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厂互联网“中年”非洲淘金梦碎
2020-07-18 14:00

大厂互联网“中年”非洲淘金梦碎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ID:guyulab),作者:袁斯来,编辑:金赫,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去非洲之前,他是互联网大厂员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意识到上升通道正在关闭。35岁前,要不要再“搏一搏”?这时候,非洲进入了视野。李长丰的选择更像是一个冒险故事。随着移动互联网黄金时期的结束,每个人都在寻找出路,一批中国互联网人把目光投向这片土地,希望用耐心等待收获。最终,他们遭遇了水土不服,疫情更是加剧了动荡。


在被困非洲的100多天,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


1


李长丰走出酒店的房间,下到底楼。尼日利亚最大的商业城市拉各斯已经步入半年的雨季。傍晚湿润的空气中,蓝绿色的水泥楼房颜色灰败,空调水渍在墙上拖出黑色印记。院子空空荡荡。雨水过后,在灰蓝和铜黄的薄暮下,棕榈树显出羽毛状的黑色剪影。


李长丰来到一处角落,取下口罩,拿出跳绳,在接下来的20分钟里,他跳够2000下,让身体尽可能感到劳累。上楼的时候,他没有见到同事。他知道大家都呆在差不多大小的房间里,即使遇到,也不会打招呼。李长丰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在现实生活里说过汉语了。


等待回国的日子已经持续了100多天。小房间里的家具半新不旧,空调机箱外壳已经松垮,他几个月前打好包的行李没有拆开,堆在屋角。李长丰睡前独自喝了点酒,然后在空调的轰轰声中,捱过长夜。


李长丰住的酒店房间,屋内陈设简单


2020年4月底,李长丰来到非洲几个月后,被他供职的互联网创业公司裁员,随后又赶上疫情加剧。他像是一个失去了依靠的孩子,被扔在了拉各斯。和他同样遭遇的,还有几十人。他们都是在这几年的中国互联网出海潮中来到非洲的。在国内,他们有些在大厂工作,有些在明星公司成立早期就加入,见过一次次风口。来到非洲后,他们期待在这里赶上下一个风口,最后却被困在了这里。


半个月、50天、100天……李长丰就没怎么出门,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要过多久,回国成了他每个白天和每天夜晚的执念。吃饭、睡觉、聊天、发呆,最后都会归结于此。随着通航的日子可能到来,李长丰开始为另一件事情焦虑:如果在尼日利亚的中国人都要回国,他无法想象机票会被抬到什么价位。


刚被裁员时,李长丰不怎么当回事。对于一个30多岁、在职场打拼十多年的男人来说,被公司炒鱿鱼远不是什么灭顶之灾。他原本就打算,清明节回国休假,然后就不再回来了,裁员只是让他的计划换一种方式实现而已。被裁员的第一个月,他很高兴自己不用半夜开会。他窝在房间里看电视剧,刷完了《庆余年》,又把《重生》《白夜追凶》翻了出来。


拉各斯3月30日开始封城,机场也关闭了。李长丰习惯性地保持着乐观,“只是暂时的,怎么可能封闭很久?”他很壮实,说话时语气平稳,甚至连机票都没有着手预订。只要有钱,还能买不到票吗?公司也不时传来包机的消息,“马上会有第二批,就这几天”,或者是“下个星期有第二批”。


但同事的机票一张张被取消,他的希望也随之消失。5月末的一个晚上,他和另一位同事同时申请最后一张包机的机票,由于晚了几秒钟交表,错过了机会。那班飞机离开后,整栋楼真正地笼罩在低气压中,原本他们每天吃了晚饭,还会到楼下散步。但是这天之后,没人还有这样的兴致。所有人都关在房间,面对同一个问题:怎么能曲线回国?


第三个月,李长丰开始在房间里发呆,他感觉到自己的心态正在一点点崩塌。时间过得太慢了,他偏偏醒得又太早。李长丰发现没事做比有事做更难受,他倒宁可天天加班,打发掉漫漫长日,“起码有一个可以支撑自己继续留在这的动力吧”。


他每天都要需要到线上找人聊聊天,多半是在微信群里和人吵几句,他们争吵的主题有几个:骂公司、回国、以及回国后与公司的仲裁官司。没有这个小小的出口,他担心自己会被憋成抑郁症,“那才真的是大问题”。


2


大概9个月前,他还过着一种安闲却“特别无聊”的生活。那是在中国南方的一座二线城市,他在一家互联网明星公司上班,拿着比当地平均工资高几倍的薪水。房价暴涨前,他买了大房子,按揭款只相当于工资的十分之一。工作和生活按部就班,每天上午9点半,他到办公室点名,下午赶在晚高峰之前下班。周末,李长丰会去家附近的学校打篮球,或者约着朋友喝酒打牌。


快到35岁,李长丰感到了恐惧。“在互联网公司,这基本就到头了,只能说是混几年了。”尤其是约朋友出来时,对方会抱歉地说:“不好意思啊,在忙。”这时候,李长丰的危机感达到峰值:“我这种日子还能持续多久?”


随着资本主导的大并购展开,李长丰所在的公司被一家互联网大厂收购,他们被并入了一个更庞大的机器。总部空降高管,他眼前的上升通道轰然关闭。这时候,他不得不开始考虑一个严肃的问题。35岁前,要不要再“搏一搏”?


图丨视觉中国


2019年10月的一个晚上,他在外地出差。喝了应酬酒,他躺在酒店的床上休息,leader突然给他发了微信:我办好了离职,正在收拾行李,要去非洲了。


李长丰看到“去非洲”有些发懵。以leader的资历,轻而易举就能在国内大厂找到职级很高的工作,他为什么会“去非洲”?leader洋洋洒洒说了一番,谁谁谁去了,谁谁谁也去了。这些人李长丰都知道,名气比他大,挣钱比他多。他们竟然也跑去非洲淘金?他的心思开始活动起来:“如果他们都敢放弃国内的机会,一定是有更大的好处在那里。”


第二天晚上,李长丰给父亲打电话,说可能会跳槽。父亲鼓励他,如果机会好就跳吧。


“可能有点远。”他说。


“再远不过俄罗斯吧。”父亲说。


当听说儿子要跳到非洲,父亲愣了一下,“哎呀,非洲啊。”结果是父亲一夜未眠。后来,父亲详细查了尼日利亚的情况:好像没有打仗,环境还算可以。


leader给李长丰介绍的是尼日利亚排在前列的互联网创业公司,巅峰时仅中方员工就有几百人。这家公司有着宏大的版图,相当于滴滴、支付宝和美团点评的集合体。它的业务包括移动支付、打车、巴士购票、外卖业务和投资理财等。


最近几年,由于国内的“流量池”已经见底,创业者们不得不离开舒适区去寻找新的洼地,有人把目光投向了非洲。在他们到来之前,国内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手机公司已经在当地培养了一批互联网人。在拉各斯,在内罗毕,在斯亚贝巴,繁华的商业区、破破烂烂的街道旁,到处都可以见到“Tecno”(传音)的蓝底白字招牌。2019年9月30日,传音在科创板上市,功成名就。


leader给李长丰推荐的这家公司,也有一大堆明星投资人站队,A轮一次性就募到了5000万美金。这些公司大多有一幅非洲未来五年甚至十年的远景图画,甚至很多创投人称之为全球最后一个“十亿级蓝海市场”。


这简直是一个黄金般的“坑”,李长丰决定跳下去。他和女朋友商量好,到非洲干一年,工资比这边高一大截,而且开销小,赚多少存多少。万一换了一个环境,遇到更好的职业机会,就是锦上添花啊。


走之前,李长丰约朋友喝了顿大酒。第二天,他30多年来第一次到诊所去挂吊瓶,输营养液。他想把身体状态调整到最佳。双十一时,李长丰买了一个大旅行袋,还下单了一台2000多块钱的翻译机。


那个旅行袋号称“专供出国”,有一米多高。他没有装多少东西,两双鞋、一些衣物、电脑、辣椒酱,还有8条烟——到了拉各斯,他分给朋友几条,这让他后悔不已。当地的中国超市烟价是国内的三倍。关键是,很多假烟。


终于,李长丰告别了中国南方湿润的冬天,登上了去非洲的飞机。他心中除了紧张,更多是兴奋。


3


11月是拉各斯的旱季。空气弥漫着浓郁刺鼻的体味。李长丰仿佛进入一个喧闹的世界,连绵不断的声浪一波一波涌过来,在陌生语言的叫嚷中,偶尔能听到发音奇特的汉语:“你好,你好。”从机场到酒店的路上,李长丰没看到红绿灯,车在不平坦的路上颠簸,横冲直撞,司机们脾气很大,有时毫无征兆地,前面的车就会忽然开始倒车,还能看到一些没有车门的五菱面包车,里面塞满了人,车门总吊着一个卖票员。


李长丰的视线掠过灰扑扑的街道时,忽然看见一个大招牌写着五个中文大字:芒果娱乐城。那是栋破破烂烂的小楼房。这也是他来到非洲第一天里,除了嘈杂和拥堵之外,遇到的不多的趣事。


拉各斯被称为黑非洲的中心,有2100万人口,和北京相当,但占地面积只有北京的十六分之一。中国互联网进入非洲,首先选择的还是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的肯尼亚、突尼斯、尼日利亚。集中在互联网金融、电商及生活服务、泛娱乐等领域。


在中国创业者看来,非洲的新兴市场如同三四十年前的中国,拥有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渴望拥抱新世界的年轻人。


李长丰所在公司的办公室位于拉各斯的卫星城伊科贾,装修简陋,一排排桌子后,摆着几张国内露天烧烤摊常用的蓝色塑料椅。而他在的业务部门负责市场拓展,常驻在拉各斯维多利亚岛。那是拉各斯最繁华和最富裕的地方。


李长丰落地第三天,就到了岛上。他们没有办公室,都在酒店工作。大多数时候,他在城里跑业务。陪着他的是一个身高2米的当地人,既做翻译,又当保镖。李长丰负责“地推”,就是让商家接入他们的平台。但他很快发现,这和国内的工作不太一样。


集市是泥地,干的地方尘土飞扬,湿的地方一摊稀泥。房子凌乱地散在市场里,店铺摆着一排排商品,如同国内菜市场的调料铺。他发现似乎所有人的衣服都不太合身,很多人明显穿着二手衣服,上面印着各种字体的中文:xx工厂、xx篮球队、xx中学,甚至还有美团和饿了么的员工服。


两个本地员工带李长丰进入当地的综合市场


李长丰在两个人高马大的本地员工陪同下,走进了第一家店铺。黑黢黢的小房间,光着上半身的男人们正围成一圈打牌。听到有人进来,他们齐刷刷地抬头,十多双眼睛定在李长丰身上,他有点发憷。 这是一家卖鱼和食品的“商户”,地上放着一个大盆,里面有些黄乎乎的糊状物,这是他们卖的“食品”。


李长丰问:你们卖的鱼在哪里?牌桌上一个人起身,从一个大桶里提出几条鱼,这就是了。


以国内互联网公司的“地推”标准,这个店铺会被直接忽略。但在拉各斯,这就是商铺。他又继续往前走,房子是铁板和大瓦块草草拼成的小棚。有些在门口摆上几个五颜六色的假发,有些门口挂着些义乌风格的小装饰。当走进一家卖煤的店,李长丰看见一圈孩子围坐在地上。大的十多岁,小的刚会走路。孩子沉默单纯的目光,让李长丰不敢对视。


工作通常从上午八九点钟开始,然后会在夜里十一二点结束,洗澡常常要到第二天早上。这种高强度的“地推”生活会让李长丰有一种错觉:35岁的危机在一点点褪去阴影。


工作之外,和拉各斯人民相比,他们的生活称得上是舒适甚至奢侈了。有一段时间,李长丰被公司安排住在一家高级酒店,一天200美元的房费相当于很多当地人几个月的收入。


每周固定的夜晚,酒店都会请乐队驻唱。晴朗的夜色下,露天平台摆着一排排沙发座,穿着剪裁讲究服装的酒店客人零零星星缩在靠背里。热带的天空轻盈透彻,云彩轮廓分明,棕榈树盆景上挂着一串串闪烁的小彩灯,沙发旁的黄色台灯氤氲出温暖朦胧的光。乐队唱着英文歌,架子鼓声并不显得吵闹。工作累了,到这里来喝点酒,李长丰会感觉到惬意。


但这种生活并不能持久。


4


新奇感在第一个月就开始消退。来非洲之前,李长丰以为自己能看到大草原,或者看到浩浩荡荡的动物大迁徙。来了才知道,大草原在东非,西非的拉各斯街道上,只能看到筷子长短的红尾蜥蜴。


维多利亚岛上唯一能够称得上景点的就是海边。李长丰坐车时,常常能从窗外看到海水。看着那浑浊的颜色,他心里没有向往。


“要不要去海边?”周末,同事邀约着。他想要合群,勉强答应了,但兴致缺缺。吹着海边腥咸的风,李长丰心里绷着另一根弦:没有当地人保护,他生怕冲上来几个人,把他们抢劫了。


他曾在一天之内,遭遇两次抢劫。那是2020年3月的一天,他和两个当地员工去市场走访商户,突然被十几个高大的年轻男人围了起来。李长丰还没开口,那伙人开始狠狠地拽他的背包袋子,拉扯他的帽子,还有人要抢走李长丰握在手里的手机,他依稀能分辨他们不停蹦出的“Money”、“Money”。两个本地员工把李长丰护在身后,男助理转头对他说:“BOSS,今天得给点钱才能走了。”这在李长丰意料之中,问他需要多少。“一万奈拉(180元人民币),才能放你。”


李长丰掏出钱,通过男助理递出去,男人们散开。李长丰连忙叫了一辆Uber,想要逃离市场。但很快,三支AK47和三个壮汉挤了进来,这个狭小的空间立刻充满了他从未体会过的气息。


李长丰被两个人死死挤在后排中间,他们怀里抱着的步枪反射着冰冷的光泽,枪口有意无意地冲他倾斜着,前排的人嘴里不停地说着,“We are friends。”他掏出身上最后的1万奈拉,三人终于作为“friends”离开了。


日常的拉各斯街景


但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一步步陷入无能为力的情况。发第一个月工资时,李长丰拿到薪资单,看到工资被扣了20%,公司没给解释。“白纸黑字写着的都能改?”他很生气。但木已成舟。毕竟还有接近5万的工资,这如同晃着金色的铐子,让李长丰舍不得辞职。他不知道的是,接下来这付铐子的颜色会迅速褪去。


徐子敬在公司总部上班。他在国内做了多年支付宝的线下推广,比李长丰看到了更多的细节。他惊讶地看着团队没有风控地砸钱:商家拉新,一个要400多元,比国内还高几倍。徐子敬担心,公司的钱会被烧光。


2019年12月,公司裁掉了一大批本地员工。他们组成了游行队伍,浩浩荡荡,要求公司给个说法,好在有持枪保安守在门口,没出现意外。但办公室正在一点点变空。2020年2月,李长丰整个部门都被砍掉。那时,他可以回国,只是不甘心:“既然来到非洲,就想多赚点钱。”


李长丰开始找熟人,准备面试,好不容易争取到了内部转岗的机会,只是还要降薪20%。当时国内疫情还没有结束,他想保住当下的工作。他心里松了口气,觉得自己还算走运,“又能缓几个月了”。


3月末最后一次降薪时,李长丰再也不对公司抱有希望。但机场封闭,骑虎难下,他还是签了字。“多混一天有一天工资,多熬一天是一天。”再说了,一个国家最大城市的机场,还能关闭多久?


他怎么也没想到,事情会糟糕到后来的地步。当5月末的那个夜晚,他和最后一张机票擦肩而过后,他意识到,自己被困在非洲了,在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屋里。


5


大裁员的消息早就在公司里流传。平时微信、电话,大家的话题经常会绕到裁员上。陈文远在肯尼亚都听到了风声。他比李长丰早来一个月,去了公司在内罗毕的分部。那是个旅游城市,他和朋友合租了一套大公寓,房租不到3000元。周末,他们换着花样到餐厅吃饭,还开着越野车去了东非大草原,狮子卧在地上打呵欠,斑马离他们只有几十米。但现在,这样的日子到头了。接到公司的裁员通知后,他准备和公司打仲裁官司。


如果不是疫情,公司或许还能坚持一段时间。尽管在国内,流量转移到线上,生鲜、游戏和在线办公类产品开始爆发式增长。但在尼日利亚,互联网还没有这样强大的基础。疫情爆发后,尼日利亚实施了封城和宵禁,员工们不敢出门拓展商户,业务陷入停滞。


李长丰是在4月22日接到HR电话的。他知道,这次躲不过去了。


HR公事公办地问他,愿不愿意停薪留职?李长丰说自己得考虑一下。第二天早上6点,一个电话把他从床上吵起来。“考虑得怎么样了?”李长丰还没睡醒,火气冲上头,“我拒绝停薪留职。”他硬邦邦地回了一句。30分钟后,他收到一份解聘书。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沮丧,最后只希望公司管吃管住,再帮他买一张回国的机票。


从那之后,他听到的全是航班取消的坏消息。同事买了5月18日回家的票,兴冲冲地告诉李长丰,自己要回去了。但他下楼吃饭,原本以为早就已经坐上飞机的人正坐在大堂,一个个不修边幅,垂头丧气。


所有的人都等待着5月末那班包机。起飞前一天晚上,一个同事来到他房间,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说起xxx走了,通过的是x姐渠道。李长丰心里一动,要不我们也去找x姐?或许有办法。在起飞当天下午2点,他们加上了x姐的微信。


她告诉两人一个爆炸性的消息:“有人在外地,截止时间前回不来,现在还有两张票,你们赶紧填表,直接给我。”


从那一刻起,时间开始以分钟计算。李长丰用了5分钟填好表,微信传过去。两个人在朋友房间,一起盯着电脑,如同盯着六合彩开奖池。漫长的5分钟后,结果显示在屏幕上,李长丰没选中——他交表晚了几秒钟,同事抢到了。


羡慕、失望,李长丰心中五味杂陈,如同过山车一样。他的希望在几分钟内从高处跌落。


朋友开始飞快地收拾行李,兴高采烈地告诉李长丰:“以后不用熬夜炒股了。”10分钟后,他就穿好了防护服,戴好口罩,拎着小箱子,等着出门。房间里堆着在非洲用的一切杂物——他都扔下不要了。


x姐安慰李长丰:没关系,之后一个月还有三班包机。听到这个消息,李长丰又高兴起来,所有的负面情绪一扫而空。


那天送走了朋友,他也回房间开始收拾行李,来时七八分满的袋子,现在只装了几件常用衣物。他打算背台电脑,拿个护照,把手机充电器带上,就上飞机。“一声令下,我就可以走。”


然而,行李扔在角落,又是一个多月过去,再也没有新的航班飞往国内。


图丨新华社


生活中能做的事越来越少,电视里能收到的中文台只有芒果国际和CCTV新闻台。前段时间,《隐秘的角落》热播,李长丰在爱奇艺上买了会员。但打开节目,屏幕上一片漆黑,显示着一行字:“由于版权限制,您所在的地区无法观看该视频。”


他用剃须刀剃头,每天坚持锻炼,让自己的生活尽量常态化。李长丰会在晚上点些外卖。鸭脖、烤羊腿,味道不错,只是价格贵得让人气馁,一根鸭脖2000奈拉,大概是30多块,一个鸭头1000奈拉,装在一次性塑料饭盒里,一顿饭花了200多块。


当李长丰在酒店无所事事时,国内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互联网大厂在疫情期间股价节节攀升,创了2年新高。拼多多市值也暴涨了146%,一切似乎都已复苏。前东家的同事告诉他:最近调薪了。李长丰算了算,如果自己没有出国,涨薪后的收入会相当可观。


“你知道,现在大家经常说‘逆商’,就是面对逆境的承受力,考验逆商的时候到了。”李长丰打定主意,只要回国,就找个大厂上班,或者做点小生意,老老实实过日子,再也不折腾了。“非洲给我上了深刻的一课,那就是没有遍地是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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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ID:guyulab),作者:袁斯来,编辑:金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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