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神经现实（ID：neureality），作者：Christina Couch，译者：OrangeSoda，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201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克里斯托弗·麦地那·基希纳（Christopher Medina Kirchner）都在全国各地奔走，追赶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神经科学家。
一切开始于芝加哥。麦地那·基希纳当时是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的一名学生，他给一位名叫卡尔·哈特（Carl Hart）的神经科学家写了一封邮件来介绍自己。哈特在回复中要求麦地那·基希纳提供一份自己的简历，而当麦地那·基希纳发送了自己的简历后，却迟迟没有收到后续回复。
麦地那·基希纳借走了女朋友的车，直奔芝加哥——哈特正在那里做报告，麦地那·基希纳打算亲自把简历文件交给哈特。经历了忐忑的等待，他们却并没有太多时间交谈。
于是，六个月后，麦地那·基希纳再次出现了——这次是在华盛顿特区——没错，哈特在那里做报告。同样的故事再次上演——他们又没有足够的时间深入交谈。
故事的最后，他们终于成功在圣路易斯联系上了——在哈特做完一个关于药物成瘾的报告后。一边是不堪回首的过往——因贩卖摇头丸（Ecstasy）而入狱，一边是动荡不安的未来——研究把他送进监狱的毒品；夹在这中间的麦地那·基希纳深信哈特是唯一能帮助一个前重罪犯跨入科学研究领域的人，因为哈特的工作表明与毒品相关的政策通常比毒品本身更加危险。
经历了长达数月的失败开端之后，他们的对话终于正确重启。“他的意思差不多就是‘我走到哪你就跟到哪，你到底想干嘛？’那一刻我决定对他开诚布公。” 麦地那·基希纳说到。
开诚布公意味着告诉哈特，自己在密尔沃基附近长大，15岁时加入了一个团伙并开始小规模地兜售毒品。麦地那·基希纳曾因打架斗殴和损坏财物接受过一年的青少年矫正，刚满18岁时，还因两项重罪被控告（都与贩卖极少量的摇头丸有关）。
麦地那·基希纳说，第一项重罪是向一位便衣警察兜售了3片摇头丸，第二项则是在另一宗卖出了15片摇头丸的交易中在场。他还记得法官引证了摇头丸的危险，并宣布了关于初次交易罪的严厉惩罚：两年监禁，四年长期监督，还有将伴随他一生的犯罪记录。
麦地那·基希纳在普雷里杜谦惩教所（Prairie du Chien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度过了18个月，期间卷入了一场斗殴，随后被转移到一个戒备非常森严的监狱。他出狱后找不到工作，又因为贩卖大麻而再次入狱。接下来的18个月，他在3个不同的监狱之间辗转多次。当他上了一些课程后，他决定成为一名毒品顾问。
“我想赎罪。”他说，“我要研究这些毒品，然后警告人们它们有多么可怕。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回报社会。”如今，麦地那·基希纳成为了一名研究摇头丸的博士生，但他的研究方向发生了意料之外的转变。
麦地那·基希纳正在哈特位于哥伦比亚的神经精神药理学实验室工作，他也是全世界范围内少数可以将纯的二亚甲基双氧苯丙胺（MDMA）用于人类被试的的研究者之一（市面上销售的摇头丸或莫里都不是纯的MDMA。译者注：莫里（Molly），与摇头丸的基本化学成分相同，Molly的名称来源于英文单词“分子”（molecular）的简写。鉴于摇头丸的纯度普遍不高，它是在2000年左右出现的新品种的MDMA药物。）
当前，管控MDMA的法律建立于存在争议的研究上，而直接反驳它的研究越来越多，麦地那·基希纳的研究正是其中之一。麦地那·基希纳大概是此领域唯一一个深受这些法律之害而被送入监狱的科学家，他也在给其他有前科的人提供进入科学研究领域的方法。
对于麦地那·基希纳来说，前路步履维艰。在个人方面，他正与自己的污名做斗争——即使他已经刑满释放十多年了，犯罪记录的烙印仍然在他申请住所和工作时作祟；同时他还需要适应常春藤盟校和他的出生地之间巨大的文化鸿沟。
在科学方面，他正奋力争取在研究中更好地对MDMA的风险和益处进行评估和分析。阻力当然存在——有渴望成功的压力，还有不确定性，（即便是他成功了）他的不良记录可能会妨碍他在博士毕业后继续从事毒品方面的研究。“我知道我正在做对的事情，我所做的事情终将带给人们自由。将这一点铭记于心，我就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他说到。
在他位于黑人住宅区的公寓里，麦地那·基希纳看着自己青年时代在密尔沃基的入监照。图源：Avery White
灵魂的盘尼西林
从外貌上来看，麦地那·基希纳身高大约1米85，常常穿着整洁的一身黑再加上黑框眼镜，唯一亮眼的是一对钻石耳钉。还有他在混团伙时期遗留下来的纹身，三个小钻石，从右耳后延伸到脖子。
在哥伦比亚大学面向本科生开设的的毒品与行为课程上，他在关于安非他命（amphetamines）的神经生物学讲座中说话很慢并且吐字清晰，这是他常年观察警察、记者，甚至是对毒品有误解的科学家之后留下的说话习惯。
在沉着冷静的表面之下，他对现实感到愤怒：他不知道为什么人们的自由还需要被解放，尤其是在医学界许多人从一开始就反对将MDMA非法化的前提下。和其他的毒品一样，MDMA的法律史更多地是被恐惧和政治（而不是科学）所驱动的。
1912年，MDMA作为一种凝血剂被开发出来，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它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派对毒品，以及一种辅助传统心理治疗的工具。尽管MDMA没有被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所批准，一些治疗师还是将它作为辅助药物纳入治疗方案中，用以治疗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抑郁症、恐惧症以及人际关系问题的病人。他们认为MDMA可以引发共情，并将它称为“灵魂的盘尼西林”。
80年代中期，第一夫人南希·里根（Nancy Reagan）发起的“Just Say No”反毒品运动改变了这一切。一份未发表的研究报告称，给大鼠注射MDA（一种与MDMA相类似的苯丙胺）会引起认知损害，再加上MDMA的年轻使用者激增，这些导火索促使禁毒署（The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在1985年呼吁紧急禁用MDMA。
有一篇研究表明使用了远超人类常用剂量的MDMA的动物表现出认知和神经系统的损伤，仅仅凭借这一个证据的支撑，禁毒署就将MDMA列为Schedule I（由美国药物控制条例规定，使用这一类目的药物，例如海洛因，将面临最为严苛的惩罚。这些药物被认为没有医疗用途，并且有很高可能性会被滥用），然后举办了一系列公众听证会来决定这样的分级是否将是永久性的。
令禁毒署震惊的是，这一举动受到了心理卫生工作者们的反对。在1985年的听证会上，精神病医生、药理学家还有生物化学家提交了MDMA具有疗效的证据和证词，但禁毒署否决了这些异议。行政法法官提出，建议将MDMA划分到宽松许多的Schedule III类，禁毒署对此同样不予理会。
从此，除了80年代晚期MDMA分级受到质疑的那一小段时间，它一直属于Schedule I的范畴。2002年，当麦地那·基希纳站上法庭时，MDMA已占据了新闻的头版头条。大量的研究详述了MDMA的神经毒性，并且将它与抑郁、记忆障碍、睡眠问题、妄想症、精神病发作和运动功能退化联系起来。在这些研究的支持下，联邦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项宣传俱乐部毒品危险的活动。奥普拉·温弗瑞向家长们展示的扫描图吓坏了他们——据称MDMA在某个女孩的脑子里钻了个洞。
就在麦地那·基希纳接受庭审的前几周，《科学》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成为了媒体的热门话题，这份研究表明在几小时内多次使用MDMA会增加患帕金森症以及其他一些潜在疾病的风险，还指出研究用到的10个实验动物中，有2个已经死亡。艾伦·莱什纳（Alan Leshner），前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the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所长，将使用摇头丸比作是“和你的大脑机能玩俄式轮盘（译者注：俄式轮盘（Russian roulette）是一种赌博游戏。在左轮手枪的六个弹槽中放入一颗或多颗子弹，任意旋转转盘后关上转轮。参与者将轮流用手枪对着自己的头，扣动板机，坚持到最后的就是胜者。其他赌博者为参与者的性命下赌注）”。
在麦地那·基希纳服役期间，一部分报告了毒品的严重影响的研究受到了攻击，与此同时关于毒品的法律却变得更加严厉。奥普拉宣扬的所谓的“脑子里的洞”的扫描图，反映的其实是大脑血流量的变化而不是空洞。
在麦地那·基希纳被判决后不到一年，那篇《科学》论文和另一篇研究双双被撤回——因为实验中的失误，研究者给动物使用的并不是MDMA，而是甲基苯丙胺 （methamphetamine）。有几名科学家提出，这次的论文撤回事件仅仅是冰山一角——夸大MDMA潜在的神经毒性反应的研究不可胜数。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很多其他的早期研究都因使用了远超过人们常用量的大剂量药物而遭诟病，更不用说那些研究街头摇头丸使用的研究甚至都搞不清楚每片的剂量；这些研究都没有设置足够的对照组，并且采用的是注射的方式而不是人们常用的口服方式。
与此同时，一些研究开始更细致地研究毒品对大脑的影响。许多研究证据表明MDMA可能会损害产生5羟色胺（serotonin，一种和情绪、体温调节相关的化学物质）的细胞，MDMA的重度使用者尤其危险；而另一些研究则报告说MDMA的使用者和其他人在认知功能上的区别很小。
“神经毒性模型开始失信了。” 查尔斯·格罗布（Charles Grob）说到，格罗布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的精神病学和生物行为科学教授。格罗布开展过关于MDMA的研究并且写过关于MDMA政治史的文章。
他补充说，MDMA的确存在风险，例如它会增加高血压反应的概率以及恶性高热（malignant hyperthermia，一种遗传疾病）的发作。但他同样也谈到“强调MDMA的神经毒性是误入歧途，这样不利于我们探究MDMA真正会给使用者带来的风险。”
出狱之前，麦地那·基希纳对围绕着MDMA的争论一无所知。他怎么也想不到相关研究的开展和解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到他自己开始研究MDMA。
方法与疯狂
刑满释放后，麦地那·基希纳进入了一所技术学院；2009年他转入威斯康星大学，那时他脚踝上还戴着监视器。他虽然取得了听课的资格，但却由于有前科而不能在校园住宿。他被麦克奈尔学者计划（McNair Scholars Program）录取，这个项目旨在帮助弱势群体的学生攻读博士研究项目。
麦克奈尔学者项目给麦地那·基希纳提供的帮助改变了他的一生：一是津贴，这给当时找不到工作的他带来了经济自由；二是一位导师。
克里斯塔·丽斯达尔（Krista Lisdahl）是一位研究青少年吸毒的认知危害的神经心理学家，在她的指导下，麦地那·基希纳开始深入研究摇头丸与抑郁症之间的关系。
丽斯达尔实验室收集了有摇头丸使用史的人群数据，麦地那·基希纳发现这些使用者相较于控制组表现出更明显的抑郁症状；其中在S100B基因（该基因与精神状态相关）存在特定变异的使用者相较于其他使用者来说，表现出更严重的抑郁症状。对麦地那·基希纳来说，这些结果表明摇头丸会给使用者带来严重的抑郁情绪，这也是人们的普遍观点。
2012年，卡尔·哈特的一篇综述改变了麦地那·基希纳的结论。哈特分析了29篇关于甲安非他命（meth）的长期认知影响的研究。从脑成像研究和认知测试（例如测试记忆力、注意力、脑运动功能）的结果来看，哈特发现控制组（通常是非毒品使用者）在几个项目上比甲安非他命的长期使用者的表现要好。
这些表现差异虽然是真实的，但仍在这类测试或扫描的正常差异范围内——这也表明即使在多年使用甲安非他命后，人们的脑功能仍然是正常的。“尽管观察到如此结果，大家还是倾向于将一切认知或脑部差异当作是临床上的显著异常。”哈特写到。
麦地那·基希纳检查了自己的研究，发现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那些具有特定基因变异的摇头丸使用者与控制组的抑郁症状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麦地那·基希纳常常见到哈特的名字，并且发现这位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者原来与自己有着类似经历——在青少年时期也贩卖过大麻。
哈特在迈阿密一带长大，在当地出现了强效可卡因（crack）后，哈特为了警告人们关于毒品的危险转而开始进行毒品研究。经过多次的实验，他发现毒品的风险确实存在，但更多时候是被夸大了。而与毒品相关的判决很有可能会给人们留下永久的烙印。
当他们在圣路易斯联系上时，麦地那·基希纳“为他的前科感到羞耻”，哈特说，“我知道他的导师，所以我知道他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我的第一印象是，‘他已经拼尽全力做到最好了却仍然感到羞耻，这太可惜了’。我尽一切可能地想让他明白，他的人生并没有因一次错误就终结。”
麦地那·基希纳虽然未能成功申请到哥伦比亚大学，但他被推荐进入了为期两年的衔接课程，为攻读博士项目做准备。接下来的一个冬天，他蜷缩在肮脏的布朗克斯公寓里的一个坏掉的小取暖器旁边，这是他唯一可以找到的住所，这里不需要检查他的背景资料。他不敢相信自己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
麦地那·基希纳保留着一张用相框裱起来的狱中照片，它提醒着麦地那·基希纳自己已经走了这么远。图源：Avery White
前途未卜
现在，麦地那·基希纳几乎整天泡在哈特的实验室里。虽然他身上还有些许过去生活带来的印记，比如在他桌上有一个小小的“单独监禁=酷刑”（Solitary Confinement = Torture）的标志，但哥伦比亚大学算得上是一个新世界。这里很少有人明白那种看着朋友回家后被锁起来的无助感。他们中很多人一生努力的目标是进入常春藤大学，他们并不知道麦地那·基希纳需要付出多么艰辛的努力才能跟得上人们的步伐。
在哈特的引导下，麦地那·基希纳下定决心不再重复过去的错误。在过去的15年里，很多关于MDMA的研究都质疑了在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期的那些关于神经毒性的早期研究报告。虽然早期研究一致表明，MDMA存在着破坏5羟色胺细胞的潜在危险，但后续的研究开始质疑长期使用MDMA与记忆、大脑功能障碍的联系。一项研究发现MDMA会减轻一些低多巴胺水平患者的帕金森症状。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MDMA可能在心理治疗中起到积极作用。
一个名为MAPS的非盈利研究和宣传小组目前正在测试用MDMA治疗PTSD。他们的工作已经进行到三期临床实验，也就是一种药物或治疗方案在得到FDA许可前的最后一个测试阶段。即使这个领域变得越来越好，对目前的一些研究的方法上的顾虑依然存在。一篇综述总结了19篇关于MDMA的研究，其中一些是近期发表的（2009年和2011年），发现不同的研究对于重度使用者和轻度使用者的定义差别很大，“一项研究中的重度使用者在另一项研究中只算是轻度使用者”，这使得“在实际上不能建立关系的情况下，研究者们也能轻松地报告出显著性的结果，这是不可接受的”。
同一个作者在2018年写了另一篇综述，指出一直以来的MDMA研究存在一个局限性：实验被试往往使用的是街头摇头丸，而这些药丸里MDMA的含量极少，或者干脆就没有。综述还指出，尽管大量研究都表明MDMA引发了大脑损伤，但统计误差、偏向性和方法上的问题在这个领域内比比皆是。
“目前得到的数据只能表明使用MDMA和神经认知障碍之间的相关性，而不能说明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在本篇报道中接受采访的几位MDMA研究者说，总体来说，科学家们如今都对研究设计和方法小心谨慎得多了，但要完全地理解毒品所带来的影响需要在人类身上做测试。麦地那·基希纳和哈特所关注的正是人类生态学（关于人类使用者通常会使用的剂量和情形），只有一小部分科学家在研究这些。
虽然哈特有时候会和一些用动物被试研究毒品影响的研究者合作，但他自己的团队只研究人类被试，而这需要克服监管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巨大障碍，包括获得DEA许可证（DEA license。译者注：DEA许可证是由美国禁毒署授予医疗服务人员（例如内科医师及其助理、护理从业者、验光师、牙医或兽医）的身份标识，允许他们开处方或使用管制药物。）以及聘请内科医生和心理学家，以保证研究在符合伦理规范的条件下进行，并且被试不会受到不必要的伤害。
在生态相关性的保护下，麦地那·基希纳现阶段正试图填补学界的两大空白：一是安非他命如何与其他毒品产生交互作用（因为实际情况中使用者通常不会只用一种毒品），二是多次使用MDMA的影响。这项工作耗时耗力。麦地那·基希纳的实验被试需要符合严苛的条件：没有精神疾病、没有药物滥用问题、没有一些特殊的身体状况，并且要通过面对面的精神科访谈和体检。如果可以证明MDMA的治疗用途，那么它就有希望被移出Schedule I，甚至可能被合法化。
但这无法帮助那些当下正挣扎着摆脱过去毒品罪行的人们。麦地那·基希纳想要一次赦免——这是威斯康辛州州长催生的希望。托尼·埃弗斯（Tony Evers）最近在活动中呼吁大家宽恕那些曾在17岁时因售卖摇头丸而被判决的人。麦地那·基希纳还想要帮助那些有前科的人们能够进入科学领域——正如哈特给他的机会。
2017年，麦地那·基希纳参与推出了刑满释放人员研究与科学培训（Formerly Incarcerated Research and Science Training，FIRST）课程，这项倡议旨在帮助近期释放的前重罪犯参加科学类研究生课程和开展研究。历时大约6周的课程包括了一些入门基础知识，像是如何完成文献综述和申请研究生院；课程还给参与者提供导师指导、职业培训和津贴。
FIRST的参与者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其中的一些人在监狱里度过了数十载，他们一面努力融入主流一面尝试去攀登学术界，他们面临着就业困难，适应着例如手机和平板电脑这样的基础科技产品。尽管如此，FIRST课程仍然卓有成效。在参加FIRST课程的5个人中，1人参加了麦地那·基希纳曾经参加过的衔接课程，其他人则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或是获得了这里的助教职位。
当FIRST课程结束后，科学界对有前科的人的包容度有多高？麦地那·基希纳在读博期间一直思考这个问题。目前，他正努力提升能力，以成为一名独立的研究人员。他希望，如果他足够努力，科学也会善待其他（有前科）的人。“我会勇往直前。”他又重复了一次，“我会勇往直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神经现实（ID：neureality），作者：Christina Couch，译者：OrangeSo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