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孩子是一个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乐队
2020-08-26 20:00

野孩子是一个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乐队

对于野孩子,你们有太多的误解。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NOWNESS现在(ID:NOWNESS_OFFICIAL),作者:木小瓷,题图来自:张扬


“你们赶紧跳!赶紧跳!”


大理 摄影:张扬


黄河穿兰州城而过。到了夜晚,两岸灯光旖旎,水面上倒影着五颜六色摇晃的光,铁桥穿河而过,每到夜晚,桥身上亮起红色的灯。铁桥旁的石碑上,刻着“天下第一桥”的大字。这里是野孩子乐队《黄河谣》里唱的那座铁桥,也是兰州的一个地标性的旅游景点。


八月初,野孩子回兰州演出。一天晚饭后,招待他们的朋友提议大家去铁桥走走。除了主唱张佺,大家都是第一次去铁桥。随后,朋友又热情邀请大家一起坐游轮游黄河。船开得时间并不长,往上游走一段之后,就掉头往回开。


武锐去甲板上透气时,忽然听到船底下传来哗啦啦的声音,船尾忽然搁浅在靠近河边位置的一堆碎石里,但他当时并没有多慌张。其他人正喝酒喝得起劲儿,马雪松以为是有客人要下船,也格外平静。


2019 年底的野孩子 摄影:张扬


这时,船上的工作人员开始喊:“你们赶紧跳!赶紧跳!”船身稍微有点倾斜,游客们一边撤离,工作人员们一边呼叫着救援船。这时老马才感到气氛有点紧张。他们依次往下跳,着地时,脚踩在半砂石半河水的滩上。武锐一着急,不小心把脚崴了。这场黄河上类似于泰坦尼克号的奇遇,成为他们最近演出中回味最多的经历。


西北的生活粗犷又充满烟火气,重回兰州那几天,吃羊肉,喝啤酒,撸串,吃面,访亲会友,成了他们演出之余的日常。那阵子饮食太“狂野”了,以至于直到现在,鼓手王国旭长了一脸的痘痘也没消彻底。


张佺出生在兰州,但三四岁时,就去了别的城市生活。他曾经像一个流浪的游吟诗人一样,除了北京和云南,他在其他地方居住过的时间总是不超过四年。也并非是想要通过地理位置的变化,来寻求一些生活、创作上的刺激和新鲜感,他只是用“生活的安排”来形容自己年青时代一次又一次的迁居。


但无论环境如何变化,就像野孩子乐队曾经的手风琴张玮玮,在乐队之前的巡演日记里写道的:“时过境迁,我们却仍旧是黄河边上唱歌的野孩子,为了一碗牛肉面,可以饿着肚子视无数饭馆而不见。”


“野孩子是一个长在土里的乐队”


看过野孩子现场的一位歌迷形容他们:张佺似侠客,武锐如君子,马哥似豪杰,小旭若书生。武锐说,对于一个没和他们一起生活、接触过的陌生人,有这样贴切的形容,很难得。


从他们每个人身上,都能看到不同层面的生活的馈赠,虽然他们每人都有自己所偏爱的不同风格的音乐,但野孩子的音乐里,始终贯穿着一种美学上整体性,和极具个人风格与辨识度的“民间气质”。



2019 年底的野孩子 摄影:张扬


野孩子的歌词简单,没有什么拐弯抹角,晦涩难懂的修辞,不玩儿故作高深的文字游戏,几句白描,勾勒出画面和情绪。你以为是一盘看似清淡的牛油果鸡丁,但一入口,辣,香,麻,各种味道被调和得恰到好处,入味儿,后劲儿足。不由感慨一句:高明。


他们的歌随时都可以听:思乡的时候,失落的时候,想要暂时逃离城市的时候,找不回曾经坚定的自己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夕阳西下的时候,哪怕是穿梭在城市最繁华的街道里堵车的时候,在压抑的办公室格子间里想要找到瞬间宁静的时候。


野孩子现场 摄影:PH7 摄影团队


2001 年,野孩子乐队的北京创办河酒吧,这个初衷只是为了“补贴生活”和“自己有一个演出地方”的决定,没想到无心插柳,酒客没招来多少,反而把当时全北京的摇滚青年、文艺青年全给招来了。让河酒吧成为当时北京各路音乐人们的据点,时常一堆人听音乐听到天亮。


“河酒吧里有一个场景总会重复,到了后半夜,喝酒的喝得都差不多了,台上台下都唱着,或者即兴,房间里的所有人好像都认识,都像兄弟姐妹一样,不知不觉天就亮了。”张佺的这个描述,大有《赤壁赋》里“肴核既尽,杯盘狼籍。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之势。


河酒吧 2002 摄影:安娜


苏阳在微博上回忆过:十几年前三里屯南街的晚上,街上都是烟酒的味道,象拉面馆一样的河酒吧,屋里挤了上百人,门口三三两两的人把啤酒瓶放在地上,听屋里的歌声,赵老大吐出一口烟,看着各种肤色来来往往的人,说:还是看野孩子乐队的演出吧,他们每个月只演一场,但天天排练。


张佺坦言自己不是一个恋旧的人,虽然“那个阶段还是挺美好的,但是已经过去了。”


马雪松第一次听到冬不拉,也是在河酒吧。2002 年左右,他第一次去那里看演出,演出的是IZ 乐队,第一次听到冬不拉,哈萨克民歌,“当时就吓傻了。”2011 年,他苦于不知如何度过自己的“颓废期”,于是带着自己仅有的一点积蓄,一路背着冬不拉,去了新疆。


本以为这是一场一个人的颓废之旅,没想到,所到之处,只要遇见哈萨克族人,大家见到一个背着冬不拉的汉族人,就“疯了”,“他们没法想象一个汉族人会喜欢他们的乐器和音乐。”意料之外的,他结交了很多新疆朋友。


待了大概三个月,他回到云南。有一天朋友听到他在弹冬不拉,便给他的曲子填了词。后来,这首《鲜花只为自己开》,就被收录到了野孩子的专辑《大桥下面》里。词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一个哈萨克导演拍的电影《鲜花》。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名字叫鲜花的游吟诗人的故事。“故乡不只是你出生的地方”、“疲惫不堪的人啊走起来路远,不能成眠的人啊夜漫长。”现在听来,这首歌也很符合他那段“颓废之旅”的情绪和状态。


2013 年,野孩子正式开始在大理排练,佺哥给他打电话,问他会不会打鼓。他说,打过。于是,就以鼓手的身份,加入了野孩子乐队。


在此之前,他也听过野孩子。只是,初次听时,他并没觉得野孩子的音乐好听。“野孩子的歌不是一听就让你觉得动听的歌,就是觉得别扭,和你以前听的歌都不一样。但是这个别扭又有一种特别粗粝的劲儿。就有点纠结,到底是听呢还是不听呢。后来听得越来越长,就越能感受得到野孩子音乐里那些真挚的表达。”


也是这一年,武锐来到了大理。有一天他经过人民路的九月酒吧,听到里面传出来野孩子的歌声,以为在放他们的音乐,趴在门缝上一看,原来是野孩子乐队在里面排练。久违重逢,进去打了个招呼,寒暄了几句,就走了。“过了两三天,他们就问我要不要加入乐队。不然我就离开大理了。在大理如果没有个事做,就把自己浪费掉了。我看见很多身边的年轻人就在大理把自己浪费掉了。”


“跟野孩子这几年的时光,是我觉得这几年老了肯定也会回味。挺带劲儿的。挺骄傲的。”


比起老马和武锐,2008 年就到了大理的王国旭,算得上更资深的“大理居民”了。比起那些大城市里每天都感觉自己在孤军奋战的年轻人,他身边总会遇到那些给自己引路的前辈们。“我真的感觉自己,哇,真的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儿了。我虽然比较笨,其实我一点不羡慕我那些过得比较富裕的同龄人。”


大理是一个有自己的音乐场景和音乐“生态圈”的地方。现在的 A Ba Ba 和猫王还没有开之前,九月、鸟吧、凤凰时常是大家的据点。“那时候你能在路上随便碰见赵牧阳啊,李志啊,大家都很随性。”作为野孩子乐队年纪最小的成员,鼓手王国旭说自己应该是在大理待着的最小的“小混子”。从十五岁到现在的二十七岁,大理对他来说,就像是老家一样的存在。


2005 年,马雪松开了一家唱片店,成为了南锣鼓巷里的第一批店主。那时的南锣鼓巷还没有变成一个人们比肩继踵的景区。每天门可罗雀,老马生活也乐得自在。奥运会之后,忽然之间,门庭若市,店里忙得不可开交。又过了一年,他厌倦了“每天早上十点开店,晚上十点关店,下班之后就数钱”的生活,关了店,到了大理。



野孩子吉他手马雪松


他曾经来大理进过货。“你知道那会儿的大理有多美吗,跟当初的南锣鼓巷是一样的,只有本地人,阿妈,阿姐在买菜。”2010 年的大理,一个三居室的房子,月租只要三四百块。等到2015年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他走到了人民路,心里诧异:“我怎么又回到了南锣鼓巷,我这么受欢迎吗,怎么走到哪儿哪儿火。”


如今,大理早就过了痛仰歌里唱的“人民路有我的好心情”的年代了。据说,2008 年之前,大理最好的别墅只需要 70 万一套。“大理现在火得没有道理,很多人都以为它是一夜情之都,但根本不是。某一年春节,有两万人在大理无法入住。”张扬说。


野孩子的那首《不要拿走它》,写的就是失去了的曾经的美好之地:燕子和恋人总要有地方停留。山雀和少年还要去那里歌唱,蝴蝶和孩子不能没地方玩耍。


大理有南水库和北水库,有一段时间,张佺住在古城里的月牙塘,那里离北水库很近。每天吃完晚饭,都有附近的居民在周围散步,忽然有一天,那个地方被围上了一圈儿工地的围挡。他有点不适应,甚至感到很失落。“说简单点,这首歌就是写一个和我们生活紧密相连的场景,我们去散步,爬山,的地方不要消失得那么快吧。有一些公共空间不要过度地变成一个商业项目。”


大理的确变化很快,古城里叶榆路上的白族石板烧有时能开到凌晨三点多,广武路上那家“向月球飞去”的西餐厅,时常下午就连门口都坐满了人。斜对面的古着店,也变成了小红书上收藏和点赞数极多的文艺打卡地。虽然三文笔村唯一一家晚上凌晨一两点还在营业的烧烤店,四个人花不到五十块就能饱餐一顿,但比起曾经的大理,这里的确可以用“面目全非”来形容。


小旭说,现在自己在大理的生活,基本上就是排练,过日子。


“但是过日子本身就是最难的一件事。”


“对,有时候也很简单,得看怎么过,你要在里面寻找自己的小世界。”


“说我们是殿堂级,我们深受其害”


小河曾说,张佺像一个民间高手,跟着个世界不怎么瓜葛,也不会动摇。《后革命时代》的导演张扬说,他明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对自己的作品很执着的。很坚定地保持自己的东西,以不变应万变。


张佺说话语速很慢,几句话之间,时常会有相对长时间的沉默,通过电话,你不知道这个话题他是已经说完了,还是正在思考接下来要怎么说。但更多时候,是后者。他用“死板”来形容自己,说自己是一个死板的人。


韩松落在十几年前就认识张佺,他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十几年过去了,他们的音乐,越来越直接、肃穆和庄严,像木刻画上的风,每一缕线条都那么深深镌刻,都那么不容置疑。每次看他们的现场,都会觉得,我们之所以一次再次来听那些熟悉的歌,是来经受一次肃穆、庄严的时刻的。”


野孩子现场 摄影:PH7 摄影团队


只要是有一些历史,上了年纪,作品里带有一些人文色彩和文化性的乐队,往往都会被贴上一些标签。野孩子的“标签”听起来更像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标杆式的存在:殿堂级的民谣乐队。这种不食人间烟火,充满距离感的标签,某种程度上,是对野孩子彻彻底底的误解。张玮玮在一个拍野孩子的纪录片里直言:“我觉得臭不要脸的人会觉得自己是殿堂级,反正野孩子不是。”


“太无聊了,我们深受其害。”但吉他手老马对于”殿堂级“的标签,似乎也没什么办法。甚至有演出的主办方会诧异地问他们:啊?你们现在还接演出啊,我以为你们不接了。老马有点无奈,像是被冤枉了一样:“说什么隐居啊,成仙啊。其实我们就是再普通不过的普通人。”


“我们是一个脚踏实地的民间音乐团体。最终是要跟歌迷建立一个好的沟通方式。所以走远了也不行。”佺哥说。


“我们不住在城市里,生活节奏不会像在城市里那么快,但是我们没有说想要隐居。我跟我的邻居一个生活状态,上班,去买菜,我也一样的,只是我下午要去排练。每年我们也会有大概三十场演出,我们跟观众并没有少了交流。其实一直还是一个在工作的状态。因为还要生活。柴米油盐。我们不能生活在真空里啊。”


野孩子看似落后于时代,仿佛唱的都是过去的歌谣。但他们也在“与时俱进”,他们从不同的音乐风格中汲取自己的灵感元素,同时也没有脱离自己的民歌音乐内核。最近他们开启了新一轮儿巡演,最近这几场演出,他们会邀请歌迷上台和他们歌唱。


张佺也希望,以后乐队会有一些剧场演出。“不管是我们的状态还是观众的状态,肯定会不一样。对于我们这样的乐队来说。剧场成本低一点的话我们肯定也会去演出,什么时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啊。但是 Live house 我们也是不会放弃的,这是乐队文化集中一个地方。”


最近,野孩子比以前“火”多了。参加《乐队的夏天》之后,当被问到最近接采访的频率会不会有点多,不习惯,张佺想了一下,很认真地回答:“其实我们内心希望是如果能少一点,我们会做得更好一点。其实我们希望比如说平时我们经常会有一些交流。但我们也觉得还行吧。不要再多啦。”


2015 年,《黄河谣——野孩子乐队二十周年专场音乐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有人用“足以写进中国民谣音乐史的演出”来形容这次现场。演出结束后,屏幕上出现了主唱张佺曾说过一段话:


“如果不提二十周年,我真的没有意识到有一件事情让我身在其中那么长的时间。所有过去的失败和骄傲,所有的聚散离合,就像是发生在昨天。和很多人一样,我也奢望下一个二十年后我们还能坐在台上,像我年轻时总会想起的诗句那样。光阴如水,光阴如火,我们在大地上只唱一生。”



野孩子20周年音乐会 北京工体


一生还长,野孩子只是远离了城市,但并没有远离生活。即便山高路远,始终脚踏实地。对他们来说,有足够的时间让想唱的歌继续流传,也有足够的时间来让人们消除误解。即便说到底,生活是一首最难唱的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NOWNESS现在(ID:NOWNESS_OFFICIAL),作者:木小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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