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的“欧美人不坐月子,是因为体质与中国人不同”
2020-08-11 11:07

荒唐的“欧美人不坐月子,是因为体质与中国人不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短史记-腾讯新闻(ID:tengxun_lishi),作者: 言九林,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闭门不出长期卧床、关紧门窗防止吹风、戴帽裹巾厚衣厚被、不能洗头洗澡乃至刷牙、不许喝凉水吃冷饮乃至所谓“凉性”水果……这些都是当代“中国式坐月子”的核心禁忌。据说,如果不按照这些要求去做,产妇必然落下使之悔恨终生的“月子病”。


反观欧美乃至日本等国家,并没有这种禁忌,这些国家的产妇也从未听闻落下过何种“月子病”。


对于这种反差,一种常见的解释是:欧美人(白人)不坐月子是因为他们和我们人种不一样,体质不一样。


这种解释,是相当荒唐的。


一、“人种不同”之说不成立


从生物学的角度而言,“人种不同”之说是不成立的。


当代生物学认为,“白/黄/黑/棕色人种”的划分缺乏科学性,无生物学意义可言。遗传学家Cavalli Sforza在世界各地进行探测,试图找到了“种族”存在的遗传学证据,但他始终没有成功。另一位遗传学家J.Craig Venter从亚洲人、拉丁人、白人、黑人身上提取基因,结果也发现“种族”并不存在。略言之,就基因的相似度而言,一个中国人与另一个中国人的区别,也许要远大于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欧洲人。


史学界也已廓清了“白/黄/黑/棕色人种”这一划分的由来,指出它并不是一种通过科学研究(哪怕是不靠谱的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而是“一种与客观事实无关的文化构造”。比如,早期的来华传教士,几乎全部将中国人认定为“白人”。


利玛窦就是其中之一,他在自己的书中说“中国人属于白人,只有一些南方的省份,由于接近热带,所有的人都肤色较深”。直到后来中西方发生了政治和文化上的冲突,中国人才被西方从“白种人”里剔除了出去。


图:利玛窦与徐光启


换言之,如果当年的现实政治是另一种模样,有另一种需要,也许划分的标准就未必是肤色,而会是其它体貌特征,比如眼睛的颜色、头发的曲直等,人类也有可能被划分成黑眼人种、棕眼人种、蓝眼人种之类。正如历史学者Frank Dikotter所言:“种族并不存在,它们是被虚构出来的。”


更重要的是,许多中国人似乎并不了解,古代的欧洲人也与古代的中国人一样,是要“坐月子”的,他们还有着几乎完全相同的禁忌。分歧发生在近一百年左右,是现代医学的洗礼,让欧美人在近代抛弃了有害的月子禁忌,且证明了不坐月子并不会留下所谓的“月子病”。


二、欧洲人以前也“坐月子”


英国学者Petrina Brown的著作《Eve: Sex, Childbirth and Motherhood Through the Ages》,扼要勾勒了欧美女性的千年生育史。书中回顾说,在细菌和感染之间的联系,尚未于19世纪末被现代医学揭示之前,欧洲人保护产妇的手段,一直是将他们密不透风地关起来:


“从前人们认为新鲜空气会带来恐惧,因此分娩的房间总是被关闭得密不透风。”


这种以密不透风来保护产妇的模式,与中国的“坐月子”几乎完全一样。而且早在都铎王朝时期,就已相当流行。书中说,那个时代的欧洲产妇,生下孩子之后“至少得卧床九天”,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她们的卧床期远长于此(9天)”。这些年轻的母亲们被要求长期平躺在床上。不能移动,也不能洗澡:


“两三个星期后,如果母亲恢复得很好,她才可以下床洗个澡,换换衣服。”


进入18世纪后,上述做法仍在继续,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公元1772年,欧洲发生了一次严重的传染病。死亡的妇女中,有20%是刚分娩的产妇。一位叫做查尔斯·怀特的助产士,在那一年出版了一本谈产后护理的著作。她在书中说,产妇们的生活状况是这样子的:


“只要条件允许,一生完孩子,妇女就会盖很多的被子,被角都被塞到了床角,门窗之类都被严密堵死,甚至连钥匙孔都被堵上了……为了防止着凉,她们的手臂甚至鼻子都不能露出来。她们总是喝热粥来保持体温,每天就只吃这些。


并且每天都保持躺着的姿势,所以粪便和恶露(分娩后的子宫阴道分泌物)都无法正常排出……这样子宫中的恶露和缝合的阴道很快开始溃烂。……房间里又有大火炉,热量和她的阵痛会使她出很多汗,而床的热力和众多人的呼吸会让空气更差,更对身体不利。”


直到19世纪,巴黎的医院,仍禁忌让产科病房通风。公元1864年,外科医生雷恩·李福特去巴黎产科病房。他发现,产妇们的床全部“被摆放在凹壁中,像英式的马厩。通风几乎是不可能的”。


以上种种,与当代中国流行的“坐月子禁忌”,几乎毫无差异。


中国的这种“坐月子禁忌”的全面成型,至晚可以追溯到南宋人陈自明所写的《妇人良方》一书。这本书被誉为“我国第一部妇产科系统之作”。当代中国流行的所有“坐月子禁忌”,都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


试摘录书中部分文字(相当重口味,不耐者可跳过)


“凡妇人生产毕,且令饮童子小便一盏,不得便卧,……高倚床头,厚铺茵蓐,遮围四壁,使无孔隙,免被贼风。……新产后不问腹痛不痛,有病无病,以童子小便,以酒和半盏温服,五、七服妙,一腊(七日也)之后,方可少进醇酒并些小盐味……


若未满月,不宜多语、喜笑、惊恐、忧惶、哭泣、思虑、恚怒、强起离床行动、久坐,或作针线、用力工巧,恣食生冷、粘硬果菜、肥腻鱼肉之物,及不避风寒,脱衣洗浴,或冷水洗濯。


当时虽未觉大损,满月之后即成蓐劳。手脚及腰腿痰重冷痛,骨髓间飕飕如冷风吹,即有名医亦不能疗。大都产妇将息,须是满百日方可平复。……又不得濯足,恐血气攻下,又不得刮舌傍心、刷齿及就下低头,皆成血逆、血运,此产家谨护之常法也。”


除了喝童子尿之外,书中的其余禁忌——密闭毫不通风、不许下床行动、不许多说话多笑、不许洗漱沐浴、不许洗脚,甚至于不许低头……否则就要得“蓐劳”(也就是月子病)——几乎全部被后世继承了下来。


图:今天流行的种种“坐月子陋俗”,都可在这本千年前的《妇人良方》找到记载


附带一提,除了禁忌的具体内容完全相同之外,古代欧洲与古代中国,对“坐月子禁忌”的理论阐释,也有一些相近之处。


欧洲当时流行的是“恶露抑制”假设理论。认为产妇怀孕期间,血液里积累了许多污物毒素,必须借助排出恶露来清除。而冷空气进入子宫,身体发冷、喝或接触凉水、受到惊吓等,都会导致子宫关闭血管出口,使得恶露难以排出。


中国传统医学典籍,也同样想当然地从恶露和血液角度进行揣测与假设。比如,在明朝人江瓘编纂的《名医类案》里,产妇分娩后发热,几乎都会被诊断为“恶露未尽,淤血入络,又感寒邪”。


三、感谢塞麦尔维斯,感谢现代医学


现代人不必再“坐月子”,与“现代产科医学”在19世纪获得了重大突破,有直接关系。


1843年,美国医生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发表论文《产褥热的传染性》,认为产褥热可以通过医生之手,从一个病人传染给另一个病人。


霍姆斯观察到:不少医生在解剖产褥热病人尸体后,再为其他产妇接生,那些产妇大部分都患上了产褥热。


但是,当时的产科医学界不能认同霍姆斯的观点。在他们看来,产褥热的发生可以与瘴气有关,也可以与上帝有关,但不可能与医生有关。主流产科医学界批评嘲笑了霍姆斯的观点,霍姆斯则谴责同行无知,称呼他们是“职业杀人犯”。


图:Oliver Wendell Holmes(1809~1894)


大约同一时期,维也纳总医院的产科医生、匈牙利人塞麦尔维斯(Ignaz Philip Semmelweis)也发现:该院的两个产科病区,死于发热的产妇比例存在明显差异。


其中,由助产士管理并训练学生(不参与尸体解剖)的病区,产妇死亡率通常为2%~3%;而由医生管理并训练学生(参与尸体解剖)的病区,产妇死亡率高达10%~13%,在恶性病流行期,甚至会达到20%~50%。


当塞麦尔维斯的一位同事因解剖尸体划伤手指而突然去世后,他开始意识到“感染尸体上的物质”(那时候还没有“细菌”这个词)很可能是产妇患上产褥热的根源。他要求医生在解剖完尸体后,不能仅仅用肥皂、清水和指甲刷洗手,还必须以氯水浸泡。不久,相应病区的产妇死亡率降到了2%。


遗憾的是,塞麦尔维斯的发现,并没有为他带来荣誉。相反,他受到了维也纳医学界的攻击——要一群产科医生承认自己是导致产妇患上产褥热死亡的元凶,毕竟是困难的。


塞麦尔维斯是一个对自己的观察结论怀有高度信心、坚持己见的人。他不愿向腐朽和无知妥协,却又没有灵活的社交手腕,同时还缺乏演讲和写作的天分。如此种种,让他的人生在发现了“产褥热致产妇死亡”的真实原因之后,走向了崩塌。他的发现很难被同行理解和接受,他的职业生涯也变得颠沛流离。


1850年,塞麦尔维斯在维也纳无法立足,无奈离开。1861年,为了“帮助丈夫保护妻子,帮助孩子保护母亲”,他终于克服写作上的恐惧,完成了著作《The Etiology,the Conecpt and Prophylaxis of Childbed Fever》,想要将自己的发现介绍给世人,并反驳医学界的批评。


然而,该书影响有限,欧洲主要医学刊物大都拒绝刊登塞麦尔维斯的文章。愤怒的塞麦尔维斯,选择以公开信的方式激烈谴责那些有威望的同行,说他们是“凶手”“参与大屠杀”,呼吁“现在这种杀人的行为该停止了。”


1865年,47岁的塞麦尔维斯不明不白死于精神病院,遗体上有被殴打的痕迹。

 

图:塞麦尔维斯(1818~1865)


霍姆斯与塞麦尔维斯生前,没有能够将产妇们从产褥热的恐惧中解救出来。但他们的发现,首次从科学角度揭开了产褥热的神秘面纱。塞麦尔维斯意识到了“尸体上的物质”是感染产妇、致其死亡的关键,他去世后不久,法国科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和德国医生科霍(Rober koch)相继发现了细菌,通过大量实验,证明了感染是由这些病原微生物引起,进而建立起了细菌感染学说。霍姆斯与塞麦尔维斯在医学史上的地位,终于获得世人的重新肯定。


20世纪上半叶,又有磺胺类药物及青霉素问世。自此,产妇分娩后伤口被细菌感染的威胁解除,欧美医院里的产褥热得到了彻底控制。西方的产妇们,渐渐彻底告别了荒唐的“坐月子禁忌”。


图:《中国建筑》1935年第5期刊载的《产妇医院病房设计图》


注释:

①(美)贝姆·P.艾伦:《人格理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415页。

②利玛窦:《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54页。

③Frank Dikotter:《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1999年。

④(英)彼得林娜·布朗/著,刘乃菁、刘剑/译:《夏娃:母亲走过的历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7,第3-4页。

⑤同上,第59页。

⑥同上,第79-80页。

⑦同上,第101页。

⑧(宋)陈自明/原著、(明)熊宗立/补遗、(明)薛己/校注;余瀛鳌等/点校,《〈妇人良方〉校注补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第477-478页。

⑨(美)纽兰德/著、侯明君/译,《医生曾经“惹”瘟疫:细菌、产褥热和伊戈奈克·麦赛尔威斯的奇异故事》,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第16-17页。

⑩(明)江瓘/主编、焦振廉等/注释,《名医类案》,上海浦江教育出版社,2013,“产后”条,第601-612页。

⑪(美)洛伊斯·N·玛格纳/著、刘学礼/译,《医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368-370页。

⑫同上,P370-377。另可参见:(美)哈尔·海尔曼/著、马晶 李静/译,《医学领域的名家之争:有史以来最激烈的10场争论》,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第29-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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