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地球知识局(ID:diqiuzhishiju),作者:斯文的樊学长,校稿:猫斯图,编辑:养乐多,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二战结束后,广大殖民地利用千载难逢的机会,纷纷从宗主国独立。殖民地独立后如何发展经济便成为了最重要的问题。
而此时苏联在短期内快速强大的成就,给殖民地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恰逢世界格局滑向冷战,苏联也希望在外交上破局,学习苏联就成了不少殖民地国家的选择。
苏联人民已然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再也不是半个世纪前那个伪工业国了
这些后发国家利用苏联的援助与其制度调配资源的能力迅速推进自己的工业化,但苏联经济体制的弊端也为这些国家留下了隐患。
三四十年之后,一些国家陷入增长缓慢的境地,另一些则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
与很多人想象中不同,印度其实也是苏联的学生之一,甚至是结合当地情况学习苏联经济模式的课代表。但他的经济改革甚至比中国来得更迟。
积弊
五十年代中后期,印度效仿苏联,确定了优先发展国防重工业的战略,并且在外交上与苏联亲善,以换取经济合作。
在苏联的帮助下,印度大力兴办国有企业并将私企国有化。
经过多年的发展,到1991年时,印度已经有246家中央直属企业,邦一级的国企数量则更多,对国防工业、铁路、邮电、港口、航空、银行、保险实现了垄断,在其他重工业和基础工业中也占有绝对优势。
在苏联帮助下建立的维沙卡帕特南钢铁厂,苏联不仅帮助建厂,还把社区工厂模式带到了印度,占地3200公顷的钢铁城里面,住房、教育,医疗,娱乐设施齐全(图片:IM3847 / Wikipedia)
一方面,苏联模式确实为印度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印度国企也存在因缺乏竞争带来的体制僵化、经济效益低的问题。
印度国企基本都从50年代一直亏损到80年代,如果去除石油企业,那么一直到九十年代改革前夕,它们总体上依旧是亏损状态。
巴拉尼炼油厂是印度的第二座炼油厂,与苏联合作建造,在1967年开始投入生产(图片:https://iocl.com)
除了国企连年亏损,印度政府的财政赤字问题也不容乐观。
从八十年代开始,印度的补贴、国防开支就逐渐膨胀,超过了印度政府的财政收入,赤字逐步扩大,到1990~1991财年,已经高达4333亿卢比,占GDP的8.4%;政府外债总额为3万亿卢比;利息开支又占到当年借款的62%。
这几乎是在拆东墙补西墙,像极了如今借了网贷的学生。
外汇情况同样糟糕。时任总理拉吉夫·甘地放宽进口限制,却恰逢海湾危机,油价上涨,印度作为贫油国家的逆差进一步扩大。
1990~1991贸易年逆差达到了84.4亿美元,而此时印度的外汇储备仅剩13亿美元,相当于两周的进口额。
生在印度第一家族的拉吉夫·甘地,对政治毫无兴趣,却只能无奈上位,历史证明他确实不适合政治(图片:Imthiyaz786 / Wikipedia)
与此同时,经济处于追赶阶段,理论上增长上限较高的印度,GDP涨幅却长期处于3%~5%之间,被讥讽为“印度教徒速度”。
既没有“卢比霸权”,又没有“恒河奇迹”的印度,面对财政与外汇双重危机,国企又控制着命脉产业,不思进取,甚至成为了拖累,印度的经济基本面着实有些危险了。
2000年以前的GDP总量增长过于缓慢,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拉大了和亚洲一些国家的距离(数据:世界银行)
这时的印度环顾四周,发现像他们这样包袱沉重无法提速的国家已经没有多少了。
60年代还与印度人均GDP相当的韩国,此时人均GDP已经是印度的17倍。持续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增速、出口增速和吸引外资的能力都明显高于了印度。
结构性的经济问题加剧了本就尖锐的政治问题。1991年5月21日,时任国会主席的拉吉夫·甘地被猛虎组织暗杀,印度进入了前途未卜的新纪元。
迟到的改革
1991年,尼赫鲁·甘地家族暂时后继无人,国大党资深元老拉奥成为印度总理,“尼赫鲁社会主义”的既定方针被突破,一系列改革措施开始在印度推行。
拉奥的上台标志着印度由尼赫鲁家族的,混合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的模式转变,其也被称为“印度经济改革之父”(图片:DH ronak / Wikipedia)
和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类似,印度经济的运行方向一直由指令性的五年计划确定。
但是在1992~1997年的第八个五年计划中,印度划分了中央政府与邦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权责,不再对企业直接下达生产指标,五年计划从指令性转型为指导性。
此外,印度政府长期对生活必需品和生产原料进行价格补贴,这一政策确实减轻了底层人民的经济负担,代价是低估成本与价格,生产原材料的国企长期亏损,进而影响到经济的运行。
所以对内,拉奥政府减少对食糖、化肥等物资的补贴,压缩军费、出售一部分国企的股份以减轻财政赤字,放宽出口许可限制,贬值卢比刺激出口的同时限制进口,扩大印度的外汇储备。
印度政府对于企业的态度也发生转变,拓宽了私企可以涉足的领域,出售一部分效益低下、不属于关键部门的国企股份,甚至降低反垄断和环境保护的标准。
对外,拉奥政府加大力度吸引外资,不但简化了开办企业的手续,还放宽了对外资的持股比例限制,在34个印度缺少技术的民用行业中,外资最高占比51%,达到控股的程度。
微软印度办事处(图片:Cephas 405 / wikipedia)
在金融领域,过去印度银行全为国有,承担了为国有企业输血、购买国债分担政府巨额赤字的作用,真正用于企业自由融资的资金,占比仅15%,难以服务民间经济发展。
为此,印度进行了自上而下的金融改革,改变了多头领导的现状、不再限制私有银行的发展并且调整现有的银行业结构。
这一系列剧烈的改革免不了会触动很多人的利益,其中不乏高层既得利益者,同时也难免会引起经济波动。当价格管制被放开,能源价格迅速上涨并带动下游产业全面涨价。
民众的日常生活受到冲击,引来了不小的争论,也为民粹路线的印人党做大埋下伏笔。
更尴尬的问题则在于印度改革起步太晚,错过了之前的产业转移浪潮,而技术和资本的转移浪潮会优先考虑投资环境更佳、基础设施更完备的国家,留给印度这个后来者的红利已经不多。
但改革毕竟是有好处的,它为印度带来了一定时期的高增长。
然而更加外向型的经济也意味更易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冲击,98年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印度的经济,长期批判经济改革政策的印度人民党创始人瓦杰帕伊得以成为总理。
难解的民意
被认为具有民粹倾向,言必称印度教传统的政治家瓦杰帕伊上台后,却没有改变经济改革的路线。
或许是他内心深处清楚意识到加入国际分工的重要性,这届政府还重新定义了自己的宣传口号,使之为自己的经济改革服务。
第一位非国大党印度总理,位子坐的稳才是最重要的(图片:印度总理府)
当然,为了应对自由化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问题,瓦杰帕伊用就业为导向的经济增长代替以生产为导向的经济增长,并提出了消灭贫困的目标。
政府在推进经济计划的同时也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给每个村庄供水,促进儿童入学等种种政策。
安抚大众情绪的同时,改革也进入了会触及更多人利益的深水区。印度一方面试图扶植高新技术,另一方面试图对公营企业动刀,对于一些死而不僵的企业果断撤资,同时鼓励小企业的发展。
然而,在地区发展严重不均、公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的印度,改革红利并非立竿见影,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立刻看到。
而经济改革也必然带来贫富分化,印人党还是失去了底层民众的支持,把权柄重新交回国大党手中。
1991年~1996年任职财政部长的辛格,被誉为印度经济改革之父。
他当选后,吸取了前任失去民意的教训,在保证不开倒车的前提下放慢了改革的速度,发布以保障民生为主的《最低共同纲领》。
辛格政府的重要举措包括,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引入增值税,减低消费税以促进内需,进一步为私营企业松绑,推动印度企业出海。
吸取前人教训后,这一届政府对于通货膨胀尤其在意,为此降低了粮食、石油、钢材等商品的进口税。
《2005年圣雄甘地就业保障法》,早在拉奥任期内就被通过了,但在辛格任期内才开始正式推行(图片:wikipedia)
辛格成功在两任共10年的时间里谨慎地推进改革。
为了给改革争取时间,辛格政府政治与外交方面上相对低调,在2004~2014年的十年时间中抓住了改革的红利,大力发展经济,韬光养晦地度过了08年金融危机。
该维持的外交关系还是认真维持了,不过可不像现在那位名声在外的(图片:The White House)
可以说,辛格留给了后人一个生机勃勃的印度(但这改革的成就,恰恰也导致了日后部分印度民众自信心过度膨胀)。
同时,改革虽慢,不满的情绪却不会在民间消失,最终导致宣扬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印度人民党再次做大。
如今,印人党出身的总理莫迪确实在努力扮演一个大国领袖的角色。
一方面莫迪推进了社会改革,确实让更多人被改革红利惠及,另一方向,普惠政策又加剧了莫名膨胀的自信,进一步将成就归功于印度教民族主义,让莫迪在第二次当选后做出种种令人吃惊的决策。
如今印度新冠失控、内部矛盾尖锐却依旧和邻国摩擦频发,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处在“暴富”过程中,心态膨胀,却外强中干,急于炫耀成就的印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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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富德. 印度曼· 辛格政府坚持谨慎经济改革[J]. 南亚研究, 2007 (1):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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