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群年轻人,为何要用这种可怕的方式死去?
2020-07-28 17:00

这群年轻人,为何要用这种可怕的方式死去?

你是不是也从小在抗战电影电视剧中见过日本青年的自杀式攻击,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叫神风特工队,但对他们为何选择以如此惨烈方式结束自己,还是诸多不解。


也许有说,战争嘛,为国捐躯,正常不过。那些青年,在和平年代,都是如你我一样的普通青年,读书看电影,有自己的兴趣追求,所以当看到他们的阅读书单里头有莎士比亚、歌德、黑塞、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等,更加好奇他们的人生。


之前推荐关于日本的文章(比如《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有提及那些自杀攻击的日本青年,但并没有说透,所以,选了这篇选自伊恩·布鲁玛《残酷剧场》的专文。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ID:lixiangguo2013),作者:伊恩·布鲁玛(本文主要内容为“理想国”引自伊恩·布鲁玛的书籍:《残酷剧场:艺术、电影与战争阴影》),原文标题:《用这种可怕方式死去的年轻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头图来自:《永远的0》剧照截图



重点简介:


1. 自杀炸弹攻击比较像是戏剧化的死亡姿态,一种保住颜面的绝招;为的是日本人自己,而不是为了敌方。


2. 神风特攻队飞行员和与年龄、阶级相当、同样受过教育的西方人一样浸淫于欧美文化之中,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之中还有些是基督徒。


3. 最有趣的现象是这些奋战到底的浪漫日本爱国武士,经常用西方思想家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情感。


4. 奋战到最后一刻自杀身亡,往往被认为是面对无力回天的情势,最诚挚的反抗行为。


5. 这些英雄式挽歌的共通之处,是从现代腐败的文明中回归纯洁传统的浪漫理想。


6. 日本政治中没有不同政党利益之间的合法角力,而是充满了告诫民众要效忠、团 结、服从,最重要的,是要崇拜天皇。


7. 20世纪30年代,军事领袖绑架了这个帝国祭坛,自此之后,一切步入疯狂,无人能挡。


8. 日本威权式的现代主义带来的不良后果,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身上特别明显。他们的脑袋里装满了马克思、克尔凯郭尔、帝国主义宣传,然而对自己在这个近乎极权的社会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却困惑不已。


9. 我们应该怜悯这些特攻队员,往后再也不会有像他们一样的人出现了,因为,他们是明治时代文化中的佼佼者, 最后的表率,同时也是现代帝国最后牺牲的受害者。


为帝国捐躯的神风特攻队(伊恩·布鲁玛)


试想挤进一个满载1.3吨TNT炸药的人肉鱼雷是什么滋味;或是挤进一个飞行炸弹的座舱,以每小时960多公里的速度冲撞船舰是什么滋味;若不幸错过目标的话,就得在一个封死的钢铁棺材中慢慢窒息而亡。日本在1944年底所采取的自杀炸弹攻击,对美国海军造成莫大的损失。船舰被击沉,许多美国人丧命,而且这些攻击的残局往往十分混乱。一位目击者回忆道:


水手把来自几架攻击飞机的大片金属机身丢到海里后,开始用水柱冲洗甲板,水很快就被鲜血染红了。日本飞行员的尸块遍布四处——舌头、几撮黑发、脑、手臂和一条腿。一名水手砍下一根手指,拔下戒指当作战利品。不久之后,甲板就清干净了。


自杀炸弹攻击虽然骇人听闻,却无法改变日本战败的命运。或许这些攻击的本意并非如此。这类攻击比较像是戏剧化的死亡姿态,一种保住颜面的绝招;为的是日本人自己,而不是为了敌方。


自杀炸弹攻击的创始人,海军中将大西泷治郎,在1944年成立第一个神风特攻队时,就这么承认了,他说:


“就算被击败了, 神风特攻队的高贵情操,保证我们的家园不会被摧毁。没有了这样的情操,战败后,毁灭势不可免。”


大西在日本投降后的隔天自杀身亡,但他的信念至今仍在日本神风特攻队纪念博物馆传诵着。来这边做校外教学的学生,被告知这些年轻的自杀飞行员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以保障子子孙孙的和平荣景。


这些无论是自愿或偶有出于胁迫,用这种可怕的方式死去的年轻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表面上看来,这些特攻队员和今天的自杀炸弹客没什么两样,虽说他们从来没针对平民百姓——这是他们与今日自杀炸弹客最大的不同。


两者都被公开赞扬他们的纯洁、高贵的牺牲,保证死后都会被当作英雄看待,皆有类似的宗教狂热成分;而且都是为了向西方宣战的国家而牺牲。他们宣战的理由不只是经济或政治上的,根据日本宣传的说法,更有精神和文化上的理由。


1945年5月26日,第七十二振武队成员,在进行自杀攻击前一天,于日本万世空军基地合影留念。


然而其实,在我们仔细检视特攻队成员的背景之后,会发现许多和与当前自杀炸弹攻击大相径庭的看法。无论是在巴勒斯坦、以色列或是纽约,自杀炸弹攻击通常被视为是情急之下,不得已所采取的手段,起因于各种形式的压迫(以色列、美国帝国主义和全球 化企业集团等等),也肇因于穆斯林社会无法适应“现代文明”而产生的无知及让人羞愧的挫折感。所谓现代文明,是科学的、非宗教的、以及普世性的;启蒙运动之后,通常又称之为“西方文明”。这种观点暗示自杀炸弹攻击是未开化社会的典型作为。


神风特攻队飞行员或许是和西方世界作战,但即便他们经常援引日本武士道精神等日本传统为之背书,他们其实是现代文明的典型产物。他们和与年龄、阶级相当、同样受过教育的西方人一样浸淫于欧美文化之中,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之中还有些是基督徒。不仅如此,至少超过半个世纪,他们所属的国家,堪为现代化的楷模,许多发展是努力地从西方学习而来的。


当然也有可能,20 世纪日本的西式现代化,以及日本年轻人,不过是虚有其表的赝品,缺乏实质内涵,也不真实可靠。或许在每一个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内心,都有一个依循传统及诸神祖先的武士,随时准备挺身而出。但我怀疑事情真的没有这么单纯。我们来看看大贯惠美子的《神风特攻队、樱花与民族主义》(Kamikaze, Cherry Blossoms, and Nationalisms)一书中,成为自杀飞行员的学生佐佐木八郎。


佐佐木和许多其他特攻队志愿者一样,来自日本两所顶尖大学之一:东京帝国大学(另一所则是京都帝国大学)。他是文学院的学生,这也是自杀飞行员典型的背景,因为念工程类科系的学生,在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中,是珍贵资产,不会年纪轻轻就被要求要牺牲。


佐佐木八郎读了许多书,如恩格斯、马克思、叔本华、边沁、穆勒、 卢梭、柏拉图、费希特、卡莱尔、托尔斯泰、罗曼·罗兰、雷马克、 韦伯、契诃夫、王尔德、托马斯·曼、歌德、莎士比亚、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和夏目漱石等人的作品。这简短的书单,举凡特攻队员,大多读过。


大贯提到,有一位自杀飞行员不仅博览群籍,甚至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以及梵文;有些人还用法文和德文写遗嘱。海德格尔、费希特和黑塞的作品在多数年轻飞行员的书单中出现,显示他们都对德国理想主义有所憧憬。想当然耳,死亡在特攻队员的日记和信件中是经常出现的主题,因此他们对克尔凯郭尔、苏格拉底也都深感兴趣,歌德的《浮士德》也是必读经典。


佐佐木并不是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他打从一开始就反对战争,对于日本舆论幸灾乐祸地评论日军在中国的胜利,更是感到悲痛。官方宣传将天皇崇拜塑造成全民狂热运动,他对此完全不买单,但他的确是个爱国的理想主义者。在大贯分析的例子中,最有趣的现象是这些奋战到底的浪漫日本爱国武士,经常用西方思想家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情感。


和许多其他特攻队员一样,佐佐木自认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日本对中国的战事让他倒尽胃口,但他认为对英美宣战有其正当理由,因为那里是邪恶的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当然,日本一样也中了资本主义的毒。他写道:


我们或许难以摆脱旧资本主义的枷锁,但假如战败可以摧毁它,这个灾难就将成为好事一桩。我们现在正在寻找的,是浴火重生的凤凰。


这样一来,牺牲他的性命就是拯救国家的一种方式,用纯洁的精神催生一个更好、更平等的世界。这样的使命,无法由无知的士兵来完成,只有最好的学生能成功。


大贯用各种例子证明,这样的想法在特攻队员之间非常普遍。她认为军国统治者刻意利用这些年轻精英学生的理想主义,便宜行事。事实也的确如此。但我们从海军中将大西在1944年的演说中,却也可以看出端倪,至少有部分的军官也抱持这种理想主义。


马克思的作品大概不会是副上将的睡前读物,但他认为只有展现牺牲精神,才能让日本免于毁灭的想法,却和佐佐木的看法一致。更何况,右翼民族主义者和马克思知识分子一样反对资本主义。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在日本帝国可以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在中国东北的傀儡政权满洲国。


当然,和特攻队员有关的各种象征并不全和欧洲有关。樱花稍纵即逝的美丽,自古即是短暂时光的象征,但大贯也明确地指出,樱花并没有在军事行动中,自我牺牲的意涵。进行自杀攻击的飞机被称为“樱花”(oka),而驾驶员则在制服上戴樱花别针。特攻队员在临行前,经常会唱一首以18世纪诗词所谱写的歌曲,歌词是这样的:


在海中,被水泡肿了的尸身 

在山里,尸体上长满了野草 

但我在天皇身旁死去的心志永不动摇 

我绝不回头


正在写遗书的神风特攻队队员


大多数文化中,多将英年早逝和自我牺牲理想化。在伊斯兰教史上,这是一个反抗的传统,是许多刺客及鼓吹纯粹信仰者的教派。就某种程度上来说,日本也是如此。奋战到最后一刻自杀身亡,往往被认为是面对无力回天的情势,最诚挚的反抗行为。


许多特攻队员经常提到的英雄,是一位14世纪的武士楠木正成。他为旧的天皇政权对决一个较有活力的新政权,战败之后也自杀身亡。另一位英雄人物则是西乡隆盛,他在日本快速西化时仍然坚持武士道精神。1877年,他发起了一个注定失败的革命,反对当时的明治政府,事后自杀。他的追随者多是在现代社会中失去旧时代特殊地位的武士,他们列队行军走向死亡,一边唱着这首歌(英文版由唐纳德·基恩译)


忍无可忍 

我们武士只能尽最大的努力拯救数以万计的人 

今天是我们走向另一个世界的最后一程


这些英雄式挽歌的共通之处,是从现代腐败的文明中回归纯洁传统的浪漫理想。在同样这首歌里,跟随西乡的武士咒骂那些“把我们国家出卖给肮脏洋鬼子”的卖国贼。这样的想法并非日本人独有。大贯运用几位当代知名理论家的理论(他未免也过度引用这些学者的理论了。他手上有这么多有趣的数据,何必一找到机会就要提起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他们再三指出,特攻队的各种象征图腾如樱花、英雄崇拜、崇尚自我牺牲和暴力死亡的美感等,都是现代人的建构和扭曲。事情的确是这样没错。但无论现代与否,这种现象在各种文化中屡见不鲜。如果说只有现代文化才有这种现象,先决条件是要有一个纯净、没受到污染的源头。现代式文化的建构若想要让人信服,就必须要在某文化的历史中找到材料。


产生佐佐木和他的特攻队同僚的文化,是一个融合日本、中国和西方理念及美感而成的多元文化。我们很难把这个文化拆解开来,找到其中最纯粹的部分,即便一些本土主义者(nativist)声称办得到。而且也不能因为特攻队员提到日本传统,就照单全收,毕竟他们经常被强制提起传统。许多日本人的遗嘱中,都有关于樱花的英雄式句子。但正如大贯所引用的一封特攻队员的家书 :


“我们当然没办法说出真正的感受和想法,所以只好说谎。表达真正的想法是禁忌。”


没有人知道究竟是马克思或苏格拉底,还是武士西乡,对特攻队员有较大的影响。但现代日本文化巧妙地结合了东方和西方,产生了现代世界最精致、经济最成功同时艺术内涵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问题是,这些创造性能量究竟是怎么走向集体自我毁灭的?我们或许可以从日本致力于学习现代西方的“文明开化”以及明治天皇的故事中,找到一些答案。


《永远的0》


明治天皇,外国人通常称他为睦仁天皇。1868年,天皇十五岁,一夕间,从京都与世隔离的深宫中,成为日本新政权台面上的核心人物。唐纳德·基恩在他关于这位天皇的书中,引用了一位英文翻译的话,告诉我们天皇当年的模样:


他身穿一件白色大衣,垫了棉衬的裤子,后面拖着一大片暗红色的丝织裙摆,像是宫廷仕女的裙子……他剃掉了眉毛,在前额高处画上眉毛。他的双颊抹上了胭脂,嘴唇涂成红色和金色。牙齿涂成黑色。


然而就在短短三年之后,也就是1871年,他已经在东京的西方晚宴上和外国政要握手。不久之后,他就有了量身订制的西服。他甚至接受了在公开场合微笑这个奇怪的习惯——当然只针对外国人,不对日本人。


适应了西式生活的明治天皇


基恩为我们精心描绘出明治天皇的个人面貌,这简直是比登天还难。就算翻完七百多页,仍摸不透这位天皇的样貌,只知道天皇嗜酒,喜欢和后宫的宠妾嫔妃泡在一块儿,对细节有诸多要求,和英国首相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一样不喜欢接见外国人但对外人绝不失礼。


基恩主要的数据源是数册的宫廷日志《明治天皇纪》,其可信度不高。正如同基恩所指出的,当年的日本男人或许真的有泪即可弹,但众朝臣和政要们,因为天皇高贵的人格而泪洒宫中的次数,也过于夸张了。


不过基恩的书也是在描写明治时代,特别是后人称为寡头政治的一帮地方武士,他们促成了1868年的明治维新,将日本建设成一个现代国家。这些人包括后来成为首相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 松方正义,他们一手建构了日本的新中央政府、宪法、现代化军队、教育体制和“文明开化”有关的各种事项。当时的另一个口号是“富国强兵”。这两个口号在理念上自然是相通的。


基恩的作品多是描述,少有原创的想法(关于烦琐的宫廷礼仪的部分,读来十分乏味),但他的作品一个有趣之处,是他描写了天皇本人对政治事务的参与。枢密院是当时权力最大的统治机构之一,伊藤也曾担任主席好一段时间。


和他的孙子裕仁一样,天皇十分尽责地参加枢密院会议,并直接参与了政府官员的任命。不过他的重要性仍只有象征地位。他是君主立宪下的君王,一个神圣的图腾,半是皇帝,半是血缘,据说可上溯至崇拜太阳女神的教宗。当时的帝国机构就是国家教会组织,为各种政治安排赋予了宗教合法性。


天皇本身必须体现现代日本国的特质:因此他对军务充满兴趣,维持神道教传统近乎神秘的气氛,并且快速地从古代日本宫廷服饰换成西服。他的西化风格是为了要向全世界宣告,一个进步、现代化的日本国诞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日本传统被重新塑造,让日本人在日新月异的世界中,感受到尊严及和传统文化的连结。


枢密院会议


大贯称这些明治寡头政要是“抱着世界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将日本建设为抵挡西方殖民主义的堡垒。这么说并不为过。伊藤博文和他的同僚,包括非常保守的山县有朋,都对西方文化充满兴趣。他们游历欧洲和美国,搜集各种建设理想现代国家的蓝图。


明治宪法是依据普鲁士宪法所拟的,只不过加入了天皇“神圣不可动摇”的地位这项条款。军队则参考法国和英国建制。教育则是按照法国学制拟定,从小学一直到顶尖大学,都对各种欧美思潮敞开大门。


基恩描写了天皇在1876年参访了一所乡下小学。天皇受的教育包括仔细研读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的《自助论》(Self-Help),但当他听到日本小学生朗诵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对参议院的演说,及西塞罗(Cicero)对喀提林(Cataline) 的攻讦言论时,仍然感到十分惊讶。


同样地,许多保守人士对日本精英分子为外国宾客举办宴会一事,感到非常恼怒。受过教育的明治时代男子穿上西服,让外国人看到日本已是个非常现代化的国家,值得尊敬。即便如此,伊藤打扮得像威尼斯人,跳着波卡舞和华尔兹的样子,日本人普遍不以为然。


然而,对较为自由派及和平的日本人来说,在19世纪晚期能够为自己赢得身为现代国家的尊敬,以及抵挡西方殖民主义最快速的方法,是赢得战争,并建立属于自己的帝国。明治日本在这方面也非常成功。1895 年,日本军队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成功羞辱了中国,取得中国台湾作为第一个殖民地。更令人惊讶的是,1908年,日本击败俄罗斯帝国,成为第一个战胜欧洲强权的现代亚洲国家。


大部分日本人,包括自由主义者,视中日战争为文明国家及落后国家之间的战争。在描写战争的通俗版画里,我们看到日本人是长腿、皮肤白皙的英雄,而中国人则是绑着辫子的矮小黄种人。内村鉴三是一位思想独立的基督徒,日后成为一位和平主义者,勇敢地反抗日本过度的天皇崇拜。基恩引述他的话说:


“日本是东方进步的龙头,而其死对头中国则是无可救药地反对进步,中国绝对不想看到日本的胜利!”


这对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的种族歧视,日后演变为如南京大屠杀等的暴行。而这种心态就是在此时以进步、文明和开化之名开始的。


就在日本击败俄国之后,英国终于同意终止在日本的领事权。这个时间点并不只是巧合。无论是在英国或是美国,“大胆日本人” 的军事实力都大受赞赏。美国总统罗斯福说他完全“支持日本”, 因为日本是为了文明而战。1905年的胜利,为日本逐步殖民朝鲜铺路。这也是以进步之名进行的。毕竟身为最进步的亚洲国家,日本有责任用严谨的纪律来提携落后的邻国。


在国内,明治天皇所谓的进步则遭到质疑。自19世纪中期, 日本高层(效法中国)就努力将“效法西方”局限在实际应用层面, 如制造枪支和船舰,而在伦理、道德、社会秩序上,尽力维持中日思想传统。但这些努力成效不彰。


随着西化而来的,是愈来愈多要求民主及民权的呼声。透过对欧洲文学及哲学的认识,个人主义萌芽,人开始对性和浪漫爱情有了不一样的看法。工业化让数以百万的乡下居民涌入城市,改变了乡间的社会关系。不同的政党成立了。批判性的采访文字出现。民权运动在全国各处蔓延。


到了1890年,正如同在海外的殖民主义一样,议会民主制度建立,成为另一项现代进步的象征。但这一切都让明治寡头政权紧张。他们担心要怎样能回收之前所释放的权力、如何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同时,摆脱政党政治人物的“自私自利”,以及社会主义者及其他异议人士的颠覆势力。


即便是较为自由派作风的伊藤博文,也认为英美政治缺乏秩序。法国共和主义也不是一个适合的典范。而新统一的德国,是由强而有力的王室、极权政府、军事纪律和神话式的民族主义所凝聚而成的,这看起来较像是个可取的对象。


伊藤把自己想作是日本的俾斯麦,并对普鲁士法官如鲁道夫·冯·格奈斯特(Rudolf von Gneist)与洛伦茨·冯·施泰因(Lorenz von Stein)印象深刻。之后出现的日德同盟,即是由施泰因和其他人居中牵线。下面大贯所引述伊藤的话,直捣问题核心:


在格奈斯特和施泰因两位良师的指导下,我开始了解如何建立一个国家的基础架构。最重要的是要强化帝国的根基,并且保障国家主权。现在在日本有许多人把英国、美国和法国的激进自由主义者的著作视为黄金指南,但这只会让我们的国家 走向灭亡。


正是施泰因建议日本人将神道教变成国家宗教,这个宗教可提供帝国朝廷敬拜仪式,让整个国家团结一致。他们为原本没有仪式的场合发明新的仪式。这和维多利亚时期的英格兰相去不远。但条顿法学和日本本土主义的结合,为这个极权军事国家的最高权威提供了几乎无法被挑战的基础,因为所有的决策都被包装在万世一系的宗教外衣下。


基恩扼要地提到两则天皇诏书,它们对日本政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一直到二次大战结束。首先是1882年由规划现代军队的山县有朋所拟的《军人敕谕》,目的是要让军人脱离政治的干预。军人不对政府效忠,而是对天皇,他们“至高无上的统帅”效忠。他们是天皇的“四肢”;天皇是他们的“头脑”。诏书继续说道:


不要被大众言论欺骗,不要参与政治活动。将你自己完全奉献给你最重要的义务,也就是对天皇效忠。要知道这个义务重于泰山,死亡轻如鸿毛。


这是明治政权的支柱之一,它将武士传统上对封建领主的效忠,转移到天皇一人身上。这份诏书正式明文规定为天皇牺牲个人性命的责任。原本意在让政治无法干预军事,但这份文件却为政治增加了一个危险因素。假如军士只对天皇效忠的话,若是一般政治人物威胁到天皇的神圣权威时,军队就可以进行合法镇压。特别是在纷扰的20世纪30年代,这项法令为狂热军国主义者提供了各种军事政变及暗杀的正当借口。


虽说由中阶热血将领所领导的非正式军事政变,在当局镇压下很快就平息了。但军队高层却也利用帝国宣传来破坏、摧毁一般政治人物的势力。到了1932年,各种政党已被排除在内阁人事之外,而全由军事人物所组成的军事参议院(Supreme War Council)负责所有的军事决定。到了30年代后期,日本皇军已经为实现所谓的天皇意志做好准备,他们决心将中国及亚洲纳入帝国的版图之中。


第二份诏书(《教育敕语》)则是关于教育,由天皇在1890亲手颁布。在这之前,寡头政要及其参谋已就此事进行多次讨论。他们一致同意西化进行过度,至少也得正式用传统道德观来与之抗衡。有些强调神道教的重要,有些(包括天皇在内)则强调儒家思想。


诏书一开始,庄严地宣告帝国是由“我们的帝国祖先”所打下的根基,接着说天皇子民的效忠,是这个帝国的特别之处。在这个新儒家传统之下,人被教导要遵从他们的父亲和上级。明治天皇的子民则被告知要“勇敢地将自己奉献给国家,保卫我们的天皇与天地同寿”。


于是立基于新儒家的效忠,及神道教神圣祖先的民族主义,成了现代日本教育的基础。每个日本人都要对诏书的复印本行礼,而这份诏书则被当作是圣旨一样。在欧洲王室政权也有类似的内容,但明治民族主义是特别设计来用文化宣传摧毁民主政治的实质内涵。日本政治中没有不同政党利益之间的合法角力,而是充满了告诫民众要效忠、团结、服从,最重要的,是要崇拜天皇。


电影《吾为君亡》


假如天皇真的是握有绝对实权的君主,或是军事独裁者,那至少这整个体制没有矛盾之处。但明治宪法对于政治权力的划分却十分模糊。天皇被赋予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在政府架构内却没有任何实质的权力。


著名的政治理论家丸山真男将日本天皇比喻为一个神圣的祭坛,肩头上坐着那些以他的名义进行实质统治的人。这对明治寡头政要来说是很好的安排,因为他们至少很清楚目标是什么,也有调解控制宫廷、议会及军队内部纷争的权威。然而在他们退场之后,没有人承接他们的权威,以致各机构掐着对方的脖子,争执不断。20世纪30年代,军事领袖绑架了这个帝国祭坛,自此之后,一切步入疯狂,无人能挡。


基恩在这部大部头著作的结论中说道:“明治天皇的确可被后人认作是一位伟大的君主。”或许吧。但他也为开发中社会上了重要的一课:在经济和军事制度现代化的同时,若没有进行政治改革达成真正的民治,后果不堪设想。缺乏保障政治自由的西化方案,本身就没有什么道理可言。


伟大的明治时代小说家川端康成曾警告他的同胞,民族主义加上盲目地模仿西方,最终会让整个国家精神崩溃。川端的预测八九不离十。日本威权式的现代主义带来的不良后果,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身上特别明显。他们的脑袋里装满了马克思、克尔凯郭尔、帝国主义宣传,然而对自己在这个近乎极权的社会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却困惑不已。


40年代,这样一个优秀、怀抱理想主义的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在自己的国家向全世界公开宣战的时候,究竟应该怎么做?他可以成为一位极端民族主义者,一位共产主义殉道者,或是变成一个人肉炸弹,燃烧自己,冀望他奉献的精神可以拯救整个国家民族。


我们应该怜悯这些特攻队员,往后再也不会有像他们一样的人出现了,因为,他们是明治时代文化中的佼佼者, 最后的表率,同时也是现代帝国最后牺牲的受害者。


电影《吾为君亡》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ID:lixiangguo2013),作者:伊恩·布鲁玛(本文主要内容为“理想国”引自伊恩·布鲁玛的书籍:《残酷剧场:艺术、电影与战争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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