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亲密关系中，遭受伴侣暴力而导致颅脑损伤幸存者比例惊人，但科学尚未对这一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神经现实（ID：neureality），作者：Nechama Moring，编译：兜虫，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长期以来，脑震荡都被视作运动员的职业病，一种绿茵场上极为常见的小磕小碰。的确，脑震荡患者在经过妥善医治后，通常能重返竞技场，不会像十字韧带撕裂、膝关节磨损等疾病，猝然终结选手的运动生涯。然而，脑震荡的后遗症远比人们想象中更严重，它的高发场所可能也并非竞技场，而是家中的卧室、厨房。
当前男友第一次把我摔到墙上的时候，我还在想，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那天我很晚才下班回家，进门还没跟他打招呼，就开始抱怨他不收拾厨房里的脏盘子和残羹剩饭。他一下子暴跳如雷，冲着我大喊大叫。接下来，我只记得他伸手搂住我，将我举了起来……当我的后脑勺撞到厨房的墙上时，我昏了过去。
暴力虐待往往会愈演愈烈。很快，我的前任就开始时不时地打我的脑袋，因为他知道我的长发能把淤青遮得严严实实。上一年，我至少得了三次脑震荡——尽管一次都没能确诊。我以前很少得偏头痛，但后来却几乎天天发作。注意力也一落千丈，在工作中连简单的活儿都难以应付。我开始记不住事情，连说出连贯句子的能力也丧失了。甚至连一些常用词都想不起来：火车、电话、出口。我想找个出口逃离，却又无能为力。
“常见”和“不常见”的脑震荡
我是伊芙·瓦莱拉（Eve Valera）教授所说的“隐形公共卫生流行病”受害者中的一员，像许多亲密伴侣之间暴力行为的幸存者一样，受到颅脑损伤，却未能及时得到医治。瓦莱拉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助理教授，在麻省总医院管理着一个脑成像研究实验室。
她估计，数百万女性和性别边缘化人群都遭受过亲密伴侣的暴力和未经治疗的脑震荡。然而，脑震荡通常只被看作运动员的职业病，研究对象也以男性足球、橄榄球运动员为主。
- Supriya Bhonsle (Mixkit) -
我们需要改变——比如将亲密伴侣暴力的幸存者纳入研究对象。不过，为什么需要这些呢？
首先来看一组数字：目前效力于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的男性不到2000人。相比之下，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女性和边缘化性别人群，包括2900万名美国女性，曾遭受过来自亲密伴侣的严重肢体暴力。而在中国2.7亿个家庭中，约30%的已婚女性曾遭受家庭暴力*。新冠疫情期间，家庭暴力的报案率更是激增。以湖北监利县、潜江市为例，两地2月份接到的家庭暴力报警是去年同期的2-3倍。
*编者注：男性报告称受到家暴的比例同样较高，达到19.9%。但形式以心理暴力为主，并不直接导致颅脑损伤，故不在此讨论。
大部分亲密伴侣暴力的幸存者（在一项小型研究中高达92%）报告称，施虐者伤害了他们的头部。据此，一些专家认为亲密伴侣暴力可能是导致颅脑损伤的头号原因。
而在所有因亲密伴侣暴力导致颅脑损伤的人群中，能得到及时救治的只是少数。其中一部分原因是许多施虐者切断了受害者与外界联系的途径，阻止他们求医。即使幸存者能得到求助的机会，“脑震荡是运动员的职业病”这一误解也使他们更难得到诊断和治疗。
脑震荡可能导致抑郁、注意力不集中、情绪失调的情况，以及认知功能的长期受损。如果不能及时得到医治，则后遗症尤甚。然而，当上述症状出现时，即使患者声称自己遭受了亲密伴侣暴力，医生往往会把这些症状归结为精神疾病或者心理创伤，而不考虑颅脑损伤的可能性。
如果脑震荡研究能够重视这些数字，我们就能看到更多的亲密伴侣暴力幸存者可以接受颅脑损伤的检查，并得到治疗。同时，更多的颅脑损伤患者也能接受亲密伴侣暴力的检查和医治。然而，直到目前，这种检查仍不够到位。即便从患者口中听到有关亲密伴侣暴力的内容，临床医生往往无法进行妥善处理。
我对这一现状深有体会。那时我以“开偏头痛的药”为由，勉强说服了前任允许我去看神经科医生，但当我开始描述自己遭受暴力的经历以及我头部的创伤时，却被医生阻止了：“你这是偏头痛，它不过是种常见病，没必要小题大做。”
其次，亲密伴侣暴力的典型模式可能导致患者的病情恶化，甚至发展出不可逆转的后遗症。脑震荡的长期后遗症之一，慢性创伤型脑部病变（chronic traumatic encephalopathy, CTE），是一种对心理和躯体功能具有破坏性影响的脑部退行性改变。不是所有脑震荡患者最后都会患上CTE，不过，针对运动员的研究指出，如果患者在第一次脑震荡痊愈之前再次遭受了颅脑损伤，发病风险会大大上升。
- Kika Fuenzalida (Mixkit) -
大部分发生在亲密伴侣之间的肢体暴力，恰恰是呈周期性的，且会不断变本加厉。随着时间的推移，幸存者受到二次伤害的间隔时间逐渐缩短。这意味着如果由亲密伴侣暴力导致的脑震荡不能及时得到处理，幸存者患CTE的风险会大幅增加。
换句话说，亲密伴侣暴力可能是导致CTE的一场完美风暴*。然而这类事件的幸存者，尚未得到科学界的足够重视。低估“亲密伴侣暴力-脑震荡-CTE之间”的联系，可能导致研究人员错过某些重要发现。
例如：不同因素导致的颅脑损伤恢复过程是否有差异？从针对男性的研究中得到的知识，在多大程度上值得推广？可以对更多人群发挥作用？毕竟，过往研究对象主要是知名男性运动员，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资源可得性，都非常人所能企及。
*编者注：“完美风暴”指的是独立发生时没有危险性，但一并发生时会带来灾难性后果的事件组合。
父权制下的脑震荡
此外，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脑震荡的症状表现和痊愈过程极可能存在性别差异。
2000年的一项研究显示，颅脑损伤在男性中的发生率是女性的两倍。来自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在统计美国大学体育协会的受伤记录后则发现，在足球、篮球和垒球比赛中，女性运动员遭受脑震荡的可能性大约是男性运动员的两倍，且恢复时程较长。
罹患脑震荡之后，男性倾向于报告失眠和迷失方向的症状，而较少提及疼痛。女性则容易表现出头痛、易疲劳和认知受损症状，例如难以在运动过程中对某个固定物体保持目光注视。
对此，一些研究者猜测，脑震荡症状表现存在性别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女性颈围偏细，而脑部新陈代谢速度较快，所以当撞击发生时，脑部血液和神经递质运输的暂停会导致更多区域受到影响。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男女性脑震荡的不同表现与性激素的水平差异有关。
究竟哪种理论是对的，目前学界尚无定论。但无论最终何种解释得到验证，首先都需要将更多的女性被试样本纳入考量。而亲密伴侣暴力的幸存者以女性（和边缘化性别者）为主，开展以幸存者为对象的研究，将有助于填补性别差异方面的理论空白。
- Alejandro Guipzot (Mixkit) -
值得注意的是，亲密伴侣暴力的幸存者不仅承受着脑震荡后遗症带来的痛苦，同时也为父权制度带来的权力不对等所压迫，后者是扩充研究对象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一方面，施虐者通过孤立、诋毁幸存者、暴力胁迫（或哀求）幸存者不要说出事实等做法，彰显肆意操控他们的权力，阻止幸存者求医和参与研究。另一方面，幸存者本人对再次受虐的恐惧，和“家丑不外扬”的传统观念，这些因素可能使得他们参与研究的难度更甚。
将这一现状归结为父权制的影响，绝非为某种性别定罪，而是呼吁人们关注父权制社会结构下，利用权威强制要求下位者服从的行径。科学不应当为任何一种主义所挟持，当然也包括女权主义。但科学的发展又不可避免地会与女权主义出现交叉，因为女性数据在科研领域容易被习惯性忽视，而争取参与研究并受惠于科研结果的权益恰好也属于女权运动的目标之一。大到研究主题的选取，小到某一特定研究群体的缺失，在其上空必定笼罩着更加宏大的意识形态。
扩大颅脑损伤的研究主体，只靠医学研究人员的努力无法完成，关注亲密伴侣暴力的组织和服务人员的参与同样必不可少。这些服务者也需要更加了解脑震荡及其影响，进而设计出充分考量颅脑损伤患者需求的干预方案。
我相信科学，但要让科学少一些偏误，它需要支持女权主义，需要各学科积极合作，并敢于质疑社会现状。这是制定研究问题的第一步。
认识到亲密伴侣暴力的受害者也是颅脑损伤的关键研究对象之一，将会是相关研究领域一个良好的开端。否则，不仅可能导致压迫和父权制度长期存续，还会使科学不够完备，且有失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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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https://undark.org/2019/10/17/concussion-research-patriarchy-problem/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神经现实（ID：neureality），作者：Nechama Moring，编译：兜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