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性侵受害者香奈儿·米勒:“与其让她独自呐喊,不如成为她的声音”
2020-09-25 20:10

斯坦福性侵受害者香奈儿·米勒:“与其让她独自呐喊,不如成为她的声音”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作者:赵蕴娴 ,编辑:黄月,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失去意识的醉女人。”


和许多遭遇性侵的女性一样,22岁的香奈儿·米勒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报纸上“失去意识的醉女人”。她不记得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只知道上一秒自己还在参加斯坦福大学的一个派对,下一秒醒来就躺到了医院的病床上,并被告知有人性侵了她。


接下来的十天里,香奈儿表现得一切如常,她把“强奸、受害、律师”之类陌生的词排除在外,代之以熟悉而安全的“丰田普锐斯、费奇牌酸奶、改善体态”。直到一天早晨,《斯坦福日报》的一条新闻带着那些她极力回避的词、“两杯威士忌、两杯伏特加”以及一个“斯坦福运动员”推倒了她的围墙,涌进了她的世界,她倒在空地上半赤裸的身体被警方用冷漠、准确的语言描述,一切都在事无巨细地漫溢。


“失去意识的醉女人”,这八个字透着一股暗示、邀约的味道,把男性的犯罪粉饰成女性的罪过。一个女人如果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被性侵——尤其是因为醉酒而失去意识——那么她再也无法成为一个乖巧的女儿、一个温柔的恋人、一个有趣的朋友、一个成熟的姐姐。她过去以及将来的所作所为,似乎永远指向那个“被诱发的错误”。人们会在她背后指指点点,“看,是那个失去意识的醉女人,难怪她会被强奸。”


这时候,埃米莉·多伊诞生了,她是香奈儿用以保护隐私的假名,也用来分装她痛苦、耻辱、愤怒和脆弱的自我。“突然间我恨她,我不想要这些,不想要她的赤裸,她的痛苦。那是埃米莉,那一切都是埃米莉的。”曾经,香奈儿想把埃米莉死死地关在角落,而眼泪总是从两个身份间的裂隙里溢出。往后的一年半中,香奈儿与埃米莉在一具身体里展开争夺,一个想要努力向前,一个陷入悲伤的泥泞;但她们也会站到一起,去面对警察、法官、律师以及陌生人一遍遍地审视和质询。


法庭本该是正义的应许之地,香奈儿却失望地发现,整个司法过程跟报纸的八字总结没什么不一样:一位警官直接把半华裔的她归入白人一档,记录在案;第一次庭审时,她不得不集中精力回答两百多个和性侵毫无关联的问题,例如你有多高、你有多重、案发当晚你的手机是否静音……真相和自我一同被抹去,所有无关的细节都被转录为与犯罪相关的蛛丝马迹。


而审判的结果同样令人失望——2016年6月3日,被告人布罗克·特纳的被判“在县监狱服刑六个月”(实际服刑三个月)。法官珀斯基的判断和某些报纸的论调一致,“他是个优秀的运动员”、“重罚可能会毁了这位年轻人的生活”。


Buzzfeed上香奈儿公开陈述的截图,这些是香奈儿在庭审时被问的问题。


“生活,一个人的生活,是你的生活,你忘了还有我的生活。让我来换个说法,我想告诉人们,一夜的酗酒可以毁掉两个人的生活。你和我。你是因,而我是果。你把我拖过这个地狱,把我一次又一次拖回那个夜晚。”香奈儿在她的受害人陈述中写到。我们的文化似乎天然地懂得为男性着想,不论什么时候,总有人提醒大家“他不只是个强奸犯”,对女性的指称则要扁平粗暴得多。


这封陈述后来以埃米莉·多伊的名义在新闻网站Buzzfeed上发表,短短几天之内获得了一千多万的点击,引发了全美乃至整个英文世界的关注和讨论,《卫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纷纷转载,拜登、希拉里等人公开表达了对埃米莉的支持。2018年,负责该案的法官被以62%的投票结果罢免,加州性侵法案中强奸的定义也由此扩大。


这些改变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鼓励让香奈儿看到,自己不只是那个终日哭泣、悲伤又暴躁、无力向前的受害者,她有勇气大声指出那八个字的错误,她有能力去挑战一个白人男性至上的司法系统,她终于可以越过埃米莉·多伊,说出自己的名字——香奈儿·米勒。


在《知晓我姓名》中,香奈儿讲述了这个自我分裂与和解、逃避与抗争的故事。今年8月,《知晓我姓名》的中文版面世,借此机会,界面文化连线采访了香奈儿·米勒,和她聊了聊名字的力量、社会文化与法律的结构性不公以及写作赋予受害者的叙事权。


香奈儿认为,既然法律对被告人做了无罪推定,那么受害者也理应享有同等的权利,即在被证伪之前得到人们无条件的信任,她们不应当辛苦地去博取这种信任,就像社会不应当压制女性的自信心,同时又抬高男性的。她也表示,不希望这本书的结局或者这个故事本身被当作一次凯旋而归的胜利,因为那些痛苦永远不会消失,它会成为受害者的一部分,改变她们看待世界的方式。“重要的不是摆脱痛苦,而是直面痛苦,学会与它共处,并通过它更好地理解人、帮助人。”香奈儿说到。


香奈儿·米勒(Chanel Miller),1/2中国血统,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文学学士,《知晓我姓名》作者,2019年被《时代》评为“未来百大影响力人物”。


埃米莉、香奈儿与张小夏:三个名字的故事


界面文化:当人们失去名字时,会感到有关自己的事实和感受都被碾平了。Buzzfeed上的那篇陈述让人们看到了作为埃米莉·多伊的你,现在你用“香奈儿·米勒”的真名来写这部书,对你而言,这两个名字分别意味着什么呢?你为什么想让大家认识埃米莉以外的香奈儿?是什么鼓励你从埃米莉走到香奈儿的呢?


香奈儿·米勒:在最开始的时候,名字几乎是唯一一件完全属于我的东西。我的经历、事发现场图片都在网上流传,任人解释,只有“香奈儿·米勒”这个名字是我的,我希望这个名字只被所爱之人呼唤。所以我分裂成了两个自己:“埃米莉·多伊”是那个被性侵、被公开拆解的女人,而香奈儿还在过她从前的生活,这像是一种自我保护。


一开始,我在这两个身份之间切换,埃米莉总是被我忽视和排斥,你几乎察觉不到她,但裂隙就是存在,我在书里也写过自己总是忍不住哭,用冰箱里的冷勺子敷脸的事。埃米莉与香奈儿的分离与融合是我成长的过程,当我重新认识到事情究竟是什么样的,重新肯定自己的情绪和价值后,埃米莉的重担不会再扰乱我,我不再觉得羞耻,我想我可以让人们知道我是谁,我经历过什么。许多幸存者在反性骚扰运动中站出来,这也鼓励了我。


界面文化:你在书里面也强调了自己的中文名“张小夏”,这个名字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你觉得华裔的身份让这段经历有什么不同?或者说,当你从身为华裔的视角来看整件事的时候,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香奈儿·米勒:我出生于1992年,生肖属猴。2016年进行庭审的时候,恰好是我的本命年,那真是最糟糕的一年。但我认为这一年是属于我的,我经常在纸上画很多小猴子,希望它们能给我带来好运。


亚裔在美国主流社会中的形象单调刻板,并且显得十分温驯。当我坐在一间多半由白人象征权威的审判室里时,我感到自己的力量被他们低估了。这些人觉得布罗克大可免于受罚,因为他们从没想过我能掀起轩然大波,从没想过我会大声指出这种不正义。我在做证词时经常哭,他们便以为这是软弱。但即使我在哭,我也很清楚自己的力量在哪儿——许多男人甚至无法在公共场合哭泣,他们害怕这么做,他们眼中的脆弱恰恰是我力量的所在。对许多女性来说,公开表达自己的情绪就是一种力量,这让我感到自己十分强大,直到今天我也依旧在这么做。


他们觉得判处布罗克服刑几个月就足够了,但那一年半的诉讼程序让我认识到,这一切根本就是错的。我变得越来越愤怒,甚至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因为眼见自己的家人遭受了多大的痛苦,我的妹妹遭受了多大的痛苦。我无法忍受这样的情况,于是我选择行动。


之前一位警官和我通话时,默认我是白人,法庭文件就这么记录了,我的华裔身份、我从家庭渊源里继承的遗产通通被忽视掉了。我受够了自己的某些部分被抹去,受够了亚裔美国人不能被塑造成更加强大的角色,受够了自己无法成为故事里的英雄或者主角。


我想让人们知道我是亚裔,作为华人,我很骄傲。在这个故事里,布罗克是主角,媒体报道把这个白人男性放置在故事的中心,我想把故事的中心转移到自己身上来,并且告诉大家,是时候从我的角度来看整件事了。我想被当作一个多维度、多层次、有天赋的人来看待,请停止对亚裔的刻板印象。


香奈儿·米勒为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创作的壁画之《我过去是》


“法庭上我被不停打断,但没人可以阻止我写作”


界面文化:受害者在法庭上无法呈现多维度的自己,但却必须回答很多与性侵案件无关的问题,比如说体重。这些荒谬问题的影响是什么?你是如何应对的?


香奈儿·米勒:很难公开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布罗克的辩护律师在问我这些问题时,他的目的从来就不是为了倾听我怎么说,他提问的措辞方式只是为了操纵我说出一些答案,或者混淆我,让我显得笨拙、变得不相信自己。我在书里做过一个比喻,他这么做就像把我的鞋带绑在一起,并且强迫我奔跑,好看我把自己绊倒。


整个过程非常令人迷惑。从前我一直相信,法庭是个追求真相的地方,但他们扭曲事实、埋葬真相,好让他们的故事版本流传开来,而把我的噤声。这一切令我不安,我只能努力集中自己的精神,相信陪审团会听我说的,但这些提问本来就不是为了听你说什么。


完成这本书后,我收到很多采访邀请,像现在这样坐下来接受采访也曾令我倍感沮丧。因为这样的庭审经历把我规训到觉得别人提问只是为了羞辱我、让我出丑。我已经忘了提问可以是充满真诚和善意的,人们想要倾听、了解你的故事。我不得不学着重新去相信人,重新对他人开放自己。现在,我很乐于人们向我提问,我不再感到被冒犯。我会觉得有人在等着我,为我提供可以自由表达的空间,他们在努力理解我所说的,并且认真地进行记录,而非断章取义。


界面文化:真高兴提问这件事不再困扰你了,否则我会很抱歉。


香奈儿·米勒:现在收到采访邮件时,我会感到振奋。我看到许多人都试图在提问中融入自己对生命经验的反思,这样的对话非常有意义,并且能不断地提醒我,我做这些是为了什么。人们的出现不是为了从我这里拿走什么、迫使我沉默,恰恰相反,他们是为了让我的声音被更多人听见。


界面文化:那你在写书、接受采访时进行的回忆与在司法程序中进行的回忆有何不同呢?


香奈儿·米勒:为了写这本书,我翻阅了庭审记录,回忆的过程非常痛苦。我花了和写作等量的时间来消化这一过程。一开始,我觉得写作是我的工作,我必须每天都写,但我意识到,有时候一连四五天我什么都做不了,需要处理的情绪和记忆实在太多了。在我重新坐下来尝试理解所发生的一切,并再次开始写作前,我需要给自己留足时间去感受悲伤和沮丧,去为之哭泣。


对我来说,在写作中重访记忆,最不可思议的是自己变成了完全的掌控者,就像上帝一样。现在每个人都成了我书里的角色,而在此前的真实生活中,我存在于他们的世界里,我不了解法庭世界是怎样的,那里的规则由法官和律师制定,我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写作时,我掌握了全部的叙事权,我可以把读者带到任意一个我想要他们去的地方,我可以任意拉长每一个时刻。那些曾经吓到过我的人,现在成了我的提线木偶,只有经过我的允许,他们才能开口说话,他们只能占据一页纸的两个段落,随后我便让他们离开。


在法庭上,回忆令我窒息,因为我永远不被允许诉说,我的话被不停地打断。我在书里也提到,那种感觉就像自己被辩护律师摁着头压进水里,不断地挣扎,想浮上来透一口气。


没有人能打断我的写作,我可以无止境地写下去。我为自己的所有感受腾出位置,自由畅快地告诉读者,这就是我所经历的。写作就像在和一个亲密的朋友聊天,我和读者一起坐在长椅上,跟他们聊我的人生,我希望这本书可以给人这样的感觉。我相信,即使你有创伤性记忆,只要能在一个对的环境——人们倾听而非品头论足,那么这些记忆就是可以重构的,你可以学会如何与之共处。如果我们能为幸存者创造更健康的环境,让他们大声说出或是写下自己的故事,一切都会变得更容易些。我们只需要为这种聆听提供更多支持。


香奈儿·米勒为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创作的壁画之《我现在是》


“很多时候我们忽视了受害者和她自己的关系”


界面文化:无论是做性侵报道,还是进行自我经历的讲述,一个最困难的点在于如何让别人倾听。因为许多人看到“性侵”两个字,可能会先开始做陈词滥调的批评或提醒,而不是去了解别人的经历和感受。你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


香奈儿·米勒:必须声明的一点是,受害者选择站出来,她们没有什么可获得的,相反还会因此失去很多。而在此之前,她们也已经失去太多了。


受害者经常面临指控说,她们选择曝光是想要得到金钱或关注。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么做的成本有多高,而实际收获又有多小,这就是为什么我努力地想让这些人学会易位而思。受害者选择站出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她没办法忍受这些事再发生在别人身上。大声说出来是为了保护他人,这是一种自我牺牲,而社会却要让受害者反复自证其信誉和价值来获得被倾听的资格。


在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中,所有被控人在被证实有罪之前都是无辜的,因此,即使布罗克被捕,在接下来的一年半当中,每个人都必须假设他是无辜的,这是他的权利。我认为受害者也应当享有对等的权利,即在一切被证明以前假设她们所说为真。但现实是,无论受害者说什么,人们都觉得她在说谎,她必须不断证明自己以博得大家的信任。


我希望人们明白,那两位瑞典人对我的帮助是不假思索的,他们没有停下来问“你喝了多少”这种荒谬的问题。我们要做的,首先应该是帮助她,然后再去提问。


界面文化:受害者的故事很少被听见,除了人们不愿意去理解之外,或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她们的声音被拦截了。普通人在接触到这样的故事时是比较容易共情的,但更大的权力和社会结构使得这样的声音很难被听到。你怎么看呢?


香奈儿·米勒:许多受害者说出自己的故事时,总有人问,你怎么不早点说出来?证据在哪?为什么不去医院?他们意识不到受害者面前有多少障碍。


就拿我的案件来说,开车去离事发地最近的医院需要40分钟,当时是救护车把我送去的,可如果是一个学生在斯坦福遭遇性侵,她得找人开车送她或者叫Uber,才能到医院做取证。要走完这40分钟的路程非常困难,就像我必须辞职才能继续提起诉讼一样。


处理性侵案的系统是如此隔绝,你必须不断地重新安排日程、推延计划,才能保障它的运作。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很庆幸当事人是自己,而不是某个学生——我已经完成了我的学业,并且能够承担暂时叫停生活的代价,但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某个学生身上,她可能不得不放弃学业。


“你怎么不早点报案”,这句话实际上在问“你为何不放弃生活”——受害者有一千个理由选择不这么做,我们有权继续自己的生活。如果社会更乐于倾听受害者的经历和情感,我想更多的人会站出来,但现在这个系统不值得让人信任。


香奈儿·米勒为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创作的壁画之《我将来是》


界面文化:你的写作中有大量情绪丰沛的流露,但许多人为了增强叙事的可信度,在讲述类似经历时往往采取一种冷静的语调,不过多地暴露自己的情绪,你为什么选择了另一条路呢?


香奈儿·米勒:大多数人会把施害者看作受害者的敌人,但对我来说,我自己就是一个巨大的敌人。我曾经厌恶自己,试图把自己心里的声音屏蔽掉。很多时候我们忽视了受害者和她自己的关系,我想要纠正这一点,让人们看到我的感受和转变。我觉得自己有责任这么做,因为我知道这些感受不是我所独有的。


这本书已经出版一年了,我从来没有对书中的任何内容感到尴尬。那些我们耻于提及、羞于分享的感受其实具有很强的普遍性,它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我一开始也担心过,这么写是不是有些不妥,但我得到的反馈都非常好,这些感受是能引起共鸣的。


我希望读者能从中看到我如何完成转变。正如书里所写的,我是个很害羞的人。现在人们看到我,可能觉得我很自信、直言不讳,但在高中时,我从没在任何站上过任何活动的舞台,课堂上不举手,小组讨论时不说话,也没有提出过很鲜明的观点。


人们脑中有一幅积极分子的标准相,过去的我显然不符合,但我希望我的故事可以让那些安静、害羞的人意识到,他们也可以是强大的。如果他们很在乎一件事,或者这件事伤害了他们所爱的人,他们也有能力去捍卫和保护,尽管有时候这么做会很痛苦。不要因为某种性格而低估自己在社会上发声的能力,也不要因为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女权主义者而放弃发声的权利。


人人都会说“外面不安全”,但世界应该是安全的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写道:“在你感到孤独的夜晚,我与你同在。当人们怀疑你或轻视你时,我与你同在。”这种团结激励了世界各地的很多人,但你也强调,这些话不是向受害者兜售一个虚假的梦,一个平静而令人兴奋的存在。要取得实质性的进步,除了你刚才所说的创造更健康的环境,我们还应当做些什么呢?


香奈儿·米勒:年轻的女性受到侵犯,或者在街上被骚扰,人们都不当回事,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当下的文化不是把性骚扰的影响最小化,就是指责受害者有问题。社会将性骚扰当成根植在文化里的现象,它显得那么自然、那么不可违逆,人们像谈论天气一样谈论性骚扰。这是错误的,我知道我们可以改变它。如果能让男性恐于受到惩罚,他们就能控制自己。


然而,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对性犯罪轻纵的世界,他们很清楚这一点,他们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而代价由我们来承担。负担总是被放在女性身上——她必须自我调整、自我改变。可是性侵的发生到底跟受害者有什么关系呢?不论她们是谁、她们年龄的大小、她们穿的是牛仔裤还是裙子,和这些通通都没有关系。但他们总是会挑刺,并且让你觉得就是你做错了,粉碎你的信心,让你闭嘴。


一开始,我也觉得自己应该表现得更好,但这只会让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窄。我不愿意放弃晚上出门遛狗的权利,我不想被恐惧支配和限制。人人都会说“外面不安全”,但世界应该是安全的,女性不应该忍受越来越多的限制。难道我们的目标就是小心翼翼地走到人生终点,然后说“谢谢老天爷,我做到了”,仅此而已吗?我们的目标应当是能够自由地生活。


性侵案发地改建的纪念花园,斯坦福大学曾因拒绝在纪念牌上采用香奈儿的话而引发争议。


在走司法程序时,最让我惊异的是布罗克的自信心。即使他被捕了,他依旧显得那么自信,觉得自己可以找一个好律师来了事,又或者他觉得,我会因疲惫不堪而放弃。我时常想,他凭什么这么自信?这种信心到底是哪来的?女性为什么没有这样的自信?布罗克做错了事,却能信心满满地满世界走,我却要承担所有的耻辱,这多么疯狂啊!我们必须要让女性也获得同等的自信。


但有时候,尽管我知道自己在为了这个目标努力,我依旧感到沮丧。因为当我独自走在深夜的街道或搭乘地铁时,我还是会保持警惕,就像脑子里有个声音在说,不要在夜里停留得太晚。这种恐惧是真实的,也是合理的,但把它正常化为女性的行为规则,我就无法接受了。


我们应当不断地去质问和挑战这些所谓的“常规”。“待在家里”“穿件夹克”“不要喝太多”——这些为女性制定的规则看似正常,实际上却反常得很。它制造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好像只要你遵守规则,就能免受侵害,但实际上无论你怎么做,你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事实就是这样,人们却不愿意接受。


界面文化:在斯坦福的标语之争这部分,你谈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社会主流往往期待受害者的叙事“振奋人心,积极肯定”,如果她们谈到了暴力的真相与伤痛,就会被斥为“阴暗”、“可能造成社会恐慌”。但真正伤害社会的,是性侵与性暴力的存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叙事来指认这一点?


香奈儿·米勒:我经常说,(受害者所经历的)生活令人不堪其重,但去倾听他们的故事却并非如此,我们至少应该学会去倾听这些沉重之事。如果我们转身离开,这无疑向受害者释放了一个信号,即她们太过阴暗、让人难以忍受,而不是告诉她们,你是很好的人,你只是被一个糟糕的故事卡住了,就像被压在大石头下面。


我们需要做的是告诉她们,我会帮你举起这块石头。社会给受害者编织了一个让她们不断受到伤害、自我怀疑的阴暗故事,期待她们独自应对这种叙事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必须帮助她走出来,回到生活的正轨。与其让她独自呐喊,不如成为她的声音。


在写这本书时,我对于如何结尾非常谨慎。我不想把它描绘成一次鼓舞人心的胜利,我认为没有那么单纯而彻底的东西。悲伤永远存在于任何形式的失去当中,就像你失去了某个人,你可能也迈步向前了,但某个部分的你也随着那个人离开了。


不管是过去十年还是二十年,那些情绪和记忆都不会改变。唯一不同的是,你不再感到害怕,不会再被它们淹没,不会再失控哭泣。我用自己的语言重新理解了这些感受,并籍此与他人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有很多女性曾经或者正在经历我所经历的一切,所以在这个结尾处,我希望读者能看到,重要的不是摆脱痛苦,而是直面痛苦,学会与它共处,并通过它更好地理解人、帮助人。


《知晓我姓名》[美]香奈儿·米勒 著 陈毓飞 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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