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湖越来越小。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地球知识局（ID：diqiuzhishiju），作者：临溪主人，制图：孙绿，校稿：酸奶，编辑：养乐多，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曾经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的洞庭湖，一度拥有无边无际的水面。然而现在的洞庭湖早已不复当年烟波浩面的身姿，不但蓄水量大为减少，而且连湖泊本身也同咸海一样萎缩成了三大部分。
东、西、南三个洞庭湖▼
除了自然环境下的泥沙淤积外，当地群众日复一日的围湖造田活动，无疑是洞庭湖萎缩的重大因素。
洞庭熟，天下足
洞庭湖围垦农业的具体出现年代已不可考，但据学者推测，至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湖区垦殖便已初具规模。当时中原战乱频繁，大量北方百姓、士族逃难至南方后，南方朝廷在洞庭湖周边侨置了不少州县供其定居。由此可见，洞庭湖周边在当时应该有了一定的农业垦殖活动。
长江流域虽然农业价值很高，但湖泽遍布，一旦人口规模上来，就要大规模农业开发，与山与水争夺空间是必然的结果▼
入唐后，史书中有关洞庭湖周边地区的人为垦殖活动记载逐渐增多。到南宋时，已有大量百姓在当地侵占湖沼淤地，筑堤围田，从事农业垦殖工作，尤其是鼎州、澧州，垦田数量尤多，当地人口也因此快速增加，仅上、下沚江乡，就有人丁数十万。
北宋的覆灭加剧了人口和经济的南移，长江一线不多的平原要承受更高程度的开发，洞庭湖和鄱阳湖周边肯定是重点开发地区▼
明初，由于元末频繁的战乱，所以洞庭湖附近有不少无主荒地。大量移民在这一阶段涌入洞庭湖周边地区定居，堵塞港汊后，待其淤土稍高，便开始垦荒造田，筑堤为垸。很快，洞庭湖周边地区的垸田数量越来越多。清朝定鼎中原后，为了恢复全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也采取了鼓励垦荒的政策。
所谓垸田，和长江下游地区的圩田类似，一般特指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地区衍生出的，四周筑堤防止水侵并具有排水灌溉功能的水利田。垸田设有水闸，汛期闭闸抗洪，旱期则开门引水。
也就是不断的围湖造田，原有湖面逐步成为既有的土地，这一进程到清末最盛，而长江中游原有的诸多大湖则越围越小（图片：google map）▼
这种农田的产生，使得原本容易遭到水淹的滨湖农田得到了很好的开发。再加上湖田营养物质较多，土地肥力较高，因此洞庭湖周边兴起垸田后，粮食出产量逐步跃升到全国前列。垦殖规模日益扩大，以洞庭湖平原和江汉平原为代表的两湖地区便逐渐成为当时全国的重要粮食生产中心，并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
随着民众在荒滩之处，筑围垦田，洞庭湖平原的开发逐渐达到历史上的一个高潮期。与唐宋时期不同，此时的洞庭湖平原的粮食出产量已经逐步超越湘江流域，成为湖南稻米的主要产区。
明末-清末，江南地区的城市化人口越来越多，更多的土地用于生产经济作物，那么就要找到新的粮食富余产区，两湖（湖广）地区成为最佳选择，但这也意味着对这一区域的大量水域围湖造田（底图来自：NASA）▼
咸丰年间的湖南巡抚骆秉章就表示，洞庭湖周边各县的粮食不但能自给自足，而且还能大量外运，而这对省内其他县份来说则十分困难。根据1936年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当时滨湖的12个县平均每县可输出40万石的粮食。按照这份数据，说是“洞庭熟，天下足”也无不可。
清朝的湖南全图中，虽然洞庭湖周边已经在大规模开发，但大湖规模还是比今天要大很多的▼
1949年以后，由于当时国内社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人民温饱问题尚未得到满足，因此湖区周边群众对洞庭湖的围湖造田仍在继续，还出现了“向湖泊进军、向水面要粮”的口号。在当时而言，这对于缓解温饱问题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水中央也可以直接开建（图片：map.tianditu.gov）▼
不过建国后出现的这次垦殖浪潮，也是最后一次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社会各界对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也越来越注重。
从“八百里”到“四百里”
这种大规模的围湖造田，无疑也会深深影响当地的生态环境，洞庭湖的萎缩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据学者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洞庭湖由于尚未得到大规模开发，当时面积约有6000平方千米。唐宋时，由于垦殖活动较多，湖面较为缩小。元明时期由于垦殖活动尚未出现爆发性增长态势，所以湖泊面积并不算小。
但到清代中期，洞庭湖周边便出现了“与水争地”的势头：“湖边稍高之地，无不筑围成田，滨湖堤垸如鳞，弥望无际。” 到1949年冬，湖区围垦总面积已达593.5万亩。这样大规模的农田，无疑是建立在侵占洞庭湖面积之上的。
明清与现代对洞庭湖周边围垦大致示意▼
除了人为垦殖活动外，主要来自于长江干流荆江段和湘、沅、灃、资四条长江支流的泥沙导致的自然淤塞，也是另一大影响洞庭湖面积的因素。泥沙淤积虽然给垦殖创造了条件，但也影响了当地的垸湖关系，带来了另一个恶性影响——严重的水患。
整个湖南的水，都汇聚到洞庭湖来▼
垸田形成后，大量淤泥堆积在堤垸之外，久而久之逐渐出现了垸外湖洲高于垸内农田的现象，从而导致外洪内涝的局面。不仅如此，洞庭湖原本的泄洪蓄洪能力，也因面积的萎缩而大幅度减弱。至少和明代相比，清代水灾的受灾范围是在不断扩大的。到道光年间，时人魏源已开始把长江水患和黄河水患相提并论。
咸同年间，洞庭湖北方的藕池、松滋相继溃口，使得荆江正式形成松滋、太平、藕池、调弦四口南流洞庭湖的格局。虽然入湖水量一度因此大大增加，然而入湖泥沙却也伴随江水大量淤积在湖盆。湖泥的淤积，又进一步吸引了民众的垦殖活动。所以在湖泊面积短暂的“回光返照”、出现扩大趋势后，结果却是洞庭湖日益加快的萎缩进程。
所以才出现了洞庭湖与北方长江，有众多水道相连的状况▼
长江河水在南下注入洞庭湖之前，沿途又能开垦出无尽的良田沃野...（图片：map.tianditu.gov）▼
如此反复，人为垦殖和自然淤塞互为因果，对洞庭湖面积变化产生了显著影响。现在的洞庭湖，由于围湖造田、泥沙淤塞，已经被分割为东洞庭湖、西洞庭湖、南洞庭湖、大通湖、目平湖和七里湖等多个部分。到1978年时，洞庭湖面积已经从1949年的4350平方公里缩减到2691平方公里，曾经的“八百里洞庭”湖面萎缩了一半，且面积也屈居于鄱阳湖之下了。
这大通湖也是被围了个严严实实（图片：map.tianditu.gov）▼
洞庭湖的治理
古人很早就意识到洞庭湖对于当地生态环境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此对洞庭湖的治理历史几乎一直伴随着围垦历史。
自古以来，洞庭湖周边地区便是水患多发之地，而作为连接长江四口和湘、沅、灃、资四水的洞庭湖，其起到的调蓄洪水作用对长江中下游地区而言是不可替代的。因此当洞庭湖日益变小后，其对洪水的调蓄作用也相应地逐步降低。
尤其是长江流域遇到大规模降雨之时，干流和多个支流都水量暴涨，但缺乏湖区容纳，河水湖水肆意泛滥就难以避免了（前几天长江流域的大规模降水）（参考：中央气象台）▼
早在南宋时期，时人便察觉到围湖垦殖和水患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虽然南宋政府对维护垦殖逐渐采取禁令，然而由于围湖垦殖带来的重大经济效益，使得禁令在当时却收效甚微。
清代中后期，清廷对筑堤建垸的活动开始进行严格管理，对围垦活动也开始审批，并对阻碍泄洪蓄洪的私人垸田采取退田还湖的措施。但此后由于洞庭湖的淤泥越来越多，私垦之风开始屡禁不止。
时间过了近百年，在洞庭湖于1977年底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垦殖活动后，水利部随即在1980年召开的长江中下游防洪座谈会上正式决定“退田还湖”政策。而根据有关部门研究，洞庭湖地区每围垦100平方公里，将导致岳阳附近的城陵矶出水口水位提升0.03米。
百舸入长江，岳阳城陵矶附近（图片：google map）▼
1985年到1996年期间，中国政府针对洞庭湖存在的种种问题，开展了第一期治理工作，不过这时候的水利建设主要还是以“堵”为主，选择大力加固堤垸设施、整治洪道等。
1998年，长江流域爆发了特大洪水灾害。除了气候因素外，沿江湖泊的蓄水调洪能力的降低也是导致这场灾难的原因之一。
1998年特大洪水的最高水位牌（图片：wikipedia@phileole）▼
此后，国务院痛定思痛，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水患问题，就洞庭湖后续发展提出了“封山育林、退耕还林、退田还湖、平垸行洪、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干堤、疏浚河道”三十二字方针，改“堵”为“疏”，洞庭湖进入了第二期治理阶段。
其中“退田还湖、平垸行洪、移民建镇”的政策，和明清时期的人为活动刚好相反。退耕又分“双退”和“单退”两种。所谓双退，是指退人又退耕，完全搬迁出原来的洲滩民垸；单退，是指退人不退耕，改从事避洪耐渍农业，正常年份尚可从事生产，大洪水期间则开闸蓄洪。
如此，政府希望通过农业模式的调整，尽可能地使原来的洞庭湖垸田发挥出最大价值，而其成果也显而易见。就1998~2002年间，洞庭湖周边就平退堤垸333处、搬迁55.8万人，给洞庭湖让出了近800平方公里的调蓄面积，其中益阳、常德、岳阳三市是退田还湖的重要工作区域，这三地也是明清时期围湖造田活动较为严重的地区。
如果这三地不对围湖造田加以控制的话，洞庭湖仅剩的部分被填平也并不出人意料了▼
不仅仅是洞庭湖，全国其他曾有过比较严重的围湖造田的区域，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退田还湖工作。对政府和社会而言，现在的洞庭湖治理，就必需秉持可持续发展理论进行综合整治。而且国土整治工作，也是一项长期计划，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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