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化西域:从天山到玉门关
2020-10-16 14:50

佛化西域:从天山到玉门关

那时,天山还是西域,还不能算做中国之地,那些迷你型城邦小国,尚属希腊化世界遗产,虽被纳入中国式天下管理,但未能与中国融为一体,我们很难想象,像班超那样的史家子弟,会落叶归根在只有佛国的世界里,对于他来说,玉门关外,天山脚下,就是西域,能入玉门关,才算回到中国。回归故里,故班超“唯思生入玉门关”。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网(ID:eeojjgcw),作者:刘刚


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西学东渐”,分别来自西域和西洋。


来自西域的,是以佛教为主流的西学,从印度和希腊化世界来;来自西洋的,是以基督教为主流的西学,从欧洲经由大西洋、印度洋,往中国的南海来。这两次“西学东渐”,一次发生在汉、唐时期——中世;一次发生在明、清时期——近世,它们都改变了中国文化的面貌,还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安子之行:让佛教说汉语


佛学东渐,其来路,若划一线为标志,拟从西北往东南,从天山一直到天台山,跨越黄河、长江流域,从面对高山,到面向大海,基本上将中国贯穿。


而第一个这样走来的,便是那位安息王子安世高。东汉时,他从中亚入中土,崎岖而行,往东,往东,再往东……我们假如他沿着从犍陀罗到敦煌的一路走来,他会看到怎样的情景?葱岭以西,那就不必说了,进入天山走廊,他应该遇到龟兹吧?


龟兹,最早出现在班固《汉书·西域传》里,为汉代西域36国之一,离长安7480里,户口6970户,人口81317人,兵21076人,在西域还算个大国。


安世高经过时,龟兹还未成佛国,闻名于世的壁画与克孜尔千佛洞等还在孕育中,要等人来播种,据说迦腻色伽曾派人来传过教,播下了佛法的种子。安世高也是播种机吗?我们就权当他也留下了佛教的行迹吧。


所过者化,后来,这里不仅有了千佛洞,还出了一位高僧,那就是鸠摩罗什。据说,为了这位高僧,迦腻色迦王之于马鸣的故事,在龟兹重演了一遍。当前秦苻坚之时,有僧人自龟兹归来,盛赞鸠摩罗什,僧道安劝苻坚请罗什入中土,苻坚求之不得,遂出兵西域,伐龟兹而得之。然,罗什归来之时,已时过境迁,前秦也变成了后秦。


安世高毕竟是先行者,比鸠摩罗什早了约200来年,他往中国去,既没有皇帝来请,也没有国王来抢,他独自而去,据说有前世因果,要在中国了断。


龟兹之外,他可能还到过于阗,不过,此二国者,一南一北,于阗在南道,龟兹在北道,安子之行,当择其一,怎能同时走两条路?这不过是说借安子之行,泛言西域风土,非实指安子所行之路径,是借他曾“遍游西域诸国”之眼,略见文化中国西域之一斑。


于阗开国,佛缘甚深,有种种传说,结果都跟阿育王有关,把它看做是孔雀王朝在喜马拉雅山北麓下的一个蛋,当然,是一个融合了多元文化基因的蛋。


安子到此,应当见过“汉佉二体钱”,因钱币上铭有汉文和佉卢文,又饰以马纹,多见于和田,故称“和田马钱”,难道和田不仅多美玉还多战马耶?币正面佉卢文:大王,王中之王,伟大者,矩伽罗摩耶娑。背面有汉文:重廿四铢铜饯。


佉卢文,意为“驴唇”,传为驴唇仙人所创,又名驴唇体文书。佉卢文,初起于犍陀罗,可追溯至公元前,在希腊化世界流行了好几百年以后才逐渐消失,但丝绸之路沿途各国仍在使用,可能沿用到七世纪才放弃。这应该是中国式天下同希腊化世界相结合的一个金融性标志。


后来,龟兹也出现了“龟汉二体钱”,但在币制上,已从希腊化货币转向中国式铜钱,被称作“龟兹五铢钱”,不过,那已至三国时期,安子未曾看见。


还有和田玉,也是玉文化里的一顶皇冠。那使人产生了良渚人的诗与远方的和田玉,就在齐家人的卧榻下、在金玉良缘中追求文化中国梦的和田玉,用它温润柔美的和平之光,又在西域发出四方来会、八方共处、天下一家、人类大同的蕴意。


有了人类大同,那位安息王子才有前世因缘要来中国了断。总之,他带着佛教上座部的轮回和因果的种子,往东土去了。


从于阗国往东去,还有一个附属小国,叫精绝,像于阗一样,也信佛,也用佉卢文和汉字治国。精绝人把他们的信仰雕刻在木板上,留下一块块木板佛像,把他们的文字也写在木板上,除了佉卢文木牍,还有汉简,也许这是当时西域通用的文字。


西域城邦国家,本就希腊化,用佉卢文,写驴唇字,早就开始了,汉字来得晚,要在张骞通西域以后,当汉设都护府治理西域时,令西域人说汉语写汉字,作为官方文书,通行西域,因此才有西域诸国双语齐下,并为佛教传译,准备好了译者。


安世高,就是汉传佛教初期一位卓越的译经者,他所译经之数,为34部40卷,现存安译佛典22部26卷,但他是到了洛阳以后才译的,还是一路行来,边走边译?今已无法辨认,我们已知他来华时间是“汉桓之初,始到中夏”,大致在二世纪中叶,但他何时从安息出发,在西域游历了多长时间,今亦无从考察。


相比之下,唐玄奘取经,就会按照时间和地点的顺序,写一本《大唐西域记》,记录自己的行程与见闻,因为他脑子里有个东西叫“历史”,历史的经验告诉他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而安世高的脑子里都是轮回和因果,对于当下正在发生、未来可能成为历史的东西,他一概视而不见,因为跟轮回比起来,历史实在不算什么,跟因果比起来,现实也不值一提,所以,他可以放弃在安息王朝的王位,往中国去,赴前世之约。


他只身前往中国,没带公务,纯属自由行,虽然不在王位,理应不乏盘缠,更何况,他所到之处皆为佛国,能来讲经说法,已然求之不得,故其或以传教或译经,行万里路而能安身立命,让佛教说汉语,说轮回和报应,他可是当时第一人。


他本是安息王子,但他却能在佉卢文和汉语之间转换,这应该得益于他在西域诸国的深度游历。木简上的那些汉字,不光精绝有,还通用于整个西域,不光汉简上有,汉锦上也有。汉简有可能是官方文书,而汉锦则多为个人财富。


在尼雅古城遗址的墓葬里,发现一对合葬夫妻,身上覆盖着汉锦,缤纷中还绣着“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昏”为婚,这难道是大汉天子赐婚?


如此一床锦被,那是怎样的一笔财富!佉卢文书提到了一次交易,因为饥荒,国王出售了一件丝质短上衣,换来16弥里码赈灾谷物,约300来公斤。墓葬里,还出土了一截锦护臂,绣着“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臂上,神鸟、白虎、瑞兽,游走于云纹间,配合着文字。这句话,出自《汉书·天文志》,原句是“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大利;积于西方,夷狄用兵者利”,以五星之天文,对应东西之地理,再应之以夷狄,这便如太史公所谓“究天人之际”,谁能想到它竟然会出现在西域的精绝国里。


有人说,这片汉锦可能与汉宣帝有关。汉宣帝时,羌人叛乱,帝命赵充国平叛,最终得胜,因为,另有一片织锦,绣着“讨南羌”三字,连起来读,就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自周秦以来,国之盛事,皆以铭金刻石为记,惟于丝绸之路,才把天命织入锦绣中。


大概汉人就用这样一种高度审美化的国家权威来通西域吧。


楼兰之死:致命的自负


再往东去,我们就跟着安子,进入那个神往的楼兰古国了。


楼兰古国,汉称鄯善,其国虽小,但位置重要,在天山南道,成为连接天山走廊与河西走廊的枢纽。从此出发,沿丝绸之路西行,环塔里木盆地,分布着一块块绿洲,盘踞着一个个小国,北路可通龟兹,南路直达于阗,而精绝,或依于阗,或属鄯善,一如鄯善国面对匈奴与汉,此固由国际地缘政治博弈,亦由西域水土习性使之然。


西域之水,行于绿洲与沙漠间游移不定,人逐水而居,遂亦习于游移,立人如此,立国亦如此,此乃适者生存,为国之生存本能,非以道德可求,形成了“行国”特色。


楼兰立国,位于塔里木河下游,有支流孔雀河贯穿其间,然孔雀河时断时流,出没无常,立国于此,国亦如之,故其于汉匈之间,亦自摇摆不已。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当汉军进驻时,即在楼兰屯田,亦耕亦战,从下游往上游进展,楼兰本一畜牧小国,水土资源有限,怎经得起汉军大规模屯田?楼兰国民总动员,男女老幼全体,才四万余人,而汉家将士乍到,就有万余人驻此,小国难以供养,唯有军屯,以战养战,耕战合一,才能进取西域。


军屯,为楼兰提供新生产方式,此虽可致一时繁荣,却难以持续,一个本来可以在零增长中自给自足的小国,被绑在了做大做强的汉王朝发展的车轮上,当整个塔里木河流域都被屯垦时,原本缺水的楼兰国就更加缺水,被沙化只须待以时日。


有时,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所蕴含的风险,比一场战争更为深远,会对一个国家带来根本的改变。就沙漠边缘那几块绿洲,水土有限,哪经得起长期屯田?而战争,当然要顾眼前,即便为了当下的胜利,也要敢想敢干!治国先治水,要把河流管起来,将国家命脉抓在手,再把河源找出来,握住天下人命根。


汉人用剑与犁,驯服着西域,“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节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后汉书·西域传》中如是说。但这致命的自负,却要了楼兰古国的命。安子到来时,楼兰尚且繁荣,有汉锦遍地,佛塔高耸,美女无数,等到晋僧法显路过此地时,已然面目全非,若据《佛国记》中所言,已是“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及望目,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


从繁华商邦到死亡之地,这一转变,当问究竟如何发生?


据说,为了保护环境,楼兰还曾立法,规定:不论是谁,凡连根砍断树者,处罚马一匹!砍掉树枝者,处罚母牛一头!可面对汉军屯田,立法就没用了。除了军屯透支水利,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游移的湖》中指出了一个更为严重的情况,那就是公元330年,塔里木河改道,罗布泊游移,使得楼兰被弃。


在赫定看来,罗布泊是楼兰命根,命根子移走,楼兰就死了。而罗布泊,天然就是个“游移的湖”。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问,塔里木河改道,难道就跟军屯无关?军屯,反映了农耕文明对于游牧的自负,以及王朝中国对于西域的自负,从这两种自负中产生的治水文化,对于楼兰来说,就是致命的自负。


当屯田从楼兰一直屯到龟兹,龟兹位于塔里木河上游,屯田必须蓄水,上游蓄水,而使旧河改道,旧湖干涸,下游断流,此即致命的自负带来致命一击。


安子其来,便行于这致命的自负中,佛法在他心头格外沉重。首当其冲的想法,便是汉治西域,当以佛法,不能全靠兵法。


汉、唐异代,其于西域,亦各有其治。汉治西域,未以佛法,何也?佛法东传,尚在半路,如安世高等。其时,佛经方译,佛法初兴,未能普及而成国之利器,至唐治西域,中国佛教已盛,遂于兵法之外大兴佛法,故能胡汉共和,中西一体。


敦煌与长城


从楼兰再往东去,那便是敦煌了,进入敦煌,已有两个关口。


一个是阳关,为南道出入的关口,另一个就是玉门关,为北道出入的关口,从和田来的玉,由此入关,所以叫玉门关,安世高就从玉门关随玉流而入。


他这一路行来,所游历者,皆为佛国,可一到敦煌,佛就不见了,触目所及,都是长城。敦煌汉长城,非以砖石砌之,而是以红柳、芦苇等植物枝条打底子,铺土和砂砾石,再夹芦苇,再铺土和砂砾石,层层夯筑而成,以此分段修筑,相连为墙。


长城内,于洼地上,覆盖细沙,号“天田”,用来观察脚印。长城沿线,每十里许,即有烽隧,十里一大墩,五里一小墩。烽隧,以戍卒守,敌来,白日起烟,黑夜举火,警示三十里。敦煌境内,有烽隧80余座,为土筑梯形方柱,其筑造方式,计有三种:一以黄粘土夯筑,二以天然板土、石块夹红柳等垒筑,三以土坯夹芦苇等砌筑。烽隧,大都位于长城内侧,建在高处,一般都高达七米以上。


到了河西走廊,跟天山走廊明显不一样,最明显的就是长城。


天山走廊,未见有长城逶迤。长城化管理,是中央集权的标志,将国家边界沿着农牧分界线,用万里长城划分出来,长城所到之处,都被纳入郡县制。长城以外,则为邦国制,设都护府管理,西域虽不由中央集权所治,但也未脱大一统樊篱。


长城不但作为国家主权标志和军事防御体系,具有国防功能,还在国家的边疆,沿着长城一线,造就了一个个城市,发挥着经济开发和城市建设的功能。


河西四郡兴起,就是长城往西域延伸的产物,汉代最早的玉门关,原在嘉峪关的石关峡中,随着汉长城穿越河西走廊而向西去,从石关峡迁往敦煌西北。


提起玉门关,人们首先就会想到唐诗,那是唐人的诗与远方。


我们可以通过唐诗对玉门关的想象来确定玉门关的大致位置。


王昌龄咏李广“不教胡马度阴山”,胡曾咏班超“西戎不敢过天山”,这两句诗,反映了两汉时期汉家天下在西域的进展。从李广“不教胡马度阴山”的国土保卫战中,我们没有看到玉门关。到了班超时,已是“西戎不敢过天山”,他开始想念玉门关——“唯思生入玉门关”了。书生从戎,白发戌边,人在西域,玉门关就是中国代表。


那时,天山还是西域,还不能算做中国之地,那些迷你型城邦小国,尚属希腊化世界遗产,虽被纳入中国式天下管理,但未能与中国融为一体,我们很难想象,像班超那样的史家子弟,会落叶归根在只有佛国的世界里,对于他来说,玉门关外,天山脚下,就是西域,能入玉门关,才算回到中国。回归故里,故班超“唯思生入玉门关”。那班超,是人在天山,回头看玉门关,那心情便异于王之涣。


王之涣《凉州词》写玉门关,是人在凉州从凉州看,想象着黄河,从那飘浮着白云的高原上,奔流而下,万仞千丈中,有一座孤城耸立,那就是玉门关,那里的羌笛声,穿云裂石满天飞,却不知杨柳依依是啥样子,就因为,“春风不度玉门关”。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网(ID:eeojjgcw),作者:刘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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