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柳依依、林风、扈江离，编辑：赵小南，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至2020年深圳建市已经40年，和历史超过2000年的广州相比，深圳依然十分年轻。可40年时间里，深圳诞生了中国市值最高的互联网公司，是全国人均GDP最高的城市。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随处可见，提醒着创业者这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口号遍布大街小巷，给了来深工作的人安身立命的机会。北京和上海或许有动人的故事，深圳则是干一番事业的地方。这座城市的建设者，可能在华强北掘金，可能加入了腾讯等大厂，也有可能创建了自己的公司。
如果以人的年龄来记，四十被赋予不惑的含义。但遗憾与困惑，始终与这座城市的成就如影随形。创业机构遗憾错过腾讯，公司苦恼于巨头的垄断，工薪族则为日益高升的房价烦恼。
华强北的造富神话
在老一辈人的记忆里，华强北是深圳的最大标签。华强北给了年轻人公平竞争的机会，让他们有机会过上富足稳定的生活，更是诞生了不少造富神话。
陈海（化名）就是其中之一。1993年，18岁的他刚在汕头老家读完初中，托家中亲戚介绍到深圳罗湖水库新村一家五金店上班。这份包吃包住、月薪300元的工作，对陈海来说待遇已经十分优厚。毕竟这时，陈海做教师的姐姐每月工资也不过93元；而陈海的叔叔在汕头担任人民教师25年，月薪也还不足300元。
个人财富实现大额增值，还是在加入华强北后。
1996年，在亲戚的联系下，陈海来到华强北一家门店担任送货员，这是中山品牌“小霸王”的深圳总代理直销门店。
那时的陈海，并没预料到自己在华强北一呆就是30年，也根本想象不到在未来的许多年里，华强北会成为“中国电子第一街”，是全国甚至亚洲规模最大、品类最齐全的电子产品集散地。2007年，华强北——中国电子市场价格指数诞生，在赛格商场上的电子显示屏上实时滚动，是世界电子行业的“风向标”。
事实上，当时的华强北遍地黄金，确确实实地也应了那句“你只管努力，其他的交给天意”的传言。来深圳打拼许多年轻人一穷二白，但敢闯敢拼，并被时代的车轮推着前进。
在“小霸王”学习机直销门店工作期间，陈海认识了他的妻子王梦（化名），两个人被学习机背后巨额利润吸引，考虑自立门户。
“小霸王二代学习机刚被推出时，进货价高达340多元，零售价则为380元，利润也就几十元。同时，深圳本土学习机品牌也开始涌进市场，如科王、科达等，进货价才160多元，利润可以高达100多元。”陈海称。
1997年7月，陈海跟父亲借了钱，再加上自己的存款，花了33000元在华强北万商电器城租了一条2米长的柜台，王梦负责守在柜台销售，他则负责进货工作。“小霸王学习机的质量是远高于其他品牌的，但我们经常跟客户推荐深圳本土品牌，因为成本低，利润也高。”陈海称。
除了学习机，陈海也会采购时下流行的VCD机、光盘、手表、电视遥控器等电子产品来售卖。自主创业后的陈海，收入足足翻了二十倍，每天流水至少1000元，每月利润能达到1万多元。
仅仅2年时间，到1999年，学习机就淡出人们的视野，二手手机快速占领了华强北商场的展示柜。陈海开始到华强北采购二手手机，主要是挑选诺基亚、摩托罗拉、爱立信等热门进口品牌。
陈海迅速切入二手手机市场。至此，陈海在华强北做生意也算轻车熟路了，那就是紧跟时代潮流，什么东西火热就卖什么。巅峰时期的华强北诞生了不少造富神话。在这里打拼的人，即使无法成为百亿富翁，但过上温饱体面的生活也毫无压力。
2005年，已经来深圳12年的陈海，在福田区购买了一套70多平方米的房子，房价为每平方米9000多元，原定10年的供房时间，陈海只花费了5年就供完。到2020年，这套房子市场价已经达到700多万元。
虽然在深圳买了房子，但陈海却始终没有放下那颗战战兢兢的心。“当时买完这套房子，剩余的钱足够再买一套，但深圳市场变化太快，一旦跟不上行情就很难做（生意）了，怕随时没有收入，不敢供两套房子，但现在想买也买不起了。”
如他所言，华强北最大的特点是变化快，从学习机到二手手机，到后面的山寨机、手机壳、充电宝、矿机，到最近的无线耳机，这些产品在不同时间占据了华强北的主要展柜。以2017年为例，指尖陀螺成了华强北当年最大的爆款。陈海卖起了利润只有三四块钱的陀螺，并在半年时间赚了40万元。
但生意不再像以前那么好做，电商平台在抢夺华强北的客户。客户可以在网上完成订货，华强北的优势不复以往。但这里依然是全球电子产品集散地，当比特币币价一路走高时，用来挖虚拟币的矿机成了华强北最为畅销的产品，华强北也成了全球的矿机集散地。
这是因为，华强北背后有着强大的供应链支持，没有谁能比华强北更快作出反应。“华强北能找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如果找不到，柜台老板可以给你做一个出来，这在中国任何地方都是不可能的。”一位柜台老板称。
华强北是世界的华强北。做电子产品的外籍商人来中国的第一站是深圳，来深圳的第一站是华强北。华强北电子商场时时可见穿梭于柜台间的外籍商人，不少柜台老板初中毕业，却可以讲一口英语，流畅地介绍货品后砍价还价，完成一笔订单——对于柜台来说，两笔外单能完成一年的KPI。
高峰期，华强北日客流量70万人次，拥有4万家商户，14家经营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的电子卖场。
2020年，深圳迎来设立经济特区的第40载，华强北也迎来它的不惑之年。这么多年来，与不断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代代电子产品一样，华强北的淘金者也被一波波地淘汰。
不仅是商家们的黯然离开，近年来唱衰华强北的声音更不绝于耳。但事实上，华强北从未停下脚步，一直在默默寻求转变。早年的华强北遍地黄金，今天做生意变得困难。有人在这个地方失意，但更多的人在这个地方掘到金。
华强北的辉煌造就了这些商家们，但也正是陈海这样的商家们，他们身上敢为人先且艰苦奋斗的精神，才铸就了今天的华强北。庆幸的是，我们可以从陈海身上看到，华强北的商家们还没有向生活妥协。
和大厂一起成长
如果说上一代人给深圳贴的标签是华强北，对于新生代来说，深圳最大的标签是腾讯。2000年以前，深圳有华强北和外贸，2000年以后，深圳有了腾讯等世界500强公司。
几乎是每一次，腾讯发布财报时，员工薪资的新闻都会刷屏。腾讯前1000号员工更是外界羡慕的对象，他们是这家公司的开拓者和缔造者，多数已经凭借股票实现财务自由。
在许多人眼中，只要做对了选择，就能跟着公司一起成长、实现财富自由，个人努力变得不再重要。腾讯工号100+的林琛不同意这个观点，在他看来，一个人功成名就，运气占90%的成本，个人努力占10%，但这10%非常重要。
2000年，从浙江大学毕业后，林琛通过校招来到深圳一家国企做系统集成。2001年，腾讯抛来橄榄枝希望林琛加盟，可林琛拒绝了腾讯，他的想法和腾讯见到的多数投资人类似，看不到腾讯的未来。
“当时的互联网不像今天这么发达，大家对互联网认知普遍偏弱，它到底在干嘛，通过什么东西来盈利，大家说不清楚。我们都觉得互联网概念不清楚，我们也不清楚它有什么挑战。传统的系统集成就不一样了，只要有项目我们就有收入。”林琛称。
因此林琛拒绝了腾讯。2002年，腾讯再度找林琛时，他心动了。腾讯给的待遇比上一家公司高，更重要的是企业文化，腾讯有着软件工程师向往的自由和宽松，岗位也更有挑战性。
“比以前的公司更有激情，更有意思，更紧张。在腾讯离用户更近了，你做的系统直接面向用户，用户量不断增长，需求也在变化，你得实时去满足用户需求。这会迫使你马上把这些问题解决，去给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这种感觉更有冲击 。大家加班也挺自觉，问题就在你面前 ，用户诉求就在那里。”林琛称。
马化腾大年初六写代码、凌晨4点回邮件的传闻，都是这家今日市值接近5万亿港元的巨头，在创业时发生的真实故事。
“早期创业的时候，不努力根本活不下去。早期那批人非常敬业非常努力，公司业务增长推着你往前走，那个时候没有人才，你顶上去就必须承担，被迫成长，腾讯早期没有‘好吃懒做’的员工，每一个人都被业务推着前进。但腾讯也特别包容。开明轻松的环境进化着独立个体，使每一个人成长。”林琛称。
作为前200号员工，和大多数工程师类似，林琛负责无线增值业务，这是早期为腾讯贡献收入的业务。在此后，腾讯共进行了三次组织架构调整，每一次调整都代表着升级。2005年，腾讯进行第一次组织架构调整，进入事业部制，林琛在此次调整中进入网络媒体事业部；2012年，腾讯走向移动化，设立七大事业群；2018年，腾讯向产业互联网升级，重新设立一个面向B端的CSIG事业群。
而2012年林琛已经离开了。和多数离开的人一样，林琛对腾讯心怀感激。“腾讯算是中国第一批互联网公司，他让我们从来没见过互联网的人开始了解互联网公司，它的企业文化很好，简单又单纯，有点像一所大学。我们早期员工对公司认同感非常强，离开后也十分感恩公司，不管是个人成长还是财富，腾讯没有亏待我们。”
《杀鹌鹑的少女》有一段话，“什么时候出国读书，什么时候决定做第一份职业、何时选定了对象而恋爱、什么时候结婚，其实都是命运的巨变。只是当时站在三岔路口，眼见风云千樯，你作出选择的那一日，在日记上，相当沉闷和平凡，当时还以为是生命中普通的一天。”
回望过往，入职之时林琛想不到腾讯能有今日的成就，直到离职的时候，他都想不到腾讯能有今天。腾讯是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游戏公司，微信成了基础设施一样的国民产品，腾讯系的产品覆盖着生活的方方面面，腾讯自身也成为中国市值最高的互联网公司。
不只是腾讯，国外的谷歌、苹果和亚马逊等公司先后登堂入室，取代传统公司成为叱咤风云的巨头。这些公司改变着我们的衣食住行，在资本市场也大放异彩。以深圳来看，年轻的深圳不只诞生了腾讯。世界500强企业中，深圳占了7席，除了腾讯外还有中国平安、华为、正威、招商银行、恒大和万科等公司，他们成了巨无霸型企业。
最初创立时，开拓者并不知道公司能有今天的成就。他们多数有较高学历，愿意离开国企，用自身专业技能开启一家新的公司，提升自己也提升公司，并引领这个时代的发展。
与此同时，这些公司也在为社会输送人才。腾讯离职员工，很多创立了自己的企业。如已经上市的移卡、富途证券、乐信等公司，创始人都曾有腾讯工作经历。腾讯第XX号员工，成为一些创业者的最大标签。
在林琛看来，腾讯第XX号员工只能代表过去。“我们当时碰到微软前十号员工也很敬仰，在那个时代，对他能力、技术很敬仰。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只能代表过去，行业实在发展太快了，有更牛的公司在出现，包括头条。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精神，自由开放，永远有机会，永远让你意外惊讶，这才是互联网文化。我们不会觉得自己比别人更优秀，是时代给了我们的机会。”
公司上市的甜蜜与辛酸
回望来时路，白云深几重。世界500强企业少之又少，不一定所有公司都能成为腾讯。在一个城市里扮演中坚力量的公司，更多是上市公司。当有人建设大厂并跟着大厂一起成长时，也有人来到深圳，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1998年，吴太兵从郴州市建设银行辞职来到深圳，体制内外、内陆与沿海的差别，是巨大的。
“当时建设银行已经是很好的单位了，给我们的工资一个月是600块，但同样的工作深圳可以给2500块到3000块的薪资；其次，我离职的时候建行人事跟我说，档案转到人才交流中心我得交3000块钱，后面我没交钱还是转出来了。”吴太兵称。
吴太兵在建设银行负责IT。2003年，吴太兵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即今天的A股上市公司万兴科技，“我看好IT科技，做IT一定要到深圳来。”以档案来说，深圳在档案流转上非常方便。
彼时国内互联网还是一片蓝海市场，但吴太兵决定走向海外市场。在吴太兵看来，以软件行业来说，欧美是高价值市场，但中国是负价值市场。彼时中国盗版软件横行，正版软件很难有生存空间。
直到后来，国内互联网用户增速放缓，人口红利逐步消退，越来越多的公司把海外市场当作新的用户、营收增长来源。万兴科技则堪称出海部队的先驱，把软件产品卖向了全球。2019年，万兴科技营收为7.03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为8626.07万元人民币，公司总市值超过了90亿元人民币。
在深圳，像万兴科技这样的公司还有很多。他们不像腾讯、华为、平安那样声名在外，却是细分行业的龙头公司，是这座城市的中坚力量。截至2020年8月20日，深圳共有315家上市公司，这些公司或许名不见经传，但是在细分行业扮演龙头地位。
以深圳新星为例，公司主要产品“铝镁轻质合金材料”技术水平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迈瑞医疗是全球领先的医疗设备与解决方案供应商；大族激光是世界排名前三的激光加工设备生产厂商。
和其它一线城市相比，深圳的教育资源不是最好的。以39所985高校来看，四座一线城市中，北京占了8所，上海有4所，广州有2所，深圳则1所都没有。尽管缺乏名校，但深圳吸引了五湖四海的人才。
深圳能吸引人才的重要原因是，这座城市使人才看到希望。多位受访者称，人才是深圳最核心的资源，很多城市在改善营商环境， 这固然重要，但最核心的是人才，深圳的人才优势是其它城市所没有的。
吴太兵称，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给了不一样的支持，“早期政府的最大价值在于不管，企业有更大空间去思考、更多空间去运作；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政府会给一定资源和资助；但这都不是深圳最大的价值，深圳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不是有形的，是无形的，深圳通过身边一个人的成功来告诉你，只要努力，你也能成就一番事业。”
但一个共识是，机会正变得越来越少。
“以前的机会是国内市场和国外差距带来的，甚至可以说是山寨，是有中生有，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机会是创新，要无中生有。”另一位早期来深圳创业的人称。
再者，作为经济特区，在深圳有许多机会接触到国外先进产业。但今天，互联网基础设施越来越发达，地球跟着变平，创业者能通过一根网线与全球建立联系，商业机会变得平等。
深圳地域优势越来越小。这座城市高昂的房价已经使人才望而却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考虑离开。
戴德梁行发布的报告显示，2020年上半年，深圳地区楼市均价达到5.85万元/平方米，排在全国首位；北京、上海以4.84万元/平方米、4.12万元/平方米的数据紧随其后。
吴太兵称，现在人才流入是在走低的，存量人才可能已经实现财富自由或小富即安，从未来发展来看，深圳人才相对是不够的。
投资机构的成就与遗憾
和多家上市公司类似，万兴科技上市前曾经融资。投资机构也在推动着公司发展，深圳上市公司数量在全国位居前列，背后机构作用不可忽视。
深圳是中国创投、私募产业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截至今年7月，深圳注册的私募基金为4493家，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二；从机构资金规模来看，深圳为1.90万亿元，仅次于北京和上海，位居全国第3。
深圳创投机构重要特点是以内资机构为主，并呈现本土化的特点，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在机构的发展与进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以中国最大的VC机构深创投为例，1999年成立之时，深创投资产管理规模约7亿元，其中5亿元来自政府，2亿元来自国企；2016年10月，深创投再度接受市财政委委托，负责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的管理工作，后者资产规模约1000亿元。
其它地方政府的政府引导基金，资产规模往往在百亿元级别。基金资产规模超过深圳的上海也无法与深圳相比较。承担着上海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等7个基金与项目管理工作的上海科创投，管理资产总规模为超过500亿元。
截至2020年6月末，深创投管理资产规模约3907亿元，投资企业数量、投资企业上市数量均居国内创投行业第一位，已投资项目1131个，其中167家投资企业已经上市，317个项目已退出。
除了深创投，深圳还诞生了擅长消费的天图投资、擅长医疗的高特佳等机构，这些机构已经成为细分行业的龙头。
科创板上市公司中，约4成由深圳机构投资，深创投更是成为最大赢家，13家在科创板上市的公司曾获得过深创投投资。深圳投资机构在推动着深圳、也推动着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
但每一家本土创投机构都面临着灵魂拷问，为什么错过了腾讯。
腾讯是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也是市值增长最快的上市公司。2005年上市时，腾讯市值约15亿美元，到2017年，腾讯市值突破3万亿港元，今时更是突破4万亿港元，接近5万亿港元。
2017年，深创投董事长倪泽望在一场活动上称，没有投资腾讯是深创投最大的伤痛。2000年，腾讯曾经找到深创投寻求融资，但彼时深创投看不懂腾讯的商业模式，把腾讯打发走了。
2000年可能是腾讯资金最为紧张的时候，创始团队拜访了深圳几乎所有的投资机构。但深创投、深国投和创东方等知名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悉数拒绝了腾讯。
深圳的投资人，会为错过腾讯而懊悔。投资人的遗憾很好理解，2000年国内风险投资行业还在起步阶段，投资人的筹码很珍贵。面对烧钱严重的互联网行业，投资人看不懂，也不会轻易投资。
但进入千禧年后，互联网等高科技产业开始引领经济增长，投资人心态发生着变化，互联网行业成为机构争抢的赛道。
对于深圳的投资机构来说，如何抓住下一个腾讯变得关键，这也是多家机构的目标。
新生代的崛起与烦恼
但也许，下一个“腾讯”不会诞生在互联网赛道上。引领经济增长的企业，永远超乎想象。唯一不变的是，新生代企业会和2000年的腾讯一样，要在跨越重重障碍后，对于加入创业公司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2016年，曹庆新从工作了7年的中兴通讯离职，加盟云天励飞任芯片开发总监，此前曹庆新在中兴通讯负责微电子研发。也是在2016年，美国政府认为中兴通讯非法将美国制造的高科技产品出口给伊朗，将中兴通讯列入“实体清单”。
当年，中兴通讯向美国政府支付了8.9亿美元的刑事和民事罚金，这也导致中兴通讯当年出现净亏损。
“当时我们的研发工作全部停掉了，和美国客户合作也被迫中断，产线冻结、材料报废。损失非常惨重。”曹庆新称。
“中兴事件”后，芯片站到了历史高处，国家对芯片产业越来越重视，有技术实力的企业也纷纷加入“造芯”行业，芯片行业的人才也因此供不应求。2018年，中兴通讯、华为等公司再度被美国制裁时，芯片人才的珍贵性愈发明显。
但此时跳槽去创业公司也有风险。“从稳定安逸的大公司跳槽到创业公司，最大风险就是，芯片资金门槛很高，创业公司如果不把芯片当成长期战略，一两年就不做了，或者说虽然做了但最终流片失败了，这些都是风险。但对我来讲，做芯片的过程是比较有挑战性的，是在学习的。”曹庆新称。
基础科学缺失的讨论，在学界和商界掀起。为了能尽可能在底层技术的研发水平上奋起直追，政府和创投机构开始把资金密集投向芯片行业。在政策加持下，芯片公司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支持，云天励飞也于近日完成近10亿元pre-IPO轮融资。
深圳是投融资最活跃的城市之一，也是创业密度最高的城市。
相关数据显示，深圳民营企业数量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截至2019年5月，全市民营经济商事主体达到314．3497万家，民营商事主体占比达到97．66％。其中，全市私营企业195．3459万家，私营企业在全市企业总量中占比达96．29％。深圳每千人拥有商事主体约240户、企业150户，创业密度全国第一。
不管是公司创始人还是员工，他们无一例外要承担风险。高房价让年轻人望而却步，却又吸引着不甘平庸的年轻人。
每一天，形形色色的创业者在这里开启新的生活，他们中的某一个，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腾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