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撕裂并未发生
2020-07-27 18:23

社会撕裂并未发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有马体育(ID:youmatiyu),作者:大码哥,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今天故事的主题是——“ 乡土中国之一:观念的红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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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如期爽约。


在杂乱一堆的奥运历史资料里,我翻到了体育画报2008年的一组报道。这组报道的题目叫《八月的乡村》,追踪了16位中国奥运冠军的成长历程。这些冠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出身农村,普遍家境匮乏,搞铅球、弄举重、拿奖金,是生活在绿色田野上冠军家庭们唯一的希望,不二的生活机遇。


物是人非。十二年前,这组报道力图还原中国体育辉煌2008幕后的真实。十二年后,中国的乡村变化了吗?在绿色的田野上,人们的生活希望,生存机遇,以及家国观念,和以往有何不同?体育画报这组鲜活的人物故事启发我重新审视“乡土的中国”。


萧公权是研究中国历史与政治见长的学者。在1960年代,萧公权研究十九世纪清帝国对社会的控制有一个富有意义的洞察。萧公权指出,虽然“长期为帝国体系塑造的农民,其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根深蒂固”,王朝兴衰并未在他们心底注入一点政治热情,但乡村人口多、力量大,在近现代历史变迁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历史如你所见。萧公权用乡村人口数量众多、容易为知识人所领导,这两个原因解释变迁时代里的“成王败寇”“得民心者得天下”。但他似乎并未意识到在承平年代,“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的根深蒂固”同样是乡土中国拥有的一种保守的力量。


2


欧洲著名专栏作家Dr.马曾有一句名言,“他们不能表述自己,只能被别人表述”。时移事异,当乡土中国的人们可以表述自己,萧公权所说的“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的根深蒂固”便成为一种巨大的观念红利。


有一个名叫唐纳德的老外——请注意,不是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特别懂亚洲,他曾向记者们解释在亚洲该如何理解“公共舆论”。唐纳德说在亚洲,所谓公共舆论往往是“生活在城市、大城镇和其他中心”的公众的意见,乡村人口没有条件形成一种意见。


唐纳德是一个英国官二代,1950年代任英国驻东南亚的高级专员。他认为东亚的乡村人口疏离冷漠容易为政府所掌控。历史就是如此有趣,1950年代英国唐纳德所说的乡村没意见,正在被推特时代美国唐纳德的推特有意见所替代。这样的变化,同样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社交媒体时代的信息工具降低了“表述自己”的门槛,正在释放“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的根深蒂固”这种观念的红利。治政治史的萧公权和治近代史的陈旭麓都指出,近代中国社会一统体系维护重心之一即缔造共同的社会观念,这也正是所谓观念红利所指。


今年以来大事频仍,在众多公共议题里,知识人对所谓社会的撕裂忧心忡忡,共识的缺席长吁短叹,实际上,恰恰是对这一问题没有恰当的认识。我们应该冷静地认识到,社会非但没有撕裂,反而将长时期进入更为统一的模式。这将是一个观念的红利期,社交媒体作为资讯工具,正在释放“观念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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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乡土中国应有再认识。萧公权是一位审慎的学者,在《中国乡村》这本近700页的著作最后他写道,希望十九世纪中国乡村的研究,可以为解释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个出发点。


中国社会一直在发展,将乡村中国作为一个观察出发点,富有意义。陈实庵作为早慧的中国知识人,在《中国农民问题》一文中曾评论说,“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趋向保守”。哈佛大学的中国通史华慈认为他见识太低,简直是“陈词滥调”。


史华慈的批评当然是被陈身后的历史证明了的。如果说这些过去时代故事限于彼时,限于此地,不能令人张目。我们不妨将视野放到广阔的亚洲,如1920年代的印度。甘地是如何脱下西装,丢掉英语,用传统的语言,重新诠释他的民族主义。


当我们聚焦于城市的经验,概念化的观念,不妨将视野重新放回到乡土中国,如萧公权所说,它或许是关照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很好的出发点。


乡土中国在变化。变化千丝万缕。它不局限于经济的发展,还有社会阶层与生活机遇的模式,如体育画报所报道的冠军家庭的故事。它不局限于观念是否保守,还有保守释放红利的意义,如本文所述及的社会不是在撕裂而是在凝聚。


白驹过隙。我们洞察社会的变迁,寻找时代的钥匙,不能简单流于空洞的概念。现实从来是弯路,但它是唯一的路。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有马体育(ID:youmatiyu),作者:大码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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