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刘握宇，编辑：程迟，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近期电影《八佰》热映，很多人都对上海一边是抗日的殊死搏斗、一边是租界的歌舞升平印象深刻。
这不是虚构，这就是上海当时的魔幻现实。但在这幅画面背后，旧上海还有更复杂的肌理。
旧上海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
淞沪会战时的上海，不同人都是怎么过活的？
一个漂泊到上海的犹太人，会有怎样的经历？
“殖民地”“租界”的内部生态是什么样的？
“租界”真的在抗战时置身事外了吗？
《一个犹太人的上海记忆》译者、南京大学刘握宇老师做客硬核读书会，分享犹太人丽莲·威伦斯的回忆录，同时也为我们拨开氤氲的历史迷雾，从另一个角度，回望上海的旧时生活。
故事的主角丽莲和刘握宇老师。图/讲者提供
我叫刘握宇，是一名近代史教师。我翻译了《一个犹太人的上海记忆》这本书。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背后的故事。
我第一次听说有这么一本书，大概是2009、2010年的冬天。那个时候我还是爱荷华大学东亚史的博士生。
在那个冬天，大雪纷飞的时候，我看到一个通知，说是有一个老太太要到我们这个城市来做演讲，演讲的题目是她在上海的经历。
我当时产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好奇——这个老太太是一个犹太人，一个白种人，那么她和上海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
因为我正在写博士论文，这个过程非常地艰辛和痛苦，所以没有心情和时间去听讲座，就错过了第一次机会。
但是我的心里面就埋下了一个种子，埋下了这个问号。等到博士论文写完，大概是2011年底，或者2012年初的时候，我决定要去解开这个问号。
《一个犹太人的上海记忆》英文版。
这本书的名字很有意思，叫Stateless in Shanghai，Stateless的意思是“无国籍的”。
我更加好奇了，什么样的人才会变成一个没有国籍的人呢？她不算是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不算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那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她又为什么会出现在上海呢？
于是我去爱荷华市的图书馆，找到这本书来读。结果一读之下不忍释手，很快就把这本书从头到尾都看完了。
看完之后，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一定要把它翻译成中文，要让更多的中国人读到这本书。
为什么要让中国人读到这本书？因为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才第一次知道，原来30年代、40年代的上海是这样的，原来上海的这个租界是这样的，原来生活在租界里的这些外国人，他们的生活是这样的。
《一个犹太人的上海记忆》中文版，丽莲·威伦斯著，刘握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2018-1
我从这本书里面才第一次了解到如此详实、丰富的细节。我是学历史的，可是我之前读过的所有历史书当中，特别是学术著作当中，很少有如此生动有趣的。
过去我们对历史的记忆都非常地笼统，或者叫概念化，一提到上海的租界，就觉得这个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证，租界里的外国人就是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
但是他们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些就非常模糊。
在读的过程中，头脑里会浮现出当时老上海的种种情景。这些老上海的种种情景并不是一幅幅僵硬的黑白照片，而是一帧一帧的、活动的、彩色的、充满了生气的，就跟我们今天平常的日常生活一模一样的画面。
就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在我头脑里闪现。我想把这种感觉传达给中国的读者。
1. 漂向上海
这本书的作者是丽莲·威伦斯，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丽莲·威伦斯为什么是一个无国籍的犹太人？她怎么出现在上海的？我们先来给大家讲一讲她的身世。
丽莲为什么会出生在上海？原因很简单，因为她的爸爸妈妈在上海。接下来的问题是，她的爸爸妈妈为什么会出现在上海呢？他们不是中国人，他们都来自乌克兰，都是犹太人。
这个跟欧洲的历史有关，特别是犹太人的历史有关——我们都知道二战期间德国纳粹迫害犹太人，其实犹太人在欧洲很多地方都受到歧视和迫害，在俄国也是这样的。
犹太人在俄罗斯农村受到排斥。图/维基百科
在斯大林时代，歧视犹太人的传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在乌克兰，这些犹太人、犹太教依然受到种种压迫，所以很多乌克兰的犹太人最终选择了逃离。
他们从乌克兰坐火车横穿西伯利亚，先是到海参崴，然后从海参崴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南下。很多人留在了哈尔滨，所以哈尔滨有非常丰富的俄国文化的影响。还有很多人后来从哈尔滨继续南下，就到了上海。
远东铁路线。 图/维基百科
丽莲的爸爸妈妈就是这样到了上海，他们在到上海之前并不认识。他们在上海相识、相爱，然后就结婚，成了家。丽莲就出生在这个家庭，她出生的时间是1927年。她有一个比她大几岁的姐姐，她是老二。
丽莲一出生就跟中国的政局，跟中国动荡的社会历史有一种密切的联系。在她接下来20年的人生经历当中，她不断地见证了上海所发生的一件件重大的历史事件，她成了历史的见证人。
丽莲的爸爸妈妈没有国籍，所以他们的小孩也是无国籍的。那为什么会变成无国籍呢？
丽莲的父母。图/讲者提供
那是因为她的爸爸妈妈逃离了乌克兰，当时乌克兰是苏联的一部分，苏联是跟沙皇俄国不同的一个政权，所以当他们逃离乌克兰的时候，也就放弃了自己的国籍。
所以他们既不是苏联的公民，也不是俄国的公民，因为俄国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就成了无国籍的公民。他们是白种人、是犹太人，但是他们是无国籍的人。
后来她的爸爸就谎称自己是罗马尼亚人，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丽莲童年的时候，她都以为自己的祖籍是罗马尼亚，后来才发现原来不是，是她爸爸杜撰了一个国籍，这背后有着令她感到非常痛苦的记忆。
2. 无国籍女孩的上海童年
丽莲出生在上海，1927年的上海是一个无比复杂的地方，这个地方不仅仅是国共斗争的前沿，而且有着非常复杂的生态。
每个城市都有它的生态和文化，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首先是东亚的第一大都市，坐落在黄浦江边，它已经逐渐成为了一个可以跟纽约、伦敦相媲美的国际化的大都市。
这里有着各个国家的公民，有着各个国籍的人，甚至包括无国籍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形成了一个一个不同的亚文化圈子。在这本回忆录当中有一章非常精彩的叙述，丽莲就讲述了上海复杂的这么一个生态。
从一个小孩的角度来说，这种复杂性当然就体现在她的这个家庭里面，体现在她从小接触的这些周围的人当中。
比如说，她的母亲会讲犹太话，会讲俄语。她的爸爸很聪明，不仅会讲俄语，后来还学会了英语和德语，所以她的父亲后来为加拿大的一家保险公司工作，报酬非常丰厚，生意很好。
战争年代，越是兵荒马乱的时候，买保险的人就越多，所以他的业务非常好，不断地得到提拔，这个家里的钱越赚越多，房子搬了好几次，越搬越大。
所以如果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的话，丽莲家在上海的生活非常优越，并且条件越来越好；但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说，他们家是属于无国籍的、住在上海的外国人。
她家里从小是由中国的保姆来带这些外国的小孩——来抚养他们，照料他们的生活起居。
这在当时的上海很普遍。这些在上海生活的外国人，他们的经济条件很好，当然可以雇佣得起中国的这些保姆、佣人、厨师，因为中国的这些佣人的价格对他们来说是很便宜的。
在丽莲的记忆当中，有一个人对她的影响特别大，就是从小带她们三姐妹长大的一个中国的保姆，上海话叫阿妈。
上海的这些阿妈很多都是从农村来的，特别是从浙江。丽莲家的这个阿妈陪了他们很多年，是从浙江宁波的乡下到上海来打工的。
在丽莲的记忆当中，这个阿妈跟她们的关系特别亲。比如说这个阿妈到菜场去买菜，丽莲就特别喜欢跟她到菜场上去，因为这个对于小小的丽莲来说，就好像是一次短途的冒险。
她在书中就特别提到跟阿妈去菜场买菜的经历，妙趣横生。
到菜场，丽莲就看到了跟她所生活的环境截然不同的另外一个上海。菜场里的上海，是以中国人为主的上海。
有人可能觉得奇怪，上海当然是中国人的上海了，那怎么会说有一个中国人的上海？难道还有一个不是中国人的上海吗？
事实上，在20年代30年代的时候确实是有两个上海。一个是中国人的上海，一个是非中国人的上海。
非中国人的上海当然就是指租界。上海有两个租界，一个是公共租界，一个是法租界。丽莲家主要生活在法租界里面，她从小都是在法租界长大。
旧上海的租界地图。图/维基百科
生活在租界里的外国人来自各个国家，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各个国家的都有。但是生活在租界里的这些外国人，他们很少跟中国人交往。
平时交往最多的大概就是家里的阿妈、厨师、佣人，但是很少跟普通的中国人交往。他们也不会去学中文。
今天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他们都要学中文；可是在那个年代，生活在上海的这些外国人很少有人学中文，而且也很少有人鼓励自己的小孩去学中文。
丽莲和她的阿妈。图/讲者提供
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必要。对他们来说，中国人是日常生活当中很少接触的，他们接触到的中国人都是会讲英文的中国人，都是有钱、有身份、有地位的人。
即使是那些阿妈，那些家里的佣人，他们也会学一些英文，当然这种英文不地道，是用中文的语法、中文的发音，所以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洋泾浜英语。
丽莲从小没有专门地学过中文，也很少见到除了阿妈和家里的厨师之外的其他中国人。但是跟阿妈到菜场去的时候，她就会见到周围都是中国人。
特别是很多中国小孩看到这个跟他们长得不一样的小洋人，就会瞧不起她，就会骂这些外国的小孩，骂他们是“外国瘪三”。丽莲就会反过来去骂他们。丽莲年纪不大，但是性格跟男孩子很像，她还经常跟男生打架。
她到菜场特别喜欢吃大饼油条，到老年的时候她还记得大饼油条。阿妈也很宠着她，她想吃什么就买给她吃，这个钱都是阿妈自己掏的。
因为她爸爸是犹太人，所以管得很严，在家里面很多东西是不能吃的。只有到了菜场上，丽莲才能够放纵一下，吃到阿妈给她买的这些食物。
她说她小时候最喜欢的时刻就是过生日。一到过生日的时候，平时交往的这些家庭，许多人家的同学，大家都会坐在一起举行盛大的party。
因为每一家的小孩都是由一个中国的保姆阿妈带大，所以每次生日聚会的时候就坐得满满的，大家围在一起，都是外国的小孩，都由中国的阿妈带着。
租界的阿妈们和她们带着的外国小孩。图/讲者提供
在丽莲的印象当中，她最喜欢的事情，除了生日party以外，就是去看电影。
她说，当时在上海有很多电影院，有一些电影院直到今天都还在。而且这些电影院的设施非常好，是世界一流的水准——当时在上海租界里的衣食住行，跟西方，跟纽约、伦敦、巴黎都是同步的。
上海的大光明电影院，从1928年创办，营业至今。图/维基百科
甚至如果中国人去看电影，你不懂外语也没有关系，这个电影院的每个座位上面都配着耳机，你戴上耳机，里面就会有同声翻译。
丽莲最喜欢去看电影，她回忆当时看了有多少电影。她小的时候，最喜欢看的就是喜剧片。当时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童星叫秀兰·邓波儿，丽莲对她的印象非常深。
3. 法租界里的少女时代
她就在这样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优越、无忧无虑的环境下长大了。等到1937年，她十岁的时候，中国和日本之间爆发了全面战争，抗日战争开始了，上海迎来了具有历史时刻和转折性的一年。
她那时刚开始上学。她一开始上的是一个德国的学校，但是她不喜欢德国，讨厌学德语。后来她的爸爸就把她转到了一个法国学校。
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丽莲都觉得自己是法国人。她把法语当成自己的母语，她以法国文化为骄傲，非常自豪。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她当然完全站在法国的一边，非常痛恨德国人。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她学了法国的文学，一直读到博士学位，研究伏尔泰。这跟她从小在法国学校求学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丽莲曾经就读的法国学校。图/讲者提供
就是在这么一个美妙的建筑里面，丽莲开始读小学、读中学。1937年她十岁，到抗战结束18岁，她整个青春年华、少女时代，都是在这所法国学校里面度过的。
在这本书里面，她花了很大的篇幅去回忆她的学校生活。让我感到很有意思的是，在法租界的法国学校里，在30年代抗战期间，这些外国的孩子们在学校里的经历、日常的生活，好像我并不觉得很陌生，并不觉得隔阂。我越读越觉得有一种亲切感，而且勾起了我的很多童年回忆。
这个就是历史的奇妙之处。当我们读一本历史书的时候，如果这本历史书里面充满了大的概念，充满了抽象的论述，充满了概念式、标签式的话语时，那么你会有一种隔膜感，你会觉得这个东西离我的生活太遥远了。
可是，当你去读一本充满了历史细节的书的时候，特别是这些生动的、活生生的历史人物的回忆还原他们当年生活的一个个场景时，会非常有代入感。
你会发现，不管是20年前，还是50年前，还是100年前、200年前，你会有很多和历史人物产生共鸣的地方。
小时候的丽莲。图/讲者提供
特别是在一些情感方面的共鸣。你们的穿着、吃的东西、用的物件当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那个时候没有手机，这个当然是不一样的。可是作为学生来说，对学校的这种又爱又恨的感觉、不想上课的感觉、讨厌写作业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比如丽莲她就讲，她的偏科很严重，她最好的是语言课，英语很好，法语很好，历史也不错，但是她的数学很差。
她回忆，她上课的时候，老师要点他们发言，那怎么办呢？这些小伙伴都很会互相帮忙，考试的时候想着办法来作弊，比如说把答案写个小纸条，然后贴在前排同学的后背上还是椅子上，回答问题的时候就可以盯着看，就可以作弊了。
而且在这个阶段，特别是十几岁的时候，这些少女们都情窦初开，就对这个爱情，对于这种异性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她说她们几个女生经常到学校的图书馆去看书。但不是看什么课外辅导书，不是看跟上课有关的书，她们喜欢看小说。
特别她提到一本书，叫《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本书，在很长一段时间，这本书都是禁书，作者是英国人劳伦斯，结果后来变成了一本禁书。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曾因为大胆的描写而被划为禁书。
这本书为什么成了禁书呢？因为它描写色情，它里面有很多的大段大段的这种所谓的情色描写，在青春懵懂期的丽莲和她的同学们就对这本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她们到图书馆去看这本书是有诀窍的，不是一页一页看，她们是跳着看，翻着看，专门挑那些她们最感兴趣的段落来看。
这本书很抢手，所以她们每次看完之后要把它偷偷地塞到一个角落里，一个别人找不到的地方，然后下一次，第二天再接着来看。
她就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一天天地长大，变成了一个大女孩。
长大后的丽莲和她的男友。图/讲者提供
4. 战火下的日常
丽莲第一次亲历战争就是1937年，也就是她十岁时，在她家二楼的阳台上第一次亲眼见证了战争带来的灾难。
法租界在上海的南边，她远远地往北看，就看到北边不属于租界、都是中国人住的闸北区，抗战就是在那边最早打响。日本的炮弹落在闸北区，炸毁了闸北区的很多民房，让很多中国人流离失所。
丽莲就在她家的阳台上，看到北边浓烟滚滚——她亲眼见证了中日战争的开始。
她说她有一件记忆很深的事情，就是日本对闸北的轰炸过去之后，她的父亲曾经带着她一起到闸北去，他们想亲自去看一看，战争过后是什么样子的。
她看到了满目疮痍，到处都是断垣残壁，看不到人，人都逃到租界去了。战争一打响之后，很多中国人就纷纷带着自己值钱的东西往租界逃，因为租界里相对来说是安全的。
上海四行仓库，淞沪会战遗址。图/维基百科
丽莲就看到断垣残壁当中有一辆自行车，她很喜欢自行车，每天上学都要骑自行车，她就想要拿回家。
可是她爸爸说，不行，你不能拿这个自行车，它肯定是属于某一个人的，虽然这个人现在不知道是死是活，也不知道在哪里，但是这依然是别人的东西，你不能够拿。她爸爸的话，丽莲一直到现在还依然记得。
上海自从1937年底被日本占领以来，两个租界相对来说还是安全的，特别是法租界。
因为法国被德国占领，所以法国就成立了一个亲德国的傀儡政权——贝当政权，法国贝当政府跟德国、日本都是同一条战线的，所以法租界是安全的。
法国贝当政府的漫画。图/维基百科
到了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公共租界变得不安全了，因为美国、英国这个时候都成了日本的敌人。
日本军队公然地开进了公共租界，开始大肆抓捕美国人、英国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这些敌国的公民。
在上海的这些敌国的公民，不管你的身份地位有多高，包括你是大公司的CEO，或者别的什么，只要是敌国公民，日本人就会把他们抓起来，然后集中地关在虹口区的一个集中营里面。
丽莲一些同学也跟着父母被抓进了虹口区的集中营，她们的家也被抄了，他们就成了战俘，然后成了难民，被日本人关起来，不能够随意地进出。
可是小孩子的视角跟成人总是不一样的，丽莲就跟她的同学通过寄信的方式保持着联系。她的同学从集中营里写信给丽莲，给她讲他们每天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集中营里的生活当然是没有自由的，经常是吃不饱饭。
但是从小孩子的角度来说，或者从这些少女的角度来说，她们更关心的可能不是吃得饱饭或吃不饱饭，而是——就像在她们这些通信当中花了很多篇幅讲到的——我喜欢哪个男孩子，我发现了一个英国的男孩子好帅，好喜欢他呀。
成年人在集中营里面，可能每天都是唉声叹气，想到前途渺茫，担心自己生命的安危。
可是十几岁的小孩子，她们最关心的依然是她们懵懂的爱情，谁跟谁关系好，谁喜欢谁，怎么样去追求对方，今天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今天他多看了我一眼……这些都会给她们留下深刻的记忆，然后就写在日记里面，写在信里面，告诉自己的闺蜜。大家去看最新版的《安妮日记》，也有这类内容。
丽莲与她的男伴。图/讲者提供
再举一个例子，也是丽莲讲的，她说她在战争期间在上学的路上，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抗战末期，日本人已经快失败了，美国的飞机飞到了上海的上空，开始往下扔炸弹。
美国的飞机到上海扔炸弹，轰炸的目标是日本的军事设施，可是炸弹扔下来难免会伤到无辜的平民，所以美国的飞机飞临上海的上空，日本人就会拉响警报，整个上海城都是一片空袭的警报声。
有的时候，警报声响起的时候，丽莲正走在上学的路上，警察就要把大家全部拦下来，不能再走了，你们都要停下来找地方躲起来，上海是没有防空洞的，跟重庆不一样，所以这些人都要找个地方躲起来。
丽莲她说：每次遇到这个时候，我就很高兴。她很高兴，为什么高兴呢？因为这样子她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上学迟到了。
你看，上学迟到是多少小孩子的梦想。还有她说，有时空袭警报声响起的时候，他们在上课，上课的过程当中突然警报响起来了，美国的飞机来了，老师当然就不能再上课了，就要终止教学，然后所有学生都要趴下来，趴在桌子底下，一趴就可能要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空袭来时，丽莲会躲在这所学校里的桌椅下。图/讲者提供
按照成年人的眼光，当然就觉得这样的日子实在是太艰苦、太难熬了。可是丽莲觉得，她在这个课桌下面躲避空袭的时候，她的心里面非常开心。为什么开心呢？当然就是因为不用再上课了。
战争对这些小孩子来说，给了他们一个不同的、独特的经历。他们一方面过早地见证了战争的残酷，见证了死亡；但是另外一方面，战争也打破了日常生活的很多条条框框，就好像今年的疫情一样，有很多小孩像我的儿子，他很高兴，说因为这个疫情，他一学期都不用去上学了。
所以我们从不同人的角度出发，对历史的理解、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人觉得很痛苦的事情，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可能会觉得是一种乐趣，所以你的角度不一样，你看到的世界也是不一样的。
在这场战争当中其实有很多未成年的小孩子，这些少年们少女们都被裹挟到战争当中。他们对这场战争的理解，在战争当中所经历的种种事情，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但是在普通的历史书当中，至今对儿童、未成年人视角的关注非常少。
美国记者拍摄的在日本轰炸火车站后，坐在废墟中哭泣的孩子。图/维基百科
所以我经常想，如果我们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来写一部人类的历史，那肯定是一部相当有趣，而且与我们迄今为止的理解可能截然不同的一部历史书。
到了1945年，战争就结束了，这个时候上海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被日本人占领了八年的时间里，一切都是日本人的天下，很多白种人都被关了起来，很多人的命运从此改变。
1945年9月2日在美军中将理查德·萨瑟兰的监督下，由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在停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 (BB-63)上代表日本政府签署《降伏文书》，一旁协助重光葵者则为同为日本代表的加濑俊一。图/维基百科
但是现在整个情况都不一样了。一听说日本人投降了，胆子大的中国人看见站岗的日本兵，会上去打他们一下，或者往他们身上吐唾沫，日本士兵是绝不还手——投降了就是这样子。
到1949年之后，丽莲也亲眼见证了上海的解放，共产党进入了上海，她也见到了共产党的军队，甚至还遇到了解放军的士兵。后来在1951年的时候，她离开了上海，先去了日本，最后还是移民到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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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今天一直住在美国的华盛顿，我在前两年，大概在2018年的时候，这本书出版之后，我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我就想：能不能请丽莲再回到上海呢？其实她之前回来过好几次，我想能不能请她再回来一次，然后我们找朋友帮她拍一个纪录片，到她以前住的老房子再去走一遍，再去看一看，然后把这个过程拍下来，我觉得大概会是一个比较珍贵的记忆。
她一听非常高兴，她说我要来，然后就来了。
我记得是国庆节之后，我到上海的浦东机场去接她，没有想到我远远地就看到她就一个人——那一年她是91岁——背着一个背包，一个人推着放着行李箱的行李车，从机场的出口出来了。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看上去却毫无倦意。
我们就带着她一起走访了她过去曾经住过的地方，上过的学校。
在那所法国学校的讲堂里面，她讲述当年每个学期结束的时候，学校举行颁奖仪式，会为成绩好的同学颁发铅笔和本子，她说她每年都会因为她的语言成绩好而获得奖励。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就在这次她的重返上海之旅当中，我们到她曾经住过的那个公寓。然后我们发现现在住在这个公寓里的是一家子人，其中年纪最大的是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的岁数跟丽莲差不多，都有90岁了。
丽莲和住在她老房子里的老太太相谈甚欢。图/讲者提供
然后我们就采访了这个老太太，原来这个老太太是山东人，在上海解放的时候，那个时候她还很小，十几岁，还是一个小女孩，她就随着解放军南下，第一次来到了大上海。
她回忆说，她第一次到了上海，见到电梯，觉得很奇怪，见到旋转门，也很奇怪，第一次见到电灯、抽水马桶，都很奇怪，都很新奇。
她现在住的房子，就是原来丽莲家住的房子，后来这些房子都被政府收归国家所有，然后分配给这些政府和国家的工作人员，这个房子依然还在，但是已经物是人非了。
丽莲走掉了，然后这个共产党的女战士、这个小女孩搬了进来，一住就住了几十年，现在她的孙辈依然还住在这个公寓里面。
我觉得这个场景特别有意思，一个是所谓的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一个是共产党员。她们晚年的时候，一见之下相谈甚欢。
中文的书出版了之后，我们还请丽莲在上海做了讲座。我们举行了两次讲座，第一次是英文的，来了很多外国人。
在上海的书籍座谈会上，很多外国人对丽莲的话题很感兴趣。图/维基百科
在上海有很多外国人，大家对这个题目充满了兴趣，那天会场里坐满了人，而且讲完之后，大家都围着她，排着长长的队请她签名，还有很多问题来问。
另外一场讲座是我们在上海的犹太人纪念馆举行。因为在二战期间，上海有很多犹太难民，所以这有一个专门的犹太人纪念馆。那天也是没有想到，楼上楼下都挤满了听众，大家听得非常专注。
但是有意思的是，那天在讲座的过程当中，丽莲有点生气了。
为什么呢？她说，你们问我的问题，怎么问来问去都是问犹太人怎么样，犹太人怎么样？你们为什么这么关心犹太人？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丽莲觉得，她最看重的一个身份是，她是在上海出生的一个外国人，她甚至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犹太人，犹太人的这个身份怎么怎么样。
其实就是因为她的父母是犹太人，所以她是犹太人，但是实际上她并没有非常严格的犹太宗教信仰。
在上海犹太人纪念馆的座谈会。图/讲者提供
相反地，她更看重的是自己在上海的这一段人生经历。她出生在上海，成长在上海，她的幼年，她的童年，她的少女时代都是在上海度过的。上海其实是她的家乡，所以她说她每次回到上海，就是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她说，你们应该问我，我作为一个在上海出生、长大的这么一个上海的外国人，那么我眼中对上海，对这个城市的理解是什么样子的；而不是只关注我的犹太人身份。
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这提醒我一点，就是历史当事人和我们后人在看待同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关注点可能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能很多人先入为主，一听到她是一个犹太人，就会联想到很多跟犹太人有关的事情。
但是作为一个历史的当事人，她不希望自己被贴上一个犹太人的标签，然后就会纳入到一种关于历史的统一的叙述模式当中，她不想成为那种被一个模式所套用的一个人，她所讲述的是她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是她活生生的一个经历。
她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并不是说，作为一个犹太人，我应该怎么怎么样来讲述那段历史；而是讲作为一个在上海出生、长大的小女孩，她所经历的一些真实的事情。
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深刻的反思。比如说，她说她离开上海之后，才真正地开始意识到，在上海他们是如何生活在一个特权阶层里。
虽然他们是无国籍人，但是他们是白种人，跟普通的中国人比起来，依然生活得非常优越，是属于上海的富裕阶层。
他们跟普通的中国人没有交集，所以她虽然对她的保姆阿妈非常怀念，印象很深，但是她坦率地讲，她说我不知道我的阿妈叫什么名字。
所以她说，我们那个时候的外国人，在上海都生活在一个bubble（泡沫）里面，我们跟中国人是隔绝的，我们的生活比他们优越得多。
作为一个十几、二十岁的女孩子，她在当时是没有很深刻的体会的。但是后来她开始反思自己，以及其他外国人在上海的经历。
她并没有美化自己。她在书中也对自己以前的思想提出了很多自我批评，所以这就是当时的历史现实，历史的事实。
丽莲坐在她的母校。图/讲者提供
其实这是很有意思的。我是学历史的，我越学历史越觉得，这些历史的人物，历史的事件，离我们并不遥远，而且你经常会有一些很奇妙的机缘，认识到这些历史的当事人，这个时候往往会给你一种特别像穿越时空的感觉。
后来通过很奇妙的机缘，我又接触到其他几位老人，都还健在，而且他们都写了回忆录，他们在抗战期间都生活在上海，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他们都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下来了。
这些人在1937年抗战期间都生活在上海租界，他们彼此互不相识，但是到晚年的时候，他们都写下了自己的回忆录。我都读到了他们的回忆录，甚至还有幸亲眼见到他们、认识他们，亲耳听他们讲述历史的故事。
所以我时常有这种感觉，这些历史事件的幸存者，他们就像一个历史的使者，穿越了历史的重重门槛。我们每个人在一生当中要经历多少门槛。1937年是一道坎，1949年是一道坎；2020年是一道坎，多少人没有能够跨越2020年。
这些老人一生中跨越了无数历史的门槛，穿越了一道道窄门，然后走到今天，走到我们的面前，把历史的信息讲给我们听，传达给我们。所以每当我遇到这样的老人时，我觉得他们就是历史的使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刘握宇，编辑：程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