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转型做了特殊教育老师
2020-08-14 20:00

我在美国转型做了特殊教育老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三明治(ID:china30s),作者:顾凯妮,编辑:胖粒


“我不干了!这也太难了!” 一个孩子突然跳到了课桌上。


身高近一米七,他蹲坐在课桌上,用夸张的肢体语言和愤怒的语气抗议着。


专注小组讨论的学生们都把目光投向了他。我是这堂课的老师,眼前发生的这一切让我不知所措。在中国长大的我,从小被教育上课要坐姿端正不能有小动作,从没见过学生上桌子这样的操作。


平时挺讨人喜欢的孩子怎么一下子这么捣乱?已经十五六岁了,怎么还会有跳到课桌上这种胡搅蛮缠的动作?


他叫H,因为他,我第一次听说了叫作“注意力缺失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简称ADHD)”的神经行为障碍疾病。也是因为他,我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职业发展道路。



H是韩国裔,小眼睛笑起来眯成一条线,甚是可爱。他和好朋友T总来我的教室吃中饭,哥俩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给我的教室增添了一些欢声笑语。


这是我在美国高中教国际生英语ESL(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和中文的第一年。我对H有种莫名的“同胞”好感。虽然我不教H,我们的交集也局限于他和好友在我的教室吃中饭。


我精心挑选每天的职业装,想显得更加有老师范儿。我对于美国中学仅有的了解基本都来自课本,又作为学校里唯一一个外国老师,我细心观察同事的一举一动努力模仿。虽然我非常需要安静的中午时间来工作,但是为了能够受学生欢迎,我还是主动在中午开放了我的教室供学生吃饭。当H在学年末跟我说他十年级要选修中文课时,我觉得这一定是他也喜欢我的表现。


尤其是当H的learning specialist(辅助他学习的特教老师)告诉我,H右耳失聪其实并不需要修外语课时,我更是坚定了他一定是喜欢我的。


当时学校的外语选修课有西班牙语、手语和中文。大多数美国学生的首选都是西班牙语,因为西语和英语相近所以相对好学。手语排第二,因为语法不太复杂。中文是最不受欢迎的,不管是听说还是读写都是公认的难。H明明不需要选修外语课却还选择了最有挑战的中文课,我坚信他不仅对我有好感而且是一个勤奋刻苦的好学生。


这个我以为的好学生在中文课开始后很快给我出了不少难题。选修中文一的一共12个学生,H是最让我捉摸不透的。


有时候H上课时目光呆滞,似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有时候他又高度警惕,某个同学的笔掉了或是窗边飞过一只小鸟他都能注意到。


有时候他情绪激动,坐到桌子上、蹲在椅子上,或是不合时宜又超高分贝地发表自己的看法。有时候他又漫不经心地恭顺听从我的指令。他的情绪似乎可以在0.1秒之内完成从0到1000的加速。


有时候他是班上最早完成作业的,中午在我教室吃饭的时候还问我不认识的汉字。有时候他又是班上唯一一个找不到或者忘记带练习册和课本的学生。


H在行为和情绪上的大起大落让我很困惑。在上课的过程中,考虑到课程的进度和其他同学的情况,我需要及时纠正H的行为。我的成长过程中有过不少严师,我体验过对严师的恐惧和反感,不想成为这样的老师。


同时,我自认为和H私下里关系不错,也不想破坏我们的良好关系。况且我看的美国影视作品里的老师能跟学生打成一片,我就更不敢凶了。然而,我的温和态度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H依旧影响课堂秩序,成绩也是大起大落。


我询问了其他教H的同事,听到的评价大多都是马虎粗心、对学习不上心、坐不住、容易和同学闹矛盾等等。我对H的良好印象也有些动摇了,也许他并不是我原来想象的好学生。



学校一年一度的国家公园野营活动开始了。我跟着十年级出行去了约书亚树国家公园。整个年级的学生被分为几个小组,每个小组都由两位专业的户外教练带领,同时配一个老师随行辅助。


一位同事看到我的小组名单里有H,“好心”地提醒我:“去年的野营活动,H不止一次和同学大打出手,他可不好管呀!” 野营第一天宣布分组时,H给了我一个灿烂的笑脸,我也微笑回应,但是我的内心其实是很虚的,担心H会跟前一年一样难管。


分组宣布完后,学生们都开始安顿自己的帐篷和行李。H走近我,悄悄跟我说:“老师,去年我没有带ADHD的药,把同学打哭了,今年我可是带了药哦!” 他指指自己的书包。我舒了一口气,心里想,真希望你的药管用啊!


在约书亚树国家公园的五天里,我看到了一个和课堂里不一样的H。


我们每天都有几小时在沙漠地貌的公园里徒步,由于植被稀少,加州的太阳又异常热情,对每个人在身理和心理上都是不小的考验。难免有学生抱怨,要不是我是老师,有些时候我也很想放弃。我发现H倒是非常享受,似乎有无穷的精力。在我们都累得拖不动脚步时,他居然还能跟带队的户外教练聊天。


每天早餐后我们都会做一个简单的三明治和打包一些零食,作为之后徒步时的午餐。组里成员还会轮流背一些多余的面包饼干和坚果在午餐时分享。有好几次并没有轮到H,但是他却主动提出负责多余的食物。他的ADHD药物副作用之一是影响食欲,所以他每天中餐吃的不多。他有多余的食物从不吝啬和其他组员分享。


虽然说是沙漠地貌,但是公园里也有很多岩石山地,我们也需要攀爬一些奇形怪状的石头,还需要手脚并用。我和几个女同学基本都是落在最后。H的运动细胞显现无疑,他几乎每次都冲在前面。我发现他常常跟带头的教练一起帮助后面的同学,不管是拉一把还是帮忙背包都毫不犹豫。


攀岩和洞穴探险是约书亚树国家公园的经典户外项目。一次攀岩项目时,户外教练鼓励作为老师的我也体验一下。虽然是顶绳攀岩,我身上有保护绳索,下面还有控制绳索的保护者(belayer),但是我看了一眼陡峭的岩壁,再看一下自己瘦弱无力的四肢,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教练期待的眼神。


H鼓励我说攀岩没有看着那么难,还主动提出可以在下面控制绳索。最后我终于鼓足勇气尝试,结果攀爬到一半都不到,我就手脚完全没有力气进行不下去了。下来时我觉得在学生面前特别丢人,但是看到H和好几个学生都给我竖起了大拇指。


洞穴探险却容不得我中途选择放弃了,教练说我们不走回头路,必须一起协作一起坚持到底。洞穴的有些角落伸手不见五指,我们随身携带的头灯是唯一的光源。有些地方又空间密闭狭小,需要身体灵活,和冰冷的石头或是潮湿的苔藓亲密接触,还需要前面的队友拉一把和后面的队友推一下。这个活动我也没有经验,全靠教练和几个学生的帮助才完成。H就是给了我很多帮助的学生之一。


约书亚树国家公园里敏捷、勇敢、热心、善良的H让我不禁思考:为什么一个这么好的孩子在课堂里就成了一个“问题学生”?是不是H就不是块读书的料呢?“读书的料”就能判断学生的好坏吗?



我从小一路从重点中学到大学都相对顺利,但是有不少小学和初中时的同学因为没有一起升学所以渐渐淡出了我的生活。我常常听到老师和家长说:“某某就不是块读书的料”,“可惜了聪明不用在学习上”。


大学毕业后,我自己当了老师。在上海新东方教托福的两年里,我的很多学生都是优秀的高中生和大学生,学习托福准备到美国留学进修。不过,也有不少“差生”,因为父母逼迫,因为“出国镀金是唯一的出路”而硬着头皮来学托福。


著名教育家陈鹤琴老先生说过:“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为了成为一个更会教的老师,我辞去了上海新东方的工作,来到美国攻读教育学硕士学位。两年的硕士学习并没有很好地解答我的疑惑。本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信念,我在毕业后来到了加州一所私立中学教授国际生英语(ESL)和美国学生中文。这也就是我遇到H的学校。


在约书亚树国家公园的野营结束后,我终于意识到了:不是H学不好我的中文课,而是我这个老师不会教他这样的学生。


在H的特教老师跟我交流后,在H向我透露他露营没有忘记带药后,我才意识到我对ADHD一无所知。当时我已经在国内有了两年全职教学经验,在美国常青藤院校的教育学院获取了硕士学位,然而我却从来没有听说过ADHD,更不知道要怎么教ADHD的学生。


野营结束回到学校后我把了解ADHD作为了我工作的首要任务之一。除了在网上查阅相关资料以外,我也跟H的特教老师约谈了好几次向她取经。


ADHD是最常见的儿童脑神经行为障碍(neurobehavioral disorder),美国约有7% 到 8% 的儿童和青少年有ADHD。常见的表现有:上课坐不住、注意力不集中、很难完成自己不感兴趣的任务、学习生活没有计划没有条理、自控能力尤其是情绪控制能力薄弱等等。H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ADHD患者。


ADHD患者大多数都需要服用药物,同时也需要外在的秩序和支持,来帮助他们更好地掌控自己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美国,根据身心障礙者教育法案(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简称IDEA),学习障碍,ADHD,自闭症,智力发育迟缓,情绪障碍等都受到这个法案的保护。美国的公立学校系统必须无偿提供一整套的支持,包括小班课程、特教老师、心理咨询师等等。美国的私立学校在这方面不受这个法案的限制,所以每个学校对待有特殊需求的学生的态度都不太一样。


我当时的学校是一个非常有包容性的学校,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叫学习支持部(Learning Support Department),每个有特殊需求的学生都会配一个特教老师来额外辅导功课和一些学习技巧。


H的特教老师成了我的老师。在她的指导下,我对自己的中文课进行了调整。针对H的坐不住,我在每节课开头都安排了一个需要调动身体的热身活动。有时候我们练习用中文给指令:“跳三下” “拍拍肚子”。有时候我们玩丢手绢或者“大风吹”。有时候我们做伸展运动或者是冥想。得益于加州的好天气,我们几乎每节课都能在室外做这些热身活动。


学生们总在教室里呆着,突然能去室外“放风”都非常兴奋,也觉得很好玩。在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的课程中,我也尽量安排可以让学生走动或者伸展的活动作为“休息”。


我曾经习惯于按照课本一本正经地教语法,但是为了不让H无聊,我开始鼓励学生们一起编故事。于是就有了“我是你大爸爸” “顾老师骑滑板上班”这类的奇葩造句。


为了帮H在学习上更有计划性,每次宣布小考测验之后,我都会要求每个学生在自己的日程安排里写下来每天的复习备考计划。H中午在我教室吃饭时,我还会提醒他查看自己的日程安排,合理安排当天的作业。


我把H的座位调到了离我最近的位置。一旦发现他有点走神,我可以轻轻拍拍他的肩膀提醒他。一旦他没有跟上上课节奏,我都可以第一时间察觉到,并且马上重复一下较难的知识点。


我一直把约书亚树国家公园里的好孩子H记在心里,把午餐时和朋友打闹的可爱的H记在心里。当他上课不配合时,当他又一次忘记交作业时,我都提醒自己:他并不是故意偷懒、捣乱、或是没有毅力。这个好孩子有时候并没有办法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情绪。


我和H在午餐时的交流慢慢多了起来。他会跟我讲他最近在打的游戏,我会“念叨”他打游戏太多,他会“吐槽”我不懂高中生的喜好。他的好朋友T是火影忍者忠实粉丝,常常“逼迫”我们跟他一起看火影忍者,我和H会一起“嘲笑”他。H在绘画方面特别有天赋,我经常要求他跟我展示他的作品。每次听到我表扬他的画,他总是腼腆地笑笑,轻声说谢谢。


H在中文课上发脾气越来越少了,中午甚至放学后找我问问题,让我帮忙重温知识点越来越多了。更有意思的是,我发现我的中文一全班都进步了,我们的课上的笑声也增多了。


H在学年初还觉得自己中文课也许很难及格,学年末拿了个B,开心地合不拢嘴。我终于帮H学得更好了。因为期末试卷和前一年的类似,我对比了一下发现:学生普遍比前一年学生考得更好一些。原来,H帮我成为了一个更好的老师。



学年末,因为个人原因,我从加州搬到了波士顿。我和H一年多没有联系。他在12年级初联系我想让我写大学申请推荐信。因为考虑到自己只教了他一年,我担心自己的推荐信分量不足,怕影响他申请。他却坚持要我写,说我是最了解他的老师。


在学习摸索ADHD的过程中,我第一次听说了学习障碍(learning disability)这个词汇。简单说来就是一个学生的认知能力和他在学校的表现比如学习成绩,有很大的差距。常见的学习障碍有读写障碍、书写障碍、数学学习障碍等等。


大多数有这些障碍的学生智商都没有问题,有些甚至还智商很高,但是他们的成绩就是提高不上去,或者学习中有很多困难。美国有身心障碍者教育法案(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简称IDEA),学习障碍就受到这个法案的保护,学生有权利受到特殊教育和相应的需要的支持。


学习不好原来还能有这么多原因啊!那我小时候那些“不把聪明用在学习上”的同学是不是也有学习障碍呢?这些同学都上了中职院校或者很早就参加了工作。如果他们生长在美国,是不是也有可能上大学呢?这些新的名词和新的理念让我兴奋不已,有时候跟家人联系时提起。我的家人基本都觉得是无稽之谈。


当时,国内连自闭症都是一个几乎没有人听说过的名词。“哎呀,美国人就是矫情!” “哎呀,那肯定有笨孩子和聪明孩子的区别呀!” “老美就是过度敏感!你看美国的抑郁症也比我们国内多多了。”


中国孩子真的没有学习障碍吗?中国孩子就没有ADHD?我不信,但是我确实没有听说过。


很快,我学校里的一个中国留学生Z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Z的历史老师和科学老师都好几次找我帮忙翻译,因为他们觉得Z总听不懂他们的作业和要求。明明作业是背单词,他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论文。明明说了好几次周二要考试,周二当天他一脸迷茫说第一次听说要考试。


学科老师找我的次数多了,他们也觉得不好意思总麻烦我,更觉得不解。怎么开学快半年了还是没有好转?这些作业相关的英语单词也就那么一些,好几个月了怎么还不懂这些单词?而且,Z的朋友越来越少,连中国留学生也渐渐疏远他,说他不合群。他的寄宿家庭反馈Z每天到家后都关在房间里打游戏到深夜。


Z的各科老师开会进行了讨论,他们一致认为Z需要一个全方位的教育心理评估。老师们怀疑不止是他的英语不太好的问题。根据美国法律,给未成年的学生做这样的测评是需要家长签名同意的。作为学校里唯一一个会说中文的老师,这个联系家长的重任就落到了我的肩上。


我想到了我家人的反应。我要怎么跟Z的父母来解释我们希望Z能接受一个全方位的教育心理评估呢?他们会不会觉得美国的老师们“太矫情”?而且由于我们是私立学校,不像公立学校系统需要遵循身心障礙者教育法案,Z的测评将是自费的,几千美金也不是一笔小数目。


我请教有特殊教育背景的同事,也参考了网上的资料,特地排练了我的话术:“不是我们觉得孩子笨,孩子也非常努力,这个测评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适合他的学习方式是怎么样的...”


视频电话接通了,看到有个会说中文的老师可以沟通,Z的妈妈特别开心。简单问候后,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加我微信。我刚刚讲了一些老师的反馈和担心,Z的妈妈就说这些老师的反馈跟在中国时几乎一模一样。


我还没有提教育心理测评,Z的妈妈就开始细数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家长会时老师的评语,也告诉了我因为她和孩子爸爸工作非常忙所以Z从小都在寄宿学校。他们作为父母非常无奈,但是也不知道要拿他怎么办。所以,当我提出学校老师都建议做个全面的教育心理测评时,Z的妈妈连一个问题都没有就答应了。


我本以为接下来就会很顺利了,我也以为Z的案例一定能解答我对于中国学生有没有学习障碍的问题。没想到困难还在后头。因为Z的英语语言能力有限,而测评工具大多数是英文的,我们需要找一个双语并且在这方面有经验的心理学家来做这个测评。我们动用了几乎所有的人脉网络,花了两个月才找到一个距离学校三小时车程的双语心理学家,来学校给Z做这个测评。


测评的结果更让我吃了一惊。根据心理学家的诊断,Z的各项指标都在正常范围内,并没有学习障碍、ADHD、自闭症等。心理学家觉得Z在学校的表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从小与父母的分离,没有很好地建立一套有效的应对机制。比如作业有问题就用打游戏来逃避,比如不知道如何更好地跟同学相处却没有信任的成人引导。


如果说H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作为老师的角色,Z就让我反思了自己一路走来的幸运。


我的父母也在我小时候工作繁忙,因此我是外婆外公带大的。外婆总说我还是一个“血人” (从娘胎里出来还带着血的婴儿)的时候就跟她睡。一直到快初二了我才真正回到自己的小家和父母一起生活。我很幸运,没有被送去寄宿学校。我很幸运,我有外婆外公的细心呵护。


小学时我总赖床,外婆一边叫醒我一边给我穿衣服穿袜子,外公打包鸡蛋牛奶粢饭团,好让我在去学校的三轮车包车上吃。上初中后我开始自己骑自行车去学校,依旧是外婆在我睡眼朦胧的时候就给我穿好了衣服,外公早早从车库推出了自行车,已经把打包好的早饭和书包放到了车兜里。


生活上我有外婆外公照顾得无微不至,学习上我有我小姨和小姨夫。为了通勤方便,也因为需要外婆外公帮助照顾年幼的表妹,小姨和小姨夫有一段时间和我一起住在外公外婆家。小姨逼着我做奥数题,不允许我看电视,对我的学习从不放松。


小姨夫可以说是我的英语启蒙老师之一。他的另外一个重要角色是给我送作业。我总是到了学校才发现作业又忘记带了,这个时候我就会立马去老师的办公室给小姨夫打电话,他总能骑着摩托车第一时间把作业本给我送来,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


初二才回到自己的小家,我正值青春期,也不知道该如何和父母相处,我的父母也小心谨慎地和青春期的我相处着。但是他们还是每天开车接送我上下学,请老师给我补习,细心地打点好和各位班主任的关系让老师在学校多关照我。


我虽天资并不聪明,小时候和父母分离,但是得益于所有家人的照顾和关爱,顺利读了重点高中上了重点大学,后来还得到家人的支持出国读研。一路以来是何其幸运。


几年前,一位挚友的孩子得了重病,看遍了北上广专家门诊也没有结论,全家人陷入痛苦。读研时,在我实习的非盈利组织里,有很多从世界各地来的难民渴望学习的机会,但是屈于生活所迫不得不打好几份工。


现在,像Z这样的英语学习者,有多少老师有足够的敏感度去质疑是不是语言问题?有多少家庭可以承担昂贵的测评费用和私立学校?我作为一个幸运儿,除了庆幸命运的安排,我还可以做什么?


距离我认识H和Z,好几年过去了。H已经成了大学生。三个多月前,他在Instagram上加了我好友,我们闲聊叙旧。我问他在职业发展方面有什么打算。他说:“我想成为一个艺术治疗师(art therapist)去帮助别人,做有意义的工作。” 他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温暖的好孩子。


H问我还教不教中文。我说:“我现在是一个特殊教育老师啦!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三明治(ID:china30s),作者:顾凯妮(“多样学堂”创始人),编辑:胖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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