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理想（ID：ikanlixiang），作者：Ev，编辑：荞木，监制：猫爷，头图来自：《少年的你》
也许你还记得，在前几天高校录取通知书刚刚开始发放的时候，有一个叫做钟芳蓉的女孩走入了大众的视野：她是来自湖南耒阳的一个留守儿童，以文科676分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的考古专业。
这本应是一个靠个人能力改变命运的励志故事，却因为好不容易考上北大的留守女孩，偏偏选择了“考古系”这个大众认知中的“穷专业”，而把整个事件推向了舆论高潮。
网友纷纷对她的选择泼冷水，表示这样冷门的专业没有“钱途”，她应该“选个来钱的专业来改善家里的条件“才对。而且一旦这样的论调遭到反驳，发言的人就会做出一副“你进社会工作几年就懂了”的过来人姿态。
尽管后来钟芳蓉的选择受到了考古学界的声援，也收到了她偶像樊锦诗的回信鼓励，但是相比起因为坚持选择自己所爱而被称赞“崇高理想和远大志向”的钟芳蓉本身，为数众多的“过来人”发言似乎更引人深思。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爱好”和“职业”在公共语境中如此公开的割裂和对立？这背后又展现出了什么更深层的社会心理和现象？也许这些是比年轻人择业是否该关注“钱途”更值得被探讨的问题。
一、“兴趣”和“职业”成为了对立的存在
人们对于学业和职业发展的选择一直都具有强大的时代性特征。
在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快速的全球化和日益增长的贸易市场一度使英文成为极度吃香的专业；90年代末互联网的兴起又带来一波IT行业的热潮，到现如今高速发展的科技及信息技术则毫不意外地吸引了大量计算机科学和数据科学的人才。
然而社会快速进步和发展的同时，人才的快速分化及生活压力的陡增也随之而来。
不得不说，相比出生于60、70年代的人，80和90后们不再享有毕业后政府分配工作的殊遇，生计和前途的压力继而完全落在了自己的肩上。
与此同时，城市化的快速进程也使就业机会的分布变得高度不均：大量人才涌入城市，为了打拼一个前途的同时，又不得不同时承受日益上涨的生活成本。
在各种因素作用下，追求物质生活富足的重要性在社会层面凸显，“职业选择”日渐进入老百姓的日常谈资，更被视作实现“钱途”关键性的一步。
随着类似“如何尽早实现财富自由”等话题开始主导公共讨论，兴趣、爱好、个人长处等讨论的声音渐弱，不再被视为职业选择的首要参考指标。
在钟芳蓉选择考古专业事件的评论里，就有大量来自“好心”网友们诸如“以后买不起房可别怪咱们没提醒你”的评论。
这类留言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矛盾的社会现象：随着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变好、人才流动增加和就业市场打开，年轻一代对职业选择的认知却相反地变得越来越有导向性、越来越受限。
相应而来的，则是将选择自己爱好的专业和职业视作精英独有特权的论调。
一些网民评论道：“毕竟是北大，普通学生可不能这么任性”。言下之意是，迫于现实的压力，绝大多数人很难拥有以兴趣爱好为指标选择职业的自由，只有少数顶尖名校的精英才拥有这样的资本；甚至，做选择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奢侈。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当很多人一厢情愿地认为出生寒门、但已经“成功翻身”贴上北大精英的标签的钟芳蓉，更应该极尽这个平台的优势、选择一个能挣大钱的专业改善生活条件时，她却回复道“我个人特别喜欢（考古专业），我觉得喜欢就够了呀！”
这个简单直接的回答一针见血地还原了事物的本质和初衷，更加挑战了“‘钱途’就是前途”这个被社会主观臆造出来的等式。
这些对钟芳蓉大泼冷水的人应当意识到的是，恰恰是“留守女孩”和“北大精英”这对看似有点不兼容的身份交织，有力地证明了进行职业选择完全可以不受制于家庭和物质条件。
当“兴趣”和“职业”在这个过于现实的社会价值体系里地人为对立终于被打破、房间里的大象被看到，固守己见的人们却宁愿视而不见。
因此，与其说这是一种属于少数人的奢侈和权利，更多时候，不如说这是只有少数人敢于拥有的价值观。
二、被固有价值体系绑架的人
理所当然地把“钱途”看作前途，也许尚可解释为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副产品。
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在其名为《大都市与精神生活》的文章里所阐释的那样：“金钱成为衡量所有事物价值的共有分母（common denominator）。它粗鲁地无视并抽空了事物的核心和其独特性，而唯独推崇了他们的可利用价值。在大都市里，这两者极大主导并扭曲着人们的认知。”
接踵而来的，是集体层面的价值洗礼。
齐美尔认为，大都市的人变得越来越善于标榜和量化在他们日常生活中所有的经历和体验，因为其带来的准确性和确定性给人们带来安全感；与此同时，那些纯感性的、直觉的、以及个体化的冲动则被极度打压与抵制了。
若是谁硬是想要保留某种情感或是特质，他毫无疑问地要与整个社会价值做对抗，并背负着与整套社会体系背道而驰的高昂代价。
而在钟芳蓉事件中，比起已经被极大质疑的“钱途”价值观本身，更令人警醒的实际上是整件事在社会舆论中发酵的过程。
一个不到20岁的优秀留守女孩儿只不过在公众视野下坦白其专业选择，却瞬间遭到了大量逐利导向的主流价值体系的反弹和对抗。
尽管不是居高临下的指手画脚，大多数热心网友却实际上带着一副“过来人”的姿态对钟芳蓉苦口婆心地劝诫：“真替你惋惜，应该多考虑一下自己生存现状才对。”“好不容易上了北大，要现实点啊！”“毕业找不到工作了你就该后悔了。”
很明显，这些留言绝不是带着交流性质的观点碰撞，而是具有强烈是非判断、却在表达时被裹上一层糖衣的价值主导。虽然语气和出发点听起来毫不强势也不具敌意，却实际上极不包容异见、言语间下意识地寻求一种价值观的垄断。
正在面临或即将面临专业、职业选择的年轻人绝对不止钟芳蓉一个。然而值得担忧的是，在如此强势的社会价值观输出下，尚在开拓心智和探索个人兴趣的年轻一代，也许早早在长辈们关切的叮嘱里就被灌输了大量“朝阳产业”和经济收入之类的信息，潜移默化地顶着“我是为了你好”高帽的说辞下认可、构建和内化了这套注重“钱途”的价值体系。
那些还在懵懂地成长、没有完全了解自己的年轻人们，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渐渐被剥夺了作为独立的个体去思考和判断的能力、甚至动力。
在认清楚自己想要成为什么人之前，他们先被灌输了自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更讽刺的是，盲目追随既有的社会价值往往会比主动思考和发声更轻松，也更容易受到周遭的认可。
如果这一套社会机制继续运作，将会带来集体层面的个体性缺失。人人都难以看到自己的独特性，也就失去了认为自己能够跳脱出价值霸权生存的能力。
在钟芳蓉的例子里，很可能正是因为那些冷嘲热讽、大泼冷水的人本身并不能够像她一样做出主观选择，所以他们并不理解、也不买账钟芳蓉“喜欢就够了”的回答，唯独看到了她偏离了他们身体力行的“‘钱途’至上”观念的事实。
其实，盲目遵从这套社会价值体系的人们，很可能一开始也是其淳淳教诲之下的受害者。但因为缺少自我意识的建立和个体性的成长，最终沦为了其坚定不移的捍卫者和再生者。
在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他们以爱之名将其包装，将这套价值观不断再输出给下一代。
三、在追求成功之前，你先是你自己
2018年底，一篇名为《一个北大毕业生决定去送外卖》的文章刷频各大社交网络，引起热议。
作者张根是一名北大的硕士毕业生，在反思自己长期以来竞争式的生活方式、不安于在精英的道路上按部就班地生活后，毅然决定去做一名外卖员，并一路记录自己的心路历程。
文章发表后，社交媒体上掀起轩然大波。很多人认为张根矫情，短短个把月的经历根本无法完全理解外卖员的辛苦；也有人觉得张根彰显优越感——因为顶着北大的招牌，有足够的实力、资本，才敢这么玩，即使玩坏了也能随时过回精英的生活。
但有更多人则表现出爆棚的焦虑感——北大毕业生都决定去送外卖，那我的未来不是更扑朔迷离？
彼时公众的反应和这次钟芳蓉选择考古专业引起的舆论有诸多异曲同工之处。说到底，大众无法接受这种强烈的冲突感：两个顶着名校头衔的精英，一个将学习被认为没有“钱途”的考古专业、另一个干脆去做了外卖员。
但仔细一想，两者所做的事都并非那么戏剧性——钟芳蓉只不过坦然呈现了个人自主意识，而张根也只是做了对其期许之外的职业选择——纯粹因为发生在公众视野下，就触发了社会层面的集体焦虑。
这种焦虑来自于一个大家习以为常却羞于启齿的逻辑：什么样的人就应该做什么样的事。人们太依赖于这个逻辑，不仅用作对外界的价值判断，更用于引导自身的生活。
因此，当这种身份和行为的一一对应被打破，打破者本身并不焦虑——钟芳蓉知道自己“喜欢就够了”，而张根也明白了自己“焦虑的其实不是上下，而是左右”——所以他们不再用这套逻辑定义自己；相反，焦虑的其实是那些深陷其中却无法摆脱的大多数。
更值得思考的是，如果认可这套逻辑，表面上看是推崇“人尽其才”，实际上却是在肯定一种极为固化的社会体制。
通过默许把人标签化、再对接匹配到社会视角上所对应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境遇，体制中的不公平性也就被合理化。我们会觉得被贴上精英标签的人就应该去从事某些职业，剩下的人则去做另一些。因而精英更加精英、弱者更弱变成了无可厚非的事实。
今天为钟芳蓉的选择感到惋惜的人，当明天自己想要去努力尝试新职业、打拼新生活的时候，就会被拥有同样想法的人泼冷水。在这种价值体系里，真的有人可以独善其身吗？
也许，打破这种焦虑的唯一办法就是去质疑这个逻辑本身的合理性，然后彻底颠覆它。
当我们能够不再下意识地把自己和别人标签化，不再一厢情愿地笃定所有人都在最大化自身境遇的金钱变现能力，我们也就多了更多的滤镜来理解别人、理解自己。
在面对自身时，可以看到自己不被社会规训、独树一帜的个性；在看待钟芳蓉选择考古系专业时，也就不再进行不必要的惋惜，而是为一个优秀的北大精英能投身考古事业、推进文明发展而感到欣慰。
文中配图来自：《少年的你》《过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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