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问这些,真便宜了今天的明星
2020-08-06 15:34

不问这些,真便宜了今天的明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Sir电影(ID:dushetv),作者:毒Sir,头图来源:《仅三天可见》


《浪姐》的爆火初期,把一个衍生节目也带出了圈——《定义》。


姐姐们一一坐在易立竞对面,“过审”。


三五个问题下来,有虚晃躲闪的,有黑线上脸的,还有红了眼眶的。



一时间大家都感叹:真敢问!


专门对准人家的槽点,哪壶不开提哪壶,以至于有人还称她为“鲁莽”。



一声叹息。


叹息的不是易立竞。而是如今的网友,已经少见多怪到了这样的程度。


放心,今天不是要来重谈《定义》。


Sir曾经说过:“易立竞的出挑,是舆论场的萎缩。”


何出此言?看完这些你才真正明白。


1


1993年,一款前所未有的访谈节目面世,《东方时空》的子栏目,央视八分钟访谈栏目《东方之子》。

       


时间,《东方之子》总制片人,他给这款访谈节目的定位是——有思想,有个性,好看。


改革的第一步:一定要走出摄影棚,走到嘉宾熟悉的环境中去。


要知道,在这之前,中国从来没有所谓的游走式采访,边走边聊。


那年白岩松25岁,担任《东方之子》的策划。从来没有访谈经验,却被时间推出去当了主持人。采访企业家,他就要到工厂里、办公室里去采访;采访西北地区的电影放映员,他就骑着马,和嘉宾走在沙漠里。

      

△ 来源:纪录片《点燃理想的日子》


一开始,白岩松很懵,不断问制片人时间:“我要看哪里?我要怎么站着?”


时间就是一顿骂:“是摄影师找你,不是你找摄影师。把机器都锁死了,我还给他们发什么工资?”


哦。


《东方之子》的主持人,后来就彻底放飞自我。


时间的改革之二:一定要说真话。


时间说,那时候的中国人上电视,都说五种话。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官话,就是不说人话。


人和人的交流,仿佛都隔着一层纱。


他对主持人的要求,是要用戳穿嘉宾的心态去采访。


他称为:粉碎式采访。


节目的另一位主持人胡建,采访作家兼下海经商的张贤亮时,反复地提问,写作和经商到底哪个对他来说更重要。


张贤亮刚开始还含糊其辞:做生意累了,就写作,不耽误。


胡建持续不断地追问:那你展示才能的这种愿望更强烈呢?还是你赚钱的愿望更强烈?

       

            

这时张贤亮忍不住着了急,但仍是意气风发的商人口吻指着主持人胡建说:每成立一家公司我就有一种成就感,胡小姐,成就感就是赚钱。


   

中间换带子的时候,张贤亮忍不住逼问胡建:“你到底是干嘛的,你一个主持人怎么可以这样?”


张贤亮这样的反应很正常,当时大多嘉宾对访谈不以为然。


访谈,不过就是一个小美女播音员,问着一些“你当时在做什么呢?”“你是怎么想的呢?”这种问题。


时间对问出这些问题的主持人,不客气地评价:我觉得都是智商造成的。

       


时间还有一个要求:不能称呼采访嘉宾为老师。


即便是采访季羡林这样的大师,白岩松也没有以老师相称。


制片人时间认为,一口一声的老师,等于替观众预设了这样一种采访和采访者的关系。


平等的交流中,从六七十年代走过来的季羡林,才能面对当时的毛头小子白岩松,说出“所谓的学术顾问,都只是不顾不问”这样的大实话。


              

时间认为,主持人和嘉宾,应该是一种平等的交流思想的关系。主持人不是简单的传声筒和捧哏,他也许保留自己的态度,但态度,又无形地决定着访谈的方向和发问的底气。


这种平等,事实上也是给予观众的平等。


无论你是多大的名人,多显赫的身份,都必须放下架子,真实坦诚地与大众交流。


2


真话,会越说越上瘾。


《东方之子》开播的三年后,1996年,央视《东方时空》的一群理想主义之士,又开办了另一款特别节目——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


△ 《实话实说》第一期片头


第1期,是为“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特别策划的节目。


嘉宾:王海,著名的“打假斗士”。


他从1995年起,就到各大商场购买假货,要求商家索赔。截止当年的节目播出时,他购假金额已经达11万元。当年争议性很大,有人说他是打假英雄,有人说他只是用这个手段牟利。

     

△ 为了让人不认出他,王海给23岁的自己贴了胡子,带了墨镜


这期的话题有多先锋呢?


你看20多年后的今天,仍没有掰扯清楚。



当时除了主持人和嘉宾外,还有持正反方观点的专家学者,这一期甚至还有消费者协会投诉监督主任在观众席中。


在这个场地里,谁的观点,都可以质疑,谁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


当时台上的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教授,指着台下的消费者协会投诉监督主任说:出现王海这种现象,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你们的工作做得不够。


观众纷纷鼓掌。

        

台上的一位律师认为王海是在钻法律的空子。认为王海以索赔为目的来打假,这已经偏离了一个正常的公民行使自己消费权的轨道。


台下一个女生对王海说:“你为这个社会做了些什么呢?你不过是扰乱了这个社会的秩序”。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樊纲却提出相反的看法:


首先,是谁在扰乱生产秩序,是那些千百万伪劣商家。


其次,现在出现这些以盈利为目的,看起来并不太高尚的打假行为,恰恰反映了我们制度的漏洞,政府恰好有机会可以利用这种冲突,去逐步完善。

      


大家讨论得热火朝天。


但不管观点怎么针锋相对,台上台下始终和和气气,大家都用观点来说话。讨论的话题也都是切中大众关心的民生:消费者权益,弱势群体权益,赌博现象,买房子热潮,3亿烟民问题........



只要有问题存在,他们就讨论。

              

陈虻是《实话实说》的主要负责人,他当年为《生活空间》节目量身打造了一句流行语: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这样的理念,延续到了《实话实说》。“把正在发生的历史还给普通人。”


在这个与普通人沟通的平台上,崔永元成为国民男神,数次上了春晚小品。



哪怕他离开《实话实说》,也仍然是在民间有号召力的意见领袖。


在电视时代,这么多年来就出了一个崔永元,不容易。这么多人都依靠这一个崔永元来代言、发声音,也是不容易。


3


2001年,崔永元患上抑郁症,整天睡不着觉,决定离开《实话实话》。

       

       

多年后,接棒《实话实说》的主持人阿忆在博客上“爆料”:“实话实话的环境已经不再,谁接这节目谁死,谁办这节目谁亡,小崔回来也一样。所以聪明的小崔不回来,而且当年就非常聪明地先撤了。”


孰真孰假,还是二者理由兼之,谁都不知道了。


制片人时间,也在2001年离开了央视。


《东方时空》二十周年重聚日,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1980年代,我们一边做节目,一边看到自己的成果,有共同志向的人聚在一起,一起喝大酒,吃大排档。


现在呢?我喝上了拉菲,喝上以前想都不敢想、听都没听说过的酒,有房有车,生活滋润,但没有环境和空间了,也没有激情了,我的艺术生命也结束了。


当时除了作为领头羊的央视,卫视的访谈开始了更多元的探索。


1998年,马东在湖南台主持访谈节目《有话好说》。他拍过艾滋病儿童,拍过打工子弟学校的脏乱差,买凶杀人的政法委书记......


最“劲爆”的一期节目,他邀请了社会学家李银河和两位同性恋一起探讨对同性恋的认知。


尤其是马东在节目结束时,他总结说:我觉得在一个健康和开放的社会里面,不应该有任何事情,它明明是客观存在,却要大家都对它视而不见。  

        

       

2005年主持的《文化访谈录》里,跟陈丹青对谈,讨论的是如何看待当下这个价值混乱的时代。


跟郭敬明对谈,问的是《梦里花落知多少》涉嫌抄袭的事情。

        

       

多年后,他主持《奇葩说》。马东熟练使用年轻人的语言插科打诨,聊着当下年轻人最感兴趣的话题。


“爱先说出口就输了吗?”


“我不合群,我要改吗?”


正如马东在《十三邀》里,他用一种滴水不漏的语言组织方式,完美消解了许知远的提问。

       

       

当讨论具有外延性的话题变得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与潜在的风险,稳妥的做法就是:内收。


话题内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社会性的公共议题,缩回到个人的情感与内心世界。


谈谈自己的未来与理想,说说那些风花雪月的往事。


甚至彻底退出,就像崔永元一样。


于是谈话节目的方向都一致朝向朱军当年的《艺术人生》。用艺术点亮生命,用情感温暖人心,探讨人生真谛,感悟艺术精神。


该供着的供着。


该回避的回避。


总之是在安全的话题内不断升华、拔高,不会再向外扩展一点讨论的边界。


访谈节目渐渐变成了一种让人敬而远之的形式——你确信他们说不出什么新鲜的事了。


4


逐渐我们也就有了这样的疑惑: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还有什么访谈?


易立竞的《立场》,陈晓楠的《和陌生人说话》,姜思达的《仅三天可见》,鲁豫的《豫见后来》,许知远的《十三邀》……都是季播的游击模式。


你不知道下一季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季。


但也就是在这些三不五时的突击中,你才罕见地看到了同质化宣传下的差异——


谢娜的叫屈。



徐峥的自卑。



回到开头说的易立竞的“敢问”。


问明星的烂片、整容、负评……这些,不都是明星理应要面对和回应的争议吗?


我们究竟是生活在保温箱里多久,才会认为这种基本操作,就算“敢问”了?


对比过去,看看那个时候我们问的问题是什么。


王志,曾经是访谈节目《面对面》的主持人。2003年非典时,他采访了当时的代理市长。


他的提问几乎都是质疑,但也代表了疫情期间市民所忧虑的问题:“你说一定要控制传染源,但是按照你这个说法,在我这个想象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眼里看到一个很镇定的一个市长、一个很坚定的市长。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北京感染的人数在不断地上升。”


“北京也出现过抢购的情况,能不能保证供应?”



柴静访谈节目《看见》。采访了当时社会矛盾的主角之一,北京城管宋志刚。


在柴静的提问中,既看到了宋志刚作为城管进退维艰的一面,也不回避指出他们执法时的不合理之处。



访谈节目的消逝。除了老生常谈的,来自上面的尺度,还有就是来自下面的包容度。


即,我们还愿意听别人说,允许别人说吗?


当年香港有一档深夜谈话节目《今夜不设防》。主持人是香港四大才子中的三位,黄霑、倪匡和蔡澜。


有一期关之琳来上节目,聊到兴头上,黄霑问关之琳:“你会不会甘心情愿做别人的情妇呢?”

       


这在今天简直是死亡提问。


没想到关之琳是真的够坦诚。自己就把狗仔队蹲几个月也挖不到的料,说得一清二楚。

      


黄霑赞扬了关之琳想做就做的豪爽性格后,补了一句:“我们是做电视节目而已,我们不是教育青年的人。”

       

△ 成人限制级综艺


讽刺的是,就在Sir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好冒出了两个热搜。


 沸 :《三十而已》编剧回应大结局争议


 热 :张萌  林有有这样的角色我不会演 



这其实是哭笑不得的两件事。


其一,《三十而已》被指“烂尾”,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剧中的小三林有有没有得到报应,不解气,编剧“三观不正”。



等等,反派就一定要“恶有恶报”吗?


别忘了,国产犯罪片最常见的硬伤就是天降正义的结尾字幕,罪犯一定落网,没有余地。


△ 《心迷宫》


如果你吐槽犯罪片的桎梏,那为什么又要求影视剧一定要给小三报应?要知道,小三连违法都算不上。


正义的观众一旦“正义”起来,可以比审查的红线更加严苛。


其二,是张萌在这个话题上补了一刀。先是说“看来选角色我也是有底线滴”,而后删去了,补充说“角色不要上升到演员”。



最后,终于还是删去了整个微博。


一个网上冲浪的翻车实例,想要在热搜上表态,却发现话怎么也说不圆。


很简单,角色有深刻与不深刻,丰满与不丰满的区别,有高低贵贱之分吗?演了小三的演员就为人不齿吗?


过去,明星还敢对着镜头大方承认自己当了小三。今天,明星连演个小三都不愿意,嫌配不上自己的三观了。


这是投了谁的所好?


在电视上访谈节目中,受众相对固定,大家像在客厅里谈话,可以放松地开开玩笑,揭揭短,不时暴露心迹。而当网络可以接通到每一块屏幕之后,任何的发言都被置于众目睽睽的公共场合,大家不再是愿意沟通和倾听的观众,更像是道德纠察志愿者,只要一句话锤死的三观,只要非黑即白的性别矛盾,只要马上热搜。


谁还有耐心,去好好听一场访谈呢?


于是,我们迎来的是访谈节目的消退。一同消退的,还有平等沟通的姿态,标签之下被遮蔽的纹路,和以旁观视角对公众人物内心的进攻和开采。


在这个自媒体让表达更便捷的时代里,我们恰恰丧失了沟通的渴望。


你只看着,不管是官方还是明星,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自说自话,自卖自夸。下面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控评,彩虹屁。


议题、漏洞、价值冲突,都被小心地收拢折叠。


偶尔抛出了真正的问题,便像平地一声惊雷:“哇!好敢问!”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Sir电影(ID:dushetv),作者:毒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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