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丹尼尔，编辑 ：蒲凡，原文标题：《麻烦大家“放过”PUA吧》，题图来自：《绅士的品格》剧照截图
热点的意义是什么？大概就藏在热点过气后残存在人们脑海中的记忆里。
因为按照大脑记忆规律，依赖注意力所获取的信息（比如热点包含的情绪、画面和音频）更多只能停留在短期的瞬时记忆中，只有对事物进行大量反复记忆、或者在抽象理解后刺激大脑更多的功能分区，才能以长期记忆的方式进行储存。
换句话说，那些被我们经历过的热点，终究会成为我们性格中的一部分，在潜移默化中被调用和读取，影响着我们未来的行为决策。
正因为如此，让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未来的人类要研究2020年代的舆论环境，“火箭101”的队长Yamy（郭颖）同所在公司的老板徐明朝之间的撕逼一定会被当做重要的样本——这不仅仅是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在这个事件中找到了共情，以至于这场标准的“娱乐圈事件”迅速且无缝地进入“职场”、“审美”等更大的公众话题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人们对于这个热点的记忆方式。
在本次Yamy事件中，PUA成为了唯一在热点之后仍然延续生命力的重要元素，不断出现在其他热门事件的讨论中，并且出现了大量魔改版本，比如职场PUA。
还有家庭PUA、体育PUA、父母PUA。
从大V到大厂，从自媒体到传统媒体，大家共同讨论的声音仿佛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有是非的地方就有PUA一样。
当然严格来说这也很好理解，毕竟当人们看到已经足够幸运、享受到足够多社会资源的娱乐艺人，仍然无法逃脱霸凌、鄙视链、潜规则的束缚，太容易推人及己，在共情能力下产生危机感，进而希望快速找到原因以形成解决方案。
但无差别归因显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更何况“PUA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的思潮下，很多问题的核心部分都已经被“批判PUA运动”所掩盖了，而这种“掩盖”或许是比PUA更可怕的事情。
PUA的本土化往事
如果我们想批判一个事物，起码要知道它从哪来的，究竟说过什么、做过什么，PUA也是如此。
按照最常见的说法，PUA的原型概念来自于一个叫尼尔·施特劳斯的美国人，他曾经是《纽约时报》的记者、摇滚乐评人，还曾经是个毫无异性缘的死宅，直到几个朋友改变了他的生活，让他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商机：
原来社交技巧能够创造的价值远超普通人的想象，原来社交技巧对于很多人来说居然是稀缺资源。
于是他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撰写了一本名叫《Pick-up Artist》的书。后来进入中国市场时，因为译者是台湾人，又有了一个台味气息浓厚的中文译名叫“把妹达人”，也直观地点出了PUA的本质：
爱情是生活永恒的主题，我们可以用一些技巧性的东西来更好地生活。
不过放到PUA本土化的过程中，“著作翻译”只占了很小一部分。在程朱理学、封建礼教的长时间浸淫下，漂洋过海而来的PUA很难获得一个理想的生长环境——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进入了一个很拧巴的生长环境：
一方面，深藏在中国人骨子里的“边界感”，让“陌生人社交”这件事有着天生的原罪。东北人会毫不留情地将这种自来熟性格、屡屡靠人际关系获得利益的人称为“街（gai）溜子”、“大白话（huo）”；在西南，人们对这类人群的爱称是“赞花”、“二流子”。
这种思潮甚至影响了中国几代老百姓的语言习惯，比如在完成陌生人社交的时候，老一辈人在介绍完姓名年龄后，第一句开场白往往是“你是哪个单位的”，以此作为继续深入交往的背书。
（电影《幸福时光》里，“没有单位”额老赵连胖媳妇都找不着）
但另一方面，中国人又是“向往”这种性格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八九十年代，面对国外丰富物质生活的全面冲击，国内曾经出现过一波乍看之下很有道理、但缺乏严密逻辑推论的“国民性思考”，以发现中西人民性格差异为主要突破口，试图去寻找东方世界落后的原因——而“社交能力”就在这场思潮中脱颖而出，成为最主要的话题点。
比如很多人都在议论文作文里，用过“小布什让全校同学都记住他的名字”的故事就广泛流传于这段时期，用以强调社交关系的重要性，进而与成功学牢牢绑定。
与之类似的还有“克林顿穷小子建立顶级社交圈”、“外国小孩可以直呼父母名字”的故事，它们频繁出现在各种作文、论文、著作当中，被推论为“中国人性格中需要补全的一部分”，否则无法追赶上欧美。
也不是没有人批判。《我爱我家》里的老干部傅明老人，早在1993年就鞭辟入里地指出：“有人说他们是‘西洋无限好’，我看他们是啊，‘气西奄奄’、‘朝不保西’。”
只是在当年肉眼可见的经济发展差距下，反对的声音并没有什么说服力。
（这是当年多少人的“红宝书”）
所以与原产地美国相比，中国本土的PUA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极快，并呈现出迥异的特点：
最开始它没有被定义为年轻人、穷屌丝们的逆袭神器，而是由首先“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发起，生根于高精尖的互联网技术、IT技术——它带有技术宅们的天生骄傲，能够迅速学科化；也带互联网的浪漫基因，拥有地冲破传统规则束缚的决心——再加上舶来品自带的“信息闭塞性”，PUA成为了是WindowsXP年代暗网般的存在。
比如早在2005年之前，连中文博客都尚未出现的所谓web1.0时期，“泡学”这个词语就已经出现在了中文互联网世界里，并推动了如泡学网、跑牛网等一系列垂直论坛的诞生。
（2004年，“上网”仍然是“少数人”的专利）
只是“暗网色彩”，天然适合用来直面“社会公义所不允许，但又仅限于私德”需求的——这也让PUA的污名化成为了一个必然的结果，尤其是当即时通讯软件、社交媒体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巅峰时期，只要打开QQ的“查找群”页面。只要搜索“搭讪”或者“PUA”这些关键词，就可以发现许多少则上限500多则上限2000、以泡妞、恋爱、“泡学”为标签、以美女为头像的活跃QQ群。
这些QQ群存在的意义会直观地写在群简介或者群空间里：如果你感到寂寞却无人陪伴，如果你追求许久却毫无效果，如果你暗恋多时却无从下手，这里会有专门的“导师”为你答疑解惑，甚至还会带你进行实战练习，对你进行全方位的包装——当然，除了通过直播进行炫技式的教学，剩下的一切都不是免费的。
一个领域一旦有利可图，就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在“卖方市场快速形成”的背景下，PUA完成了进一步的本土化：PUA借鉴了知识付费的体系、借鉴了社交平台的思维，开始对需求进行细分——
你可以跳过恋爱的过程，直接选择快速和异性发生关系，也可以跳过情感积累的过程，直接学习如何挽回前任。2017年6月发生在成都太古里的“魔术师摸胸事件”就是这一阶段PUA本土化的直观体现（当然也几乎是第一次将PUA这个名词进入公众语境）。
——至于媒体频繁用来标题上的“宠物养成计划，威逼自杀禁术，奴隶养成”，其实仅仅是PUA被知识付费化改造后的一个分支，男性也并不是PUA仅有的受众。
如果要继续进行断代的话，我们差不多正在经历PUA本土化的第三阶段：人人批判PUA，并且将大量生活场景套用在PUA理论当中，试图杜绝潜在、类似的风险。
比如在Yamy事件中，PUA已经不再刻板地存在于爱情的亲密关系里，在公司和领导不和，那叫职场PUA，在家里和父母关系不好，那是家庭PUA，等等。
当PUA变成口袋罪
PUA到底会不会带来伤害？通过上面我们简单的梳理，不难得出肯定的答案。
一个最简单的论证方式是，PUA发挥的只是辅助作用，用来弥补使用者其他方面的不足，比如颜值不够高、收入不够好、身材不够标准，而后者也才是深入交往的基础——这显然是一种直观的“走捷径”思路，甚至可以说带有欺骗色彩——在无法筛选使用者的情况下，伤害几乎成为了一件不可避免的事。
但我们同样可以发现，PUA并不能用来解释一切在人际关系交往中存在的负面反馈。尤其是当我们串联起最近一系列借用PUA之名来立论的热点事件，不难发现有些事情被搞错了：
原本代表着情商、社交技巧提升的复杂学科PUA，正在快速单一化、功能化，直接等同于“打压、欺凌”等行为，被限制在“上下级”、“强弱势”这样的二元对立场景中，变成了一个模型式的口袋罪。
而这个精简化“PUA”的过程中，另一个前不久才因为热播剧被舆论推崇的重要事实则被迅速消解——人性是复杂的，由人组成的生活就更加复杂。
拿亲密关系中的依恋类型举例，心理学家将其分成了焦虑型依恋、回避型依恋、安全型依恋和混合型依恋。
焦虑型依恋往往特别没有安全感，总是处在胡思乱想中，对方一个小时没回信息就在臆测是不是不在乎我了，然后就信息轰炸，作天作地，甚至在对方的回应没有满足自己期待时会恶语相向，尽量让自己表现得毫不在乎，内心期盼着对方赶紧过来哄自己。
回避型依恋则特别害怕压力，当对方展现出十分严肃的态度或者焦虑时，第一时间就想着回避，逃开这种低气压状态。
于是当焦虑型性格不巧和回避型凑到一起，就很容易导致焦虑型越来越焦虑，回避型压力越来越大，一个拼命追，一个拼命逃，最后双方都疲惫不堪——这显然并不是某人熟练掌握社交技能就能实现的结果，原生家庭、成长环境甚至生理因素都是其中的重要成因。
父母子女同样也没办法用简单的“PUA”来概括。在所有以“家庭PUA”、“父母PUA”为主题的文章中，作者无一例外地将“父母认为自己是家中绝对权威”、“对子女进行随意打压”作为推论PUA的充要条件，进而以此为基础论述PUA的可怕之处。
（曾经的大热综艺《爸爸去哪儿》也暴露出了很多明星在教育上的问题）
老实说，这看起来确实很符合目前人们心目中的PUA定义；从“父母皆祸害”等曾经的网络热点来看，我也愿意相信文章中的遭遇都是事实，但要作为“PUA”的有罪推论显然过于草率了，因为它们无一例外地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
家庭教育并不仅仅是情商问题，情商问题也并不仅仅是个人修养问题。原生家庭、社交环境、舆论氛围在影响你的同时，实际上父母也经历了同样的影响——原生家庭通过行为教育塑造世界观，后期通过社会阅历和自我经历的不断调整修正——而这或许才是矛盾的根源所在：
不同时代环境所需要的必要技能、表达方式、人生价值都是不一样的。
在这种情况下，去实现有效沟通显然比“指认PUA”更有效，系统性地进行心理疏导远比“反击PUA”更能彻底地解决问题。
所谓的职场PUA和新鲜出炉的体育PUA就更迷惑了。老板对员工、上司对下属以及教练对运动员的压榨、控制甚至潜规则，说到底，就是掌握权力和资源的人对没有掌握权力的人的剥削，是权力不受监督所自然产生的腐败，是游离于法律边缘的越界行为，是严格意义上的犯罪。
显然这已经完完全全地跳脱了“私德”的范畴，是一个需要漫长而复杂的工程来系统解决的现象。
（难道《半泽直树》是在讲怎么应对职场PUA？）
说到底亲密关系需要自我学习和总结，甚至需要专业心理从业者的介入；而因为权力产生的欺凌，则需要从制度上去限制权力，完善监督机制，给与下位者更多的维权渠道，“将权力关进笼子里”。
但随着PUA一词的无差别套用，这些有着各自不同性质、需要不同的处理方式才能解决的问题被简单粗暴的一刀切了，只要把一切归于PUA就完事了。
我男/女朋友总是和我吵架，我被PUA了；我父母总是打击我，我被家庭PUA了；我领导总是批评我，我被职场PUA了。于是我采取反PUA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分手、出走、离职。
把复杂的问题简单粗暴化之后，问题并没有变得简单，而是变成了一个类似于心理学上“归因偏向”的问题，即归因过程受主观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脱离逻辑的倾向，从而带来一系列更复杂的问题，比如人们开始习惯性地低估情境的作用而高估个人或内因的作用。
PUA无非就是学术包装版本的“气抖冷”——更别说还是个伪学术。
请旗帜鲜明地反对滥用PUA
其实我一点也不反对互联网时代的“造梗”。在不触碰法律边界的前提下，“造梗”可以解构一些需要长篇大论才能解释清楚的现象，以最低的阅读门槛帮助人们快速抓住事情的内核，并且完成快速传播。
比如“唱、跳、rap、篮球”就第一次系统性地向普罗大众完成了科普：偶像团体成员的业务能力到底指的是什么——这比后来看似专业的vocal、dance要高明许多。
（当然这种恶臭梗除外，好在被大众鄙视之后已经销声匿迹）
但问题是“造梗”与真正的“理解”终归还是隔着一层。前者是普通人在时间精力有限的情况下，为实现快速理解而选择的“妥协策略”，能保证原意的大体保留，但也必然存在着一定的损耗。而后者是需要支付一定的时间成本、智力成本的。
更重要的是，“理解”是“造梗”的基础。如果没有“理解”去不断修正，我们的“造梗”太容易因为社交网络传播环境中天然的曲折性，不断地曲解，从而略过真正的要害问题。比如曾经的“三年血赚，死刑不亏”，到最近的“化粪池警告”，我相信玩梗的人并没有恶意，只是在他们有限的个人积累中意识不到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多说一句，所谓社会分工的意义就在这里。并不是每个人都要求懂微积分、懂高数，大部分人就像韩寒说的那样，数学上到初二就已经足够应付绝大部分生活场景了。但能这样“不求甚解”的前提，是有科学家、数学家替人们支付了足够的时间成本、智力成本，再筛选出有用信息。
总之这轮PUA指认热潮里是极度缺乏这个前提的。
人们通过造梗来帮助大家快速理解PUA以及PUA可能带来的潜在危害，但在社会分工中比普通人更有能力支付成本、去深入理解PUA的媒体们，却也沉迷于营造概念、社会化传播、玩梗，放弃了自己的专业能力——后果是细思恐极的：
人们下意识地将媒体与媒体作者们预设为专业的观察者，能够通过专业能力来对问题本身进行理性的探讨，从而在这层逻辑下放松对于媒体内容本身的“思辨”；媒体则出于对传播效果的思考，选择迎合公众的“造梗”，用“造梗”得出的结论作为理论基础来进一步延伸。
于是被曲解的“PUA”在媒体传播中被反复夯实，成为PUA最受认可的定义；
于是需要关注的社会问题因为这样的“强行PUA”，开始变成私德问题，变成了一轮轮个人审判；
于是单纯想通过情商技巧学习来让女朋友/老婆更开心的钢铁直男们，开始被频繁指认为PUA，然后继续因为“尬聊”生活在社交网络鄙视链最底端，继续在虎扑步行街留言：各位JRs帮我看看，我是不是凉了？；
于是真正的PUA获得了特殊的“豁免机会”，毕竟他们本来就不奢求精神控制、不奢求奴化伴侣，用幽默、会来事、非直男审美继续收割。
一个新词总是逃不开从最初的精准打击到后来偏离原意，最后成了一个筐，成了烂梗。这轮PUA指认热潮里没有任何新东西，甚至更进一步：
当然媒体们也肯定会很委屈，媒体要生存是必须要适应市场环境，而市场环境就是这样一个碎片化的大背景，适应碎片化传播来定制内容理论上没毛病。
但所谓媒体，仅仅是“熟练使用媒介进行信息传播”的人吗？媒体专业能力已经变成，“熟悉各大社交平台的用法与规则”了吗？
用比较俗的话来说，有些事情是责无旁贷的，有些事情我们其实是有选择的。更何况被妖魔化的PUA，也在“妖魔化”的过程中得到了解放，这真是对互联网时代的一个绝妙讽刺。
最后推荐几本书，在凡事皆可PUA的运动下，这种探讨亲密关系的著作，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