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中年老母”这一新物种
2020-08-14 15:39

聊聊“中年老母”这一新物种

“中年老母”是在网络群体认同下诞生的一种区别于传统母亲和“辣妈”的“新物种”。


本文以2018年初至2020年1月65个微信公众号生产的关于“中年老母”话题的160篇网络文章及其互动留言作为研究对象,从生命历程理论和毕生发展观的理论视角对新生代母亲的身份困境问题进行考察。


研究发现,“中年老母”的困境表现为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家庭-工作双重负担平衡和自身矛盾的母性认同的四种冲突,她们在特定的人生阶段寻求繁殖感以追寻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但她们的生命历程受到社会结构和个人能动性的共同作用。


“中年老母”身份困境背后是对子女结构化童年的阶层博弈、家庭内性别平等的权利博弈、母亲角色自我认同博弈、个人对国家友好型生育配套政策的博弈及新媒体母亲身份建构的商业化博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魏杰(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桑志芹(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人口是影响国家兴衰的重要因素,它既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发展与复兴的基础,又牵动着每一个家庭系统的协调合作和个人的人生轨迹。自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以来,“生与不生”就成为社会大众、主流媒体、网络和学术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6~2019年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1723万、1523万、1465万,全面二孩的政策效果远低于预期。


研究表明:女性初婚率自2012年以来就持续性地大幅度下降,一孩总和生育率也出现大幅度下降。全面二孩政策之后,2016和2017年二孩生育率显著上升,但主要是过去被限制的生育势能的短暂释放,一孩生育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二孩政策带来的二孩生育率上升,从而造成二孩政策的效果不十分突出[1]


事实上,2010年以来年轻生育率就已然大幅下降[2],当前生育形势严峻,问题不仅是需要促进二孩生育率,更需要确保和促进一孩生育率和年轻生育率。有关母职与性别的讨论和研究对生育问题已十分迫切和关键。大众话语中的母职议题是把握母职意识形态和了解母亲处境的重要素材,新媒体的兴起对青年群体育儿行为的渗透和影响不断加深,2018年以来“中年老母”成为网络新媒体的一个现象级热词,是当前城市80/90后母亲群体的身份标签。


魏杰、桑志芹对网络新媒体上兴起的“中年老母”群体进行了抚育困境和育儿焦虑的社会心理分析,描述了该群体的典型特征与兴起的社会心理逻辑,阐述了该现象的影响并提出了缓解困境与焦虑的策略[3]。此后“中年老母”的网络热度仍旧在增加,2019年底百度搜索“中年老母”的结果升至290万个相关链接,且2019年的育儿网络十大热词中就有四个(云配偶、四脚吞金兽、隐形贫困人口、大哥本人)与“中年老母”相关。


“中年老母”称丈夫为“云配偶”、孩子为“四脚吞金兽”,而自己则变成“隐形贫困人口”、一心想做“大哥的女人”却发现自己活成了“大哥本人”。由于丈夫在育儿协作中的缺位和不给力,“中年老母”声称遭遇着丧偶式育儿和诈尸式育儿。郭戈认为,丧偶式育儿在“替母亲发声”的表象之下,不仅蕴含着精细育儿、育儿责任内卷化的母职困境,还隐藏着矮化女性气质、对相关困境进行性别化归责与归咎的性别焦虑[4]。丧偶式育儿网络话语的出现先于“中年老母”,是“中年老母”概念的催生基础。


母亲身份似乎是一种自然的本能和物种繁衍的生理宿命,也是人类社会双系抚育下的性别社会分工,在父权价值体系中,成为母亲更是女性的主要命运。但怎样做母亲和做怎样的母亲却因时而异。当前“中年老母”群体做不到“辣妈”的性感优雅、不甘于传统母亲的心安理得、不及拥有长辈和保姆资源的“娇母”待遇,但对育儿成才有偏执的追求和高度的痛苦感。


为何偏偏80/90后母亲感到为人母如此艰难?为何偏偏在全面二孩政策下标新立异地标榜自己为“中年老母”?本文对2018年初至2020年1月期间65个微信公众号关于“中年老母”话题的160篇网络文章及其留言进行内容分析(其中包括40多篇阅读量10万加的爆款文章和30多篇阅读量5万~10万的高流量文章),将从生命历程理论和毕生发展观视角下对“中年老母”现象进行考察,以探究80/90后中青年母亲的生命历程如何受到社会变迁和个人能动性的影响,她们在特定的人生阶段中怎样主动和被动地构建了自己的个人生活,她们在身份困境下如何做出人际和个体内部诸多的决策、协调和控制,她们如何在个体、家庭和国家间博弈以实现自身价值和权利的诉求?


一、作为新物种的“中年老母”



2019年1月,半月谈网的一篇《中年老母:一个“新物种”的诞生》的文章正式确立了“中年老母”这一网络专有名词。2018年初至2019年初之间,“中年老母”的关注重点集中于母亲们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如《一位老母亲的精分日常》《摧毁一个中年老母有多难》《中年老母精分诊断与弃疗指南》《100条锦鲤,也救不了“分裂”的中年老母》《每天演好一个没脾气的老母亲?哈哈哈哈哈》等文,都共同指向“中年老母”的“情绪失控、精神病态、丧而不妥、难以摧毁”的心理特征。


孩子和丈夫是母亲们的天敌。孩子是消磨母亲身心能量的“睡渣”和“学渣”,如《拯救睡渣!愿老母亲们都长寿!》《老母亲们处心积虑,无奈学渣装佛系》《陪读老母亲的生存法则》《陪读的中年老母亲,没有资格过假期》等,都体现了育儿过程中与孩子的斗智斗勇下的艰辛。而亲职投入的性别差异则引发“中年老母”的强烈抱怨和不满,丈夫被戏称作“云配偶”和“猪队友”,隐形的“云配偶”导致“丧偶式育儿”;育儿技能不佳又指手画脚的“猪队友”则造成老母亲们最恨的“诈尸式育儿”。但“中年老母”却无力改变“云配偶”才是婚姻的主流和“到处都是猪队友”之现实。


2019年以来,“新物种”诞生后,“中年老母”热潮开启了集体狂欢模式,涌现出一大批公众号和众多普通母亲关注并继续创作、转发相关文章,全方位展现育儿过程当中的各种窘迫和小确丧,自嘲和吐槽成为主流。其中也有不少文章意在寻求问题解决的办法,如《朋克老母,专治各种人间不值得》《老母亲总在深夜情绪崩溃?你就从了你自己吧》《二胎老母亲生存图鉴:如果能重来,绝不生俩孩》《二胎老母亲生存图鉴:一胎照书养,二胎当猪养》。


此外,“中年老母”概念还走向国际化,如《中国老母亲文化何以击中奥斯卡》《伊万卡5点半就起床推娃,全球硬核老母亲看到慌得一批......》《真刚!中外硬核老母亲在线火拼~》《德系中国老母亲到底有多可怕?这才是真正的硬核》等文章,把母职的社会比较和竞争视野进一步扩展到国际化水平,使原本就焦灼不安的母亲对自身及孩子的要求更加不敢放松。


二、“中年老母”的身份困境何在?



1. 亲子关系:哀娃不幸,怒娃不争


“中年老母”自从有了娃,生活仿佛只有娃,就连名字都变成了×××的妈妈。她们与孩子的关系是母亲单向牺牲、偶尔感动、难以满意的亲子关系,孩子是婴幼儿期的“睡渣”、学龄期的“学渣”和一如既往的“吞金兽”。婴幼儿期因幼弱性和依赖性,孩子一切倚仗于照顾者,母亲们只能全天候无死角地进行密集型抚育和陪伴,喂奶、换尿布、盖被子、安抚哭闹等事项使夜晚变“渡劫”,长期“碎觉”引发身心俱疲、精神凌乱。


对于成长,母亲们往往痛恨孩子的幼稚和不成熟,而对可塑性报以极高的期望。她们坚信:鸡娃是必须的!娃渣没关系,老母亲可以努力啊!娃牛,娘的腰板才硬朗啊!“十年树木,二十年树娃”,从早教、义务教育阶段直至高考,“教育拼妈”愈演愈烈。早教内容品类繁多、课外培训科目细化,母亲对孩子心疼又无奈,但当发现孩子资质平平时又气恼崩溃,她们殚精竭虑而孩子态度佛系,孩子哪里明白母亲长计远虑的良苦用心?


2. 夫妻关系:理想与现实的落差


自孩子降生,家庭的重心就转移到孩子身上,夫妻协作是理想状态,但现实中多数丈夫成了妻子眼中的“云配偶”和“猪队友”。


“云配偶”总是漂浮在云端,要么工作忙不着家,要么在家但心系手机、电脑,对家事云淡风轻、置身事外,对妻子的焦虑无助和辛苦付出缺乏同感和理解,妻子们不得不沦为“丧偶式育儿”。究其原因,是妻子们往往存在婚前“云幻想”,年轻女性无法看清幻想中丈夫的缺点。婚后夫妻的相处模式变成了云恩爱,微信成为最佳的沟通平台,而朋友圈成为恩爱的秀场。但真实情况是:如果没有孩子,平时谁也不愿搭理谁,坐在一起就像地铁上挨着坐的陌生大哥。而丈夫们面对“云配偶”的称谓则既不服气又很气愤,驳斥她们“是一群又要逞能又要抱怨的矛盾群体”,甚至抨击“哪个云配偶的背后没有一个贪心不足、攀比爱财的老婆?”


“猪队友”虽然参与了家事和育儿,却因业务能力差、育儿效果低而饱受“中年老母”诟病。“猪队友”受到的指责甚至比“云配偶”还多,“诈尸式育儿”成为她们的最恨。“诈尸式育儿”具有以下特征:一在行动上持续性装死、间歇性诈尸;二在气势上,如领导指点江山;三在杀伤力上直击妻子炸点,极易引起家庭战争,比如“猪队友”认为“孩子好的地方都是随我,不好的地方都是妈妈没教好”,就令妈妈们十分恼火。


但《别再指责那个诈尸式爸爸了,他的苦衷,你真的懂吗?》里面谈到,多数爸爸对于自己的缺位,心里也是内疚的,但他们也有苦衷:一是不懂得如何做个好爸爸,二是沉默和退缩的性格使然,三是男性心理比女性晚熟,天生幼稚。《猪队友在家里的意义与作用到底是什么》一文中确定了猪队友的地位:一是能挣钱,二是也能看娃和辅导作业,哪怕效果差点。在母亲们陶醉于自己的育儿苦劳时,“猪队友”也不甘示弱,一针见血地指出娃娘就是“整天在家吼、辅导就发愁、报一堆课外班,把娃累成狗,让家里的钱都不够”之人。


3. 双重负担兼顾:好母亲与好员工的艰难平衡


对于身在职场的绝大部分“中年老母”来说,她们总有一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感觉,一下班就火急火燎地赶回家,尽量减少加班和出差,兼顾工作的同时公私领域的时间分配难以平衡,面临“好母亲”和“好员工”的冲突。“中年老母”把孩子看得比事业重要,却又无法舍弃事业,没有固定职业的全职妈妈也越来越多地加入到淘宝、微商、微店等灵活就业中去。一是客观上对于城市普通工薪阶层来讲,仅靠男性一人养家难以支撑;二是女性主观上害怕“什么也没做”“没有追求”“与社会脱节”等评判。


“中年老母”悲叹于自身的两难处境,更批判家庭性别分工的不合理性。社会及家庭皆天然地把女性当作家庭的主要负责人,必须日复一日地恪尽职守;社会对爸爸育儿态度宽容,爸爸随便抱抱就得到称赞,妈妈抱得少就是失职。职场中的“中年老母”大多赞同带娃比工作还累,上班是老母亲得以解放的一条生路,而长途出差则变成她们高配版的独处时间,在公干之余才能获得平时难得的听音乐、锻炼健身、观光旅游的机会。相比“轻装上阵”的爸爸们,“中年老母”的职业发展常因家庭牵绊而处于瓶颈阶段和边缘地位,即使是管理层的职场女性,也常常因生育而在重返职场时面临下属变领导的尴尬境遇。


4. 母性:软弱中寻求力量


“中年老母”通过细数育儿之艰辛和诉苦式的个人经验表达来关注母亲的弱势处境并为女性发声,数十篇10万加的爆款文章总是在诉说当妈的情绪崩溃、精神分裂、扎心又慌张的心理体验,她们为了孩子操碎心,却缺乏自我关照、不敢生病、生活失去体面;孩子不懂母亲的苦心,丈夫不理解她们的心理需要,社会不能提供足够的社会支持。她们处心积虑地为孩子打算将来,又在日常教育的“吼与不吼”中挣扎;还常常面临“家务累,娃不睡,丈夫责备”的窘境。


“中年老母”大多受过高等教育,但她们意识到自己仍旧无法摆脱孩子的紧紧捆绑、丈夫的隐形管制和社会的严苛期待,“中年老母”的苦是一种自我意识觉醒和神经质之苦。


千百年来做母亲的隐秘辛苦被认为是女性的“分内之事”或“私人体验”,牺牲隐忍型的母亲形象受人讴歌却常常被忽视。而当今作为孩子的教育经纪人和人生设计者的“中年老母”却不甘于失去存在感。“育儿明明是爸爸妈妈和娃三个人的电影(其实很多时候都只是妈妈和孩子两个人的电影),为什么我们中年老母不能拥有姓名?”“对孩子好是应该的,但是也别忽略了我们这些每天为了孩子鞠躬尽瘁的中年老母啊!”“女人当了妈,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的生活啊。”“中年老母”要发掘和展示身为母亲的力量与价值,为了孩子变成最强“斜杠群体”,在365个行当中疯狂跨界,甚至大胆提出中年妇女才是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姐妹(而非老公)才是自己最好的伴侣。每个“中年老母”都是真的猛士,在认清生活的残酷本质后仍然热爱生活,用自给自足的鸡汤填满人生。


三、理论分析视角:生命历程理论与毕生发展观



生命历程指的是一种社会界定的并按年龄分级的事件和角色模式,这种模式受文化和社会结构历史变迁的影响[5]。生命历程理论是兼具个体、社会、历史三个层面的理论体系,人的生命历程包含社会结构和个体能动性两个面向。


从宏观上讲,个人的生命历程被视为更宏大的社会力量和社会结构的产物,历史的变革不仅给个人生活方式赋予了意义,更为它的突出特征即个人的局限性和可能性提供了意义[6]。个体能动性主要体现在德国学者科利提出的“个人生平”层面,个人生平意指主体通过反思行动对自身生命进行的规划、决策、实践等历程[7]。社会的大事件往往会改变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命运,反过来也影响了个人对社会的态度和观感[8]。由于生命历程基于共同的制度性结构,因此同龄群体的生命历程会有一定程度的重合,如美国的婴儿潮一代、中国的“文革”一代、80年代新生代[9]


“中年老母”群体的主体是80后、90后群体,她们的生命历程深受社会变迁的影响。李春玲认为,高速经济增长、独生子女政策、教育扩张、互联网兴起、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交织于80后、90后群体的个体生命历程中。他们是独生子女一代、高文化素质的一代、流动迁徙的一代、互联网一代。他们在城乡结构作用下形成城二代、农二代、逆袭者、滞留者的身份分化,表现在收入与就业、消费与生活方式、社会参与程度的分化和差异[10]


包蕾萍认为,出生于大变革时代的80后、90后青年,结构流动和数位化赋予了他们青年期延长、成长轨迹多元、价值观念去标准化的特征。他们的价值观从以物质主义为主的价值观,向生存和幸福价值观并重、传统和理性价值观共存的深度现代化价值转变[11]


个体的生活选择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受制于社会、文化、历史因素的影响。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变动作为一种宏观社会结构,势必对作为育龄主体的80/90后群体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政策的效果如何又受到个体能动性的作用。


生命历程理论寻求个体与社会的结合点,发展心理学则追求人的毕生发展的普遍规律。毕生发展过程是个体选择最优的适应方式的过程,个体需对自我和外部环境做出适应性的调节。控制理论是诠释毕生发展的新观点[12],其基本假设是:人类总是力求通过行为去制造一个个事件以留下自己生存的印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就会对其赖以生存的环境进行基本的控制。这种控制不是短期的、暂时的,而是贯穿于一生当中[13]


80/90后群体的成年期面临较大的生存与发展压力,自21世纪以来中国正在经历社会转型,改革进入深水区,物价飞涨(尤其是房价)、教育成本飙升、阶层开始固化、社会矛盾加剧,尤其是中产群体出现较强的“地位恐慌”或“地位焦虑”[14],社会转型的不确定性导致人们对社会和自身生活缺乏掌控感,但又不得不尽量去获取适应与控制。


繁殖是物种延续的基础,任何物种繁殖都耗时耗力且承受风险。而人类繁殖的社会性却远超生物性。著名发展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将繁殖感界定为对养育和引导下一代的关注[15],其心理社会发展理论将毕生发展划为八个阶段,提出每个阶段个体都有其主要的心理发展任务和相应需要克服的心理危机,成年初期获得亲密感,成年中期获得繁殖感。


繁殖感要求个体既要在成功抚养和引导下一代的父母角色担当的过程中获得成就感和完善感,又要从生产、创造以及奉献社会的工作中获得自我价值的肯定和延续,从而成就个体的幸福感和生命意义感[16]。不论男女,繁殖感都包含“家庭人”和“社会人”的双重意涵。在毕生发展历程中,个体常常面临生理期限、社会期限和制度期限,超过某个期限则难以实现某种目标[17]


如一般认为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为25~30岁,35岁之后即为医学上的高龄产妇;男女青年结婚生子面临社会期限,尤其对女性的婚姻期限更加紧迫,中国社会的“剩女”即是女性社会期限的例证;个体就业需要面对一系列制度期限,否则面临失业和职场失败的风险。当前的80、90后女性在成家立业和结婚生子的年龄段上面临着生理、社会、制度三类期限的共同制约。


四、母亲身份困境下的多重博弈



1. 以爱之名:子女结构化童年背后的阶层博弈


中国正经历着第二次现代化,即指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过程及其深刻变化[18]。虽然80/90后群体自身的童年大多是自然成长型,但他们的子代却不得不依据社会转变而发生童年生活的转向,儿童的日常生活已被成年人组织的学习活动逐渐占满,儿童自身能支配的自由时间也越来越少,连玩耍也需要带有教育性和功能性,而不能“瞎玩”。


儿童的生活呈现出边界清晰、高度结构化的特征[19]。现代城市家长的竞争意识不断增强,“教育拼妈”愈发普遍,安排孩子参加各类校内外教育活动,尤其是校外教育比例显著增长。当下的中国陷入了孩子至上主义、智育至上的养育文化下的消费泥潭里[20],无论是来自富裕阶层还是工薪阶层的家庭,都被深度卷入其中。


童年已成为社会竞争和阶层代际流动的重要场域,当前的教育竞争不再是简单学业竞争,而成为依赖家庭经济资本的竞争。“中年老母”直呼“好成绩都是用钱堆出来的”,家庭支付表现于近年来义务教育阶段的“学区房”热和教育产业化,方长春指出,义务教育资本化的其中一个直接影响是加剧教育竞争的同时导致普遍的社会焦虑[21]。教育成本是育儿成本高企的主要原因,而家长在焦虑无奈中陷入了“囚徒困境”的博弈困局,除了培训机构获得最大利益,所有参加补习的学生家庭都是输家[22]。但不少父母宁可让孩子过着有缺憾的童年,也不愿其在未来竞争中被淘汰,他们着力于“谋求未来的生存发展和社会适应”[23]


2. 两性平等:家庭内性别权力的博弈


不同于西方的长期抗争型妇女解放运动,中国的妇女解放是伴随着革命斗争产生并随着社会现代化而发展起来的,更多由国家层面主导而缺乏女性主体的自主性,而私人领域的两性平等尚难得到国家权力深入和全面的干预与渗透。总体上来说我国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都在不断提高,2012年高等教育在校人数女性超过男性。


但我国妇女近十年来受教育水平不断上升而劳动参与却不升反降,她们遭遇了发展心理学家苏珊·平克所言的“性别悖论”,即虽然女性在学校的学习成绩整体优于男性,但步入职场后在薪酬和位高权重的职位方面,却不具有相应的优势[24],而其中重要的因素就是女性更加受到生育与家庭的牵制。


对于女性的生命历程,袁晓燕等研究发现,终其一生,男女在无偿家庭劳动时间上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性别差异。女性接受更多教育并不改变其在家庭中的传统分工模式[25]。许琪研究中国男女时间利用方式的差异,发现现代化所带来的男女时间利用的平等化效应,可能仅限于某些特定的生命阶段而非贯穿于整个生命历程。男性的时间利用方式不会因结婚和生育发生太大的波动,但结婚特别是生育对女性的时间利用方式造成了非常强烈的冲击[26]家庭内的家务劳动女性化和母亲的时间贫困是性别权力失衡在家庭内的体现,微观层面的两性平等以及尊重差异条件下的价值公平,是当今世界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三次浪潮的诉求所在。


家庭是两性合作最密切的社会单元,也是情感和情绪交融最深刻的场所。新生代母亲们因育儿的亲职投入不平等而产生婚育负面情绪,指责丈夫的婚前爱护承诺是谎言,因婚后成不了“大哥的女人”而自怜失落。女性的婚育负面情绪与社会对女性的善意性别偏见有关,善意性别偏见是指一类主观情感上爱护女性但是将她们限制在传统性别角色定位上的态度。


当前生育成本不断高涨,为人父母者都自诩为“孩奴”,但女性的“奴役”显然更深。当女性在网络上谈论女性权力时往往遭到否定,甚至被污名化为带有攻击性的“女拳主义”或贬低为“中华田园女权”。家庭内的性别平等抗争之路不是一蹴而就的,且男性性别观念的变化需夫妻间在家庭领域内积极与平等的互动[27]“中年老母”的性别博弈砝码就是生育选择权,欲与男性谈判,改变传统的家庭生态。王雨磊的父职研究表明,从国家、市场与专家系统等将抚育行为重新纳入一个法律化、科学化和专职化的抚育体制中,这使得父亲于法、于理、于情都应该承担抚育职责,父亲参与抚育工作将是今后家庭不可避免、越来越强化的趋势[28]


3. 产品化与作品化:争做好母亲的自我博弈


做母亲是女性生命历程的重大事件,但由于“中年老母”本身的生命历程(如独生女身份、接受高等教育、经济独立、晚婚晚育等)不同于以往的母亲,造就了她们“养儿防老”的功利性育儿观念淡化,但密集母职的精细化育儿倾向却在加深。社会、市场和网络提供的育儿内容花样百出,其宗旨是母亲应该“给孩子最好的”。她们对育儿成才有着偏执的执念和强大的自我施压,她们过度“见贤思齐”的向上社会比较,导致母职不断自我加码,但当育儿受到来自孩子、配偶、工作等方面的挫折时,即陷入“心有不甘又自我认命,心比天高又无可奈何”的纠结之中。


“中年老母”的母职体验的“自我分裂”,来源于她们对亲子关系的定位。


首先,亲子的身心共生状态导致孩子之于母亲的“产品化”。常言道,孩子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生命的孕育需要通过女性的身体才能完成,胎儿的成长依靠母体的供养,孩子降生后成为母亲难以割舍的私人产品。科学话语不断强调母亲是儿童的不可取代的重要和首要养育者,而西方心理学则极其强调早期母婴依恋,抚育的绑定关系逐步发展成母子/母女的心理共同体,而男性则有意无意地成为育儿的局外人,这正是西方女性主义心理学者所批判的。


其次,母亲们在“教子”上的“作品化”。新生代母亲的知识水平不断提升,她们质疑传统的自然粗放型育儿方式,并在育儿实践中透露出自身的思想意识的改变。近些年的母职研究出现“虎妈猫爸”和“严母慈祖”现象,母亲对孩子的成才和成功负有极大的责任的同时也获得强大的控制权。母亲们通过“教子成才”获得繁殖感,但相比对育儿成功的渴望,“中年老母”更害怕失败。她们认可“慈母多败儿”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传统育儿理念;认同传统的亲子轴大于夫妻轴的观念,与孩子形成差序格局下血缘至亲的“关系自我”。从个体来讲,孩子人生的成功是母亲“理想自我”再来一次的机会。然而母亲不可能真正设计和把控孩子的人生,而孩子的成长也必然是难以完全驾驭的,过度控制反而让母亲自己“失控”。


4. 生与不生:个人与国家的博弈


当前生育之于国家和社会的外部效益与对于个人及其家庭的内部效益存在冲突和不协调,生育增加无疑具有较高的外部效益,但因过高的生育成本和养育负担而导致较低的内部效益。刘金菊指出,二孩政策的长期效应需要依赖新进入婚育年龄的人群,并预测未来10多年进入婚育年龄的群体正是1995~2005年间我国生育率最低迷时期出生的人群,生育规模将持续大幅度缩小,构建和实施强有力的婚姻和生育促进的制度和政策体系已经刻不容缓[29]


家庭承担的儿童照顾负担是学术界公认的制约个体生育决策及总和生育率的关键诱因[30]。家庭责任过高且男性角色缺失使得女性的养育负担过重,由于多种原因,国家长期把“扶老育幼”责任划定在家庭责任之内,补缺型而非普惠型的儿童福利政策只使少量的困境儿童得到保护和政策实惠。陈友华认为,随着国家福利制度的发展,抚育和养老的责任在国家上面有所转移,但人类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建立在人口的基础之上,由每一个个体贡献出来的力量共同构成[31],因此呼吁年轻人为国家做出自己的生育贡献。


但理性的青年群体却难以仅凭一腔热血来做生育决策,且青年人存在着责任分散的心理效应,指望同辈群体中的有条件和意愿强烈的其他人来承担社会生育责任。夏志强研究发现,生育成本收益处于非均衡状态,家庭之间,选择生育的家庭比选择不生育的家庭承担更多的生育成本[32],而家庭内女性承受较大的生育代价。刘金菊最新测算指出,中国城镇女性、高等教育程度的女性、北京上海特大一线城市的女性生育1个孩子的收入损失分别为近30万、50万、60万元[33]


“中年老母”因生育变成“隐形贫困人口”并非矫情,她们不敢生二胎,而部分二胎母亲有“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的感觉,且由于时间精力不足也只能“二胎当猪养”。因此迫切需要国家出台和落实配套的家庭友好型和女性友好型的政策措施,如完善母婴保健、社会托育、学前教育、妇女权益保障、教育公平等多方面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5. 事实还是浮夸:网络身份建构背后的商业博弈


“中年老母”仅是一个网络建构的“语言身份”,分析此概念必须从概念的生产者和受众两方面出发。“中年老母”的生产主体是微信公众号,其作者大多是硕士以上学历,坐标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的中产知识女性。她们的身份有职业型的自媒体人、畅销书作者、绘本漫画作家、育儿专家、情感及育儿心理工作者,其中不乏新媒体的领头者,如格十三、凯叔讲故事、丁香妈妈。虽然大众趋之若鹜地使用“中年老母”概念,但事实上80、90后母亲群体内部在地域、阶层、学历、职业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分化,她们的困境面向和程度不可能完全相同。


此外,新媒体的内容不管如何直击人心,也难以掩盖其赢利的目的,新媒体遵循“流量为王”和“内容为王”的规则,受众即是市场,流量即是收益。而诸多公众号中大多存在商业营销,很多高流量文章都含有“软文广告”。由此看来,“中年老母”这个语言身份已被商业收编和解构,商业试图开发“老母”经济,在展现母亲艰难处境的同时又试图通过消费解决她们的困难,而非真正全方位地来解决母亲困境和促进女性的全面健康发展。


从受众方面来讲,即使明白“中年老母”身份的商业化建构,也不减对这一身份产生深深的认同,甚至对这些公众号大V产生欣赏和崇拜、成为他们的粉丝。这得益于自媒体创作的原创性、人格化特征和可读性,使其恰如其分地满足了受众的被理解、被认可、被赞扬的心理需要,并在群体认同中获得自我减压和彼此支持。


但“中年老母”是否反映了育龄女性的客观全貌呢?答案是否定的,她们所反映的只能是她们希望突出的那部分主观事实和感受。比如对于丈夫父职参与的批判和家务劳动的分工不满可能以偏概全,何绍辉的实证研究表明,儿童教育中的父职参与,尽管还是一种局部现象,尚未成为主流趋势,但父亲关爱、全职爸爸、奶爸等新的父亲形象与父职实践不断涌现,新旧父职话语与父职实践正在同一时空上演[34]。如老母们自己所言,“中年老母”更像是一种文艺病,并通过浮夸、自嘲和吐槽来呈现无奈的现实,重批判而轻建设,情绪宣泄大于问题解决。


五、结语


“中年老母”现象之所以在网络新媒体上引发热议和关注,在于它真切地击中了当前社会的育儿压力的“痛点”。母亲身份困境牵涉到女性与自我、与男性、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由于剧烈的社会变迁,新生代母亲的生命历程已不再传统,而子代的人生刚刚起航,人生轨迹却存在诸多变数,因此她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子女尽量多地保驾护航。


从生命历程和毕生发展的视角来看,成长不仅是孩子的事,做父母本身也需要不断地成长、调整和适应。“中年老母”概念的流行,更像是育龄女性对新生育政策的一种应激反应,不论这种应激反应多么地滑稽、浮夸、尖锐和偏颇,都既是社会变迁的结果,又会促使新的社会变化的发生。《“中年老母”核心竞争力是:忍》在2019年底再次成为10万加的爆款,母亲身份困境的解决恐怕还有较长的路要走。母亲们在抗争中赋权、在倦怠中妥协、在狂欢后休整,她们的博弈结果如何还需主客观多层次的调和、制衡与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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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魏杰(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桑志芹(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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