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瞭望智库（ID：zhczyj），作者： 路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编辑：崔赫翾，原文标题：《这才是真正的“钱学森之问”！》，题图来自：《钱学森》剧照截图
2020年8月，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湖南省推进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0年—2022年）》的通知，其中提到要支持区域内高等教育发展，推进在浏阳市筹建钱学森科技大学（暂命名）。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没有以人名命名高校的先例，而且按照已公开的资料，湖南要建的应该不是一所高职高专，而是高水平本科院校，而这必然要得到教育部的批准才能开建。
钱学森在1956年获得中国科学院年度科学奖金一等奖，他由于工程控制论的研究而得奖。新华社记者牛畏予摄
由此可见想要顺利获批并不容易，但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中国流传已久的“钱学森之问”又走进了公众的视野。据称这是钱老生前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但是，至今无人能够严格地提供这句话的出处。
钱学森之问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这个传言的缘起是一个事实——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2005年7月29日在北京看望了94岁的钱学森。温总理向坐在病床上的钱学森介绍了政府正在组织制定新一轮科技发展规划并采取自主创新方针的情况。钱老听完介绍后表示，“您说的我都同意。但还缺一个……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小时候，我父亲就是这样对我进行教育和培养的，他让我学理科，同时又送我去学绘画和音乐。就是把科学和文化艺术结合起来。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图|新华社
温家宝表示同意说，“而现在学理工的往往只钻研理工，对文学艺术懂得很少，这不利于全面发展。”
就在这个时刻，钱老说出了后来受到演绎的一段话：“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这段话被演绎成为“钱学森之问”的转折点是在钱老于2009年10月31日逝世后不久，即同年11月11日，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1]，信中说：“钱学森走了，又一颗巨星陨落了。我们深切缅怀钱老，缅怀他的科学精神和崇高人格，还有他的那句振聋发聩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11位教授的公开信旨在呼吁重视先进的、现代化的教育并推进教育改革，演绎出来一个“钱学森之问”是用来加重公开信的分量。
从此，被演绎出来的“钱学森之问”本身也被不断地演绎。
如果在网络上搜一下这个主题，会出来一堆如下的文章标题——
“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国家培养不出人才”；
“钱学森之问：为何解放后的人才无法与民国相比”。
当然，钱学森的任何谈话都没有这些意思，因为硬说涌现出一群“两弹一星”元勋的体制比不上连一台手扶拖拉机都造不出来的“民国大师”，确实不是正常人的逻辑。
为了澄清到底什么是“钱学森之问”，我们回顾收录在《钱学森现代军事科学思想》（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一书中的一封钱学森亲笔信（第176页~177页）。下面是这本书、钱学森亲笔信的照片以及信的全文。
王寿云同志、于泽元同志、戴汝为同志、汪成为同志、钱学敏同志、涂元秀同志：
元旦刚过，我就给诸位写这封信，这是因为我读了《中国科学报》去年12月26日4版上几篇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01周年的“毛泽东于科学”研讨会的文章，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毛主席要我们创新，我们做到了吗？回想在60年代，我国科学技术人员是按毛主席教导办的：
1. 我国理论物理3提出基本粒子的“层子”理论，它先于国外的“夸克”理论。
2. 我国率先人工合成胰岛素。
3. 我国成功地实现氢弹引爆的独特技术。
4. 我国成功地解决了大推力液体燃料氧化剂火箭发动机燃烧稳定问题。
5. 其它。
但是今天呢？我国科学技术人员有重要创新吗？诸位比我知道得更多。我认为我们太迷信洋人了，胆子太小了！
我们这个小集体，如果不创新，我们将成为无能之辈！我们要敢干！
奉上所说文章复制件，请阅并思考。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95.1.2
钱学森的这封亲笔信写于中国依靠引进来实现技术进步或“以市场换技术”的高潮期，他对这种政策显然是持批评的立场。他认为中国能够创新而且必须创新，不能对外国科学技术亦步亦趋。虽然钱老是从他所熟悉的科学技术角度提出问题的，但这个问题也是可以针对一切与科技进步相关领域（如工业）的时代之问。
钱学森写于1995年的信可以帮助界定他的2005年谈话的涵义。稍微理论化一点地分析，可以看出2005年谈话中的那段话有一个因果关系：不能令人满意的结果（因变量）是“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自变量）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其标志（自变量的本质特征）是“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
在这个因果关系中，钱老如果有疑问的话，也不是针对结果，而是针对原因，即为什么中国“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至于“冒”不出杰出人才，则是不按照创新模式办学的必然结果，没有悬念。
那么，为什么中国不能按照培养创新性人才的模式去办学？其实钱老在1995年的亲笔信中已经给出了答案：“我认为我们太迷信洋人了，胆子太小了！”换句话说，原因在于中国的大学变成了跟随型的，不敢原创、不愿坐冷板凳，甚至不敢进取，只是跟随外国大学的研究和理论立课题。
虽然“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等”以及“缺乏人才长远规划的短视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扭曲的考核评价和选拔机制”（都是安徽11位教授公开信的原话），都是这种模式的现象，但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没有自信，不敢自立。否则，英文发表也不会成为中国大学衡量学术水平和业绩的最高标准。
因此，为什么中国的大学不能按照敢于自主创新的模式去办，乃至为什么中国工业不能依靠自主开发去实现技术突破，为什么不敢相信中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现代化——这才是真正的“钱学森之问”。不仅如此，钱学森对不能这样做的危害也有着自己的确定回答：“……如果不创新，我们将成为无能之辈！我们要敢干！”
在今天的国际形势下，这是钱老给当代中国社会留下的灵魂之问。
参考资料：
1.“安徽11名教授就钱学森之问发出公开信.《新安晚报》2009年11月11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瞭望智库（ID：zhczyj），作者： 路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编辑：崔赫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