当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特殊群体——这种形象在社会学定义下其实应该是上层阶级或中上阶级。这一认知进一步加大了阶层等级区分,因为随着多数中间收入群体被剔除出中产行列,蓝领(工人阶级)的社会排序也将更为靠后。


白领专业人士和蓝领工人之间的差距实际上事关当下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本质。马克思理论将社会分为资本家(资产阶级)和劳动者(无产阶级)两个群体,其中劳动者指的是由于不占有生产资料而不得已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向市场出售的人。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要务是追求资本的无限积累。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脑力劳动的资本回报率比体力劳动高,白领专业人士的劳动力商品更稀缺,他们也更有价值,故而薪水更高福利更好。相比之下,体力劳动者无需具备过多的知识和专业技能,不仅替代性更高,薪水和福利也更容易被压榨。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信奉“生产至上”的经济制度中,劳动的价值序列是“带来高资本回报的商品生产”高于“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后者被认为价值不高,可被外包、压缩成本甚至完全将成本推给个体家庭(这其中最极端的案例就是照护和生育的价值长期得不到认可,由家庭内部的女性默默承担),这是广义的服务业普遍收入不高、被污名化的底层逻辑。


然而,这些“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的劳动又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在疫情爆发社会停摆期间有着深刻体现:当实体店几乎全部关闭,普通人几乎全部在家隔离时,大量生活必需品、抗疫物资依靠快递员和外卖员进行运输传递,他们在社会中的作用从未显得如此重要。但讽刺的是,正因他们走街串巷、为大量人员提供服务,他们不仅自身承担着更高的健康风险,也被消费者和商家视作潜在感染源,这也正是北京SKP宣布外卖员不得进入商场、必须在指定地点取餐的明面理由。


SKP事件或许是由体验生活的视频博主不熟悉业务规则引起的,但它并不能掩盖外卖员没能得到与其劳动相匹配的认可和尊重的事实。一味坚持他们应该“遵守规则”,实质上是默认了现行规则的合理性——即使种种证据证明了事实并非如此——要求他们服从看似不可改变的现行秩序。对于一个以公平正义为重要愿景的社会来说,这个现状是不可接受的,更是值得改变的。


参看资料:

[美]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心灵的整饰》.上海三联书店. 2020.

[美]李成编著.《“中产”中国:超越经济转型的新兴中国中产阶级》.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林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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